试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创立及发展演变

白 鸽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语言学(linguistics)是一门以人类语言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历来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学科。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已经开始思考和探索人类语言问题，他关于语言的重要思想被其弟子柏拉图集中记载在《克拉底鲁篇》的对话录中。同时，古希腊斯拉克思的《语法科学》和古罗马瓦罗的《论拉丁语》也都是早期语言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在这个时期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语言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语言研究还置之于哲学之中，语言学与哲学是不可分割的。到了19世纪上半叶，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的出现宣告语言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历史主义观点、浪漫主义思想、进化论学说、以及欧洲学者对于梵语的研究［1］。历史比较语言学将语言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认为语言是一个自然有机体，秉持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语言观，采用历史比较法，通过对不同语言之间语音和形态相似性的比较，鉴定同源语言的亲疏远近、划出语言的谱系和发现语言演变的规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使得语言学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其将语言作为考古式的研究对象，忽略了语言的社会人文属性，忽略对于语言的共时描写和分析，使其在后期阻碍了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然而，20世纪初期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哲学思潮在西方的兴起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纪元。

一、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

普遍来看，结构主义是20世纪初在欧洲形成并流行的一种人文思潮，而本质上讲，结构主义的核心是一种“结构”的方法，即一种基于分析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认为，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2］。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首先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的研究上，第一个提出把语言作为一个“结构系统”进行研究，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以结构主义的观点探讨了语言的本质属性，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系统，内在相互联系。他区分了一系列的概念，诸如语言和言语、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区别、能指和所指、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这几组概念的区分奠定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语言观和语言方法论。

“语言是符号系统”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语言观核心。这一观点界定了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性质。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接了概念和形式，连接了能指和所指，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3］。因此，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能指和所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样的符号来表示什么样的语义内容是任意的，由社会共同约定的。此外，索绪尔认为，语言不是实体而是一个形式，语言是一个内部互相联系的整体系统。语言符号的价值是由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语言符号本身决定的。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自然主义语言观相比较，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所体现的语言观是对语言认识的一个充分扩充。语言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的历史发展，而是扩展到了正在使用的语言事实当中。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方法论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索绪尔严格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使得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更加明确。他认为，语言是隐藏在实际话语行为背后的整套形式系统，而言语是实际的语言活动，是对于语言的应用。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的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使得语言研究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其次，基于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索绪尔区分了两种语言学的研究的方向: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因此，涉及语言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属于外部语言学，而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语言学是内部语言学。再次，索绪尔对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明确了语言研究的两条途径，并强调了共时描写的重要性。这也必然导致语言研究在另一个层面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共时研究针对某一特定状态下的语言系统。历时研究针对语言的历史演变。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相异。共时研究描写共时的语言素材，注重语言系统中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历时研究必须以书面文献材料为基准，注重语言符号的历时发展［4］。可以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法仅仅是索绪尔语言学方法论的一部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所体现的语言观以及语言学方法论弥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视野范围，为现代语言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分三个学派: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和美国结构主义学派(American structuralists)，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A-merican descriptivists)。各个分支学派都有自己的语言观和方法论的特色。

布拉格学派承袭索绪尔语言理论，秉持结构功能主义的语言观［5］。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结构功能系统。语言无论在共时角度，还是在历时角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一整套结构系统。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角度的变化都是为了维护系统自身的平衡和稳定。除此之外，语言也是功能系统，语言的每一种功能都有相应的表达形式，为特定的目的服务。结构与功能是语言的本质特征。布拉格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建树主要为以下几点:首先，相对地看待共时和历时现象，不再像索绪尔那样过分重视共时研究，而充分强调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具有同等重要性。其次，布拉格学派将语音学和音位学区分开来，明确了两门学科的学术分野。其建立的音位理论对现代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哥本哈根学派也立足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建立了以语符学(Glossematics)为基础的语言理论。哥本哈根学派对语言符号系统观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用有限的符号构筑新符号是语言研究的根本特征。此外，该学派对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的理论有新的发展，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符号系统，而是表达和内容，形式和实体以及表达形式和表达实体的相互依存。哥本哈根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语言的逻辑符号理论，认为语言学研究方法不应该再局限于以往的归纳法，应该采用演绎的方法，建立一个系统。真正的语言学必须是演绎的，这样才能对语言系统做出功能研究。语符学所建立的形式分析方法，对很多语言学的分支都影响深远。

美国结构主义同欧洲结构主义同样沿袭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方向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鲍阿斯(Franz Boas，1858－1942)、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和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鲍阿斯认为，世界上没有最理想的语言形式，种族的进化发展和语言形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语言没有发达和原始的区分。萨丕尔秉持语言文化观，认为语言强有力地制约着我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的看法。基于这样的语言观，他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即“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6］，语言会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语言怎么描写世界，人们就怎样观察世界。可以看出，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语言结构，这种不同的结构可以影响人们的思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会不一样。布龙菲尔德是美国结构主义的集大成者，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推向了高峰。布龙菲尔德主要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思想，认为语言是“刺激－反应”的行为，是经过后天的行为经验而获得的。因此，在语言研究的方法上，布龙菲尔德就更加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原则，主张用调查研究和描写方法对语言来进行解释和描述，认为归纳法是对语言研究唯一有用的科学方法［7］。

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尽管该理论流派的各个分支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研究内容不尽相同，但是语言系统结构观是其共同的语言观基础，以语言的共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对于语言做出抽象的精确的描写。

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

转换生成语言学(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linguistics)的理论根基是欧洲理性主义(Rationalism)思潮，包含有浓厚的哲学传统。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指出，“那种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8］理性主义的核心是人的理性存在着不依赖于经验的“天赋观念”，即人的理性不是来自感觉经验，而是人先天就有的理性或直觉。人的理性能力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可靠的基础。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继承和坚持了理性主义的知识获得方法和知识“天赋观念”，在语言学研究中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天赋观念——“先天语言能力学说”。乔姆斯基在其出版的《句法结构》(1957)一书中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标志着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转换生成语言学向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了挑战，把语言能力作为研究对象，而非语言行为(语言现象、语言运用)。因此，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发展过程中，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具有重大的革命性意义，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语言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习得机制、语言能力、语法自主性/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无论是传统语法还是结构主义都没有涉及到语言研究的本质。他推翻了美国结构主义所认为的语言产生过程是“刺激－反应”的结果，而认为语言是一种天赋，儿童生来大脑中就带有一套“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语言习得的过程就是语言机制激活的过程。儿童接受的语言训练很多都是错误的，但最后却依然能生成输出标准的语言，因此语言能力并不是模仿习得的，而是天生的［9］。乔姆斯基还区别了语言运用行为和语言能力两个概念。语言能力是固有的内化的稳定的，是语言知识;语言行为是外在的瞬息万变的，是语言能力的具体运用。这个解释比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更加明确。那么为什么人天生就有一套语言习得机制，经过刺激后就会形成语言能力，这是和语言本身的语法结构有关。生成语法就是人脑初始状态的语言机制。这一套语法是一切人类语言的准则，是人类语言最基本的东西，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一样。转换生成语法就是从各种具体的语言当中探索出语言的普遍规律和准则。

根据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语言观，转换生成语法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构拟生成为特点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来解释人类语言的内部普遍准则。转换生成语法认为，研究者在语言研究过程中同时担任语言系统的产生者、观察者和评估者。因此，语言学家的根本任务是为人类的自然语言编写普遍语法，发现语言的普遍规则。而这样的普遍语法可以解释各种语言现象。而这样的语法必须具有观察的充分性、描写的充分性以及解释的充分性三个层次。而具有强解释力和简明性的语法体系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4］(248)。

语言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解释“语言是什么”，各种学派都用自己的理论体系来回答这个问题。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就是对这个问题两种不同的回答。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的产生是通过“刺激－反应”的过程，语言是经过后天的行为经验获得的，使用不同语言决定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不同的感知与体验，每一种语言都是特殊的。转换生成语法认为，人天生就带有语言机制，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存在，但是普遍语法规则是一切人类语言的准则，是语言的本质。

三、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functional linguistics)是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1925－)20世纪60年代初期所创立的，其著作《语法理论范畴》(1961)的出版标志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问世。韩礼德作为系统功能语法学的代表人物，他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伦敦学派(London School)的语言学思想，同时吸收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和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W．Labov，1927－)的语言变体理论。语言的符号性、普遍性以及变异性是系统功能语法的核心理念［10］。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韩礼德强调语言的功能，把语言看作社会符号，提出了语言研究中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理论。这一理论的思想源头是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1884－1942)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他强调人类语言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语境”。他认为，“真正的语言事实是实际语言环境中的完整话语，即使在人类思维和语言运用的最抽象、最理论性的各个方面，词的真正意义，归根结底，总是取决于亲身经历中的这些方面。”［11］英国语言学家、伦敦学派的奠基人弗斯(Firth，John Rupert，1890－1960)继承和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的思想，在语境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了自己具有独特意义的“情景语境理论”。弗斯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即语言所使用的“语境”。他认为，语言受其社会情境影响，语言与其所在的社会情境有着密切联系。他提出把语言作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加以研究［12］。韩礼德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弗斯的“语境”学说，提出了著名的“语域理论”(Register theory)，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和社会意义。韩礼德认为，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产品，是人们进行有意义社会交际活动的重要手段。因此，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是语言的实际使用。他认为，语言研究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研究“社会的人”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交流时怎样使用语言。第二，韩礼德强调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重新区分了语言的“系统(system)－结构(structure)”的概念，规定了“系统”的概念和意义，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系统语言学理论。基于弗斯对“系统－结构”的区分，韩礼德重新规定了系统与结构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结构”不是第一性的，强调“系统”的重要性，而且是第一性的，所谓“系统”就是意义的“选择”。他认为，语言与意义相关联。语言系统是可供人们不断进行选择的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的语义系统网络，只有在一定“语境”下才能实现对语义的“选择”。换句话说，在特定的“语境”中，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就是他在这个系统网络中进行某种“选择”的结果。实际上，韩礼德继承了弗斯关于“语境”的思想，采用“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的概念，建构起自己的语言理论。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使用离不开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人们的语言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一个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语言的功能只有通过在其存在的相应的“系统”中经过人们的“选择”才能实现。

在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形成的过程中，韩礼德同乔姆斯基一样都十分关注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但是却基于此研究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理论。韩礼德从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认识到，儿童语言的发展就是对语言功能的逐渐掌握。韩礼德认为，儿童在语言发展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七种语言功能:工具的、控制的、交往的、个人的、启发的、想象的和信息的。成人之后，所掌握的语言功能减少为四种:宏观功能、概念功能、交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如果说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是基于心理学的，那么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就是基于社会学的［13］。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是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行为是人的活动，是社会交际行为，语言必然在交际过程中承担功能，语言是一套具有社会功能的符号系统。而这个系统包含三个层次的符号结构子系统:语义、词汇语法以及音系系统。人在交际过程中根据语境对语言的三个层次的符号系统进行选择，从而发挥语言的某种社会功能［14］。语言的系统和功能之间有着巨大的联系。

基于系统功能的语言观，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方法论方面也有许多的建树。首先，系统功能语言学注重对于语言的社会特征以及语境中语言的意义和功能的研究。认为语言具有社会功能，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具体的使用过程之中。语境与交际参与者以及语言行为有直接的联系，脱离语境就无法确定语言的意义。语境事实上也是一种符号系统。其次，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篇”，而不是“句子”，作为分析的对象;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语篇材料的收集，注重对语篇的观察、描写以及分析，依靠对语篇的观察和数据的统计来验自己的证理论假设，使用功能切分法则，从不同层面分析语言构成成分所表达的各种功能［15］。

四、社会语言学理论在美国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首先在美国兴起。“1964年5月，首次社会语言学大会在美国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社会语言学》;同年秋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了社会语言学委员会，这一切都标志着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16］但是，西方学者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最早的社会语言学思想出现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后来，萨丕尔的《语言论》(1921)、马林诺斯基的《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1923)和弗斯的《人类语言》(1937)等一批著作都涉及到社会语言学研究，为该学科的兴起做出了贡献。到了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社会语言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一大批研究语言与社会的社会语言学论著先后在美国出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布赖特(W．Bright)的《社会语言学》(1966)、费什曼(J．A．Fishman)的《语言社会学》(1972)、拉博夫(W．Labov)的《社会语言模式》(1972)、海姆斯(D．H．Hymes)的《社会语言学基础》(1974)等。这些论著在这个时期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论著中对语言与社会的论述和研究表明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言语活动，基本的出发点是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认为语言具有社会性。这样的语言观与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学派为主体的形式主义语言学的语言观大为不同。形式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抽象的同质系统，是具有同一性的纯净的系统，因此研究现实生活的言语使用无法解释语言的本质。而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异质的有序系统，异质是语言存在的常态，是语言不断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语言只能是在社会中以变异的形式存在，语言的社会属性无法剥离，语言和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基于这样的语言观，社会语言学注重语言结构以及语言使用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探究语言演变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社会因素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新范式，是对传统的形式语言学的弥补和修正。

从实质上来看，语言与社会共变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关注的要点。布莱特认为，语言和社会都是不同的变数，这两个变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语言和社会存在着共变的关系。“共变”理论认为，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发展演变，以适应社会变化对交际的实际需要。同时，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语言诸要素发生变化［17］。因此，布莱特将“语言变异”视为社会语言学的根本和研究重点，涉及七个方面:①说话者的社会身份;②听话者的身份;③会话场景;④社会方言的历时与共时研究;⑤平民语言学;⑥语言变异程度;⑦社会语言学的应用。与此相关的是社会语言学有宏观与微观之分［18］。费希曼对社会语言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首先，他认为，微观社会语言学(Micro sociolinguistics)应从语言的角度(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变异和社会方言，着重考察社会因素对语言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如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人们说话，所涉及的变量有:说话人的社会身份(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说话的目的、说话的时间和说什么等，探讨说话人的社会及心理特征与其言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其次，他认为，宏观社会语言学(Macro sociolinguistics)应从社会的角度(语言的社会学)，主要研究语言对社会的影响和在社区组织中语言的功能，包括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与问题，探索整个社会发展与语言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与其他语言学派不同，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数量化概念，引入了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在传统的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抽样调查、实验和统计分析的方法，注重真实口语资料和数据的收集，通过观察、问卷和访谈等方法保证语料的真实性。这种实证研究方法弥补了以往语言学研究仅仅对于语言材料的描写，归纳和推理的方法，为语言学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此外，社会语言学不再单独的看待共时语言现象，而是将共时语言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联系社会因素探讨语言的演变和发展，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语言问题，探究语言是如何在交际环境中被使用的。社会语言学极大地拓展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基于语言是社会现象的语言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言语，因此特别强调对于真实口语资料的收集，反对不顾真实的语言状况而对语言现实进行主观判断，力求得出令人信服的可靠性结论。

总之，纵观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在语言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流派和不同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秉承不同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在语言学思想发展上，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学的语言观从自然主义演变成为结构功能主义。语言学方法论也经历了多重变化，这直接导致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拓展，从描写、归纳、推理拓展到调查、试验、分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完善。不难看出，现代语言学每一次新理论的创立和语言观与方法论的革新都与当时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联系紧密，为语言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领域，推动了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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