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背景下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环境治理探析

申 楠，杨 琳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1］。近年来，互联网作为快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超出传统媒体的趋势。在“人人皆记者”的自媒体时代，基于互联网在技术上业已实现的即时信息发布与传播，便利的网络使用条件和便捷的交互体验，使公众脱离信息接受者的单一身份，成为信息发布与信息接受的双重主体。网络舆论作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舆论和大众话语，反映着网络主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感受与判断。网络日益成为各种社会思潮、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传播与生成的平台与土壤，各种不同的网络舆论风生水起、云波诡谲、变幻莫测。许多网络舆论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社会焦点事件、危机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引起了人们对网络舆论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一、网络舆论生成的多元背景及特征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舆论是社会公众或社会组织针对一定时期内的社会事物、事件、现象等形成的具有代表性与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意见与观点。网络舆论是以网络为平台的社会舆论的概称，是“社会公众利用在互联网的舆论表达方式，对国家事务、社会现象、以及社会成员的行为所实施的检查评定和督促。”［2］它主要通过信息网络来反映社会生活及其过程，表达社会成员的声音与诉求，是社会现象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互联网时代前的社会舆论主要是与传统媒体相联系的。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甚至布告传单等。其特点是具有分散性、封闭性、非互动性、滞后性的特点;优点是对舆情的发布与舆论走向具有相对可主导性与可控性。20世纪以来，网络技术革命催生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阅读方式、论辩方式，也改变了社会舆论的话语平台、传播路径、接受方式、导向路径、反馈机制和社会作用。网络技术的特性使网络舆论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放大，网络舆论被置于全新的社会、思想、文化冲突与交往的全球化维度之中，直接反映着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矛盾与突出问题。笔者认为，从当下的一般特点及其产生环境来看，网络舆论的确呈现出多重复杂特征。

(一)突破时空的多维度、多主体舆论传播使网络舆论生成的背景多元和复杂

全球信息互连互通条件的形成，消除了地域传播界限，使得网络舆论形成环境空前复杂。舆论的焦点话题、言语方式与语言类型，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舆论风暴的形成与效应都具有了全球性背景。随着全球一体化过程的加速，促进了全球信息资源共享，消除了信息资源垄断，增加了舆论场中各种信息的敏感度。因而局部的或某一国家的社会热点或特殊舆情瞬间可能转化为国际舆论焦点并掀起世界性舆论风波，致使传统舆论的相对封闭属性被消解。同时，网络舆论参与门槛大大降低，参与的广泛性、大众化、草根性程度明显提高。网络舆论改变了传统舆论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传播方式。“我说你听”的舆情发布模式向网络主体交互式对话与深度追问转变;传统政治话语主导舆论状况逐渐趋向多样化与扁平化;舆论参与主体身份和地位的虚拟化促进了言论的自由与谈话者地位的平等，“在场”与“不在场”的同台争论，社会舆论主体的真实感受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但是网络舆论在带来了信息公开，民主意识的增长，公民话语权的同时，也导致主导性思想与主流意志的话语权力被削弱，并发生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在网络舆论中被解构与消解或边缘化的状况。

(二)多元文化思想的碰撞使网络舆论场的正负效应并存

全球化时代带来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和理论方法，这种文化与思想的碰撞在网络舆论的多维论战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全球化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现象就是不同的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强势扩张到曾经封闭的国家。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解构了传统思想文化及其认识论，为文化多样性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全球性文化交流推动了网络舆论的解放，独立思考与自由意志的表达消解了各种话语霸权，公众各种诉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这有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幕后交易的制约等。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各种社会思潮及理论观点对网络舆论主体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来说，它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乃至生活方式，有权以主流价值来引导网络舆论;但网络同样也会聚合另一种力量，甚至可以通过造谣、诽谤、攻击等方式控制舆论，瓦解社会的政治基础和民族感情基础，挑起社会矛盾，弱化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的影响力，模糊对真理与事实的判断。多元的网络舆论场一旦成为道德、法律、理性与主流价值的空场，失去核心价值导向的网络舆论就如失去航标的航只，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网络舆论的负效应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其危险性足以让人们，特别是年青人摆脱本民族、国家、传统得以维系的真理、思想、标准、依据、核心价值、交往规则和信念，更有甚者可以导致怀疑与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挑拨阶层关系，动摇政权基础，引发社会动乱。

(三)资本的介入使网络舆论成为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复杂构成

在资本统治的时代，网络资源也开始为资本所掌控，互联网本身既是技术的平台，也是资本及其代表者博弈的舞台。网络舆论背后活动着国际国内网络资本和相关利益集团的身影，反映着资本及其相关利益者的态度和取向，在一定状况下资本甚至可以左右价值取向，决定政治态度。在媒体日益具有市场属性的同时，也决定了作为信息传播新方式的网络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态度与立场。资本与网络联姻有积极的意义，但消极方面也不可低估。比如，由资本主导下的媒体话语与网络舆论会消解特定群体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和认同基础，从而减弱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在舆论引导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网络媒体的资本属性决定着其基本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例如，曾经发生的谷歌事件便真实地反映了资本及其利益集团与中国国家利益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虽然网络虽无国界，但是网络媒体及网络舆论的参与者是有民族与国界的。它们都表达与体现着不同的资本力量、政治观念、价值标准、思想观念的好恶和基本取向。在利益和舆论多元化时代，网络舆论主导权的争夺关乎国家利益、关乎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主导价值观的传承和民族利益的维护。因而，在现实的网络舆论战场上，存在着看不见硝烟的现代“网络战争”。没有哪个国家会放弃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的权力与阵地。当前，中国网络所呈现的复杂现象充分说明网络可以成为文明的代表，也可以走向其及面。许多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可忘记前苏联解体前意识形态瓦解的历史过程，也应该认真探析一系列网络舆论引发的社会事件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何有效地对网络舆论实行合理合法引导是保持民族、国家、制度、价值观模式的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四)网络舆论相对独立的力量对社会发展形成多元影响

由于网络话语实现了全球化的性质，因此网络舆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并对社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6亿多，一个舆论事件的参与可以达到数百万人，“通过网络，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的进行观点表达，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3］网络舆论一旦形成浪潮，便会作用于社会和社会的管理主体，网络舆论的社会作用便会空前放大，似乎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力量。网络舆论已经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的概念，多维地表达网络参与者对社会事件方方面面的观点、态度、立场，反映社会心理、情绪、诉求、民族情感，并形成网络的精神张力。这种力量推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改变，甚至左右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的走向。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媒体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网络媒体不仅仅是所谓的“喉舌”，而是日益走向前台，影响着社会事件的发展走向，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甚至决定政权的兴衰和民心之所向。目前，网络舆论的巨大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引起了媒体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关注。有学者甚至使用了“媒体帝国”的表述来说明当代网络舆论对重大社会事件产生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影响力。网络舆论的巨大作用意味着左右社会发展力量的多极化的生成与发展，也意味着当代传媒及其舆论导引日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并且对社会重大事件和发展走向施加更加独立的影响。这种作用的放大，使不同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基本诉求和权力与媒体要求的自由和社会通过媒体所要求的民主之间难免形成一定的反差。同时，由于网络舆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作用日益增大，提高了社会大众通过网络舆论影响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心理预期，所以网络舆论的各种经济、政治诉求集中释放，为社会心理和政府社会治理带来压力和难度。

全球化时代网络舆论不仅正在面临着复杂多元的环境，而且全球网络舆论掌控权的争夺甚至成为国家的强国战略，而不是单单从策略的角度来研究网络舆论的特点。虽然网络没有国界，现实却有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人类社会存在着民族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和对立，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存在着对现时生活的不同感受和利益诉求，存在着非平衡发展与社会不公，不同的网络舆论主体也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文化理念、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有序可控的网络舆论可以传导积极的正面的能量，推动社会力量整合和意志统一，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但反社会、反人类、反人性、反真理、反文明的网络“噪音”也会引发是非颠倒，并由此产生思想的混乱、谎言盛行与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与社会动荡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该高度警觉，网络舆论在破坏国家民族统一，损害国家利益和尊严，阻碍国家核心利益与价值目标实现等方面会起到其它媒介工具无法起到的作用。因此，从国家主权、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的立场和角度看，我们应密切关注互联网条件下的网络舆论及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尤其是对涉及到国家发展、社会稳定。核心价值观等重大战略问题更应予以高度重视。

二、我国网络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

从当前我国网络舆论发展状况来看，网络舆论在推动信息公开化程度，拓展社会群体公共诉求的渠道，加速各类专业化信息交流的国际化程度，促进社会的良性互动和社会民主化程度的发展等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由于网络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呈现的平台，随着改革的深入，现实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利益的冲突与对立，思想文化思潮的流变正在通过网络话题和焦点问题的论争集中地反映出来，所以网络已经成为不同思想体系、社会力量、价值观念博弈的主阵地。目前，我们对网络舆论认识，舆情监测、舆论引导、危机管理，网络正能量的发挥等方面尚存在许多迫切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高度重视大众对网络舆论的认识

如前所述，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成为网民关注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议论国家大事的的主要场所，网络舆论则最集中与强烈的反映着民众的呼声和民心的向背。我们看到，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阵营之间存在着利益与价值方面的不同目标和诉求，西方强势话语和文化霸权在世界性舆论领域一直居高临下，在全球网络舆论的话语权力冲突中西方文化强势的格局长期存在。此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仍然是客观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对网络舆论阵地的关注与影响、在世界性网络舆论领域话语权尚待构建，而与此同时，带有西方价值立场的解读和判断正在深刻影响青年一代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判断。此外，各类BBS、微博、网络论坛的舆论平分及其所出现的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等现象，也在解构着正常的网络民意表达，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微博、短信平台，微信平台在网络舆论制造与传播方面起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作用。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危机来看，新媒体受众和社会管理主体尚未深刻理解舆论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将带来的社会后果，对网络舆论风暴的生成特点以及引发社会突发事件的规律和特点也缺乏认知与相应的对策，特别是对网络舆论潜移默化改变着网络舆论参与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舆论中的派别对立与冲突如何分化与裂解着社会共识的基础和核心价值观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网络舆论风潮中主流媒体、理论界权威和理论家的缺席现象依照存在，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多以发表论文的传统方式为主，专注所谓纯粹学术，乎视了直面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舆论风潮。社会管理主体如果丧失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控制能力，会带来颠覆性后果。如何应对网络舆论的复杂问题，使其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当前不可拖延的重大任务，应予高度重视。

(二)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虚假信息与网络谣言的散播

虚假信息与网络谣言是目前网络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问题。WEB2．0时代的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能够摆脱地理时空等身份因素以个性化虚拟身份活动的平台，解放了社会公众的现实身份束缚。虚拟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得公众获得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平台，是公众言论自由的体现。但相应的，由于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的脱节，加之司法、行政等手段在网络上的相对于现实生活中较弱的控制力，传播于网络的信息的真实性也受到了不小的挑战，虚假信息与网络谣言以各种方式影响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乃至引发社会的对立与分化。网络信息失真与网络谣言的追究有相当的难度。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信息发布主体身份往往是虚拟的且变换自由，主体空间与网络世界相结合，很难认定主体的真实身份。二是网络虚拟空间的无限性，使信息出现所谓“信息爆炸”的现象。当某些虚假信息和谣言引发网络事件和社会问题时，寻找信息源并对虚假信息和谣言的甄别与鉴定均有一定的难度。三是媒体监管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与立场，对网络谣言及其带来的负面舆论不敏感、漠视甚至纵容的态度。此外我们目前尚没有健全的网络信息发布与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面对网络谣言的控制与处理能力显的薄弱，信息过滤机制的不健全，网络谣言处理专门机构的缺位使得网络谣言处理能力较低。特别是缺乏政府以及社会主体民意的网络权威，能够在重大网络舆论生成过程中成为舆论走向的引领者。凡此种种都会导致各类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泛滥，因此，建立综合的治理目标和方案是管理者当前面临的重大的任务。

(三)认识传统主流媒体面临的历史性转型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传播方式和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对传统媒体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虽然目前媒体融合已成为媒介发展的主流趋势，传统媒体也纷纷开设网络版，试图打破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边界划分从而获取网络的一席之地，但主流价值导向与市场导向的非一致性导致传统主流媒体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仍然很有限。据新浪微博发布的《纸质媒体微博影响力排行榜》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9月10日零时，在新浪微博中，杂志媒体微博有1318家，报纸媒体及其栏目微博共有576家［4］。该排行榜就活跃度、传播力和覆盖度三大指标对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影响力做出排名，结果显示主流传统媒体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不是很大，网民的关注度低。例如《人民日报》作为最重要的主流媒体，其网络版的影响力与其它门户网站的影响力相比仍无明显优势。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传统媒体要求的真实性、权威性、代表性、严肃性、主导性，与网络的瞬时性、当下性、流动性、互动性等特性不相适应。有些网站更新滞后，甚至千篇一律，面目僵化，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因此，主流传统媒体的整体性转型成为网络时代的主流趋势，不能完成转型的传统媒体将面临被社会和市场淘汰的风险。

(四)健全网络舆论引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机制

网络舆论风暴进而引发社会事件和危机是网络舆论作用的一种新模式，其中的机制、特点规律尚未从理论上得到深入研究，现实中也未建立干预和控制机制。从日益增多的网络舆论引发社会事件的情况来判断，此类情况将会更加频繁。事实证明，近年来的许多重大公共事件都是通过网上发酵转化为社会危机事件，同时社会突发的公共事件又会加剧网络舆论持续的发酵，这种虚拟网络和现实社会的呼应是当代社会舆论形成的规律，各国政府莫不予以关注和重视。从“郭美美事件”“7．23动车事故”，再到“酒鬼酒塑化剂事件”。它们无一不是经历了“微博上首先爆出——微博用户大面积转发评论——形成网络舆论——相关部门介入——事件澄清或平息”的过程，期间也许在某些环节出现反复，但这种从网络爆出到形成网络舆论再到有关部门介入的模式似乎已经成为网络公共危机事件的解决模式。由于网络舆论的特殊作用，网络及网络舆论大体上反映了现代网络舆论传播过程的一些特点:当网络事件过程处在酝酿初期时，那些最初的信息仍然是个别的、分散的，以舆情为存在形式。在没有引导和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局部的、小规模的舆论形成舆论焦点和漩涡进而随着舆论的大量跟进，在其中主导话语的引领下，舆论会朝着一个方向和目标发展并引起舆论风暴及相应的公共危机事件。从已经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来看，我们的干预比较滞后，注重后果忽视前因，危机管理思路陈旧，对舆论规律研究，监管和控制理论等还缺乏深入研究，缺乏危机管理的专门机构。从根本上说，危机的生成不是突发的，一定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仅仅注意所谓“突发性”而舍本逐末，忘记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与起因，那将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救火状态，其结果是不难设想的。

三、对我国网络舆论监管与引导的建议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办《新莱茵报》时曾对报刊的作用进行过论述: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5］，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的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为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6］。马克思这一报刊使命观成为新闻媒体对舆论进行引导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精髓仍然有其时代意义。各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主流社会必须引导网络舆论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从网络的现实情况来看，网上舆论话语权和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几乎一刻也未曾停止。因此，我们对网络话语权与舆论阵地的坚守不能也不应放弃。为此，本文提出几方面的建议。

(一)加强网络媒体的制度建设

笔者认为，我国应加强网络媒体制度建设，既要建立完善的网络管理制度，同时要建立与世界接轨的网络法律制度。

我国建立高效、完善的网络管理机构和组织，特别是专职网络管理队伍是互联网制度建设的前提。在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和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目标指向下，对互联网技术、网络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发布与传播必须要有科学有序、合理的管理，建立相关组织和机构，改变关于网络管控的陈旧观念，从日常建设到危机处理，形成相互衔接、信息联通、组织过程和目标清晰的管理体系。避免与防止出现网络管理体制混乱，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监管无效的现象。互联网管理应有宏观设计，其管理结构应是建立权威的统一管理机构，建立立体层级，垂直管理的管理体制，协调统一集中网络管理权，形成层次清晰，管理权力边界清楚，管理功能清晰的管理制度。

在此基础上，我国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立法与立法研究，尽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法律体系。比如建立网络准入制度，身份识别和管理制度，明确网络犯罪的类型与法律责任，探讨建立网络信息内容分级审查制度，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责任追究等法律制度。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网络管理办法，但尚无较完善和体系化的网络法律制度，网络立法在法律理论的层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网络立法和现实的国家法律体系是什么关系?网络作为虚拟空间的法律基础是否与现实根本不同，网络立法的可能性与技术发展的制约性是否存在矛盾等，所以加强网络立法的基础研究是网络媒体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促进信息公开，形成遏制谣言的应对机制

事实证明，来自正面的、主流的、可信度高的权威媒体对真相的说明和发布越迟，则谣言传播和制造越活跃，及早建立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匹配的网络谣言应对机制是网络管理面临的紧迫任务。我们要促进社会各阶层的信任，制止谣言在网络上泛滥的主要路径是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同时，要建立公开的各级信息发布制度，做到及时、迅速、准确、权威，经过长期的运作，在公众中确立起地位和形象，才可称为权威发布，才有助于粉碎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官方媒体及其网络所发布的信息通常被社会认为是权威信息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部分官方信息发布滞后，发布口径不一，信息披露审查过程过长，信息发布引发的社会责任承担主体不明晰等原因导致真实性与权威性受损，长期以往，必然失信于民。我们要真正建立有话语权和引领作用的主流网站，使网络舆论真实性、可靠性有据可查，真正树立起社会信誉的标杆，可以设立专门的网页进行辟谣和实情发布。例如，开辟辟谣专区，将网络上流传的谣言进行梳理与公示等。同时，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谣言追究和责任承担的法律制度，有法可依，并从谣言产生的根源及其发酵环节入手进行有针对性的澄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最大程度上遏制谣言消除其负面影响

(三)加快传统主流媒体的转型，提升网络话语权和舆论引导能力

目前，传统媒体正在面临来自新媒体的激烈竞争，而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声能力仍有待加强。为此，我国要全面提升传统媒体跨媒体传播能力，使主流媒体网站成为获取权威信息的最重要平台，跟上时代潮流，改变传统媒体的刻板形象，引入网站建设与管理的现代方法和技术，使主流网络媒体为广大网民所喜闻乐见。面对传统媒体的现状，我国应改革传统媒体的体制结构，建立专职网络队伍和实体，改变写稿－审稿－发表的传统模式，使传统主流媒体的从业者同时成为网络舆论和热点话题的主导者和策划者，改变传统媒体工作者的职业内容和工作模式。传统主流媒体既是社会舆论的载体，又是社会舆论的生产者和引导者，除了建立自己的网站外，还应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成为网络舆论平台的主要参与者，在关注自己的同时，要参与那些更有影响力的网站的互动与对话，要显示出主流话语的存在。特别要积极利用微博、BBS、各类论坛等网络互动平台具有的多重功能，积极参与、梳理、整合公众意见并成为网络舆论引导者。

(四)建立高效的舆论公共危机事件应对机制

新媒体自身所具有的自发性以及自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以及传播内容呈现出的碎片化特点导致网络媒体上可能演变为公共危机事件的网络舆情信息量增大，如果不能及时引导舆论方向则有可能在网络上甚至现实生活中演化成群体性公共危机事件。为此，相关部门应建立高效的舆论公共危机事件应对机制。其一，建立自上而下的专业信息与网络管理机构，网络门户的国家信息安全质量标准，以及有害信息审查的责任追究法律制度，从而在源头和法律层面为长效机制的构建打下基础。其二，建构代表主流社会的意见领袖群体，引领网络媒体舆论走向，最大限度的防范个别舆情发展成为公共事件，建立对那些明显危害社会，挑拔社会对立，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和必要的监控，要学习各国政府在舆论与信息管控方面的经验，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为网络危机管理的重要的价值目标。其三，建立危机事件的过程管理机制，如果发生公共危机事件，要有迅捷的真实信息发布通道，通过主流媒体专业从业者引领舆论发展方向，以理性和法律为非理性舆论热潮降温。其四，当舆论风暴转变成现实运动与社会力量时，政府各级部门要建立主要领导负责制和部门统一的联动机制，防止层层推诿责任。同时保持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渠道，防止群体性事件的扩大尤其是恶性极端事件的发生。此外，在建立完善网络信息过滤机制，谣言处理机制以及公共事件应对机制的同时，发挥传统媒体舆论引导作用，扩大舆论引导阵地利用网络力量对网络舆论的正确积极引导发挥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网络舆论的引导并不意味着阻拢言论自由和正常的民主化进程。净化网络环境，让事实和真相成为舆论的主导，让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成为引领网络文明和文化传播的主体，既是国家信息文化安全观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健康有序地推进社会民主文明的重要途径。

［1］ 李彬．传播为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10．

［2］ 刘召成．网络舆论监督的异化与人格权保护［J］．信息网络安全，2008(7):64－65．

［3］ DAVOS．The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of the Cyberspace［M］．Feb，1996:57－58．

［4］ 阮璞．纸质媒体的微博传播研究:《新周刊为例》［J］．今传媒，2011，(12):93－9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2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