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国文明的特色及其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章成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

先秦时期中国文明的特色及其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章成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

中国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留下了独特烙印，如各种神话传说、彩陶、西部的游牧旅行者以及丝绸贸易。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就已处于萌芽阶段。早期文化交流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成为中国及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中国文明；西方；先秦时期；特色；文化交流

中国文明发源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平原地带。早在秦朝之前，中国和其他地区之间业已产生联系。先秦时期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一、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兴起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穿越东亚平原入海，滋养了中华文明。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平原上，出现了早期的人类社会和石器时代广为传播的文化，更加辉煌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文化也相继出现。在所有这些形式的文化产生之前，在南中国特别是在长江两岸，还可能存在一种木质、竹质文化形态。但木、竹等易腐，很难被长期保存，所以是否存在竹木文明仅限猜测。由此可见，中国已经显示了其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独特属性，并与尼罗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文明以及中美洲的玛雅-印第安文明相区分。世界历史学家对于哪些国家属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对自先秦时期以来便一脉相承的中国文明，因其自身特性而无任何疑议。

（一）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在先秦时期的扩展

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王朝，兴起于沂水和洛水之间的黄河中游地区，夏王朝被商朝取代，之后则是周朝。周朝自称“中国”（含“中央王国”之意），从而与周围特别是北方的游牧部落相区别。在春秋战国之前，在《礼记》的描述中，周国方圆三千里，“西尽流沙，南至衡山，东临东海，北望恒山”。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国时期，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已扩大到一百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其地理面积远大于同一时期存在于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

尽管中国文明在面积上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在地理位置上看仍然与其他文明相距甚远。位于中国以西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位于中国西南的印度河文明，与中国分别相隔有约6 500公里和4 000公里的遥远距离，山脉和沙漠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隔离，在两者中间，只有一些游移不定的游牧部落，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构成上述古代文明相互交流的障碍。

（二）西方学界关于中西文明交流的起源假说

关于中国文明以及中西文明交流的起源假说，在我国历史研究中，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应用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当时许多文物和古籍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古代文明中心区域出土，使人们从一个更为深入和具体的角度重新评估中国的古老历史。然而，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于许多西方学者和传教士而言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乃是某些来自西方的文明族群迁移到黄河流域的结果。这种理论出现于17世纪，开始是所谓的“埃及文明移入中国说”，然后是“巴比伦文明移入中国说”。有关“埃及文明迁移中国说”，最早出自于德国传教士阿特纳休斯·科策尔（公元1602—1680年）1654年在罗马出版的《出埃及记》（或称《埃及的俄狄浦斯》）一书，随后科策尔又于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信教与渎神简记》中重复了上述观点。在他的著作中，科策尔对比了中国汉字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想象中国人是含米特人的后裔，因此他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科策尔的假说1718年被法国学者尼古拉斯·弗瑞尔特否定。在此之后，1759年法国学者约瑟夫·得·奎恩又猜测古代中国一直是一个“埃及的殖民地”。这也是基于他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他声称，公元前1122年（时为周武王在位第十三年）是埃及向中国殖民的元年。这一假说在当时有不少追随者，包括当时作为出访清朝教廷使节的法国籍耶稣会士韩国英。

之后出现的所谓“巴比伦文明移入中国说”仍然基于类似的假设，简言之，即将中国文明的起源移置离中国地理位置更近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1882年，特里恩·得·勒库皮埃尔（公元1845—1894年）根据对中国古代《易经》的研究，在英国伦敦大学宣布，《易经》中可见巴比伦文明的痕迹。随后他在1894年出版著作，认为中国文明的早期西方起源就是“巴比伦移民说”。他声称，古代中国的“百姓”实际上就是巴比伦国家的“巴比伦人”的意思，中国的神农氏是巴比伦文明中的萨尔贡，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名为“有熊氏”，这实际上源出于巴比伦文明中的“库都尔·纳浑特”。然而，这样一个武断的假设在当时赢得了一批追随者，这和西方殖民主义届时正处于顶峰期的时代背景分不开。1913年，牛津大学的巴尔还在其著作《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中复制了这一假说。

20世纪以来，支持所谓“文明移入说”的西方学者引入了文明起源的一元性输出论。以埃里奥特·斯密斯为代表的这个学派，将埃及文明或地中海文明描述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并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归于埃及文明通过里海和中亚直达中国陕西的移入。其他人认为中国文明是希腊文明、南俄文明和中亚文明的一部分。一些人甚至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西方文明就已从北欧和南欧传入中国。

这些假说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无法令人信服。而且随着中国中石器时代文物考古发现的进步，中国原始文明的起源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得到向世界展示的机会。事实上，中华文明成长于自身独立的系统，拥有独特的文明遗产，目前已毋庸置疑。不过，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文明以及中西文明交流的起源假说，虽然有大量主观臆断和偏见成分，但从侧面启发了人们思考中西文明最早期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已经证实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前提下，通过寻找先秦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真实路径，也有助于反驳西方学界的上述本质性错误观点。

二、先秦时期中国文明的特色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一）西王母传说及其与西方的关联

战国时期，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的交流逐渐加快，进一步拓宽了国人的世界视野。由此产生的一项成果是，齐国阴阳学家邹衍在公元前四世纪提出了“大九州说”的设想，即认为世界是由“九大州”组成的。在邹衍看来，世界远比被“四海”环绕的中国大得多。根据邹衍的看法，中国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其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大州，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环绕中国的是其他八大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八”。邹衍认为，每一大州（包括中国所在的大州）又都含有各自的“小九州”，即“九类较小的地理特征差别区域”。编制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古籍《吕氏春秋》认为，大九州东西方圆两万八千里，南北方圆两万六千里，同时中国在各个方向上都是方圆三千里。

在地理概念上，“九大州”的范围逐渐向西扩展到昆仑山或新疆西部的葱岭（帕米尔高原）。战国时期成书的古籍《山海经》中，这一地区被以一种传说的方式记录下来。《山海经》将这一地区定位在位于昆仑山下的“黑水”（苏奎屯河）和“红水”（叶尔羌河）之间。这个地区被“幽深的山谷和高耸的山峰”所包围，乃“西王母”生息之地。而“西王母”被描述为“女性发饰装束、有着老虎的牙爪和豹的尾巴”。在传说里，这一地区的一切都非常神奇。在后来的《山海经》版本中，西王母又被描写为生活在葱岭以东的玉山之上。这一介绍标志着中国与西方主要联系线路的转变——从天山南路移向天山北路，随之而来的是沿线日趋增长的贸易活动。

事实上，西王母代表当时生活在中国西部边境地区、以虎豹为图腾的一个母系氏族部落。在这里，一个叫西徐亚（或者苏撒）的大型游牧部落繁衍于中国西部。古籍《尔雅》中，西王母用来表示“遥远的西部”，那里居住着一个波斯语民族，这个民族据说是从甘肃的祁连山逐渐西迁而来，从而失去了其与西王母传说起源的所有真实联系。从那时起，西王母已经成为一个与“弱水流沙”有关的通行术语，代表着住在“日没处”的西部民族。到了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开始后，中国就知道了“弱水流沙”也存在于非洲大陆与红海，而且知道那里属于罗马帝国的西部领土。

《后汉书》中，“非常接近于西王母家的日没处”地点已经接近于真正的西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的记载，“片羽难飘过”的“弱水”显然是位于从埃及到厄立特里亚之间流动的红海，“流沙”则是指非洲的努比亚沙漠。西王母最为典型的人物原型莫过于摩尔人的Kushi女王，那里有从Bartare女王（公元前260—250年在位）到Amanikhatashan女王（公元62—85年在位），以及包括Kushi在内的至少5名女王的宫殿和陵寝。这些女性统治者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典籍中“西王母”的原型。这一最初源于动人历史的传说，后来则成为中国扩大与西方世界地理联系的比喻和象征。

西王母最初指生活在葱岭以东的民族，这些人是最早向东方介绍与空中花园有关理念的人群。公元前二世纪早期编制的《淮南子》一书，提到了一个传说：一个人如果喝了昆仑山上疏圃井里的“黄泉”，就能长生不老；沿着昆仑山再往上攀登，就到了凉风山，登上凉风山就能永世不朽。在这个传说里，接着往上攀登，会看见悬圃山，攀上悬圃山，就看得见神灵，能够呼风唤雨；再接着攀登，就来到天庭，能登上天庭，就可以变成天神，那是天帝居住的场所。在中国传说中，那就是“升天之所”[1]。这一传说部分源自于西方神话，因为这种传说里认为“人向天庭飞升时带着天使的翅膀”。

当西王母传说在中国流传至公元二世纪时，一个更加真实和地理上更为可信的概念开始出现在西方。这首先发生于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的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87年在位），当河西走廊打通以后，沿着黄河西岸的辽阔地域，东起祁连，西至葱岭。一个被称为“西域”的新概念在整个世界得到广泛应用——从葱岭范围延伸向西，到广大的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汉朝与欧洲和非洲的外交来往逐步扩大。

（二）商周时期发达的青铜文化

中国的青铜文化开始于公元前1388年之后的商朝时期，当时正好是商朝的统治者盘庚迁都到河南省北部的殷。在那之前，发展一直缓慢。殷墟于1928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的考古活动中被发现。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人们发现灿烂的殷商文化是由城市、文字和青铜器这三个主要元素组成。它的另一特色来自风格特异的玉雕，以及白色图案的陶瓷、原始瓷器和马拉战车。商代的青铜铸造具有独一无二的技术和艺术风格，象征着殷商文化的最高水准。其最突出的是，青铜礼器以其精美的装饰、合理的结构和复杂的设计代表了古代文明最杰出的技术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青铜器中在殷墟出土的坩埚，这是直径83厘米的大型青铜器铸造工具。另一个例子是著名的司母戊鼎，是在河南武官村出土的一种烹饪容器，133厘米高，115厘米宽，重达875公斤，是世界上所发现的罕见青铜器。其他商代青铜器，如鹿方鼎、牛方鼎、四羊樽和象樽等，亦皆以精湛的设计引人注目。商代青铜铸造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青铜时代的埃及和巴比伦文明。然而，殷商青铜器铸造不使用蜡模，这明显不同于近东、西亚、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青铜铸造技术。无蜡模的铸造技术在早期或中期的春秋时期被采用。应用这一技术最早的青铜器包括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的房子模型，以及浙江绍兴出土的越墓酒容器架。这些富有地域特色并应用先进铸造技术的文物，绝不是西方铸造技术的副产品。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绝非归因于外国文化的造访，而是源于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人的创造。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包括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偃师发现的二里头夏文化，与在河南郑州早期商朝遗址出土的二里岗文化之间，具有传承的连续性。从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被认为是夏文化，最后两个阶段被认为是早期的商文化。早期商文化遗址中的第三部分不仅有工具和武器，还有作为器皿的酒杯容器。在郑州出土的商朝早期青铜文化中，最大的发现是1982年发现的13个青铜大件。在郑州张寨南街与南顺城街的两个祭祀坑中，均出土器形硕大的青铜鼎，显然是商王主持祭祀时所用的国之重器[2]。张寨出土的青铜大方鼎器座正面饰单线饕餮纹，两侧饰相同的夔龙纹[3]。从那时起，许多中期商文化的青铜礼器已在河南省登封、荥阳、密县、中牟、新郑、武陟和项城出土。这些新发现的青铜文物类似于殷商二里岗文化的安阳殷墟，有助于从殷墟之中进一步确定商代晚期文化发展的历史。

（三）以彩绘陶器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及其向西方的传输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最早是通过瑞典考古学家约翰·甘纳·安德森（公元1874—1960年）发掘的。1921年，他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史前文物。出土的古代文物包括石制品、骨制品、陶瓷制品，以及有几何图案内表面和外表面抛光标记的彩绘陶器。这些发现被命名为彩陶文化。1923年，安德森出版了《早期中国文化》，把仰韶文化定位于比巴比伦彩陶时代晚约1000年、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基于此假定，安德森声称，仰韶文化是西方文明传入的结果。彩陶文化的联系可见于从亚洲中部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希腊的萨洛尼亚、东欧的格拉西亚、基辅附近的特立波里杰和多瑙河下游的库库坦尼等地的广大区域。

但事实却是，尽管仰韶文化在表面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基本特征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彩陶文化。此外，1954年于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发掘的早期仰韶文化遗址，可上溯至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这比安德森估计的要早大约2000年。20世纪70年代后期，河南省发现了另一处史前文化遗址——磁山裴里岗文化，其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700年。此外，从陕西省渭河河谷华县老官台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物，在外形设计和完成模式上与仰韶早期文化更是惊人相似；还有更多的仰韶文化遗址正在老官台文化地层上被发现。该发现表明，仰韶的彩陶文化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应该指出的是，在甘肃和新疆地区发现的彩陶文化时间要晚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1000到3000年。自1957年以来，当马家窑-瓦家坪古代文化遗址在甘肃省临洮被发现，许多类似的、色彩缤纷的陶器被发现。从马家窑到半山、马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事实上，尽管自龙山文化时期以来，中原彩陶的发掘处于衰退之势，但是甘肃的彩陶文化正在继续蓬勃发展，形成了甘肃马家窑文化之后色彩斑斓的文化；在甘肃被发现已存在的彩陶最晚可至春秋战国时期，远在中原彩陶文化消失很久以后。

在史前时期的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仰韶彩陶文化已经陕西、甘肃、宁夏进入新疆，新疆与内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开始。由细石制品标记的文化传遍了整个新疆地区，并与扩展到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和东北的细石文化相融合。这证实了这片广阔地区的文化传播与民族迁徙进程。然后，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主要农业经济和部分牧业经济在新疆融合。在这样的农业经济情势下，由磨制石器和彩陶组成的文物得以出土。这些文物散落在巴楚、哈密主要的绿洲，吐鲁番、塔里木盆地，包括焉耆、库车、新和、沙雅、皮山、和田、且末和罗布泊地区以及伊犁河流域。陶器用红色砂质粘土制成，在一些出土的罐、碗和杯子上可以找到油漆的痕迹，还有紫酱色的网状线条，或在其他器物上发现弯曲的、白色或红色的几何图案。这种陶器与甘肃的彩陶文化在形状和图案设计上有很大相似性。这可由新疆巴楚出土的船形壶来证明，其与另一个在陕西宝鸡北首岭古遗址出土的壶几乎完全相同，仅仅是用了不同的漆上色。显然，巴楚出土的是一份陕西陶器。陶器文化在新疆可见于玉田、皮山、沙雅和伊犁河谷，代表的是彩陶文化从中国中部向西最远的过渡，这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根据文化时间表，阿诺文化/那玛兹卡文化与仰韶文化形成的时间近乎相同。然而，前者彩陶具有在红棕色底座上粗糙完成的暗褐色彩绘。这显然继承自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土库曼斯坦南部的载屯文化。载屯文化已经在载屯城和邹潘城遗址被发现。同时在载屯城出土的陶器有黑色曲线或在不平的乳白色底座上的平行图案，抑或有竖曲线褐色花纹或在乳白色或玫瑰色漆基上的虚线。同时，在中亚、伊朗和俄罗斯南部出土的彩陶也有文化序列上的相互关系。各种迹象证明，彩陶式样的传播方向不是自西向东，而是恰恰相反。

三、西部游牧部族和丝绸贸易

（一）丝绸是中国与希腊最早联系的第一标志

周穆王统治时期，丝绸、青铜等精致的中国商品已经开始流入葱岭以西。活跃在葱岭的锡尔人部落随后占领的广大地区，东起甘肃敦煌东部，西至阿姆河和锡尔河。他们讲一种东伊朗语，这与居住在北高加索和咸海附近地区的斯拉夫族人语言相近。这些人在迁徙过程中从混合经济转向马背上的游牧经济。公元前八世纪，其中一部分人从中亚北部迁移到黑海的西北海岸，在那里开始与位于黑海地区的希腊殖民地进行贸易。这些曾在欧亚草原纵横驰骋的部族，转变成最早的、穿梭于中国和希腊殖民地之间的丝绸商人。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早已注意到一条欧亚贸易路线的存在，它起源于黑海北岸的顿河，直达咸海的北部海岸，然后转向锡尔河和伊犁河向东进至天山北坡的欧亚草原。他甚至列举了沿线的民族，诸如南俄罗斯的赛伯兰人、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以及住在更偏东的布迪尼人和图赛格太人；土尔凯人、马萨格太人和阿尔吉帕人居住于里海和天山之间。伊赛顿人、独目人、北方人和月氏人，住在天山以东。月氏，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提到的西戎族群的一部分。

公元前七世纪期间，由于西戎南侵和西北狄人入侵，由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发起的驱逐外敌、保卫王国的运动，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5年）。此时，位于中国西部的秦国在其统治者秦穆公治下（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在位）逐渐强大，以秦国和西戎为纽带，这时来自定居社会的丝绸和金属制品与游牧部落的牲畜、皮毛和玉石之间开始进行流动性交易。自那时以来，人们发现运往西部的中国丝绸不仅可以直接来自中原，也可以来自甘肃的河西走廊直至跨越葱岭的亚洲草原。这在公元前五世纪阿勒泰地区发掘的一批墓葬中得到证明，中国丝绸包括丝制凤凰鞍盖和孔雀图案的刺绣品，在巴扎里克第5号墓葬中被发现。新疆阿拉克也在1977年的开挖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漆器和带有菱形图案的薄丝，这被认为是来自古时中原地区的时尚新型产品。人们认为，所有这些很显然是由该地区的锡尔贸易者带来的。

从商周时期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至少形成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波斯国王大流士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521—公元前481年在位），当时波斯帝国从埃及扩张到印度的广大地区。第二次发生在希腊的征服者亚力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当时马其顿征服了希腊，并建立起将波斯大流士大帝时期所有版图全部囊括在内的空前庞大的帝国。文明交流在这两个时期蓬勃发展，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以及更为深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被引入另一端的天山和昆仑山。反之，中国丝绸也由此横跨大陆草原直抵希腊。

作为这种文明交流的结果，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510年之间的希腊女神阿科洛波利斯的雕像上，可以看见系在胸前的薄丝。兴建于公元前438年至公元前431年之间，帕特农神庙中的雅典娜女神也是由柔软的丝绸装饰。自公元前五世纪，带有红色花卉图案的陶器开始在雅典批量设计和生产。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三世纪对鲍里斯在希腊象牙圣地进行审判的绘画作品。从在库尔奥巴克里米亚半岛出土的文物来看，三位希腊女神的胸部及腹部均被半透明的薄纱丝绸礼服遮饰。

（二）使中国闻名于世的丝绸织物

让中国闻名于世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古代中国的唯一答案就是丝绸。在公元前六世纪之前的3000年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从事家蚕育种和丝绸织造的国家。1958年，在浙江吴兴的钱山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掘出与丝绸有关的器具。丝带、线织与育蚕技术在国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00年。商代后期，首次出现一种印有简单浮雕图案的机织绸缎。瑞典马尔默博物馆则展示了商朝时期具有一片浮雕菱形丝绸图案的古青铜器。类似的菱形花纹织物也可从1956年在长沙出土的楚墓文物以及1957年从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文物中看到。公元前八世纪，中国开始生产彩色蚕丝织锦，并很快赢得世界声誉。举世闻名的精细、光滑、质地柔软、带有光泽的绫，很快成为亚洲和欧洲炙手可热的商品。中国因其丝织制品的纹理和美丽，完胜其他材质（如棉、亚麻和羊毛）的织物而为西方所熟知。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因其丝绸而被外国文献提到的时间，甚至早于大流士大帝的东方大探险。公元前五世纪，希腊《颂歌》称呼中国为赛尼。波斯文献又称中国为CIN，也是意指“产丝之国”。而稍晚一些的西方人，后来认为这样的名称听起来易与秦王朝的名号混淆，因此之后的希腊文中，中国又被称为“赛里斯”，意思仍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在公元前416年至公元前398年期间，一位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医生Ktesias最早提到了确切的中国。因为希腊人很早就开始从中国购买丝绸，因此希腊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是很自然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早期的西方历史中，“赛里斯”或“CIN”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原的华夏民族。根据公元一世纪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的记载，巴克特里亚王国于公元前201年扩大其领土边界到了赛里斯，那里的赛里斯人是“绿眼睛、红头发”，这明显是指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族群。一位希腊船船长在公元前一世纪著有《厄立特里亚海沿岸地区》一书，讲述向南航行是可能通过南中国海到达中国南部的。这本书中还提到了中国内陆的首都是“Thinae”，这显然是从波斯语或梵语派生而来的词汇。而在梵文中，印度人也称中国为“Cina”。《摩奴法典》这部古老的印度典籍中，“Cina”这个词用来描述中国的丝绸，意思是“蚕丝卷自中国进口”。在这里，“Cina”与“丝绸之路”从一开始表述的就是同一涵义。

古代波斯和印度还都使用过“Ci”来指代中国。“Ci”的中文字义就是丝，即指中国乃丝绸之国。因此，在古波斯语中，织锦、锦缎被称为“dib”或“dep”，绢为“balas”，丝绸织物被称为“parnikan”，缎子和花缎被称为“barno”或“barnon”——这里没有指代中国国家的含义。梵语中对中国丝绸的相关称呼类似，锦被称为“citra”，绢为“patta”或“netram”，缎为“pringa”，绣和丝线分别为“socikarma”和“patta”。而这两种语言中的“Cina”一词，皆起源于中文的“丝绸”，并在后来被单独用以对中国的定义。丝绸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到了汉代，中国丝绸的盛誉更是闻名世界，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中国被世界冠以“丝国”是当之无愧的[4]。

四、结论

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古老的文化和文明，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早在许多年前就已消失。中国文化经历了近6000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进程。先秦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不能不说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自那时起，中国一直保持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因为当时的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这种联系与交流的必要性，“中国文化从旧时代起直至今天，从来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5]。中国——不仅是东方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应当更广泛地与西方及其他地区建立联系，开放与交流是世界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6]。唯有如此，才能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自身的文化，最终实现中外之间的文化共赢。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2］曹汉刚，祝容.文物世界里的先秦社会生活[J].收藏家,2009(4).

［3］陈钦龙.试论先秦时期的铅器[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6).

［4］张玉霞.试论先秦时期我国的丝织文化[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07(1).

［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6］周书灿.从青铜技术传播看中原与广东岭南之间的文化联系[J].岭南文史,2010(3).

G112

A

1672-3805(2014)02-0042-06

2014-01-26

章成（1988-），男，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世界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