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勒菲弗尔操控理论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李天普李佳玉

（1.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2.牡丹江大学，黑龙江牡丹江 157000）

探析勒菲弗尔操控理论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李天普1李佳玉2

（1.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2.牡丹江大学，黑龙江牡丹江 157000）

英汉互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为英汉互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并对英汉互译产生深远影响。以操纵理论为基础，试图打破传统翻译中的“对等”“忠实”，把翻译看成是“描述性”（descriptive）“可操控性”的，不再是“规约性”的。对于翻译的研究、翻译现象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语言学角度，应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等客观环境中来研究考查，从而对其做出更客观、更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操控理论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视角，把其从语言学领域拓展到语言文化高度。将以文化视角探析操控理论三要素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原文本与译本之间是完全的“对等关系”，这既是翻译途径又是翻译标准。翻译是尽最大可能实现原文与译文间的对等，这种对等关系越精确越被认为是“好”译文。简言之，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翻译即对等。

20世纪70年代末，传统翻译观发生了变化。出现像勒菲弗尔、赫斯曼等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摈弃了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从单纯的语言学范畴延伸到文化和意识形态范畴。其中翻译文化奠基人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操控理论，把翻译理论的研究从单纯的语言“对等”互译向对文化差异方向倾斜。虽然奈达曾注意到翻译文化语言差异，也区分了形态对等和动态对等，但仍然把翻译理论研究归于语言学范畴，没有达到文化研究高度。

操控理论提出即使原文本和译本之间产生文化相互作用，翻译者在两种文化间相互转换相互碰撞，其过程延伸了文化语境，开拓了研究视角，反过来文化的相互作用也规约翻译的语境、传统和历史。在翻译语境及文化、历史传统的相互冲击中，译文操控者也要遵循一定原则：比如，译者要对翻译文本全面把握；译文操控受制于译者文本观；译文操控有赖于翻译思维机制全面启动；译文操控依赖于对原文理解的准确性和透彻性；译文操控有赖于译者对当代文风审美的感应等等。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提出“操控理论”，从传统的“对等”演变为译者人为操控，其核心是客观因素在翻译中所起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只完成了两种语言文本的“对等互译”，更使译者完成了从原文本的文化语境到译语文化语境的转换，使译本更符合译语社会的文化、文学及意识形态。此翻译转换过程及翻译文本的产生是译者主观意识过程，受到翻译思维三平面的影响，即语义平面、逻辑平面、审美平面。原文经过加工最后形成目标译文。译文在语义平面和审美平面都不缺失的情况下，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集体规范、时代准则、文学体系及其某些部分历时和共时的交错影响、周边文学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其中译者和翻译批评家构成其制约机制的内部因素，这直接决定其翻译风格、理念及策略。意识形态、赞助者和诗学是最主要的外部因素，翻译不可避免地受译者、当事人和目的语文艺观三者的支配和操纵。对译语文化中这三个外部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把翻译理论的研究置身于语言学范畴之上，从言语及文化层面实现翻译规范，不是仅执着于形式结构、语序、形态变化等表层的对应表现；却忽视了原文本自身的深层心理层面和意义格局，忽视了发挥符号解释者的功能，忽视了译语文化融合性，只追求形式上的传统“等值”。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系统的操作过程，更是在特定环境中对言语或语言使用的操作，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这一变化促使译者采取更为灵活的翻译观，注意文化差异与翻译的相关性。本文将以勒菲弗尔理论为前提，以译语文化的三个外部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为对象，研究和分析其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一、操控理论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传统翻译研究将英汉互译视为英语与汉语之间文字转化，其过程仅遵循一致性和对等性原则。操控理论的出现将英汉互译置于一个宏大的语境中，使英汉互译不再是简单的英文和汉字之间的对等转换，而是在文本、体式、风格、功能等方面实现多维转换，最终实现英汉互译的“文化转换”。

（一）译语社会意识形态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所共有的思想、观点、价值观的总和，源于社会的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1]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认为，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直接决定翻译作品的选材、译著的价值取向、翻译策略以及作品人物的塑造。勒菲弗尔提出，意识形态和翻译过程互为影响，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的思维方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困扰，最终反映到译著中。勒菲弗尔指出：“在意识形态影响下，译者可能会改变翻译策略，对原文本中涉及到意识形态及某些文化方面的文本随意地加以增补、替代甚至删除，使其更符合译语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最终使译本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2]同时，个人意识形态的形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诸如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受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引导整个译本的意识形态。译者在翻译作品中必定要考虑到译语社会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定程度上决定译著是否能顺利进入译语社会文化系统中。原文本在原文化的预期功能与译文在译入文化中的功能有极大差别，比如，卡斯特罗号召古巴人民勒紧裤带，反对帝国主义的讲演被译成英文发表在《卫报》上，就失去了原来的功能。原文是西班牙文，颇具诱惑性；而译文只有信息价值，失去了阶级属性。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译文的阶级性。译语文化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禁忌性，如果违反，译本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环境中。翻译操控理论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是多维的，从对象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的确认到译者翻译水平的发挥等等。赞助人、读者与出版商强加给译者意识形态，从而偏离了翻译规范。偏离的动机和译者的社会环境地位、与象征权力的赞助人和出版商之间，有耐人寻味的关系。译者处理原文本的方式、思维习惯不可避免地受自身意识形态以及译语文化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学翻译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典型例证，如有翻译家主张用翻译描述研究法探讨文学、历史现象的性质和功能，探讨的内容有：何人为谁翻译，何时翻译，为什么翻译等[3]。严复用古文风译著《天演论》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生在特定年代的梁启超通过改变诗歌译文来警醒当时的国人。译者改变翻译策略大多是出于本人意识形态和译语社会意识形态，体现了译者强烈的民族感和翻译者的社会使命感。此外，译者除了对译文风格操纵外，也可在署名、语气、文本的增减方面操控译文。当然，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其对译者影响的多维性，译者的阶级性、民族性以及审美观都可能同时发挥作用，其结果就是意识形态作用于翻译的非孤立性。为什么会有某些并不“忠实”的译本可以流传至今[4]。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和影响力度在跨文化语境下更为显著。意识形态对翻译操控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严复先生《天演论》的译本。基于意识形态上的翻译，大多刻上了时代的烙印，译者在作品中大多体现了其基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还包括个人化的审美，以及迎合译语社会的大众审美。严复对《天演论》翻译的确不够忠实原文，更偏向于古文和“雅”。但其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其译著中体现了时代感和个人政治理想。以传统的翻译理论，即原文和译文完全“对等”来看，严复译著也许是失败之作，但从翻译操控理论来看，或从目的论视角看，他的译著是成功的。严复把西方意识形态成功地运用到当时的中国，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他成功地把东西方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理想相结合，在满足个人审美的同时，迎合当时读者的审美。具体来说，严复《天演论》译著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对原文本及翻译方法和策略的正确选择密不可分。正像勒菲弗尔在总结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作用时所说：“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次，可以看出，如果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性质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5]

（二）翻译操控在诗学中的体现

勒菲弗尔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各类社会文化因素必然会影响和制约翻译者，因此从本质上应该视翻译操纵者的这一改写过程为一种文化上的必然。依据勒菲弗尔的理论，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翻译策略，词、句及全文著作的风格等，同时翻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诗学因素制约[6]。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诗学因素对翻译产生的巨大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勒菲弗尔认为，译者会依据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译语文化的主流诗学和当时社会的文学观来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这是由于原作语言和文化内容各异，包括原著作者熟悉世界里的事物、概念和习俗等，会给译者带来翻译中的各种困难，同时译者是为译语文学中的读者服务的，而译者本人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语文化。各种文学系统之间的相互融合渗透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的影响，不单体现在把新的文学手段引入某一诗学，同时还表现在是否能把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内容成功引入另一种文学系统。翻译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诗学方面的改写。翻译者为了使改写的作品被更多读者接受，通常会对原作内容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从而迎合所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翻译者为了使其著作能符合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不同背景，对部分名作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诗学的形成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通常是选择当时实践中某些类型，同时又排斥其他类型。在文学系统中批评是诗学产生最直接、最有利的手段。译者为了吸引更多读者，通常在译作中融合本国文化诗学。译者在原作诗学与自身文化诗学之间进行融合渗透。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的序言中，译者曾说：“欧美文字，绝不同于中国，即其言语举动，亦都格格不入。若使直译其文，以供社会，势必如释家经咒一般，读者几莫名其妙。等而上之，则或如耶稣基督之福音，其妙乃不可言。小说如此，果能合于社会心理否耶？要不待言矣。”[7]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考虑到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也会根据当时本国人的语言特征和传统小说的欣赏习惯，从而选择恰当本土成语、习语等语言特征满足本国读者的口味。

以国内作家为例，当传统与现实、中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冲突时，译者首先会判断和取舍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再决定是否将异域文化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文化，以确定最终翻译策略。因此，出于对当时读者审美要求和趣味的考虑，大多数译者会放弃直译，采取归化手法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中西矛盾。在国外，以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为例，他的作品在翻译界十分受宠。“处在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是热爱生活的，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兴起的时期，他对新陈代谢的急剧变化是特别敏感的。这些诗的主题无外乎：时间、爱情、艺术。”这是翻译者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七首》后记中的记录（《译文》1954年4月号，卞之琳译）。言外之意，莎士比亚的诗与政治无关，只是“就诗论诗，都属情诗一类”。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这类作品的翻译体现了其十四行诗一贯表现的有关友情和爱情的主题；体现了指导当时社会正确的是非观和人生观，同时从某个侧面反映要摈弃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现状。诗人处处用真实的语言描写对友情的珍惜、赞美，对爱情的矢志不渝。目前基本公认的观点是，第一首到第一百二十六首是作者描述其与保护人南安普顿伯爵之间深厚的友谊。其他作品内容是诗人对美好爱情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一位黑人女子的忠贞不渝与一往情深。全诗突出两大主题：友情和爱情。诗人处处用真实语言描写对友情的珍惜、赞美，对爱情的矢志不渝。

（三）赞助人对译著的操控

勒菲弗尔曾经提出:“赞助人时时在操控着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地位往往以不同的形式组合并相互作用，它们构成了赞助人的三个基本因素。译著意识形态取向、译著出版、译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主要受赞助人的操控[8]。此外，译者的地位、翻译的过程、翻译文学的发展趋势也同样受赞助人的影响与操控。在勒菲弗尔翻译操控论的各要素中，和意识形态、诗学相比，赞助人作用最为突出，其参与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且实时操控。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个方面是赞助人发挥作用的途径。从意识形态方面，赞助人对文本形式及内容的选择和处理进行操控；从经济利益方面，赞助人给作者或改写者一定资金或职位，为其解决经济问题，使之得以维持生活；从地位方面，只有赞助人接受作品，才有可能使读者群及其生活圈了解熟悉其内容，才能被读者所接纳[9]。总体来说，他们对翻译活动的趋势、翻译文学的发展方向、译者所处的社会地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内的作家中，例如赞助人赛珍珠夫妇对翻译名家林语堂节译或编译的一系列翻译著作有独到的要求和建议。严复作为一名翻译家、思想家，他的翻译内容也受制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因为尽管他在翻译选材上有明确的目标与理念，但他同时又是清政府任命的官员。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赞助人影响着文学翻译的不同选择。建国初期，由于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的主要任务，因此，当时的翻译家为迎合时代需要，翻译了大量苏联励志及卫国名著，激励我国大批有志青年为保卫国家而浴血奋战。接下来，保卫国家和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作品，如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伊斯兰的起义》和萧伯纳的《魔鬼的门徒》、海涅的《现代诗集》以及拜伦的《哀希腊》受到读者青睐；由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反对国土分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同时，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势态高涨，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增进国际文化交流，援助反殖民斗争，同时使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翻译即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并肩作战及加强友谊的桥梁。

在英美文学中，那些具有批判性，同时又符合赞助人意识形态的著作往往更能成为优先翻译出版的对象，如杰克·伦敦、萧伯纳、狄更斯、马克·吐温、哈代、高尔斯华绥、德莱塞、欧·亨利、斯坦贝克等的著作。狄更斯和马克·吐温是中国翻译界最为关注的两位19世纪英美作家。从翻译数量上看，英国作家中狄更斯受到的关注仅次于莎士比亚。从1950年到1963年，狄更斯作品中译作有十六种，而马克·吐温的译作则高达三十种，在美国作家中排在首位[10]。其中，翻译的马克·吐温作品题材较为广泛：短篇小说《竞选州长》和《我怎样编辑农业报》，长篇小说《一百万磅的钞票》，散文《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等。对于译介马克·吐温作品的原因，周珏良在《论马克·吐温的创作及其思想》一文中曾谈道:“马克·吐温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进步作家。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政论、演讲以及言论里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1]同样，苏联文学评论家奥尔洛娃在《马克·吐温论》中分析道:“吐温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他揭露了资产阶级丑恶的一面，拆穿了所谓美国民主的假面具，发展了过去美国文学中优秀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包布洛娃在《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华侨工人的形象》一文中认为：“马克·吐温——人道的和正义的，富有热情的人——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对描写和反映中国人在美国的多灾多难的生活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翻译本身并不是一种孤立过程，而与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紧密相关，绝大多数译者是在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影响下的有限空间内积极地、安全地进行翻译，而赞助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干预作用。

二、结语

从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纵观英汉互译过程，发现翻译不仅仅涉及两个文本，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和操控，其中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影响和制约最大。因此，不能只停留在传统语言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和认知翻译现象，应以文化为视角，综合社会、历史、文化等客观因素，对译者做出更准确、更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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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慧玲.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对意识流小说翻译的阐释[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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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8］刘宓庆.英汉翻译技能指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9］郭高萍.从操控理论的视角阐释周瘦鹃译作《欧美名家短篇小说》[J].怀化学院学报,2010(3).

［10］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

［11］刘彬.勒菲弗尔操控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

H315.9

A

1672-3805(2014)02-0070-04

2013-12-26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英汉互译中译文操控理论研究”（11552018）

李天普（1973-），男，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汉翻译和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