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移民到华裔美国人的转变之路
——身体社会学视阈下的《金山勇士》

那丽腾超男

（1.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22；2.大连文广局大连现代博物馆，辽宁大连 116001）

从中国移民到华裔美国人的转变之路
——身体社会学视阈下的《金山勇士》

那丽1腾超男2

（1.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22；2.大连文广局大连现代博物馆，辽宁大连 116001）

福柯理论、布迪厄惯习理论、女性主义都促进了身体社会学产生，都将身体作为分析基点，通过对身体和性的肯定，反转了形而上学重精神轻肉体模式，都重视话语作用，重视产生和维持话语权力机制，强调在边缘话语或未知话语中蕴含的挑战潜能。汤亭亭的小说《金山勇士》中刻画了一类沉默无声的美籍华裔男性形象，展示其是如何在美国社会文化影响之下，由初到美国的中国移民转变成华裔美国人。通过对《金山勇士》中人物表现的分析，使读者看到美国社会文化、审美习俗、饮食习惯对华裔美国人的影响。文化采取激发方式使个体自愿地接受引导，将其所作所为导入权力所期望的方向，从而使在美的中国人逐渐转变自我认知，转而从中国移民成为华裔美国人。

身体社会学；布迪厄；女性主义；金山勇士

一、基本理论

身体社会学是对身体受社会因素影响方式的研究。它“根本性地讨论人体的社会性，讨论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布莱恩·特纳认为：“身体、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是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1]身体社会学探讨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性意涵。福柯的理论、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女性主义等都促进了身体社会学产生。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1961）中考查了疯癫的身体、在《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1976）中研究驯服的身体与性的身体，以说明在理性、真理、进步等话语掩盖下，文化和权力对社会生活各个角落是如何逐步渗透的，对身体控制由非自愿到自愿、直接到间接、部分到整体的演变过程，以展示在现代社会中身体所遭受的苦难。在《规训与惩罚》中，认识主体不再具有决定性而是和身体一样受权力和文化影响，在这个相同臣服的意义上，主体和身体是同义的。

同时，布迪厄（1930—2002）这位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社会学家，也将身体引入社会学分析。通过惯习、品味等的形成，揭示了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个体的身体发展、身份的认同感都承受着社会各种因素的负载。身体是文化塑造的结果，身份主要表现在角色扮演的不同，因此，日常生活中言语方式、行为模式、乃至服装款式的改变都可以影响社会身份构建。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布迪厄开始思考“惯习”的问题，认为“惯习”是指在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行动的关键原则。布迪厄在其著作《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1972）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谈及，并在1980年的著作《实践的意义》企图超越“主体”（subject）与“行动”（action）这两个占领导地位的知识概念，将“惯习”概念独立出来。该词条具有习惯、习性的意思，但却不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是一个透过长时间生活实践累积下来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放到社会阶层与场域理论去看，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个体，自然受到该环境文化深刻影响，在一个环境中很多日常生活视为当然的东西，未必在另一个环境中视为当然。

从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领域视角来看，人的身体就像性别一样都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的性别其实有两种：一个是社会性别，主要由后天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另一个是生理性别，主要由先天遗传所造成。生理性别无法改变，而社会性别则可以改变[2]。

福柯理论、布迪厄惯习理论、女性主义等都促进了身体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为解构汤亭亭《金山勇士》①作品英文名为China Men，汉译为《金山勇士》《金山华人》或《中国佬》。这部作品提供了工具和手段。汤亭亭，当今美国文坛华裔文学的佼佼者，其作品《女勇士》（1976）、《金山勇士》（1980）、《孙行者》（1989），都十分畅销，深受美国读者及评论界欢迎。其中《金山勇士》更深受美国读者喜爱。

二、从中国移民到华裔美国人的转变

（一）初到美国的中国人——社会性别转变

布迪厄认为人们将这些“性别差异”的认知当作是理所当然，将某些特殊差异当成客观上固有的自然差异确定下来，并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再生产这些差异系统。正是因为认知结构事先已经将这种差异接受为自然差异或合法差异，继而构建了客观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上的差异。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个体通过何种途径成为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一致的男性或女性，男人学会如何做男人，女人学会如何成为女人，他们/她们的衣着、言语表达、身体姿势、品味等成为他们自我表达自我建构的符码[3]。

作者在《金山勇士》开篇“发现”一章中讲述了唐敖的故事。“发现”实际上是根据清朝李汝珍小说《镜花缘》中最著名段落的重新改写。在这个故事中，汤亭亭将唐敖变成了女儿国俘虏，服饰、身形、饮食等都发生改变，最终转变成一位东方臣妾。唐敖被抓之后，侍女们对他施加各种改变，如裹小脚、穿耳环等。这些改变都具有浓厚的东方主义特色。当唐敖问一个手拿针线盒的老妇人要干什么时，老妇人貌似开玩笑地边在烛火中烧着缝衣针，边说要把他的嘴巴缝起来，结果反倒用针来替他穿耳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给他喝香浓的白菊花茶以使他体内阴气上升，吃鸡翅膀使他头发有光泽；把他脸上的胡须全部拔光，涂上白粉和胭脂；并让他翘起屁股，以女性化行走姿态，左摇右摆地服侍女王用餐。

作者在作品开头，戏剧性地将性别压迫的性别主体颠倒，通过让男性承受女性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苦刑，暗示男性和女性不再是完全对立的两极，其社会性别受到权力、文化、话语的影响。故事情节看似滑稽可笑，但作者将这一故事放到开篇位置，实为寓意深刻。预示着书中华裔男性在美国社会中逐渐被“阉割”、被同化的命运。

这一点在“中国来的父亲”一章中是如此描述的：在滞留天使岛期间，当得知有女人住在自己楼上时，这些男人笃定地认为这必定是“凶兆”，因为他们被女人踩在脚下。“在女人的胯下生活……女人骑到了我们身上。哪怕从晾衣绳上的女人裤子下走过也要倒霉呀。”[4]而在华裔男性进入美国的初始阶段，他们的性别优越感遭到挑战和颠覆[5]。

唐敖在异域受到的迫害象征华人在美国的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讲华人男子在美国社会是被“女性化”的，因为他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从事各种诸如洗衣、做饭等传统上由女人做的事情。使他们的男性尊严受到严重挫伤，如在“阿拉斯加的华人”一章记载了金矿驱逐华人的史实。1886年7月，90名没有参加白人矿工罢工的华人矿工被逼到一条没有水和食物的船上，不管其死活，放逐大洋。在整个事件中，唯一没被赶走的华人是开面包店、洗衣店、种蔬菜的中国人，说明为什么很多华人在美国只能从事此类职业，因为白人需要他们扮演女儿国女王侍宴者的角色。

（二）生活在美国的华裔——话语权转变

当时，美国主流文化和权力对华裔的影响和渗透还是表层的，华裔的沉默和种种转变是非自愿、被动的、间接的。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对美国主流文化和权利进行着无言抗争。

在“发现”一篇中，当唐敖第一次说话时，有个老妇人威胁要把他嘴巴缝起来，作者巧妙地将该故事与本书“缄口”“沉默”的象征联系在一起。这一借喻暗示了书中华人劳工沉默的两个原因:“不能说”和“不能听”，在美国的华裔中国人被噤声。由于美国主流文化压制、噤声，这些在美国的华裔无法随意表达意愿，无法自由传承自己本民族文化，无法将在中国的风俗习惯、言语方式乃至服装款式在美国继续保持。沉默无声的华裔压抑着对家乡的思念，时刻经受着美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冲击。

汤亭亭在“檀香山的曾祖父”一章中还巧妙地借用了乔叟故事和希腊罗马神话原型。在夏威夷甘蔗园的伯公及其工友们在砍伐森林时必须遵守一条规矩，就是“干活儿时候互不说话”。伯公对此非常不满:“我可不是生来就要像僧人一样沉默不语的，……假如我知道必须发誓沉默的话，我早就削发为僧了。很显然我们都已经发过誓要禁欲独身。反正大家都是男人。”伯公把这种话语权的剥夺与实质阉割联系起来。然而，越被压抑，越需要渠道来释放。

伯公给工友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国王在位多年，却一直没有儿子，他非常希望自己能生下一个儿子。终于，皇后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孩子却长着一对猫耳朵。国王下令所有人都要保守秘密，但这个秘密却像一块越来越大的石头一直堵在他的胸口。终于，有一天，国王再也无法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他独自一人来到一片旷野上，挖了一个洞，把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对着洞口喊了出来:“国王的儿子长着猫耳朵……”然而第二年春天，人们听到那个洞里长出来的草都在风中讲述着这个秘密。受到伯公所讲故事的启发，第二天工人们在犁地时，“在地上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圆坑，然后把工具仍到一边，一下子趴在地上，把脸贴在洞边，……‘喂！下面的中国！’他们喊道，‘喂，妈妈！’‘喂！我的心肝呀！’‘我想念你们！’‘你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呀？’”[4]他们通过高声呐喊来宣泄再也无法按捺的彷徨和苦闷，以安抚思乡之情[6]。

另外，在“中国来的父亲”一章中同样也有类似描述：……在灯火通明的水箱间走着，她问道：“你认为我们何时回中国？你认为我们还会回中国吗？”“嘘。”电鳗在黑暗的水箱中发着光，发声鱼则噪声一片。“中国有比这更大的鱼”，她说[4]。此时，他们还没转变成地道的华裔美国人，他们正经历着美国主流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激烈碰撞的过程，心中有对祖国的思念，又有对美国文化种种约束的无奈。

华裔劳工是美国的开垦者，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些曾为美国种植园经济以及在美国铁路建筑史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华人却在美国历史上销声匿迹，并最终被美国社会种种习俗和文化影响，变为不伦不类的异类，既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也无法回到最初状态，成为在夹缝中成长的华裔。在全书中所看到的是不能说话的华人以及声音被关闭在美国史以外的那些华裔，沉默的华裔劳动者们无力将来自中国的本民族文化传承发扬，只能在沉默中慢慢被美国主流文化冲击同化，从而从中国移民转变成华裔美国人[7]。

（三）从中国移民到华裔美国人——“惯习”的转变

这一阶段的转变，不再是华人非自愿、间接、部分的转变，而是自愿、直接、整体演变过程，种种外部对其施加的影响也使其重新构建社会身份，所谓社会身份就是使人们觉察彼此身体的社会处境。因此，建构身体形象是建立权力、知识、意义和欲望结构的重要手段。华人开始自愿而有意识地借助于身体外部属性（如胖瘦、姿势、衣着、发型）的装饰作为重构社会身份的手段。

在“中国来的父亲”一章中，可以看到美国社会文化、审美习俗、饮食习惯如何影响华裔美国人，文化采取激发的方式使个体自愿地接受引导，将其所作所为导入权力所期望的方向上，从而使到美国的中国人逐渐转变自我认知，转而成为华裔美国人。此过程暗合了《金山勇士》开篇“发现”中唐敖在女儿国的种种离奇经历。这虽然是对中国古典小说《镜花缘》的改写，但篇尾却点题，这样的故事在美国也同样发生着。“……也有人说在这之前，即公元441年就已有了女儿国，不过地点在北美。”[4]

1.服饰文化影响。在“中国来的父亲”中，有这样的叙述：“星期六，埃德和伍德罗来到第五大街买衣服。埃德穿着工装裤，上身是一件最好的衬衫，系着真丝领带，脚穿灰色丝袜和前头尖尖的好皮鞋，头戴一顶草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衣服，”伍德罗说，……他抹了抹自己的袖口说：“你不得不承认我穿这身二手货一样派头十足。”两人在第五大街溜达闲逛，从镜子里和汽车盖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两人看上去都很像美国人。”[4]

埃德和伍德罗都是华裔美国人，他们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受到美国服饰文化影响，像唐敖一样，他们也习惯了西方服饰，系着领带，穿着皮鞋，以致“看上去都很像美国人”。这种服饰文化上的引领，并非强迫性的，而是潜移默化地慢慢渗透融入，影响着初到美国的中国人的传统服饰文化观念。外部形式上的改变逐渐影响内部思维观念，这正是布迪厄思考的“惯习”问题。

埃德的妻子原本在中国生活，经过十余年努力，终于也来到美国。她将从中国带来的真丝衣裤收起，渐渐融入美国服饰文化。“她还买了一套向上卷曲的黑色假发套在自己头上。在一家美容店，她又让人修剪了一下这套卷发，把它烫成固定发型。她把带来的真丝长裤和衣服洗好，熨好，再包好，以后再也不穿了。”[4]

初到美国的埃德妻子开始打扮化妆，涂上胭脂水粉，因为这是美国风俗，这种惯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初到美国的中国人，引导他们融入美国文化，最终使其成为华裔美国人。“……你应该把你的耳环寄存在银行保险柜里。穿耳洞在这个国家看上去似乎是原始人行为。”他还告诉她应去杂货店买些化妆品。“美国人不喜欢油乎乎的脸，所以你应该去买鞋粉。这是风俗，另外再买些胭脂。这些外国人不喜欢黄皮肤。”[4]作为初到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这个社会环境下成长生活，自然受到该文化环境深刻影响。很多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如耳洞、卷发、黄皮肤等，在美国社会环境中便不被视为当然。在新文化环境中，当地强势习惯、习俗影响着他们，使他们认为这些新“惯习”理所当然。

2.饮食文化影响。华裔美国人受到方方面面美国文化的影响，衣着文化如此，饮食文化也是如此。“他们要了小甜饼，露馅生黄瓜三明治，草莓冻糕和茶。他们一点点轻轻咬着三明治，咀嚼时闭着嘴，呷着茶，哪怕嘴边没有口水或食物碎屑也要用餐巾轻轻拍两下。”[4]唐敖在女儿国被改变饮食习惯，这些在美国的华人也改变着中国传统饮食习惯，吃起三明治和甜饼，并习惯了美国用餐礼仪。

这一切使“他们已经成了老成世故的纽约绅士”，因为他们“对美国礼仪比白人知道得还透”[4]。美国文化正从方方面面影响着初到美国的中国人。“他们已经记不起在中国的家人姓名，或者忘了自己老家的村名和地址。……他们不断地摇头，因为他们已经丢失了写有故乡地址的最后一片纸或最后一封信。”[4]

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写:“愚蠢的暴君用锁链束缚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后者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这种联系是更有力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形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反抗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6]

社会阶层区分依赖于惯习，体现于身体。身体的发展通过个体的社会位置、惯习的形成、品味的发展，体现出社会阶级的烙印。西方世界对他们的衣着、言语表达、身体姿势、品味等的影响使其逐渐改变自我认知，建构新的认知主体。

现代社会通过权力、文化等途径驯服和培训具有个性的个人。驯顺肉体的形成不是权力严酷压制的结果，而是通过使每个人自身主体意识自由地、自愿地成为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控制对象来进行的。权力本着为生命负责的形式出现，采取诱使、激发的方式使个体自愿地接受引导，将其所作所为导入权力所期望的方向，发挥其最大能量为权力所规定的目标服务[5]。

三、结语

直到20世纪80年代，身体社会学才正式产生，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从理论上看，这是西方理论界长期以来对理性和现代性、身心二元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福柯的理论、布迪厄惯习理论和当代女性主义等影响不断扩大的结果。福柯、布迪厄都重视话语的作用，重视产生和维持话语权力机制，强调在边缘话语或未知话语中蕴含的挑战潜能。同时，感兴趣于主体身份的建构，并将身体作为分析的基点，通过对身体和性的肯定，反转了形而上学重精神轻肉体的模式。

《金山勇士》中的人物从中国来到美国，受到种种外部因素影响，使其自身由非自愿、间接到自愿、直接地重新构建社会身份，从而开始由中国移民到华裔美国人的转变。整个转变过程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作者讲故事时有意弱化父权作为，通过让男人承受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所遭受的苦难，来对抗男性的优越感，同时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文化对来到美国的中国人的影响。逐渐弱化男性气质使美国华人男子边缘化。初到美国的中国人，尤其深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由此，中国男性的社会性别为美国主流文化所转变，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传承自己的文化，但他们发现自己的话语权慢慢被剥夺，“不能说”和“不能听”成为在美国华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侮辱。为了融入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得到主流社会认可，美国华人不断学习模仿西方文化习俗、衣着打扮，这些自我建构的符码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自我认知重新构建，完成其从中国移民到华裔美国人的转变。

《金山勇士》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复制传统的中、西文化经典和神话，汤亭亭通过杂糅事实与幻想引进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的基础是互补。通过对两者改编讲述中国移民转变为华裔美国人的过程，揭示社会文化、风俗等种种惯习如何影响引导其转变的过程。

［1］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C]//王逢振.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2］布莱恩·特纳.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闫旭蕾.教育中的“肉”与“灵”——身体社会学视角[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4］汤亭亭.中国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张琴.从无声到有声——《中国佬》中的华裔男性形象解读[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8).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兆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7］文晶.评汤亭亭力作《中国佬》[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I106

A

1672-3805(2014)02-0054-05

2013-10-04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身体社会学视阈下的汤亭亭作品研究”（12E089）

那丽（1981-），女，黑龙江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