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精神”与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祝彦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以百折不屈的精神，于1934年前后开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后来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块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其重要原因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树立了具有陕甘地方革命特色的南梁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南梁精神；陕甘边根据地；共产党人；人格魅力

中图分类号：D2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3-0050-05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于1934年前后开辟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让党中央和其他主力红军来到陕北，很快有了自己的家。在创建南梁根据地的过程中，以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体现了高尚的情操和人格魅力。

一、一切为了人民的革命立场

第一代革命者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就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让老百姓过上不受压迫剥削的生活。

知道谢子长受伤得病的消息后，各地群众省吃俭用，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送来给敬爱的老谢吃。当谢子长知道后，严肃地告诉家属不能要。他说：“消灭白军、分地、分粮，这是我们革命者应做的事，不能因为做了这些事，就吃人家的东西嘛！”收与不收，家属感到很为难，谢子长于是交待道：“你就对群众说我有吃的。群众一定坚持要留下，就付给钱；如果人家不要钱，就少留一点东西。如果是面，就留一两；如果是鸡蛋，就留一个；如果是肉，就割一小点儿。亲朋的心意我收下了。”[1]308-309谢子长在病重临危前，看到贫农续殿革家铺着烂席片的炕上光溜溜的，连一块被子也没有，他心里一阵难过，对警卫员白盛武说：“把我的被子给他们留下吧！”白盛武为难地说：“你就这么一条被子，留下了你盖什么？”谢子长抬起头，盯着白盛武严厉地说：“你们只晓得我，不晓得群众，这怎么行？把我看得比群众还重要，这就颠倒了嘛！”他停了停又说：“他们一家人没有一条被子，我盖上被子心里能安稳吗？把被子留下，我有件皮袄就行了！” 续殿革听到这里，忍不住哭出声来：“使不得，老谢，老百姓都指望您呢！养好您的伤最要紧。我帮不了您什么忙，心里就很不安了，怎能再把您的被子留下来呢！”谢子长的脸上呈现出一股子执拗劲来：“老续，不要这么说，留给娃娃们盖吧，将来的世界是娃娃们的，我们要爱惜娃娃！”[1]319-320

1934年冬天，刘志丹率领红26军驻在洛河岸边的马老庄。一天晚上，刘志丹听见受伤的李班长在梦中因为寒冷呻吟。次日清晨，刘志丹发现他因为穿得太单薄而伤口冻肿发炎后，就把自己仅有的棉褥子让房东大娘做了一条棉裤。做好后房东大娘对刘志丹说：“老刘，快穿上试试，看合适不合适？”谁知，刘志丹接过棉裤，高兴地对受伤的李班长说：“小李，快把棉裤穿上，谢谢大娘！”房东大娘吃惊地说：“老刘，怎么回事，这条棉裤不是你的？”李班长含着热泪，一五一十地给大娘说了，房东大娘深深感动，她看着刘志丹说：“老刘啊，你真是爱兵如子呀！”[2]287-288又有一次，一个老大爷来看刘志丹，因为不认识，他一进院子，正看见刘志丹端着一脸盆水，叫战士们洗脸，老大爷就以为这是伺候刘志丹的勤务员，便上去拉住刘志丹的手，问道：“你是伺候刘师长的勤务员么？你领我们去看看刘师长。” 刘志丹扶住李大爷，笑着说：“老大爷，刘志丹不用人伺候，我是伺候大家的！”战士们看着李大爷，都偷偷地笑了起来。李大爷拉住一个战士问道：“小兄弟，你们笑什么？”那个战士指着刘志丹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刘师长！”[2]283-284

在陕甘边区初期，担任中共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根据习仲勋晚年的回忆，当时是“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3]经过艰辛的工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使党和红军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对于习仲勋这一时期的工作，王世泰于1997年4月22日撰文回忆说：“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4]132

以深厚的感情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作风，由此他赢得了群众的爱戴与保护，也为他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利。

二、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风格和品质，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之一是能够顾全大局，不为一己之私而牺牲革命利益。在革命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同志受到冤屈，也能够从党和革命利益的大处着想，真正做到了“相忍为党”，体现了可贵的政治品质。

1934年7月，陕甘边区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无端指责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虽然受了一大堆批评指责，但为了不影响团结大局和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红军和特委的领导同志没有开展任何讨论，而是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没有任何不满情绪。

1935年10月陕甘边错误“肃反”，将刘志丹、习仲勋等关押。由于刘志丹在陕甘边干部群众中的威望，陕甘边300多红军和群众聚集到瓦窑堡，要求见一见自己的“老刘”。迫于民意，那些极“左”分子不得不把刘志丹放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当刘志丹走出被关押的窑洞时，他向关心自己的干部群众挥挥手，说：“同志们，我一切都好，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用战斗的胜利来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我们内部的事情，不要着急，中央来了就会得到解决的……”[2]393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这些同志才被释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受了冤屈和折磨，这些同志却没有对党产生一点怨气。在临奔赴东征途中，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们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工作，到各自岗位上搞好工作。”刘志丹同志高尚的党性修养，表现尤为突出。本来，刘志丹从通信员那里看到了抓捕自己的密令，但并没有逃跑或冒然行事，而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李维汉评价道：“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5]

刘志丹处处实践着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员服从组织的原则。在部队改编时，经过他多年创建起来的红26军、红27军都编入了徐海东领导的红15军团，在成立红28军时，有些人建议，从红26、27军里抽调一些干部过来，于是向刘志丹建议：“只要你提出来，毛主席一定会同意的。”刘志丹坚决表示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拆徐海东同志的台，更不能去干扰毛泽东主席的工作。”[2]401

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共产党人忍辱负重、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崇高道德品格，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团结，而且也使得整个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5]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学习榜样。

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顾全大局的党性修养，还表现在他们个人之间为了党的利益和革命工作，互相支持尊重。1934年11月1日召开的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在选举产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时，阎洼子村苏维埃代表武海潮提出先写上刘志丹的名字时，刘志丹很诚恳地说：“先写上你最满意的同志吧！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直到武海潮把自己要选的其他人都提完了，再三坚持要选刘志丹，他才在选票的最末写上了自己的名字[2]341。在充分发扬民主的气氛中，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边区党和军队、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刘志丹多次对习仲勋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刘志丹还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来支持政府的工作。一次，习仲勋路过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他看到习仲勋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手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应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6]

三、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支摧不垮、打不烂的坚强队伍？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立场。

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7]。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来自广大党员干部与革命群众对主义的真诚信仰。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换言之，倘若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来吸引的话，这个政治集团会一触即溃。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集团。而中国共产党则是靠主义和信仰武装起来的坚强集体，即使在革命遭受挫折时，也百折不挠。

1932年6月中旬，陕西省委任命谢子长重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在隆德县城和同志们见面后，有的同志关心地对他说：“老谢，你那样一心一意地干革命，却被杜衡那帮人排挤出游击队，你感到冤枉不冤枉？”谢子长淡淡地一笑说：“人家硬要骂我是机会主义，当然冤枉！不过，干革命嘛，受点委屈又有什么呢！毛泽东在井冈山干得那么好，不是还有人打击、排挤他吗？可是不管他们怎样打击、排挤，毛泽东不是还照样拼命地干革命吗？你们不是也一样吗？为了革命，东奔西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靖远失败了，跑到陇东再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一种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大家说是不是？”[1]193-1941932年10月，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辗转来到子午岭，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与军事围剿，游击队处境非常艰辛。在这种关键时刻，谢子长、刘志丹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念。谢子长对战士们说，我们是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让大家吃了许多苦。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嘛！我们身负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艰巨的重任，能不吃点苦吗？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的许多同志把生命都奉献出来了，我们吃这点苦头又算什么呢？今天我们吃苦，就是为了明天不吃苦，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1]205在北平从事地下斗争的谢子长听到陕北的红26军失败的消息后，寝食不安，心里有着要回陕北的强烈愿望。在听到组织上让他以西北局军事特派员身份返回陕甘，领导西北的武装斗争的消息，他十分高兴。为了壮大力量，他动员一些同志跟他回去，于是他找到郭洪涛，征求他的意见，并对他说，一个政党的发展成长同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开始学走路时，总是走不好，老摔跤，后来慢慢地就越走越稳了。人们的思维、意识的发展同样也要经过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洪涛，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最后一定要取得胜利，我是坚信不疑的[1]225。

在极“左”路线代表——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的排挤打击下，仅象征性地安排刘志丹担任红26军红二团政治处主任，剥夺了刘志丹对红军的指挥权。对此，大家愤愤不平，王世泰苦笑着对刘志丹说：“老刘，我实在佩服你。杜衡这样整你、骂你、折磨你，而你却从不将这些放在心上，将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虽然身处逆境，仍然为革命操心出力。”刘志丹回答道：“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从献身崇高的革命事业那天起，我就抛弃了个人的一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刘志丹吸着烟，沉着地说：“世泰，你回忆一下，自从我们搞武装以来，经过多少次失败？其中有敌人把我们打败的，也有我们吃亏上当的，也有自己的同志搞垮的，但是我们都站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对革命抱着必胜的坚强信念。只要处处想到革命的利益，一切私心杂念就没有了。我个人虽然遭受了点小小的打击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我还有革命的权利，不管有无领导权，也不管是伙夫、马夫，就一定要革命到底！”[2]219-220

由于刘志丹在红军中的威望，再加上团长王世泰同志十分尊重刘志丹的意见和建议，在战斗中采纳刘志丹的军事部署，红26军在照金打了大胜仗，当习仲勋等在当地坚持游击斗争的同志得知刘志丹到了，便赶来相见，一见面，习仲勋就问道：“老刘，杜瞎子还没有给你职务？”刘志丹坦然地笑着说：“有无职务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不剥夺我革命的权利就行了。”习仲勋感动地说：“你真是一头老黄牛，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论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对你多次打击、压制、刁难、坐牢，你一点也不灰心，总是一心一意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着，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刘志丹笑着说：“只要心里无私念，坚信党的力量，就能在任何情况下，做到不灰心，不悲观，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对每一个来看望他的同志，耐心地做工作，让大家团结起来，开辟照金苏区。他对大家亲切地说：“照金虽然不及南梁，但也是山区，这里曾是陕甘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这里的群众大多数是从外地逃来的灾户，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在陕甘游击队时期，就和我们已有友好关系，再加上习仲勋和李妙斋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一直在这里活动，只要我们的路线政策正确，照金苏区是一定能开辟的，在这里也是大有发展前途的。”[2]228-229

对于自己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习仲勋有自己的回忆，他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4]67

四、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精神

在延安党的七大会场的两边插着的红旗上，各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警句，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坚持真理，敢于担当，表现为敢于修正错误的政治勇气。1935年7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手持“尚方宝剑”的朱理治，于15日至21日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批评指责陕甘边的工作。在当时党内王明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一场所谓“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陕甘边根据地内开展起来。对于这一错误的认识，习仲勋等经历了从模糊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经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应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表现积极，心里很苦闷。”而当看到极左错误路线的推行者不顾边区老百姓的利益，采取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配群众土地运动，引起边区群众极大的恐慌时，习仲勋和刘景范一起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抵制。在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带领土改工作团的惠碧海的领导职务。[4]198-2011935年9月份，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在错误思想的领导下，在党内进行错误的肃反。开始时，“肃反”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予以逮捕。习仲勋意识到这种肃反的严重危害性时，也进行了抵制，并不顾自己也可能遭遇逮捕的危险，坚守岗位。当时有同志好心地提醒他暂时离开，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4]204

以身作则，敢于担当的精神，甚至也表现在日常的党和军队的管理，以及遵守群众纪律方面，为广大干部群众作出了榜样。1934年7月，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来到一个深山里，准备帮助当地老百姓消灭一些侵害村民及庄稼的野兽。一天夜里行军，有一只长得很象豹子的看羊狗向刘志丹袭击，由于看不清楚，刘志丹开枪打死了它，结果用手电一照，原来是前面杨家庄李大伯家里的看羊狗，刘志丹认识它，不由得“啊”了一声：“不好啦！这下违犯群众纪律啦！”队伍进庄后集合，刘志丹走到队伍前面，说道：“同志们，今天行军中，我开枪打死李大伯家的看羊狗，违犯了群众纪律，请大家给我处分。”战士们觉得事出有因，不算违犯纪律，李大伯赶来了解情况后，也说不要紧的，但是刘志丹坚持要赔偿损失，硬是给了李大伯一块银元。然后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不说，那就按咱们红军的纪律办事，罚我三天勤务。”战士们又纷纷说道：“那里有处罚主席的道理！”“罚主席当勤务，不成体统！”听到大家的议论，刘志丹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是为着人民的。在这个军队里，不论是谁违犯了纪律，都要受到处分。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对于战士和主席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红军不同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2]324-327

参考文献：

[1]刘凤梅，王志厚.谢子长[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2]白黎.刘志丹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3]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

[4]贾巨川.习仲勋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杜永耀.穿越时空的“南梁精神”[N].光明日报，2013-01-07.

[6]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M]//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69-70.

[7]金一南.苦难辉煌[M].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116.

责任编辑：刘遗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