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

潘李军

摘要：延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走向成熟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党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群众工作的原则方针等理论问题的新概括，大大推进了群众路线在理论上的飞跃；另一方面，党在其局部执政区域把群众路线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实际工作中，不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也为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传承这些经验，对于转变党的作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传承

中图分类号：D2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3-0059-06

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是关乎党生死存亡的一条生命线。虽然早在建党初期群众路线理论就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论述中已经萌芽，但真正让这一理论成熟、确立以至开花结果的是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党的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分两个维度展开：理论上，伴随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也不断丰富和完善，最终发展成为一套相对成熟的科学理论；实践中，随着党在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中对群众路线的得力贯彻，不仅开创了群众工作新局面，也为当下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在理论上的发展

群众、群众路线、群众工作始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作为党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石，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群众工作的原则方针等理论问题在延安时期都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一） 何谓群众：群众路线内涵的新概括

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外延极为复杂的一个概念。在党的文献中，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这三个概念虽然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使用时需要作出区分，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互通的、可以互换的。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虽然没有明确对这些概念作出界定，但从他们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其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士兵、知识分子等群体。正如毛泽东所说，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1]。在此，由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党一改土地革命时期“左”的政策，摆脱唯阶级论的藩篱，将广大知识分子和部分开明士绅等群体纳入人民群众这一范畴，无疑使党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壮大，群众路线的生命载体进一步扩充。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群众路线的内涵作出了解读：“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2]899毛泽东的此番论述不仅为党的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构成了我党群众路线内容的蓝本。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3]354并进一步明确：“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3]342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群众路线的内涵和地位作出的系统的论述，这些内容和基本精神都载入了“七大”修订的党章中，成为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 为何要重视群众：群众历史地位的新诠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把组织和发动群众作为党的重要工作来抓，这其中离不开对群众历史地位的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刘少奇曾讲，“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3]353；毛泽东也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790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旗帜鲜明的宣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1这无疑成为了党的历史上有关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最为经典的总结。这些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与发展，也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还善于把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中，更加具体地揭示出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人民群众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在总结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时就特别指出：“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4]85在政治领域，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毛泽东认为一个把人民排除在外的政府是独裁政府，是必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的，在谈到国民党政权时，他曾说：“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5]在军事工作中，人民群众是建设一支克敌制胜军队的重要支柱。朱德特别重视群众支持对于部队工作的重要性，他曾强调不管是部队中的军事工作，还是战场中战略战术的运用都必须要走群众路线。[6]209毛泽东则从军队后勤保障的角度指出：“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7]总之，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体现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中，凸显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

（三） 怎样联系群众：群众工作原则的新部署

群众工作的原则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群众工作要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1094，“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3]348，“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3]350。其次，群众工作要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根本手段。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摆正自己公仆的位置，切忌官僚主义的作风，到达一个地方就要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力戒“钦差大臣”的派头；另一方面，要杜绝命令主义、关门主义等错误做法，“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4]74，同时要讲究领导艺术，“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6]107再次，群众工作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8]的根本方法。基本要求就是要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一手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其分析总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9]，最终形成正确的决策。最后，群众工作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方法的多样性结合起来。人民群众不是整齐划一的，对于积极分子要善于团结和组织，而对于部分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则应花大力气通过典型带动、榜样示范等方法提高其觉悟、增强其信心。

二、延安时期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得力举措

延安时期，依据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吸取土地革命时期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制定出了大量合民心、顺民意的政策，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既确保了抗战的最终胜利，也为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成功地蜕变为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平反冤假错案，理顺群众情绪

当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到达陕北之时，陕北苏区刚刚经历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大量领导干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错杀，习仲勋、刘志丹等人也因此身陷囹圄，陕北苏区人心浮动，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这一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努力下，刘志丹等人在肃反时期被强加的“罪名”得到纠正，并且很快就被释放。党中央还于该年底通过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两个文件，许多被害者得到营救，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得到初步处理。这些措施都得到了陕北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当得知刘志丹出狱后，广大群众更是热泪盈眶，奔走相告。陕北群众的衷心拥护为党中央最终落户陕北从而开启全新的历史征程创造了条件。

（二）制定经济政策，保障群众生活

延安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需要，给人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10]为此，在制定和落实经济政策时，党中央一方面考虑到党和边区的大局，另一方面将保障群众生活、维护群众物质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首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党工作的一大重心。抗战期间，通过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在团结地主阶级抗日的同时，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抗战胜利后，随着形势的改变，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向大规模土地改革转变，承认耕者有其田，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充分满足。其次，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打破了中国税制史上紊乱庞杂的局面，使广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保证。再次，制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1]的经济发展总目标，在维护资本家的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工人应有的权益。最后，采取一加一减两项政策增加经济供给，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加”即开源，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积累社会财富，自给自足，减少对群众的索取。“减”即精兵简政，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通过减少消费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收入，减轻人民经济负担，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三）推进民主政治，提升群众政治地位

与国民党独裁政权相比，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堪称“民主政治的模范区”。通过新型选举制度和“三三制”政权等创造性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地区践行着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承诺，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建立了与人民群众血肉相依、鱼水相连的紧密关系。

在选举制度上，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2]在“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原则下，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1941 年和1945 年开展了三次大规模选举，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空前提高。在选举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为适应边区群众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识字的群众直接使用选票，不识字的群众可以画圈、烟头烧洞、投豆子等方法来表达其选举意愿。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除了保障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外，还创设了“三三制”政权来扩大群众的参政权。在“三三制”原则下，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不左不右的中坚分子各占政权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真正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落到了实处。这一新型政权模式以其包容性容纳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社会各阶级，其构成人员广泛的代表性使得政府在决策时能够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政策也因此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人民群众的心声。

（四）成立群众团体，组织发动群众

把群众组织起来是群众路线在政策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延安时期，为形成巨大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事业的建设力量，如何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了时下党面临的重大课题。陕北的党中央看到了群众团体对于组织团结群众的枢纽作用，不仅部署专门的机构负责群众社团的组织工作，而且还先后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等法令，把社团组织的管理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上来。

组建群众团体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刘少奇在指导民众运动时曾指出该项工作应坚持的三条原则：第一，要在群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群众；第二，要在群众的要求上去组织群众；第三，要采用多样性的方式去组织群众。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各种群众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以产业为界限的铁路工会、矿工工会、印刷工会，以职业为界限的裁缝工会、木匠工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等。这些社团组织把不同阶级、阶层，不同职业、地域的群众凝聚起来，组成了一支浩荡的队伍，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建设廉洁政治，接受群众监督

延安时期，党中央特别警惕党内贪污腐化的苗头，把它作为党脱离群众的一大毒草。为此，党中央双管齐下，一方面牢牢抓住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在边区广泛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教育，武装党员干部思想，坚定其革命意志；另一方面建章立制，规范党员干部行为。边区政府先后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等法律法规，约束限制公务人员的不法行为。如1941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一宪法性文件就明文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3]5而对于那些触犯这些规定的腐败分子，不论其职位高低，功绩如何，依法严惩。像黄克功、萧玉璧等革命功臣都因为贪污腐化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

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对于廉洁政治的推进不仅体现在对公职人员思想和行为本身的规制之上，更体现在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中。《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作出了如下规定：“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13]7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行使，边区政府还发布了《认真处理人民控告干部案件的命令》等指示，要求必须及时处理群众的检举控告案件，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群众。

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延安经验”的传承

延安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表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亲密无间的党群关系是我党的特色与优势。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当下，重温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对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搞好教育培训工作，重在提高思想认识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不仅有着完整的指导思想，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培训机制。在内容上尤其注意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着重提升其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生活和工作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今天，部分党员干部思想的净土已被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诱惑所侵蚀，成为了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温床。所以应该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在全党范围内广泛开展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为核心内容的“三观”教育，净化党员干部的精神，纯洁其灵魂。要注重培训机制的完善，严格党员组织生活，完善“三会一课”的内容和形式，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等平台为依托，推进教育培训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同时通过召开研讨会和理论学习会等经常性教育引导制度，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等。

（二）完善调查研究制度，深入群众体察民情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来的著名论断。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专门增设了中央调查研究局，不仅在制度上为调查研究工作保驾护航，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身体力行，跟随各种考察团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搜集一手材料。随着交流、沟通方式的日益现代化，当下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在办公室发号施令，把调查研究这一有效的方式抛诸脑后，与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恶习，必须“走出去”，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在调研中严格践行“八项规定”的要求，切忌铺张浪费、走马观花。具体说来，一方面要到问题多的地方去，放下架子，带着感情，与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诉求；另一方面调查与研究并重，调查后要做好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地思考，将不同的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对比，把感性的材料理性处理，把零散的认知系统化，从而为形成科学的决策提供丰富的素材。

（三）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维护党纪国法尊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扭转了千百年来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锻造了一支艰苦奋斗、禁绝贪腐的革命队伍，书写了党的反腐倡廉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其建设廉洁政府的经验也为当前党的反腐工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财富。其一，建立健全反腐预警机制，加强对腐败的事前管理。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修养，严守思想防线，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同时要加强预警信息网络建设，使腐败的苗头性、倾向性等问题得到及时纠正和处理。其二，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强制性、稳定性的行为规范，坚持用制度管事、制度管人，才能打赢反腐攻坚战。其三，有腐必反，既要打“老虎”，也要拍“苍蝇”。对于那些触犯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不管其官职高低，一律给予严惩，坚决维护法制的尊严。

（四）完善群众监督机制，拓宽民意表达渠道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经验表明群众的监督是最广泛、最有效的监督形式。群众监督不仅让领导干部的施政行为有了“第三只眼”的审视，使其摆脱了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做到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为着群众，而且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愿意表达的平台，在此，他们可以针砭时弊，表达内心诉求。所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尤其要注意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完善群众监督的体制机制：一方面完善公开办事制度，通过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保障群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强化舆论监督机制和网络监督机制，在保障群众批评权的同时，创新群众监督新形式。当然，监督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是领导干部能够透过群众这面镜子，在群众的呼声和诉求中不断地规范自己思想，调整自身行为，从而达到“正衣冠”、“治治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3.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

[6]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论党的群众路线[M].北京：大地出版社，1990.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2.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0.

[9]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0.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6.

[1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7.

[12]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60.

[13]艾绍润.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G].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孔九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