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与芜杂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的文艺状况

谭虎娃

(延安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陕西 延安 716000)

厘清、研究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的文艺状况，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阐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大繁荣是有其坚实基础的，即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文艺的“飞跃发展”；二是在于说明毛泽东关于文艺思想的集大成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针对延安文艺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果，有着一个过程。当前，有些人在研究、宣传中为了所谓的抬高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地位，从而忽视、轻视甚至否定在其召开之间延安文艺的巨大发展，这从根本上违背历史研究所应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与文艺“飞跃发展”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在分析党内错误思想根源和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均认为中共组织上的缺点是“本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政府叛变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的策源地”，因而“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领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农的成分占最大多数”。这种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内甚至出现了“反智识化”的错误倾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开始从各方面肃清“左”倾错误，对知识分子政策亦有了重大转变。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智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2]559，“‘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2]56512月1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号召，明确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618-620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呼吁“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

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及其高举抗日的大旗，民主的大旗，使得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大批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地。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8月至10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就接待和初步审查了1000多名由国民党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监狱获释的政治犯，其中700多人转送延安[3]；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青年就达2288人[4]，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人数达280人[5]；1942年5月的《华北共军现状》报道，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国统区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6]92对此，中组部部长陈云在1938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生动地描述道：“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7]113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1939年6月发表《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亦写道：“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到抗大”。[8]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9]279

大批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的到来，使得延安的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社团名称成立时间主要负责人中国文艺协会1936.11丁 玲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1937.11艾思奇 柯仲平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1938.09艾思奇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1938.01冼星海 吕 骥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1939.02江 丰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1939.02沙科夫 塞 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1939.05周 扬 萧 三 丁 玲延安文化俱乐部1940.03萧 三战歌社1937.12柯仲平边区诗歌总会1938.09田 间鲁迅文艺工作团1939.03陈荒煤鲁迅研究会1941.01艾思奇 萧 三 周 扬怀安诗社1941.09李木庵延安诗会1941.12艾 青 萧 三抗战剧团1936.01危拱之 杨醉乡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1938.07柯仲平 马健翎鲁迅实验剧团1938.08王震之 田 方 钟敬之烽火剧团1938.10蔺子安 高 波鲁艺平剧团1940.04阿 甲延安杂技团1941.02宗 池青年艺术剧院1941.09塞 克 王 真 吴 雪西北文艺工作团1940.09苏一平延安平剧院1942.10张 庚延安合唱团1940.05金紫光 时乐蒙

资料来源：刘煜：《圣地风云录》，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3页。

延安文艺刊物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曹桂芳的《延安时期的文艺刊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和刘锦满的《延安时期的山脉文学社和〈山脉诗歌〉》(《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等整理而成。

文艺创作上也一改之前的荒凉、冷寂，在延安舞台上先后出演的大型话剧就有《团圆》、《农村曲》(歌剧)、《大雷雨》、《突击》、《日出》、《雷雨》、《钦差大臣》、《蜕变》、《阿Q正传》、《李秀成之死》、《铁甲列车》、《带枪的人》、《中秋》、《伪君子》、《北京人》、《抓壮丁》、《马门教授》、《新木马计》等，京剧则有《打渔杀家》、《四进士》、《法门寺》、《武家坡》、《群英会》、《空城计》、《宋江》、《玉堂春》、《奇双会》、《六月雪》、《梅龙镇》等[10]，还有柯仲平等领导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此外，海外、国统区的有关爱国抗日的歌曲随着知识青年的到来在延安传唱，延安文艺工作者也创作出了大批革命歌曲，延安是一片歌的海洋。尤其是1938年冬，冼星海来到延安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谱写出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作品，许多战士是唱着“风在吼，马在叫”奔赴抗日前线的。而据边区美术救亡协会不完全统计，在美术方面，抗战以来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等创作，数量在3500件以上；音乐方面的创作，从小调格曲一直到大合唱，共计300个以上；戏剧的作品，由活报杂耍到两三幕的大戏，共100种以上；文学作品如象诗歌小书报告之类，数量特别多，目前一时无法估计。[11]1939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问延安，也激动地写道：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这里有着五百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置于——任何一切的地方！——教堂和寺院中。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象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一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12]

总之，延安文艺“在抗战前后是飞跃发展的”[13]，“这里已经有了文化艺术的优秀的经验”[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肯定，依靠大量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15]854。当然，不管是黎辛，还是毛泽东的结论，都是一个对比的结果，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和后延安文艺状况的比较。那么，抗日战争爆发前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识字的人”只占整个人口的1%[16]，革命队伍中流行的是中央苏区文艺工作者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已不能很好满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文艺作品，广大群众中盛传的则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对自身进行讥讽和贬低的陕北民歌与秧歌。

二、“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

大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加入革命队伍的行为，并不代表其小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的完全转变，在他们身上“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15]833。对此，1943年4月延安的党务广播中播发的《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概括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对写光明黑暗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并提出了严肃批评：“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17]325。

一是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宗派主义的倾向。自古文人相轻，在延安亦是如此，而其表现之一就是宗派主义盛行。如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在延安的延续，“歌颂派”与“揭露派”，长征到陕北原苏区文化工作者“山顶上的人”与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亭子间的人”，“有些人还搞小宗派，从上海亭子间来的是一伙，从桂林、重庆等‘大后方’来的是一伙，从香港、南洋作秘密工作的也是一伙，从不同学校出来的如北大的、清华的、北师大的也结成小圈子，不愿和其他学校出来的人在一起，文人相轻的习气很严重。”[18]对此，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1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宗派主义的问题进行了专门分析：“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并强调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并没有完全“亲近工农兵”，并没有真心实意的学习“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宗派主义就不可能“彻底的解决”[15]858。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胡乔木也颇为感慨地说：“文艺界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可调和，一说起来就充满仇恨。”[9]56

二是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自由主义的倾向。知识分子身上的自由主义倾向，集中表现在对中共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困惑，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否定，以及绝对平均主义和绝对民主的要求等方面。一些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认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如1941年6月30日召开的“文艺月会”上，萧军对《解放日报》登载的“三篇恶劣作品”——《中》(立波)、《向革命进军》(诗何其芳)、《屈原》(报告萧三)作了抨击：“在延安文艺现象上有着两种倾向：一个是作家写东西总不敢走出圈子一步，总要掺加一点不必要的药引子，比方最近解放日报上的一首诗，一篇散文，一篇报告就是一例。再有就是一些政治负责人，对于文艺随便根据自己的浅薄见解写文章，或是胡言乱语，不顾及到不良倾向的长成，为了提高文学艺术的水准，校正一些不良的倾向，我们要和这些做斗争得”[20]342。7月20日，在与毛泽东会谈是，萧军提出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党内：个性被销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份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20]3461942年三四月间，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连续撰写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一文中写道：延安骄奢淫逸，“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共产党等级森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对干部“漠不关心”，“缺乏同志之爱”，“到处乌鸦一片黑”，攻击领导干部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助长黑暗”等。丁玲也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文，虽然没有王实味文章尖锐，但是“在文艺界有相当代表性”[9]55。萧军主编的《文艺月报》和文艺抗敌协会机关刊物《谷雨》，以及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一些年轻人办的《轻骑队》壁报，也发表过类似思想内容的作品。还比如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红莲、白莲、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21]

三是知识分子身上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虽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成为其中一员，但是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在文艺创作过程中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1939年鲁艺开始强调“正规”和“提高”，这种错误倾向益发严重。鲁艺校长周扬在整风中反思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它“贯穿于从教学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22]教员周立波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严文井则说，当时“学校四周住的都是农民，而我们却不同农民往来，除了有时候要向他们买西红柿和甜瓜，才同他们当中的两个人说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大艺术家。农民当然是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农民算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连‘百分’也不会玩儿，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5年以前，或10年以前的爱情。”马可在《延安鲁艺生活杂忆》中写道：“有些同志孤立地强调提高和‘正规化’，常常忘记群众，脱离政治，疏远现实；当我们在礼堂里演出、观摩技巧时，桥儿沟(鲁艺所在地)的老乡就在外面敲门打窗，说我们是‘关门提高’，还编了个歌谣讽刺道：‘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指练声)，美术系不知画啥。’有些女同志读了外国古典名著后，就陶醉在那种生活情调里，学《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细察自己的睫毛长短怎样、是否在日光下也有影子。还有些同志轻视民歌，认为不能拿到‘正规’音乐会上演唱。有一次下乡宣传，绝大部分节目是外国的，老乡听不懂、看不懂，提了很多意见”。[23]

四是知识分子身上存在轻视工农干部的错误倾向。知识分子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教育，对革命动力认识不清，对广大人民群众和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不够尊重。1941年，外来知识青年杨志功和黄流在《边区群众报》上联合撰写了《牡丹区干部印象记》，文章由三篇小杂文汇总起来，其中第一篇《一个半干部》说的是牡丹区只有一个半干部可用，其他的干部都有或多或少的毛病，且没有工作能力；第二篇《五个乡长》说的是牡丹区五个乡长都有贪污腐化问题，不是吸鸦片，就是赌博；第三篇《上头难》描述做基层干部的困难，工作中经常要受官僚主义上司的批评，回到家里又要挨老婆的指责，说他们不顾家。这样的指责，引起了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此外，不管是在《三八节有感》，还是在《在医院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丁玲笔端下描绘出的工农干部的粗俗与落后，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差距和矛盾。这些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并“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24]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曾写道：“有几个已迁居这一原始的革命圣地的作家，感到那里的生活实际和他们先前的想法相差甚远。”[25]对于这种差距所产生的心里落差，恐怕并不是李欧梵所列举的王实味、丁玲和萧军，而是这些外来知识分子群体。

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延安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还有诸多缺点：最直接最灵活反映现实的还不多，公式主义或近于公式主义的毛病还常常存在；文艺工作者与现实的斗争生活还接触的不够；对旧形式的利用不熟练，不能灵活地控制旧形式的一切规律；文艺活动的水准，还不能说已超过全国；不能把艺术理论有系统地建立起来，现在仅仅是一些片段的意见。[11]出来的许多些作品得不到认同。毛泽东就严厉的批评道，这些知识分子创作的“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26]。即使是同行，前方的文艺工作者也对鲁艺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却是大、洋、古的东西。[22]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已势在必行。

三、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要求

延安时期中共一以贯之地坚持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但这种教育历经了一个由宽松到刚性的过程，从滴点改造到全面要求的转变，而这一分水岭就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早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成立时，毛泽东就要求艺术家们应“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毛泽东两个发扬的观点，可以说是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思想的渊源。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到鲁艺发表演说，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在演讲中，毛泽东尤其提出：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27]6512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指出：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加以教育成为我们的干部，意义实大。[27]98193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先后撰写《五四运动》一文和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前者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是“走历史必由之路”，即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工、农、兵、商、学各势力。“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最后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2]559-560后者则指出，中国革命近50多年来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2]565-566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共存在的“左”倾错误，存在的“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进行了彻底纠正，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也提出了方向，即“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2]618-620。同月，在毛泽东等合写的干部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革命态度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论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2]641-642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明确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708。1942年2月15日，延安美协在军人俱乐部举办讽刺画展览，展示了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位画家的60余幅讽刺画。画的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时出现的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如《准时到会的人》中一个抽着烟的干部蹲在广场上等候开会，会场只有乌鸦在觅食，讽刺延安开会经常迟到；《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的时候》里一位领导在台上念讲稿，听会的人睡成一片，讽刺会议内容乏味；《首长路线》中两个女青年聊天，一个说“哦，他，一个科长就嫁了。”讽刺女青年在婚姻问题上走上层路线。画展期间，《解放日报》发表大篇幅表扬文章：“我们需要刺，要刺得痛快，刺得出血，把淤住的积血放出去。”2月17日，毛泽东参观了画展。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后，有一天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载8月19日《解放日报》)。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更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27]410

综上所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诸多要求：立场和态度问题，为谁服务、如何服务问题，深入群众、深入生活问题，揭露与歌颂问题等等，较之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思想观点都已形成，不足在于尚未引起高度关注。这种结果的形成，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改造并不是刚性的，而是“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陈云就曾指出：由于过去搞过火打击、残酷斗争，现在走到另一极端，即“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抗战以来，我们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7]2711943年4月，《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党播稿中也指出：这个时期，中共“忙于抗战，忙于其他工作，对文化人工作除招待及给予帮助其上前方外，一般的对文化人的工作注意还是不够。”[17]324

因此，1941年至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有序开始后，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重视，以为整风仅仅是“彻底检查领导工作，深入下层，整顿三风，建立制度”[28]，认为整风也是事不关己，“整风就是整领导”[29]。当然，对于这种认识，可能也与整风的进程安排有关，即从高级领导开始，到普通干部，再到高级领导结束。此外，也与整风的重点有关，即高级干部为重点。1943年1月25日、7月4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聂荣臻电中就指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整风主要整高级干部”，“将他们的思想打通”。又说：“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9]187对于知识分子误解整风，没有积极加入到整风的行列，1942年4月5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强调指出，整风运动是为了“治病救人”，“错误是人人有的，人人应有自己反省的勇气。”[30]其中的“人人”，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胡乔木在回忆中曾指出：“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之间的关系要弄清楚，究竟是会前文艺界已经在整风，还是在会后才开始整风？有可能座谈会前已开始整风，但整不下去，各说各的吧。”[9]56在笔者看来，“座谈会前已开始整风，但整不下去”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0-61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南京市委党史办，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13.

[4]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辅助陈列说明[Z].铅印，1979：8.

[5]张腾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60.

[6]袁旭.论解放区战场的历史地位[C]//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92.

[7]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李志民.革命熔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208.

[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新文学史料，1982(2).

[11]艾思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J].中国文化，1937(2).

[12]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为亚洲而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26.

[13]黎辛.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纵横，2002(5).

[14]《新中华报》副刊“边区文化”发刊词[N].新中华报，1938-03-05.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政会文献汇辑[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26.

[17]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甲3)[Z].内部版，1994年.

[18]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251.

[19]柯仲平启事(四月二十七日)[N].新中华报，1938-04-30.

[20]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21]肖云儒，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写真(之三)[N].陕西日报，1992-07-02.

[22]鲁艺戏剧部整风学习快报第3号[Z].中央档案馆存.

[23]任宏，高梅.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160.

[24]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M]//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6.

[25][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45.

[26]艾青.漫忆延安诗歌运动[M]//艾克恩.延安城头望柳青.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75.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8]丘纯甫.党员在工作中的不安心现象[N].解放日报，1942-02-15.

[29]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J].党的文献，1992(2).

[30]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N].解放日报，1942-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