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影像档案研究

胡瑞华

(延安大学 人事处，陕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时期的电影、摄影、幻灯等工作为宣传抗战、记录党的历史、教育党员干部和民众，为新中国党的广播电影事业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工作，为党的事业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延安时期党的电影事业发展历程

延安时期党的电影事业是在战火纷飞、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其工作的开展充满了创造性、革命性和针对性。

(一)成立延安电影团

延安电影团成立于1938年［1］。作为我党第一个专业电影制作宣传机构，其成立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1937年，刚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向全国人民宣传解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民族团结政策及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感人事迹，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事业”，［2］1938 年秋，在八路军总政领导下，于当年9月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后称“延安电影团”)。电影团成立初只有六个人(团长由八路军总政副主任谭政兼任)。随着一大批爱国进步电影专业人员如著名电影导演袁牧之、摄影家吴印咸、编辑师钱筱璋、洗印师周从初、演员陈波儿等专业人员先后来到延安，为延安电影团成立聚集了一大批人力资源。为了解决开展电影事业所需的摄录拍印等器材问题，我党一方面从有限的党费中拿出专款派人赴香港等地购买(如派袁牧之赴香港购买的一台16 mm菲尔姆摄影机)，再加上来延专业人员捐赠和国外友人的赠送(如吴印咸、徐肖冰提供的三台照相机以及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赠送的一台35毫米埃摩手提式摄影机等)，以及少量的拍摄胶片和洗印药品，就构成了电影团成立时的全部设备器材。其它设备如洗印机、拷贝机等一概没有。工作场地就是位于延安西沟半山腰6孔土窑洞，没有电只能借用太阳光，用水就从延河挑。电影团成立后，下设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1942年5月又更名为“联政电影团”，直到1946年6月离开延安赴东北接受新任务完成其历史使命。

图1 延安电影团成立合影(1938)

延安电影团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8年时间，但至成立之初起就克服了物质和技术上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党交给电影团的各项任务，既宣传教育了民众，又为党记录保存了一大批党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历史影像档案资料，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电影事业发展积累了经验，功不可没。

(二)党的电影事业开端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不久，就迈出了开拓党的电影事业第一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电影团筹拍中共第一部反映八路军在延安战斗、生活的教育影片——《延安与八路军》。该片的艺术设计和编导工作由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袁牧之担任。［3］摄影工作则由电影先驱、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主持。

图2 《解放日报》1945年1月26日第四版刊登的电教先驱吴印咸的专题报道

为了能全面拍摄反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如何边战斗边生产，军民鱼水情的感人画面，袁牧之和吴印咸一面熟悉延安生活，一面完成整体构思。同时大量阅读有关延安和八路军的各种文字和书籍资料;采访了多位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深入基层广泛采访八路军战士和普通老百姓，了解延安和边区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八路军的战斗故事;到延安的各个单位采访，到鲁艺听课看排练。通过不懈努力写了大量的采访日记，积累了很多文字资料。与此同时，吴印咸带着徐肖冰在延安城各处考察拍摄场景，并拍摄了宝塔山和延安城全景的镜头。

图3 袁牧之、吴印咸等在延安清凉山的岩石上用“埃姆”摄影机拍摄素材

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摄影队在吴印咸率领下，在陕西黄陵县的桥山黄帝陵前举起摄影机成功拍摄出了我党第一部宣传教育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4］。

图4 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拍摄地桥山黄帝陵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陵园所在地，选择此地作为本片拍摄第一地，其用意深远。

黄帝陵前拍摄结束后，摄影队立即前往各计划地点继续拍摄。先后拍摄了延安的自然风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解放区活跃的民族政治生活、火热的生产运动场面以及边区蓬勃发展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活动。经过几个月努力工作，延安素材已经完成。1939年1月25日，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殷切期望，电影团奔赴华北，开始了一年多艰苦的战地拍摄生活。临行前毛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了袁牧之、吴印咸等人。

1940年5月4日，袁牧之和冼星海带着已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部分底片及有关材料，赴苏联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然而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已经洗印好的底片全部丢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幸运的是，部分16毫米底片留在了延安，其中包括白求恩大夫(影片《纪念白求恩》)的宝贵资料。使得吴印咸在前线拍摄的部分八路军历史资料得以保留。而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用在《中国人民的胜利》、《星火燎原》、《抗日烽火》等多部影片拍摄中，发挥了积极的宣传教育作用。

(三)拍摄完成我党第一部完整电影

延安电影团经过千辛万苦拍摄的第一部影片遗失在战火纷飞的苏联，但电影团全体成员并不气馁，利用剩下仅有的少量胶片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42年秋拍摄制作出我党第一部完整的电影教育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南泥湾》)。影片通过镜头拍摄八路军(359旅)向荒野进军、垦荒放牧、秋收练兵等场景，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和战斗景象。拍摄完成后毛主席欣然挥墨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给电影团工作予以极大肯定。

图5 毛主席为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题词

拍摄工作完成后，由于当时在延安进行后期制作几乎不可能，没有水电条件，更没有现代化的制片器材设备。面对困难，电影团决定因地制宜，用土方法解决困难，于是前所未有的电影洗印工作开始了:第一步是洗片。周从初凭借自己娴熟的洗片技术和经验，设计了最简陋的工具，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冲洗。

图6 电影团成员在暗室冲印16毫米革命与生产教育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胶片

第二步是印片。电影团没有印片机，曝光技术成了最大问题。周从初便千方百计用电影团唯一的16毫米摄影机作替代，经过一系列创造性的艰辛工作终于完成了印片。

冲印之后就是编辑，剪辑师钱筱璋仔细研究了全部拍摄素材，考虑了影片的编辑构思，经过耐心细致工作，将前期拍摄的1500英尺素材用上了1300英尺，损废比例降低到了最小限度，创造了中国电影教育编辑史上的一个奇迹。剪辑完成后由于没有录音设备，影片配音又成为了最棘手的问题。钱筱璋根据电影在默片时期是用蜡盘唱片和扩音器配音加解说的经验，通过原始的土方法，把无声电影制作成了“有声电影”。从而完成了影片的全部制作。为此当时的《解放日报》专门作了报道。

图7 电影团成员周从初在拷贝胶片

图8 《解放日报》1943年1月24日第二版发表题为《〈陕北江南〉摄成影片》的报道

电影团在延安时期所采取的制片方法，比起我国电影初创时期还要原始落后，在制片技术的掌握上反而要更难更严。每完成一项制作任务，都要克服许多困难。《南泥湾》影片的制作过程不仅今天看来令人难以置信，就是在中国电影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摄制，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体现出的革命性和教育价值，不仅在当时轰动整个边区，成为最受欢迎的影片，即使到了今天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四)拍摄了有重大教育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影片、照片素材

抗战时期，延安电影团不仅拍摄了大型革命教育宣传影片《延安与八路军》和《南泥湾》，还充分利用有限的胶片，拍摄了有重大教育和历史价值的宝贵素材。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延安各界庆祝十月革命节25周年》、《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延安各界庆祝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及反攻胜利大会》、《延安秧歌运动》、《延安群众向朱总司令献旗》、《刘志丹移灵》、《张浩同志出殡》、《延安国际青年节大会》等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为后来人研究中国革命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素材。

图9 吴印咸拍摄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台”(1945年4月)

这些影片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以感人的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延安火热的战斗生活情景，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为我党延安时期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影像。其宣传教育和历史价值将日久弥新。

(五)积极引进剪辑制作幻灯片

由于条件制约，电影团除了自主拍摄、制作影片外，还特别注重引入或重新剪辑其他解放区、国外的革命教育影片(幻灯片)。先后从其他解放区引进的影片有:《斯维尔德洛夫》、《奥洛尔大会战》等7部影片;从苏联引进的35毫米、16毫米的影片有:《远东边疆》、《大战张鼓峰》等12部影片;美国赠送的影片有:联合国新闻24套、彩色卡通片，以及幻灯片多套。同时，利用电影团的设备、技术优势制作幻灯片，在放映电影前放映幻灯。

(六)不断扩大电影宣传教育活动

延安时期的电影事业除了拍摄制作电影、照片外，前辈们还深入广大农村、工厂、前线，利用先进的电影设备宣传抗日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民众和军队教育。

1．积极推广民众电影宣传教育

为了教育民众、宣传抗日，电影团成员肩扛放映机、或徒步或骑马奔赴边区各地为广大群众巡回放映革命宣传教育影片，举办图片展览，进行革命和时事教育、宣传。传递革命知识，对民众进行国防教育。

延安电影团最早放映的主要是苏联卫国战争前的故事影片，如《大战张鼓峰》等。1940年4月以后，放映团的放映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播放影片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电影团在播放影片和幻灯的同时，利用照片摄影和洗印的优势举办图片展览，开展时事宣传。当时电影团的图片展览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延安举办专门的图片展览，另一种形式是放映队在巡回放映过程中给各单位举办图片展览。通常是在白天利用日光进行图片展示。下图即是1946年5月3日电影团在延安大学大礼堂举办照片展览的报道。展览内容主要包括:抗日敌后根据地介绍160幅;解放区青年生活素描;世界革命文豪高尔基的照片80余帧;斯大林、毛主席影集等。

图10 《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第二版刊登的延安大学礼堂举办的照片展览报道

2．广泛开展工人电影宣传教育

除了在边区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民众电影教育活动外，电影团还在工厂为广大工人兄弟播放革命教育影片。如1945年11月，延安电影团在工艺厂放映革命教育影片《虹》、《苏联的二十四小时》等宣传教育影片。

图11 《解放日报》1945年11月4日第一版刊登的“纪念十月革命节工艺厂发动生产竞赛，电影团公演苏联影片”的告示

3．深入前线开展军队电影宣传教育

为了鼓舞士气，提高前线战士抗敌热情和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电影团还积极深入前线为战士播放革命教育影片。如1946年10月，电影团奔赴前线各地巡回放映革命教育影片。

看电影在当时边区是群众的奢侈品，因而通过电影手段进行民众教育十分具有有吸引力。原外交部长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写到:“看电影在延安是稀罕事。为了看电影，全延安的干部学员都到杨家岭山坡下的广场集合，有的甚至要跑三四十里路。大家坐在土地上，等待天黑。发动机发动了，人们立刻非常安静。”［5］

延安电影团放映队作为当时陕甘宁边区唯一的电影放映队，走遍了边区23个县足迹遍布12．9万余平方公里。不仅为延安的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放映电影，还要为工厂工人以及边区的150万群众播放影片，其工作的艰辛和繁重可见一斑。面对现今看起来无法完成的任务，电影先驱们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以对党、对人民、对民族的无限忠诚，克服重重困难书写了我国早期电影事业的不朽丰碑。

图12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2日第二版刊登的电影团赴前线播放影片的告示

(七)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当时封闭的条件下，难能可贵的是电影团宽广国际视野与积极的国际合作。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电影团就与之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如1945年7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爷台山一带，电影团和美军观察组分别拍摄了八路军收复爷台山和前沿视察实况，并及时对外宣传揭露事实真相教育人民，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无疑，当时的国际合作、支援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延安电影团而言是雪中送碳，异常珍贵。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补充和增强了电影团的设备器材，同时引进、编辑国外革命影片，极大的丰富了延安时期电影教育的内容，开阔了民众、军队、工人和学生的眼界和视野。

二、历史价值

浏览党在延安时期留存的宝贵历史影像档案，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历史价值。

(一)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成就了我国早期电影事业的不朽丰碑

延安时期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民族独立与解放是当时的历史使命。而人民电影事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并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而成长。电影团制作、编辑、引进了大量革命教育宣传影片和幻灯片，还拍摄了大量图片，举办图片展览，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电影实践。为延安时期边区的宣传教育事业，以及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开创了“延安新闻记录电影”学派

为了对广大民众、军队、工人和学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迫切需要大量真实的战争影像、影片。延安电影团的先驱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拍摄了大量战争记录影片和战地景象并积极用于民众宣传教育中，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革命宣传教育作用，时至今日，仍然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真实的、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也许，电影先驱们并不知道他们“无意”间开创了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延安新闻记录电影”学派，［6］且对之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会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凝聚并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骨干

延安时期的电影事业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其中的杰出代表如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等。他们扎实的专业基本功、超前的眼光和强烈的事业心，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有志电影事业的爱国青年。不仅为当时电影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急需的人才，而且奠定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人才基础。如张可奋、姜云川、刘沛然、郝玉生、冯瑾、杨采等一大批学员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骨干。

(四)体现了“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延安精神

当时的延安受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质匮乏，条件艰苦，但电影人克服重重困难，变不可能为可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付的各项电影事业任务。这些伟大创举背后所彰显的“自主研究、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必将薪火相传，不断继承和发扬。

影像档案记录展现我党延安时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开拓的电影事业，取得的突出成绩、积累的成功经验、彰显的精神值得后来人铭记与发扬。

［1］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的故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4．

［2］刘守华．战火烽烟中的延安电影业［J］．百年潮，2006(1):64．

［3］竹潜民．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全才”——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的艺术道路［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1):65．

［4］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的故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9．

［5］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6］鲁明．钱筱璋与新闻记录电影［J］．电影艺术，200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