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李雯怡，陈章波

（肇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一、引言

数千年来，人们对幸福的探索从未停歇，从中不难看出幸福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主观幸福感是测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指标[1]，是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热衷与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有研究显示，在目前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不仅没有跟着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2-3]。在中共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通过帮助国民正确地了解幸福，理性地追求幸福[4]，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展开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于我国居民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5]。

二、研究回顾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在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上，心理学家研究得最多,不过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其进行探究。

Easterlin 关于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是当代经济学家对幸福感研究兴趣的起源[6]。上述的研究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也被称为“幸福悖论”。现存在着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对伊斯特林悖论进行了解释，这些理论大致分为下面的两类：

一类是侧重于“比较视角”的理论，例如：相对收入理论、攀比理论以及参照组理论。这类理论的观点是自己的收入水平与个人效用呈正相关，而攀比水平（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呈负相关。攀比水平会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上升而上升，这个变化使得收入—幸福曲线向下移，以致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考。Frank 认为，个人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于是产生了一个零和地位竞争：一个人受到惩罚，所有人都无趣。因此，地位竞争并不能导致一个整体社会的主观幸福感指数增加，而只是引发了个人福利的再分配。

另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指出，经济学者们在进行幸福研究时，往往会忽略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其他重要因素，譬如健康、自由、政治参与、激励与创造、社会渴望等。需要注意的是，当消费、收入和财富等经济因素与这些非经济因素负相关时，那么随着收入的增长，许多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与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抵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却没有相应增加。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对有关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是大部分来自于心理学家,来自于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研究还只是少数。其中，近几年出现了很多针对国内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罗楚亮在2006 年对我国的就业状况和城乡分割与国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他所采用的是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针对我国城乡居民所做的住户调查数据。罗楚亮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对生活状态改善的满意度、预期的满意度和预期的收入变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中国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收入的差距则导致了城镇失业人群比就业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7]。

在2008年，采用在湖南和湖北两地搜集的住户数据，彭代彦和吴宝新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从彭代彦、吴宝新的研究看来,农村内部的非农收入差距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而该村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则会随着村庄内部的农务收入差距的增加而降低。其原因或许在于这种结果是由个人能力不同所导致的。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提高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是要消除引起收入差距的制度因素，并且，收入差距也不总是产生消极的福利效应。

总的来说，与国外的研究相比之下，当前国内学者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还不够成熟，主要存在着研究数量少、数据质量不高（调查规模较小），研究方法有待更新等问题[8]。

三、问题的提出

（一）主观幸福感的涵义

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最近，“幸福是什么”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Diener在总结了30多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主观幸福感的四维结构：（1）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满意度；（2）积极的情感体验,如快乐、成就感、自豪等；（3）消极的情感体验,如羞耻、焦虑、压抑等；（4）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工作、家庭、健康、经济状况及自我[9]。

（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情感评价和个人的经验，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以下列出其中几个方面的因素[10-13]：

1.社会因素。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往往会将自己所处的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特征转化为个人观念,进而对自己的评价和判断标准产生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会致使个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差异。

2.家庭因素。子女在亲密和谐、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尊重的家庭氛围中能更好地体验到幸福感,更加懂得热爱生活。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预测因素是稳定的家庭、没有严重的家庭矛盾、家庭成员间相互关怀；反之则会使他们产生不幸福的感觉[14]。

3.经济因素。目前对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影响没有明确的说法。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收入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想要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更高的权力与地位等必然依赖于较高的收入。又有研究表明，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当人们的基本需求获得满足时，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15]。因此，若非处于非常贫穷的时期，经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那么不显著。

（三）本文研究的主要假设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也就是上述的经济因素。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在本文中，将进一步把收入分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更具体地研究探讨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根据Easterlin悖论[16]，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具有高收入并不意味着同样具有高的主观幸福感指数。

假设二：与绝对收入相比，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四、研究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1.数据来源。本文以广东省顺德为研究对象，该地区在2011 年人均GDP 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已基本实现了富裕水平。顺德居民开始由追求物质享受到追求精神享受，正处于由经济指标度量转向幸福感度量的过程之中，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其他地区具有更强的借鉴意义[17]。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调查组在2011年对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单位性别、不同收入水平的顺德区1 500位居民进行抽样及走访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为了尽可能减少估计误差，便于检验分析，对原数据表中的无效样本进行了处理，如收入中的“没有”“不清楚”“拒绝回答”、收入公平中的“不清楚”“拒绝回答”，等等。数据整理前后的样本整体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 数据清理后样本总体情况

最后共获得1 017个有效样本，其中有547位男性和470位女性，男女各占比例相当，保持了样本的代表性。

2.变量定义。绝对收入是指本期收入的实际水平和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相对收入是指与其他人的收入相比较的收入水平和与自己本人过去的收入相比较的收入水平。本文采用在问卷中受访者给出的个人主观幸福感综合分数（满分100分）作为主观幸福感得分。

（二）实证检验

1.样本统计描述。按照受访者的个人主观幸福感程度的差异性分为5 个级别，具体情况如表2 所示；受访者目前的主观幸福感情况，其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分布特征

表3 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情况

从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分布特征（见表2）来看，女性受访者中感到幸福的人所占比例比男性受访者中感到幸福的人所占的比例要大。再看表3，虽然女性的幸福感平均分略低于男性，但是其主观幸福感指数却比男性高，这个结果恰好与国际上普遍的结论即女性的平均主观幸福感指数高于男性一致[18]。

2.相关分析。本部分对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检验是通过检验二者的相关性来进行的。采用的是Spearman等级相关检验的方法。

假设一：具有高收入并不意味着同样具有高的主观幸福感指数。

采用受访者个人年收入水平代表绝对收入，Spearman非参数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s)

由表4 可以看到：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Spearman 相关系数p=0.045，说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很低，并且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234>0.05)。Easterlin 悖论以及“边际幸福递减的收入-幸福曲线”（见图1）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一定的时期内，主观幸福感指数会随绝对收入的上升而上升；而当绝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主观幸福感则不再随之增加或者只是轻微上浮。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顺德地区属于经济先发地区，经济水平比较高，所以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的相关性是很低的。对于收入中上水平的人群而言，绝对收入水平的上升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指数的增长是微弱的甚至没有。所以，这一检验结果恰好证明了收入越高，并不意味着主观幸福感指数就越高。

图1 边际幸福递减的收入-幸福曲线

假设二：与绝对收入相比，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首先采用受访者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水平来代表相对收入。Spearman 非参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 来看，与绝对收入相比，相对收入（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指数之间的相关性与绝对收入相比有所增加（p=0.157>0.045）,这证明了相对收入（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绝对收入大。其次，相对收入（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检测以较高的相关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测(P=0.000<0.05)，总体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很显著的。

接着，采用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满意度来代表相对收入，Spearman非参数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5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s)

表6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s)

在表6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对收入（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指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p=0.324，P=0.000），这再次证明了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与表4，表5比较发现，相对收入（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满意度）与相对收入（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水平）以及绝对收入相比，其相关性又有所增加（p=0.324>0.157>0.045），相关性水平提升到较高的层次。这一检验结果说明，与绝对收入相比，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在相对收入的两个变量“与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水平”和“周围其他人或同事相比的年收入满意度”中，后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即两者同时增加1%，后者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一般来说，高收入人群平均拥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但数据分析结果却显示相对收入（尤其是与周围人或同事相比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为显著。这表明，相对收入水平比绝对收入水平更能影响主观幸福感指数。人们总是喜欢与比自己收入高的人进行比较，因此，高收入人群对低收入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形成了消极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绝对收入，它还取决于是否满足自我要求的主观感受。所以，相对收入高的人群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三）小结

尽管收入不是衡量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唯一要素，可是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即提高收入仍是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途径[19]。就上述的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会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指数造成一定的影响。相对而言，相对收入对其的影响更为明显。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指数随其收入的增加而上升的现象也不是持久的，当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其边际效用就会越来越小，主观幸福感指数不再随之上升[20-21]。收入作为幸福的条件之一，在它达到一定得数量时，其相对性也越来越明显，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和主观意义上的心理贫困。这表明，当人们进入一定得收入阶层时，收入的增加固然能增加其主观幸福感，但社会公平、公正等因素也在个人主观幸福指数中逐渐占据较大权重[22]。

五、政策建议

全社会的总体收入在不断攀升，但总体主观幸福感却在下降，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切实有效地提升国民的主观幸福感，下面提出几点建议。

（一）促进经济快速与良性发展

从前面的研究可知，在绝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前，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样具有显著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国民的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增加人们的收入对于提升国民主观幸福感指数来说仍然是切实可行的。从这一点而言，促进经济快速与良性发展，提高国民的绝对收入水平与促进国民主观幸福感指数的提升是一致的[23]。

（二）采用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

从埃奇沃思盒状图所分析得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到衡量社会经济的恩格尔系数，皆体现出经济学家对效率与公平这一问题的关注，而收入差距即为效率与公平的核心指标之一。在我国，收入差距非但没有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缩小，近年来反而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也是导致国民主观幸福感与国民收入不同步的主要因素。政府应在政策上采取更有利于收入分配均等的政策，这样的决策能够有效地提升国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这种提升不仅只来自于低收入人群相对收入的提高，还可能来源于减少高收入人群对社会不稳定的恐惧感。

（三）建立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主观指标评价体系

现阶段我国存在着一种发展偏向，可概括为“重客观、轻主观”。在积极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在上述研究中，我们得知绝对收入因素对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有限的，而相对收入因素对其影响则非常显著。这说明绝对收入这种客观指标只有在转化为相对收入这类国民的主观感受指标，才能够更好地提高国民的主观幸福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主观感受不能被客观条件所取代，金钱也不一定总能够买到幸福。目前，我国需要建立一个以国民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主观指标体系，以此来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判断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

劳动是影响收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失业和过度劳动则是对幸福感造成负效应的两种极端劳动供给状况[24]。错位的人才配置往往会导致这两种状况的存在：一是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二是有着一技之长的稀缺人才为了得到较高的报酬不得不独自完成若干人的工作。这种人才错位不但会极大地影响经济运行效率，还会大幅度地降低国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确保各行各业实现高效合理的人才配置，对于保证国民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同步增长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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