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属性

许婕　张超

摘 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机统一起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三重和谐。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而社会主义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必须摆脱西方发展主义的霸权语境，建立绿色GDP体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发挥国有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文化。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是同步的过程。

关键词：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5-0109-04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任务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布局，成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部署。

中国勇于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反映了我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生态问题本质认识的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基础上，超越了西方文化主导的工业文明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既不把自然作为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至高存在，坚持人类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作用；又尊重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前提意义，强调人类实践活动必须与自然规律相符合，把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相结合，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有机统一起来，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主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

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绿色运动兴起以来，西方理论界关于生态问题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这种生态视野也深深影响了各学科发展。然而西方理论界主流始终从伦理、技术或市场失灵的层次审视生态问题，回避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把生态问题视作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甚至主张人类放弃现代文明，回归荒野。这些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割裂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制度个体主义思维。我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工业文明的超越，其理论基础是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生态观。马克思指出，动物只能按照它所属的物种的方式生存，而不能按照其他的物种的方式存在。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因素，虽然其影响是间接的，但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把个人看作是自然与社会整体联系中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从而跳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决定的二律背反的困境，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坚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推论出在此过程中受生产力制约的人与自然及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并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整体范畴的性质和相互间的关系来认识个体行为、个体动机的性质，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制度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生态文明承认人对自然的超越性与人对社会的超越性，也坚持自然对人及社会对人的前提意义，主张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有机统一，这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主张完全一致。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然是尖锐冲突的。只有抛弃私有制，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通过否定小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各生产单位的局部利益服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人们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将充分实现；不同的部门、企业和职工之间将由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联系起来，而不再互相对立。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生态文明社会是消除自然的异化与人的异化的社会，强调的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统一、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主张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显然，建立生态文明的根本要求与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相一致。公有制是生态文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社会主义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自信正是源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生态危机的演化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反思。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使各国的发展思维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经济发展之路几乎被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然而当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这条道路后，它们面临的却是环境恶化、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的生态、经济、社会皆无法持续的状态。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不同社会制度普遍面临生态问题。毕竟人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注定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但这无法得出生态问题与社会制度无关的结论。前资本主义面临的诸种生态环境问题，远不如我们今天如此严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类对自然的开拓还较为有限，而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时期，因为农业这种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劳动对象的产业，客观要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所以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人类社会，虽然存在生态问题，但都是局部的，没有酿成全局性灾难性的后果。生态问题真正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梦魇，是在工业文明开始以后。日本学者通过长期研究，证实地球环境污染始于1800年左右。这与欧洲的工业革命恰好同步。表面看，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飞跃似乎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深入分析则会发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与工业文明相伴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为人类向自然界的大规模开拓提供了可能，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才使生态危机成为必然。

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的内在逻辑。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运动的无限性。作为资本，它“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3]，对剩余价值或者说对利润的无限贪欲，驱使资本家不停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资本化，“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吸引着资本家”[4]。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决定作用下，自然也必然服从这一逻辑。对于资本家而言，只有当自然为资本获取利润服务时才有意义。为了利润，资本颠倒和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使资本无限扩张，无视生态环境要求经济方面投入与产出的均衡和生物链条的矛盾。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正是一部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史。早期资本家通过“圈地运动”把田地等生产资料和环境等公共产品变成其私有财产，变成市场上的商品，为其获取利润服务。同时，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存与发展，只能走进资本家的工厂，成为雇佣劳动者，人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在资本的要求下同步进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已经蕴含着环境问题本质的胚胎形式。”[5]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种无视生态环境的资本逻辑渗入到世界各地。资本所到之处，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各种自然物都成了市场的“资源”，而自然物一旦具有了这种“资源”的性质，它们就在被迅速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到了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成为少部分人获取利益的手段，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积累了巨额财富后，为缓解国内日益猛烈的环境运动的巨大压力，把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然后利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集中力量发展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值大的产品，既保证了高额利润，又使这些发达国家拥有了清洁的环境。发达国家回避自己在工业革命以来对全球生态危机欠下的债务，而拿出环保卫士的姿态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横加指责。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口口声声讲环保，但面对经过各国艰苦努力达成的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京都议定书》，美国率先拒绝签字，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发达国家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加入到混淆生态问题历史责任的队伍中，极力弱化自身减排指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减排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的利润面前，人类的共同未来只能让步。

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生态危机的反思

既然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不存在生态危机，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受困于环境问题。苏联对环境的掠夺式开放，无视环境保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也不得不面对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事实。在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改善的同时，我们目前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对经济增长的过度追求，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坚信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类文明及福利的进步的观念”[6]，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度追求实质是西方社会资本逻辑的集中体现。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当今世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把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通过大众传媒、经济活动、政治交往等途径渗透到各国的治国理念之中，也包括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计划超额完成的追求，还是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对GDP增长速度的狂热，把经济增长速度视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为了保持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优势，国民经济活动不惜对自然资源破坏性地开发利用。长期依赖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高投入换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使能源和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产品越来越处于难以为继的窘境，在盲目乐观地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时，却不觉陷入了西方的霸权语境，去面对生态危机的梦魇。

造成我国生态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有制的组织形式及运行管理还处在探索之中。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总是希望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这就使企业的行为陷入资本的逻辑。想超越这种逻辑，只有使企业的生产目的跳出对利润的追求。从逻辑上说，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可以实现这一超越。但实践上，必须找到适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和运行模式，否则理论难以转化为现实，近年来国有企业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2009年环保部门监测的7043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中，有2713家企业超标排污，约占监测总数的四成。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本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结果却成为污染大户而备受公众诟病。在各级政府长期的GDP政绩观指导下，国有企业承担的是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环境保护不在考虑之列，此时国有企业的行为与非公有制企业追求利润的目标并无二致，也就不能跳出资本逻辑的影响。政府的错误导向造成国有企业无法在环境保护上有所作为，在对国有企业的污染行为指责中，公有制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被淹没了。

此外，西方消费主义的示范作用加剧生态危机。消费主义不以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目标，而把消费本身当作目的，把消费品的档次和品牌当作判断社会阶层高低的符号。世界奢侈品协会2012年1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奢侈品的消费总额已经达到世界首位。消费主义滥觞之下，真实合理的消费需求逐渐被无限的物欲追求淹没，挥霍浪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大行其道，人们“迷恋物质消费，过度追求物质的享乐和拥有，忽视了精神塑造和自身能力提高，只强化个人消费权利而漠视社会责任使命”[7]，许多商品在使用价值还未消失的情况下就当作废物进了垃圾场。对于各种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都处于世界平均拥有量之下的资源紧缺国家而言，不断呈现增长之势的消费主义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我国的资源紧缺形势更加严峻。

四、发挥社会制度优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是提供了建立生态文明的可能性，而如何把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还需要使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摆脱西方霸权语境下的资本逻辑思维，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协调起来，如何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抑制市场经济的不足，对我国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初，我们必须承认体现市场经济共性的政策多，实践中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比较普遍，而在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上，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正是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不和谐甚至尖锐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冲突越来越说明中国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态文明之路恰恰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同步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能否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关系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但从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关系出发，当务之急有三个最重要的制度问题。

首先，放弃GDP政绩观，逐步建立绿色GDP体系。GDP政绩观是资本逻辑的根本表现。只有真正放弃以GDP增长解决一切矛盾的思想，建立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体系，才能克服资本的逻辑，超越西方发展模式的制约。“绿色GDP”，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绿色GDP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由于环境资源和服务功能的价值量转化的难题，对绿色GDP的建立不会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但是把环境质量改善纳入各级领导政绩考核体系，是比较可行和迅速见效的第一步。随着“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的推行，各地对于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说明了改变传统GDP政绩观已初见成效。

其次，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发挥国有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也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生产关系保证。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重要组织形式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随着各级政府放弃发展主义的思维，跳出资本的逻辑，可以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出发，把服务于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经济行为由国有经济落实，并通过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的经济往来贯彻政府的意图，引导其他所有制经济走生态文明道路。同时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既充分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保护其合法权益，又使其服从宏观调控，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最后，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文化。“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求，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求。”[9]消费主义的实质是资本的逻辑在消费领域的体现，与追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也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勤俭节约、适度消费的美德。我国政府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消费者教育、消费示范和推进“绿色消费运动”，以法律、舆论媒体等方式，倡导消费中的生态文明理念，并逐步使之成为消费者的内在意识。在消费领域剔除资本逻辑的泛滥，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实现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强调要将生态文明制度化，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10]生态文明的理念反映了我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和生态问题认识的深化，超越了西方把生态问题归因为伦理、技术或市场失灵的各种流行理论，是基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生态观建立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之路，既不可能是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更不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从生态文明理念出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将引导中国走向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融洽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2-09.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0，243.

[5] 秦益成.该怎样谈论“环境问题”[J].哲学研究，2001（6）：29.

[6] 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J].读书，1999（6）：51.

[7] 陈建华，赵志平.消费主义影响下大学生消费现状调查与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10）：108.

[8]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03.

[9] 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EB/OL].http：//www.chinabulletin.com.

[10] 陈文斌，王敏.高等教育生态文明及其实现路径探微[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6）：61.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