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与为人
——朱虹教授访谈录

朱虹　孙继成（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100732；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淄博255049）

为学与为人
——朱虹教授访谈录

朱虹［1］孙继成［2］
（［1］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100732；［2］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淄博255049）

［编者按］ 朱虹，1933年生，天津人，中国著名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文学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委员、国际笔会中心会员，历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外文所研究员、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朱虹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中国小说的翻译和推介，尤其关注中外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且成就斐然，堪称开国内女性研究之先河。早在1991至1992年，朱虹教授就应邀在美国学术重镇哈佛大学为暑期班开设维多利亚时期小说课程。1992年以来，朱虹教授一直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客座教授，也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哈佛大学英文系、英国艺术研究院、美国全国人文研究中心、意大利（贝拉吉奥）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哈佛·拉德克力夫妇女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访学。

朱虹教授于1949年上大学，先在辅仁大学读英文一年，后转学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53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于80年代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资助到美国访学，因发现妇女文学研究在美国比较热门，遂以翻译和研究女性文学为“副业”，并号召举办“当代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研讨会”；业余时间向英语国家译介中国小说，先后或翻译或编译《中国的西部小说〈苦水泉〉》（1988）、《坚硬的稀粥及其他》（1994）、《花的节日——女性散文选》（1995）等近十部作品，颇受国外读者欢迎，有的作品已经再版数次。

朱虹教授的主要作品有：《19世纪英国小说研究》《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卷，合作）《狄更斯小说艺术》《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世界女作家辞典》《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英国卷》《英美文学散论》等，在国内外出版社出版英语译著：《中国西部小说选》《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花的节日：中国女作家散文选》等。此外，她还发表有关外国文学的论文数十篇，用英文撰写的多篇文学评论发表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术刊物上。

2006年受北京大学英语语言学科史项目组委托，经沈弘教授介绍推荐，当时的北京大学翻译方向博士生孙继成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对朱虹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

孙继成：朱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北京大学英语语言学科史项目组的访谈。首先，请您谈谈当年报考大学时的情景。

朱虹：我是1949年9月从北京的教会学校——圣心学校（Sacred Heart）考入辅仁大学，1950年9月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当时，学校之间可以转学，只要通过两门课的考试就可以了，比较方便。考大学的时候是1949年，当时的考试情况和民国时期差不多。各个大学还是自行其是，自主招生。当时，各学校招生很有意思，名牌学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都在同一天进行招生考试，这样考生就没有了选择的机会，而其他的学校会晚几天招生。

当时，我根本就不敢报考北大。我的英语水平还可以，这也是我唯一的优势，因为我所在的圣心学校都是英语授课，“外语”是法文和拉丁文。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急急忙忙地宣布在校生毕业，外国修女撤离了中国。那一年我才15岁，心想那就赶紧考大学吧。毕业时，修女就给我们一人一张纸（毕业证），那张纸还被我弄丢了。当时各大学都在招生，很多学校在街上摆着摊位招生。我应该报考哪个学校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在中学时我物理、化学都没有学过，只会英语。自己所受的教会学校的教育是畸形的。想来想去我就报考辅仁大学吧。

我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报考辅仁大学，因为辅仁大学也是天主教会办的，英语系的系主任是位美国人，是耶稣会神甫（American Jesuit），也许他们会收我。在数理化的试卷上，我就哗哗地写满了英文，列出了自己读过的书，使劲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我用英语说，我反正要读您的英语专业，数理化不好也不妨碍我学习英文，等等。辅仁大学英语系果然收了我。辅仁大学颁布录取榜的时候，我的名字居然还排在了第一名。我估计，我的平均成绩肯定一塌糊涂。物理和化学我看都看不懂。现在我觉得，学习就应该全面些，没有数理化知识，我这一辈子总觉得脑子缺了一块。后来，我的同事董衡巽开玩笑说：“朱虹啊，你是中国第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

孙继成：您当年是如何从辅仁大学转入北京大学的？

朱虹：进入辅仁大学时，他们正在搞教会改革。因中美关系紧张，辅仁大学英语系主任跑回国了。我记得当时一部分同学还为他举办了一个Goodbye Party。在辅仁大学时，有一个叫杨登彪的男生对我帮助很大，我对他特别感激，现在也一直想找到他。有一天，杨登彪对我说：“朱虹啊，您干吗在这里混啊？你不如考到北大去。”当时，辅仁大学乱糟糟的。我说：“我哪能考进北大啊！”他说：“你考转学生，转学考试只考英语，不考数理化。”结果，我就参加了转学考试，还真考上了北大西语系。为此，我十分感谢这位高年级的老同学。当时转学我们就考了两门课：英文和政治。英文我很容易就对付过去了。政治考的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事先都背下来了。当时各校的转学名额是单列出来的，比如，北大西语系今年招收多少学生，另外，还要招收几个转学来的学生。记得念到三年级的时候，我还突发奇想，想转学到清华去，想把这几个学校都体验体验，结果有一个同学劝阻了我。

孙继成：您的经历还挺离奇的。不过，教会学校的经历也为您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本功。进入北大西语系后，您对哪些老师的课程印象比较深刻？他们对您日后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呢？

朱虹：考进北大之后，我们住进了灰楼，对面是红楼，背面就是民主广场。我对二年级的课印象最深的就是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一共两个学期。可以说，这两位先生的翻译课对我整个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朱先生的课。我大学毕业时，就想做中翻英的工作，于是报名去外文局。可是，他们没有要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不要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有肺病，他们说我英文好，身体不好。当时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说，到文学研究所就是坐着看书，她身体不好，能看书就行，结果我就到了外文所。

孙继成：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课程有何特点？

朱虹：二年级两个学期的翻译课分别是由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给我们上课。这两位老师的上课方法基本一样，都是给学生一个text， 一个星期是英翻中，一个星期是中翻英，然后就讨论同学的作业。我们班上只有20多人。记得，潘家洵老师让我们翻译《红楼梦》中的一段，文中有晴雯“撂手绢”的一个“撂”字，同学用了好多词来翻译，如throw， cast等，我用了“toss it over”来翻译“撂”字，结果得到了潘先生的肯定。

朱先生对学生的翻译讨论更为严格。在我印象中，自己得到的批评较多。记得，朱先生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选过政治色彩比较重的一篇报道——《与冰的斗争》让我们翻译。文章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破冰前进的艰难。我当时受斯坦贝克小说“Of Mice and Men”的启发，就套用并译成“Of Ice and Men”，对此，自己当时比较得意，我以为朱先生会表扬我。结果，朱先生批评我说，我的译文没有反映出struggle的意思，没有反映出ice和men之间的关系，这种严谨的教学精神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孙继成：您对当年的哪些人和事印象深刻？

朱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有三年级的卞之琳先生。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卞之琳给我讲的课程名称好似是“Great English Writers”。课上，卞先生对不太有名的Christopher Isherwood讲得很多，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Christopher Isherwood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我们精读过Goodbye to Berlin等，欣赏得比较细致。后来，我们才知道，卞先生在英国的时候见过Christopher Isherwood。记得，卞先生通过16、17世纪的诗歌Exchange of Hearts给我们分析当时等价交换观念的普及，分析text分析得比较细致。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卞先生，他为人比较潇洒，上课经常迟到。他迟到了，到了教室以后，就给我们解释自己为何迟到：说头天晚上自己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结果安眠药到了后半夜才起作用，定的闹钟也没有响，所以睡过头了。

孙继成：当年在学校里您都经历了哪些运动？哪些老师受到的冲击比较大？

朱虹：我们学生直接参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校的知识分子改造重点是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和中文系的杨振声先生。当时，北大开大会批判朱先生，说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朱先生说这是国民党的教育部长朱家骅送给他的称号。全国解放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请朱先生去工作，被朱先生拒绝了，他希望留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对此，有人说，朱先生留下来别有用心，有特殊任务。另外，还批评朱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毒化青年。还有，朱先生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美学，与蔡仪的马列主义美学是对立的。朱先生认为，什么是美？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是学术讨论，与政治无涉。蔡仪认为美是有客观标准的，而朱光潜认为美是主观的，是由一些主观因素组成的。有人还指出，朱光潜说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或顶峰”，说他居心不良：到了“顶峰”，马列主义难道就不要发展了么？后来，人们还喊起了口号：“朱光潜，你要老实改造！”

当时，我的内心十分矛盾，因为我十分崇拜朱光潜先生。但是，我个人家庭出身不好，又受过“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是一个需要被党员和团员带动的普通群众，需要在运动中锻炼。记得，后来北大还给朱光潜搞了个批判展览会，展览室里面都贴满了画，上面还写有“‘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一个阴谋”。当时负责这个展览室的是一名群众同学，比较有才能，比我高一年级，毕业后到了国际书店工作，后来去了东北师大工作，再后来他又到了《中国翻译》工作。

当年，我们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很有限，时间都浪费在各种运动中了，对老师的批评和整治也有些歇斯底里。比如，当年卞先生得到了“British Council Grant”到英国游学两年。解放的时候，他正在国外，当年他也可以不回来，也可以待够两年再回国，但卞先生赶回来了。后来，他私下里说过，他追求了十年的张四小姐，也就是沈从文的小姨子，要跟美国学者走，于是自己就回国来了。有人指责他回国并不是爱国，而是自己追求的女人要跟美国人跑了才回来的，这对卞先生的感情伤害很大，有点损。

还有一个教德语的老师，此人比较邋遢，穿着又脏又破，家里有四五个孩子，家就住在红楼那边的房子里。当时，学生就批评他，说你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这些话对人家都是很侮辱人格的。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带着一幅大厚眼镜，当时我们感觉他一点尊严也没有了。

对朱光潜的批评十分执着，好似他就是一个死老虎，他自己怎么讲也过不了关。另外，当时系主任闻家驷也做检讨，闻家驷是闻一多的弟弟，他做的个人检讨很有意思。他说，我的问题主要是个人主义，我的个人主义的特点是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乍一听，好似他在做报告一样，他很容易就过了关。当时我感觉他自己一点压力也没有，大模大样的。对卞之琳的批评很多，说他的课是歪曲马列主义，讲资产阶级的破诗歌居然讲了一学期也没有讲完，说他拿诗歌分析资产阶级的腐朽是生搬硬套。尽管这些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重炮弹，但对个人情感也是很伤害的。

潘家洵老师说，我给学生的计分原则是“锦上添花”和“落井投石”。如果你不及格，干脆我再扣你20分。后来，有人就整他这一点，说本来我可能及格的，就是你把我打入不及格的。学生还批判他上课大模大样，还有人批判卞之琳上课迟到，等。

孙继成：您谈一下北大西语系在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中有何变化？

朱虹：这些运动之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西语系是五校合并，由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和师大的外语系等合并而成。也就是说，我和辅仁大学的同学在分开两年之后又见面了，当时一共有108人。于是，学校就给大家来了次摸底考试，试题是美国式的填空，我们的考试成绩也张榜公布了，按照成绩把我们分成四个班，27人一班，英文成绩最差的是丙班，大多是辅仁的同学。我当时考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李济深的女儿李筱菊。记得我把aftermath拼写错了（aftermeth），丢了一分。当时，差班配备的老师是最好的，我们一班（成绩是前27名）配的老师是教学经验较少的赵昭熊老师，那一年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他为人可亲可爱。最弱的那个四班好似是李赋宁或杨周翰老师教的，确实让他们费了不少劲。当时，我们使用的教材是苏联编的，比我中学的教材还容易。半年之后，1953年春天，我们就毕业了，大学时间也算四年吧。

孙继成：毕业后，您的同学大都分配到哪里工作了？

朱虹：记得，当年毕业的大部分同学去了朝鲜，参加联合国板门店中国战俘甄别的翻译工作。当时，我十分自卑，觉得同学都上前线了，而我还在这马列主义的“庙”里当“小和尚”读书。

孙继成：我们看到《生活》杂志办了“传承·导师”专题（2006年9月第10期），他们采访了14位学界人士来谈自己的导师，您追忆了自己与朱光潜先生之间的深厚师生情谊。

朱虹：是的。记得《生活》杂志采访过我，让我怀念朱光潜。我就给他们谈了两件事（《两道伤口》）。他病重住进友谊医院，在《光明日报》社附近，我去看他，他像个孩子似的在练习写字。那次，他住院一开始被送到了北大校医院，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才转院到了友谊医院。他见了我就说，你看，我在练习写字，还让我看热闹的电视节目。记得好似是1986年，天气比较冷，我给老师买了六朵玫瑰花，当时我很穷很穷，如果买12支玫瑰，我一个月的预算就会出现一个大洞，只好买了6支玫瑰。那一年，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3月6日，朱光潜先生逝世。但是，外界对朱先生逝世的关注远不如对丁玲逝世的关注。后来，有关方面还给朱先生补办了一个纪念仪式。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伤痛。①朱虹的恩师朱光潜先生因病住院，她前去探视并带去了一束盛放的玫瑰。朱虹说，这冬天里的玫瑰象征着老师火焰一般的生命和精神。后来，在朱光潜先生病床前看到这束玫瑰的另一位学界师长宗白华感叹道：现在能够这样尊师的人不多了，能够用心体谅导师的学生，将来也一定会受到学生的尊重。我后悔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给先生买上12朵玫瑰花，恨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有多花上几个钱。

还有一件伤痛的事情，就是20世纪80年代在北大临湖轩召开了一个朱光潜执教50年纪念会，社科院的冯至和我出席，还有谁出席我不记得了。当时的气氛也比较冷漠，可以看出这次纪念会给朱先生并没带来什么荣誉，记得当时朱先生的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当时，有一位当年经常露面的学生主将说：“我对朱光潜先生最佩服，佩服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善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我对这话比较吃惊，认为朱先生这一大宝藏被人们漠视，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啊！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这么少，居然没有一丝愧疚。我当时就想反驳，自己也有了腹稿，但环视左右我又犹豫不决，最后也没有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心里十分难受。当时，朱先生最需要有人站出来给他说话的时候，我没有说出来，我让他失望了。当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当年的“白专”分子，如果我说出来这些话，当时会是一个什么情景？在场那么多的人，都是我的老师辈，比我更有资格说，他们也没有说出来。我对此也一直十分懊悔。

孙继成：学界盛传您是朱光潜先生最喜欢的“三大弟子”之一，请问其他两位又是谁？

朱虹：学界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我算是其一？另一位应该是施咸荣。施咸荣文笔挺好，还没有毕业时，他就开始翻译东西。记得，毕业后不久，我去拜访朱光潜先生，看到朱先生的桌前就摆放着施咸荣翻译的一本书，题词是献给朱先生的。我自己感觉很刺激，看到人家有成就了，我来看老师，自己却啥也没有，觉得惭愧。毕业之后，朱光潜先生是我们文学所的编外委员，有时候我也会因公拜访他，有时作为学生去看他。

施咸荣做了不少翻译工作，他去世这么早，应该说是被累死的。他岳父母家被打倒，他需要照顾他们生活。他妻子在总工会工作，被莫名地以反革命罪投进了监狱，出狱后也不能说明自己为何坐牢。施咸荣对自己的太太很好，他不但要养活两个孩子，还要养活岳父母一家，他确实是把自己给累死的。有人还批评说，施咸荣的翻译比较粗糙，但我们对此却比较理解，他压力这么大，能出细活？

朱光潜先生喜欢的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戎逸伦？我不太清楚。戎逸伦确实才华横溢，但他也有不少毛病。朱先生给他上的课不多。他中文英文都很好，字写得特别好，还会拉小提琴，非常有文采。毕业后，他到了国际书店工作，他工作卖力气，升到了科长，后来出了经济问题，不是他贪污，而是外汇误差，经营亏损。戎逸伦是南方人，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枪毙了，他自己跟家庭划清了界限。这时，有人为他出主意，说让他到南方去教书。他说，随便，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结果一下子他就到了长春。他太太孙国臻是上海人，出身富有，跟随他到了东北一家中学去教书。后来，戎逸伦工作狂热，点子也比较多，给学生开了门圣经课，又挨了批判。孙国臻受不了他的工作狂，两人就分开了。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做翻译都发财了。我给戎逸伦介绍过翻译活儿，《世界文学》主编李文俊看他的文笔很喜欢，想让他多翻译作品，可是他不干，别人一年干的活，他要慢慢干上三年。他一生坎坷，屡屡不顺，晚年又得了肺心病，①东北师范大学网站消息：戎逸伦同志于2007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戎逸伦同志1961年由北京调来我校工作。他是我校英语专业奠基人之一，专业学术带头人。他师德高尚，学风严肃，英语和汉语造诣很高，深受中外同行专家的赞赏；他为提高英语专业的教学水平，培养青年教师倾注身心，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受师生的爱戴。他教过的许多学生已经成为我校英语专业和国内外从事英语教育和研究的学术骨干。http://xyh.nenu.edu. cn/dbsd/journal/showarticle.jsp？articleID=803， 2007-6-28。这些人才的埋没是我们国家的损失。

孙继成：在您的同学中，有哪些同学比较有成就？

朱虹：1953年春天，我们毕业了。当时，我们有些人没有要毕业证，当时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要那一张纸。所以，我现在就不能证明我是北大毕业的，呵呵。②笔者访后于2007年7月3日上午从北大档案馆中找到了朱虹教授当年的毕业证；1953和1954级同学中有24人没有领取自己的毕业证。2很遗憾，我到现在还没有联系到辅仁大学的杨登彪，因为他是高班的同学，没有赶上北大和辅仁大学的合并。

我们老北大的那一班比较出色的同学，有的到了外交部，如礼宾司的钟良珩。成绩比较突出的还有宋耀南，到了联合国，负责妇幼保健工作。退休后，他又到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工作。还有一个吕婉如，到了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小提琴家Isaac Stern到中国演出时，就是她一路陪同翻译，她现在负责路易·艾黎基金会。

有一些有才华的同学被时代埋没了，当时有一个比较沉静的南方孩子，浙江人，普通话说得不太好。英语读音也不太好，可是书面英文很好。毕业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Evelyn Waugh的小说。他到了浙江大学给理工学生教大学外语。1990年代，我到浙江大学访问时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很显老了。

还有一名从香港来的同学，当时不知道她是如何“蒙骗”家人到了北京读书。毕业后，她到了外交部工作，后来成了右派，丈夫因此对她不好，内外困顿，加上她心脏本来不好，很早就去世了。当年，她的英文一般，但为人热情。另外一位同学分配到了外贸部，因为出身问题不能出国，只能做办公室工作。后来，她随着丈夫到了东北师大教书，最后才到了China Daily工作，可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一生坎坷。

还有一个同学是工人出身，他老是自己埋头读书，不问闲事，毕业后到了马列编译局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白白瘦瘦的、典型的上海男人，家庭比较富裕，经常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他英语发音好，后来还入了团。那时候，我们周六上午上课，周六下午开生活会，有人就常常批判他的“少爷作风”，在宿舍里脏衣服乱丢，臭袜子乱扔，不顾及别人。这个文弱的上海人后来被打发到东北教中学，同时去东北教中学的还有一位聪明活泼，多才多艺的同学。后来，他们都默默无闻，不知下落。

我有时候常常想，与那些被埋没的同学相比，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都是些平庸之辈，起码我是一个。

孙继成：感谢朱老师为我们回忆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以及深厚的师生情谊。希望有机会请您谈一下您在文学研究以及文学翻译方面的治学心路，谢谢。

朱虹：我哪有什么研究心得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是lost generation（迷茫的一代），也感谢你们的访谈，希望能对你们的研究项目有些帮助。

语言学研究

朱虹（1933—），女，天津人，曾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西语系等学校求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中心会员、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委员、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女性文学、文学翻译、文学评论等。联系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00732）。

孙继成（1970—），男，山东巨野人，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文化比较、来华传教士文化研究等。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12号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55049）。Email：jichengsun@pku.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