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近代转型中关中大儒的思想与心灵——《刘光蕡评传》评介

肖永明

（肖永明，湖南武冈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总支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文化是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进行近代转型的，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等著名人物的思想探索斑斑可见，但是还有许多人，同样付出了努力，并取得很大成就，其思想与事迹还不太为学界所了解，刘光蕡就是其中的一位。刘光蕡（1843—1903年）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人，后以号行，为晚清关中大儒，精通史学、理学，1875年中光绪己亥恩科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不第，即绝意科举，终身以教育为业，在教授传统学问的同时，致力于西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研习与传播。先以设馆授徒为生，后历任陕西泾阳泾干、味经、崇实书院山长，1903年应邀主讲甘肃兰州大学堂 ，同年，殁于任上。他是陕甘地区走向近代化的领路人与启蒙者，该地区第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就是在刘古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戊戌维新时期的李岳瑞，辛亥革命时期于右任，新记《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等都是刘古愚的入室弟子，此外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的共产党人杨明轩、著名学者吴宓、水力学家李仪祉，其成长都受到刘古愚的很大影响，严复《天演论》的第一个刻本就诞生在刘古愚主持的味经书院刊书处。刘古愚的一生事业在陕甘，但是他所培养的人才对整个近代中国的发展却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长期以来，刘古愚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也很不充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学界又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发现”了刘古愚。汤志钧、李泽厚等由《天演论》流传问题而注意到刘古愚和他所领导的味经书院刊书处，《大公报》老报人王芸生、曹谷冰等通过研究张季鸾上溯到刘古愚，自然科学史界在研究数学史、农学史的过程中也开始重视刘古愚的重要地位，新加坡学者严寿澂“发现”刘古愚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倡并身体力行普及教育的人。各个不同研究领域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目光汇聚到刘古愚的身上，这说明他的历史贡献确实是不容忽视和难以绕过的。在从侧面“发现”刘古愚的同时，陕西、甘肃的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从正面研究刘古愚，尤其注重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刘古愚教育文选》，排印本《刘古愚年谱》（刘古愚弟子张鹏一撰著于1939年），同时有一批学术论文面世，出现了陕西学者与省外学者共同推进刘古愚研究的良好局面。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的新著《刘光蕡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就是一部全面介绍刘古愚生平及学术思想成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关学文库”（共40册，47种）中的一种。细读一过，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广泛搜集资料，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了刘古愚的事迹及思想。作者在撰写评传的同时，点校整理了刘古愚的著作，同时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整理后的《刘光蕡文集》全文88.5万字，文献基础扎实。同时广泛搜集方志、报刊、当地文史资料等相关资料，包括同时代人以及刘古愚弟子、再传弟子的相关回忆，通过这些资料对刘古愚的生平事迹及身后影响做了立体的展示。对刘古愚的研究成果也悉心搜求，从20世纪30年代数学史家李俨对味经书院师生的数学“课艺”研究开始，直到 21世纪海内外学者关于刘古愚的文章著述都予以吸纳。作者关注研究刘古愚时间长达20年之久，此《评传》可以说是刘古愚研究的集成之作，为学界贡献了新知识，并澄清了有关刘古愚的一些认知和资料方面的讹误。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史界的研究成果，对刘古愚在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教育、传播方面的贡献进行了介绍，并与同时期中国内地相关教育机构进行了比较，给出了他在近代自然科学史研究方面的地位。有的研究者把刘古愚定位在维新派的立场上，并将刘古愚与革命派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指出，刘古愚与在陕西首先提倡革命的朱佛光是同事关系，而且朱佛光是刘古愚所倡建的励学斋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没有根本的思想冲突，并且辛亥革命时期三原“宏道学堂”正是在刘古愚众弟子主持之下，该地学堂则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基地（详见第四章、第五章）。指出陕西关中的革命派与维新派并非截然对立的，在血脉、思想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刘古愚的弟子于右任、张季鸾都参与了革命行动，这就是很好的例证。此外，本书还提出，创立于 1895年的味经书院“味经讲会”是戊戌维新时期第一个公开活动的维新团体（81页）。在史料考订方面也多有创获。比如张鹏一在《刘古愚年谱》中把“崇实书院”的创立时间定在“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年），作者通过《光绪朝朱批奏折》、《皇朝蓄艾文编》、《光绪朝东华录》等资料，则指出山西学政赵惟熙奏请开设崇实书院是在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张鹏一记忆有误（89-90页）。另外，学界对三原励学斋的创立时间、主创者的认识都有不清楚的地方，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到于右任的回忆，都有不清楚的地方，而中国史学会所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则把励学斋的创办时间定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本书通过刘古愚著作中的相关资料，并查阅1896年的《万国公报》，对励学斋的主持者、参与人都予以核实和澄清。励学斋创立的时间实际是1896年，学界之所以众口一词说是创立于1897年是因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引录《万国公报》刊登的《励学斋说略辨》时，误将“光绪二十二年”误录为“光绪二十三年”而造成的。类似的事实与史料的考订在书中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二、展示时代大转折时期探索者的足迹与精神历程。刘古愚的思想是《评传》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作者以六章的篇幅全面分析刘古愚的思想体系，分别是第八章“社会、政治思想”、第九章“教育思想”、第十章“经济思想”、第十一章“理学思想”、十二章“经学思想与方法”、第十三章“刘古愚与关中地方文化”，刘古愚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传播以及民族思想则放在介绍生平事迹的章节当中。《评传》介绍了刘古愚深刻丰富的思想世界，许多方面独具特色。如刘古愚认为县域、乡间为社会改进的关键点；系统地批评了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思想”，对工商业的重要地位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民族思想方面提出各民族团结融合，没有狭隘的反满、排满思想；在理学方面以“阳明心学”为核心，晚年以今文经的方法解释儒家经典，却反对门户之争，主张包括黄老法家在内的思想都是宝贵的资源，应予以同等的重视；大力主张普及教育，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化民成俗”，而不在于培养精英；这都是刘古愚思想的独特之处。刘古愚的学术话语仍然是经学、理学的话语，但所表达的内容却是现代性的。比如在理学思想中，刘古愚加入了“亲民”的内容，主张“仁”、“明德”要在改善民众生活的“亲民”实践中体现。刘古愚的思想是在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下产生的，而刘古愚思想发生转化的资源凭借就是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把“实学”与“理学”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体现了内地学者与东南沿海地区学者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不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如何为现代思想提供精神支持的生动个案。

三、提出了戊戌维新运动的“陕西模式”。目前学界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还是以北京以及上海、天津、湖南等地区为主。实际上戊戌维新运动很大程度是一个多层次、全国性的运动。在甲午战争之后，从皇帝到地方乡绅很大程度都被动员起来了。上海、天津、湖南等地与北京密切相关，但是像陕西内地的维新运动其声势及深度也不容忽视。《评传》指出，陕西的维新运动是在甲午战争的直接刺激下，由刘古愚这样的乡绅“自主发动”、并以士绅为主体，并且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以教育改革为切入点，涉及社会改革等领域，经世致用的“关学”传统为思想支撑，并受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全国性维新思潮的影响，而不断走向深入。这为我们全面深入理解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案例。

《评传》以刘古愚为中心，其触角与思考却不仅仅局限于刘古愚，而是把传主放在时代转折的纵轴、特定地域与全局的横轴上来进行全面的考察，视野开阔。在思想方面，注重研究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结合与融通；在维新运动的历史事件发明，《评传》在注重陕西地方这个视角的同时，也大力挖掘其与其他地域的联系。比如刘古愚通过派学生到湖北武汉考察机器纺织事业，而将西北与东南联系起来，通过刘古愚弟子与康有为的交往，把陕西与北京联系起来。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的时候，已经是众矢丛集，处境非常艰难，而刘古愚的弟子却给与康有为很大的支持。在列名保国会的186人中，“陕西籍人士34人，占18.28%，而陕西籍34人中刘古愚的弟子共12人，占陕西籍人士的35%。”（115页）《评传》给我们揭示了在全国维新运动高潮时期，刘古愚以及陕西人士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对全面深入理解维新运动是很有意义的。

总之，《评传》点面结合，纵横交织，以个案局部为基础，涉及近代文化转型及戊戌维新运动全局，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