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东亚和平的稳定器

杨瑞茹，李 黎

（武警政治学院，上海 200435）

长期以来，谈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往往更多地强调欧洲战场以及美、英、苏等国的作用，中国在亚洲战场的贡献却常常被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略不提。实际上，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巨大的民族牺牲，在亚洲大陆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兵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对彻底覆灭日本侵略者，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彰显出中国作为负责任东亚大国的形象与地位。

一、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致使其“北进”计划破产、“南进”计划迟滞

苏联一直是日本的头号潜在敌人。1934年3月，日本天皇批准了这样的计划：以中国东北为前进基地，攻占苏联整个远东地区，使其同中国的东北、内蒙古连成一片，成为日本争夺欧亚，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通过这个协定的签订，使日、德两国法西斯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公开的军事联盟，以联合起来实现其重新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1938年，日本军部制定了进攻苏联的“北进”计划，即以中国为基地和跳板，北上侵略苏联西伯利亚地区。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西线吃紧，东部防务减弱，对于日本“北进”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按德日间的盟约，希勒特一再催促日本对苏开战。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德国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但日本最终未能实施蓄谋已久的侵苏计划，这其中既有苏联有所戒备不易下手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在中日战争中，日本不论是军事征服还是政治诱降，都不能使中国屈服，数十万日本军队被拖在中国战场上，造成日本战略上严重失调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日军被迫将北进侵苏的计划停止，苏联也因此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1943年7月，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西线危急。苏军立即从东线抽调50余万兵力抵抗德军，最终赢得了苏德战场上的胜利。抗战时期曾担任苏联驻华最高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1]

1940年6月间，德军横扫欧洲大陆，意大利参战，法国投降，英伦三岛吃紧，而美国尚未介入，日本当局认为“南进”的绝好时机来临。所谓“南进”计划，是指以中国为通道，对东南亚地区进行侵略。德国也竭力敦促日本乘机“南进”，以打击英法在东方的势力。但这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势头越来越猛，正面战场刚刚发动了冬季攻势，使侵华日军“深感敌尚强大”，认为“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敌后战场则展开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增兵华北，以挽救危局。由于90%以上的陆军都被钳制在中国战场上，仅关内的日军就有24个师、19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根本无力抽兵“南进”，“南进”计划被迫推延实施。

此外，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持久抗战为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有力地保证了“先欧后亚”战略的胜利实施。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2]

二、中国人民克服自身困难，始终不渝地支持和援助韩国独立运动

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一些爱国独立运动者便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一带组织反日斗争。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其爱国志士在中国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韩国临时政府。它以中国为舞台，为推翻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恢复韩国的独立，在华进行了26年的艰苦斗争。中国在自身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了韩国独立运动不同形式的支持和援助。中韩两国人民密切合作的斗争历史，构成了今日中韩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国民政府受中日关系的制约，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指导和帮助有所节制。“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中日关系全面破裂，中朝两国人民的反日运动融为一体，韩国在华独立运动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国民政府的援韩政策由个别的援助转为整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支持，由秘密收容过渡到半公开扶植，重点是争取和鼓励在华朝鲜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在战争实践中培养韩国独立运动的干部及援助在华韩国革命党派组建正式的武装部队。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代表金九等会见蒋介石，提出建立一支统一的韩国抗日武装，蒋介石表示支持。1938年10月10日，经国民政府批准，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四党派在汉口组建了“朝鲜义勇队”。1940年3月，金九提出在中国领土内组建一支韩国“光复军”的请求，4月11日，蒋介石批复同意金九成立“光复军”的要求，并积极协助其筹建工作。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举行成立典礼，至此“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先后成立。“光复军”在名义上是属于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但在实际上却归国民政府军委会和有关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指挥和管辖。“朝鲜义勇队”和“光复军”的军费及朝鲜在华从事独立运动的干部和家属的生活费等均由国民政府提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具有很大的发言权。中国政府便将外交努力放在首先谋求美国政府对韩国独立及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上。1942年3月22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东方文化协会发表演讲，公开表示中国应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同年12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草拟并经蒋介石核准，决定实施《援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确定先于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若干原则。《方案》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韩国临时政府在华反日复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地位。

此外，中国共产党也直接支持、帮助并指导“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队”的创建和发展。在敌后战场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朝鲜独立复国的革命队伍。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决定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将在中共影响下的“朝鲜义勇队”各部陆续调往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朝鲜义勇队”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根据地。“朝鲜义勇队”活跃在中国大江南北，成为援助中国人民抗日的一支国际力量。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及澎湖列岛回归祖国，实现统一的中国有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对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美英即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认为，美英对日参战，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于是在美英对日宣战的当天，国民政府亦对日正式宣战，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自然也废止了包括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在内的中日间一切条约、协定及合同。由于《马关条约》的废止，使日本依据该条约所获得的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殖民统治从此完全失去了法律依据。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中方向美方正式提交了“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向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的方案。12月，由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公布，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中国作为大国受邀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在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中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中国人民对台湾、澎湖列岛的主权要求再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正式签署的投降条款等国际性法律文件，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开始了收复台湾的实施阶段工作。1945年10月，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主任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3]从11月1日起，接收工作正式展开。行政接收方面，国民政府提出“工商不停顿、行政不中断、学校不停课”的方针，共接管省级机构33个，并在省民政处主持下另组织各地接管委员会接收地方机构，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各级地方政权的接管。军事接收方面，经过前后约4个多月的时间，共计接收飞机890架，船舶525艘，各种车辆2097辆，各种炮1315门，枪13万余支，弹药680多万发，以及一大批装具物资器材，并将全部缴械日军集中管理。至此，在主权上使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收归中国管辖的努力宣告圆满结束。[4]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强占的台湾、澎湖列岛终于回归祖国，中国实现统一。作为东亚领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统一无疑有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成为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东亚军事强国，为维护东亚和平起到重要作用

14年的抗日战争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中国的抗战，大量消耗了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均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战败后，日本作为亚洲军事强国的地位消失。在当时的东亚，中国国民党拥有军队430万人，中国共产党拥有军队120万人，拥有550万军队的中国毫无疑问成为东亚最大的军事强国。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所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东方大国的日本将销声匿迹。因此，严格地讲，唯一重要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如果远东要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在做任何安排时要保证中国处于舞台的中心。”[5]

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使其能对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地位。美国一方面为了加强中国抗日力量打败日本，另一方面也是从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力帮助中国获得大国地位。1941年底，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拟定联合国家宣言，美国坚持把中国与美、英、苏三国相提并论，共同称作“世界四大国”。1942年元旦，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美国的白宫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作为继美、英、苏之后的第四个国家签署了这份与德、意、日法西斯作战到底的宣言，成为领衔签字国之一。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商讨战后问题，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在这次国际会议上再次得到确认，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此后，中国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参与了战后普遍安全制度的确立和国际合作机构的创建，并成为后来成立的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抗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也改变了之前中国可以任人宰割的软弱形象。中国赢得大国地位，最主要的是依靠自身长期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这种大国地位的取得，使其能对维护东亚和平发挥关键作用。

五、抗战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谋求实现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全民族目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但国民党当局依然妄图维护极权统治，中国内战一触即发。美国一方面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一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政府，中国内战终于爆发。内战爆发后，由于苏联在国际社会多次抨击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政权发动内战的罪行，美国没有大规模出兵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

在雅尔塔会议以后，国际社会已逐渐形成美苏抗衡的战略格局。这种抗衡，不仅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抗衡，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战略体系的抗衡。

苏联在二次大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希望在苏联的周边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苏联的努力下，欧洲8个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亚洲的民主力量弱小，中国如果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无疑也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使中国成为苏联特别关注的地区，苏联希望中国成为她的友好邻邦。1948年5月，斯大林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他对即将派往中国解放区的苏联专家小组组长说：“我们当然要向新中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两国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那么，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因此，对于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自己的努力。”[6]苏联《真理报》也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影响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新中国的成立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下，新中国的领导人从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最终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协定法律的形式结为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二战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不仅在东亚形成社会主义的绝对优势，也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共产党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一切残存势力，使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链条断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人口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取得了独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新开展工业化运动，中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亚洲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从此让世界刮目相看。

[1]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M].万成才，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03-104.

[2]宋平.蒋介石生平[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417-418.

[3]田珏.台湾史纲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223.

[4]左双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J].历史研究，1996（5）：56-57.

[5]邹傥.美国在中国的失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4.

[6]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