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儒林外史》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万呈惠

(黄冈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儒林外史》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万呈惠

(黄冈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包含着浓厚文化信息的文化负载词历来是翻译中的难点。杨益宪、戴乃叠翻译的《儒林外史》中，对于具有鲜明、浓厚中国文化物质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依据其与英语文化的关联程度，采取了直译、意译、变通翻译等翻译策略。

关联理论；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名著被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成为外国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传统名著中文化负载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典故、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及宗教形态等等。由于不同国家人民的语言和文化认知环境的差异，富含民族个性的文化负载词历来是翻译工作和翻译研究的重难点。格特的关联翻译观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着手，核心观点是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认真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使读者能用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该翻译观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从关联理论出发，研究关联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作者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儒林外史》为语料，着重分析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所采用的不同策略。

一、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Sperber与Wilson在Grice的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理论。该理论逐步成为近年来在西方有很大影响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关联理论认为: 言语交际的过程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1]说话人在言语中尽可能提供关联信息，明示自己的说话意图。听话人则通过推理，并用某个单一的标准去理解话语，从而明白说话人的意图。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在相同的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则关联性就越强，所需的推理努力就越小，反之亦然。在关联理论中，言语交际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

1991年，Wilson的学生Gutt 将关联理论引入到翻译实践中，形成了关联翻译理论。Gutt 认为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交际活动，因此也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阐释过程。[2]翻译涉及到的是原语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方之间的互动，译者要想圆满完成翻译工作，必须实现两轮的交际活动：第一轮发生在译者和原语作者之间，译者必须充分利用语境和原语作者在原文中的各种明示，通过推理理解原文；第二轮则是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活动。译者需要充分了解译文读者所处的认知环境，并根据不同的情况运用相应的策略将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有效的传递给译文读者。翻译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是否能在这两轮交际活动中实现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Gutt 的关联翻译理论“几乎可以刷新人们对翻译的认识”。[3]

二、最佳关联指导下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要求译者充分理解原文，通过推理找出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并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做出正确的假设，从而使得原语言和译入语之间形成最佳关联，让读者能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原作中最大的语境效果。译者的责任就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4]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人民由于认知环境的差异，对同一事物的内涵和外延的认知是不尽相同的，各个民族都有着各自赋予了本民族特色文化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是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当译者处理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不光要理解其语义，更应该考虑原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负载词是否能和译入语的认知环境形成某种程度的关联。根据原语言和译入语各自不同的认知环境，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它们之间存在着三种关联情况：关联、部分关联和不关联。为了能使译文读者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原作的语境效果，实现最佳关联，译者必须合理分析上述的三种关联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儒林外史》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鸿篇巨著，其中所承载的大量中国特色文化是可想而知的。“与《儒林外史》其他研究内容相比，其翻译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5]本文结合关联翻译理论的视角，根据原语言和译入语的认知环境的三种不同程度的关联，分析杨译《儒林外史》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一)有关联的文化负载词的直译策略 人类共同生活在生态环境总体相似的地球上，英汉两个民族各自的认知环境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因此两种语言中的有些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文化特征不是特别明显。当这些词语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译文读者无需付出太大的努力，就能通过上下文推理出原作者的交际意图，从而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直接采取直译的策略。

(1)“常言道得好：三年被蛇咬了，如今梦到一条绳子也害怕。.....．”[6](P282)

“A man who has been bitten by a poisonous snake will be frightened if he dreams of a rope three years after!”[6](P283)

对于“蛇”，英汉两族人们有着相似的认知：恐怖并且危险的动物。当例子中的俗语直译成英语时，译者充分保留了原文的交际线索和语言风格，读者在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的同时并没有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这种翻译策略有利于将原汁原味的原语文化介绍给译文读者，让译文读者在欣赏原语语言魅力的同时增进双方的文化交流。

(二)有部分关联的文化负载词的意译策略 尽管英汉民族间存在着相似的认知环境，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情景语境，在表述同一事物或概念时所选取的语言载体必然有所不同。这样就形成了原语言中的所指和译入语中的所指相同，但各自所用的语言载体不同的情况，也就是原语言和译入语中间存在着部分关联。译者要在部分关联的情况下实现最佳关联，最常用的策略就是采取文化形象替换法的意译策略。

(2)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站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凰之表。[6](P22)

The lead of the band wore a military cap and flowered silk costume. He had a clear complexion, his beard was fine, and he looked every inch a king.[6](P23)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龙”和“凰”在汉语文化中的所指是天上的神物，历来是富贵和帝王的象征。而在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龙”却是和邪恶、魔鬼、怪物联系在一起，“凰”仅仅是指“不死之鸟、永存”。该例如果采取直译的策略，势必会误导译文读者，使读者无法正确地领会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因此，译者在充分考虑译文读者认知语境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形象转换，将“龙凰之表”换译成“looked every inch a king”，从而实现了最佳关联。

(三)与译入语的认知语境没有任何关联的文化负载词的变通翻译策略 文化具有相似性和兼容性，但也有其独特性。对于原语言读者通俗易懂的表达可能是译入语读者根本无法理解的。直译之后的信息，就算译入语读者付出很大的认知努力也没有办法获悉原作者交际意图，而且很多文化负载词是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相对应的文化形象的。那么在处理这部分文化负载词的时候，译者通常采取以下三种策略：

第一，直译加注策略。

(3)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6](P26)

“If you do this,”cried Chou Chin,“I shall look on you as my foster-parents. Even if become a mule or a horse in my next life*, I shall repay your kindness.”[6](P27-28)

*This refers to the Buddhist belief in transmigration, and men’s fear that in their next life they might not be human beings.

译者如果采用直译策略直接将“变驴变马”翻译成“become a mule or a horse”，译入语读者因缺少相应的中国宗教认知语境，定是一头雾水，不明白报恩为什么要变驴变马。为了使读者无需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译者不仅在翻译中添加了“in my next life”帮助理解，还采取了添加注释的方式使读者了解中国的宗教文化。通过直译加注的策略，译者保留了原语言的文化特色，消除了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中的文化障碍并拓展了他们的认知语境，实现了原语言和译文之间的最佳关联。

第二，释义的策略。在翻译有些与译入语无法达成某种关联的文化负载词时，如果直译不能使译文读者明白其意思，而加注又使译文太啰嗦时，可采用释义法，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例如：

(4)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样，一时照顾不到，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气不了。周进只得捺住性子，坐着指导。[6](P42)

The children were a wild lot. The moment Zhou Jin took his eyes off them, they would slip outside to play hopscotch or kick balls. They were up to mischief every day, yet he had to sit there patiently and teach them.[6](P43)

在汉语中，“蠢牛”可引申为只知道玩的调皮孩子，如果直译为“stupid cattle”，译文读者无法理解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加注的话会与上下文重复。通过释义法来翻译，尽管舍弃了原文的具体比喻形象，但充分照顾到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达到了交际目的。

第三，减词的策略。“减词是指将原文中需要而译文中又不需要的词语省去”(华先发，邵毅：2004)。减省的词语往往是那些在译文中保留下来则使语言表达累赘啰嗦且不合汉语语言表达习惯的词语。

(5)“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起行李，一溜烟走到省城去了。[6](P118)

“Better make myself scarce.” He bundled some things together and fled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6](P119)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源于《孙子兵法》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耳熟能详，但对于处于不同语境的西方读者来说则是云里雾里。如果将这个典故完全翻译出来，译文读者即使付出很多的努力也很难理解“三十六计”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因此，译者采取了减词的策略，省略了“三十六计”而只是将“走为上计”翻译成“Better make myself scarce”。这样的处理不仅可以使译文读者在付出较少的努力的情形下就能理解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还能有效地诠释出原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文化负载词是各民族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强烈民族文化特色和浓厚地方色彩的语言表达方式，历来是翻译中的难点。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分析更加证明了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以《儒林外史》为例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译者是否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文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译者必须充分领悟原作精神，准确推理出原作者的交际意图，然后兼顾译文读者的语言认知环境，在不失原语文化的情况下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将原语言准确有效地呈现给译文读者。使用不同翻译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译文不仅有效表达了原作的交际意图和文化信息，又充分照顾到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使译文获得最佳关联性。

[1]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95.

[2]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

[4]林克难. 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 中国翻译，1994，(4).

[5]王敏，李银.近二十年来《儒林外史》翻译研究回顾[J]. 长春：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4).

[6]儒林外史：英汉对照[M]．(清)吴敬梓.杨宪益，戴乃迭英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张吉兵

I046

A

1003-8078(2015)02-0066-03

2014-12-10

10.3969/j.issn.1003-8078.2015.02.17

万呈惠(1976-)，女，湖北浠水人，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湖北省教育厅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2Q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