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三农”思想述要

□谢卓芝



习近平“三农”思想述要

□谢卓芝

习近平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强烈感情融入到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困境、推动“三农”工作发展的实际工作之中，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初步形成了富有创见性的系统、全面的“三农”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囊括了将“三农”问题提高到影响全局的战略新高度、以确保粮食安全为首要任务、以走大农业之路为基本思路、以四化同步为根本战略、以城乡一体化为根本途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培育先进的党支部和新型农民为核心关键、以实现农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脱贫为最终目的等方面。

三农思想；基本思路；核心关键

1969年，习近平响应当时党中央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成为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的一名知青。从此，他与农业、农村、农民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发表致辞，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曾在中国西部地区当过7年农民，还当过一村之长，我在中国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省市任职时也都领导或分管过农业工作，对农业、农村、农民很有感情。”[1]并且，他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强烈感情融入到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困境、推动“三农”工作发展的实际工作之中，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初步形成了富有创见性的系统、全面的“三农”思想。这些思想具体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以及公开出版的《摆脱贫困》、《之江新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等著述之中；体现在他于历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讲话之中；体现在他下基层访贫问苦与基层干部和困难村民的交流交谈之中。笔者梳理认为，习近平“三农”思想主要囊括了将“三农”问题提高到影响全局的战略新高度、以确保粮食安全为首要任务、以走大农业之路为基本思路、以四化同步为根本战略、以城乡一体化为根本途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培育先进的党支部和新型农民为核心关键、以实现农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脱贫为最终目的等方面。

一、将“三农”问题提高到影响全局的战略新高度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十分悠久和光辉灿烂的农耕文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奠定了农业的基础性产业地位。无论是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平建设年代，“三农”问题始终是决定着我们事业成败的最根本问题。因此，我国历代中央领导人都把“三农”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高度认同这一工作定位，不仅如此，他还将其提升到了影响全局的战略新高度。早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就清醒地洞见到了这一点，他在《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一文中强调：“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三农’问题始终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休戚相关。”[2]P100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继续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3]“三农”向好，全局主动，既是由于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农民生活有保障，丰衣足食，社会才能保持安定，才不致有大的动乱发生，也是因为农业的稳定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根本保障，如若“三农”工作没有做好，就会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导致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说全局工作的阻滞、瘫痪、崩盘，这丝毫不是危言耸听。可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关涉到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关涉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早日完成，关涉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现。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基层岗位上还是在总书记任上，习近平都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角度，来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三农”工作更好更快发展的，将其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和执政兴国的重要抓手。

二、以确保粮食安全为首要任务

民以食为天，食为政之首，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稳定与社会安定。从中国历史长河来看，“历朝历代，兴衰荣辱都始终与三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盛世来源于农丰，败亡必因于农衰。漫漫两千年，三农问题一直是决定着王朝鼎兴或颠覆的根本性问题。”[4]尽管世易时移，我们业已彻底甩掉了封建王权的枷锁，步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粮稳则民安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和历史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以期更好做好“三农”工作，巩固人民的政权。因此，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上，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5]P255在同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继而指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6]将确保粮食安全确定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努力目标。具体来讲，就是要使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的是中国自己产的粮食，确保水稻、小麦、玉米等谷物基本自给、基本口粮绝对安全，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调研时又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7]这一系列精辟的论述集中表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战略思维。此外，他还言辞恳切地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8]。不仅如此，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还提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一是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是万物之母，粮食生产离不开耕地。近些年，在工业化、城镇化如火如荼的推进过程中，大量的良田耕地在以指数型增速递减。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保护好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正是当务之急，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严防死守，要坚决防止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非法占用耕地，“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二是要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6]。三是要“强化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从而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即粮食质量安全。

三、以走大农业之路为基本思路

邓小平在1990年3月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9]P355习近平在宁德主政时就深刻领悟到了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性，多次表明要使闽东脱贫致富、弱鸟先飞，必须走大农业的发展之路。在《摆脱贫困》中，他一针见血指出：“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10]P6针对当时有些人对发展大农业的还存在一些思想误区，他深刻指出：“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放松了‘统’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其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10]P192-193也就是说，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统”和“分”，它们有着各自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充分肯定家庭分散经营带来的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要注重集体经营的优越性，由传统的分散型、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现代农业的转变。

在习近平看来，大农业不仅包含农业的集约化和产业化，还应该涵括农业的市场化。这一点可以从他在2003年1月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窥探而知：“要引入现代工业的理念来指导现代农业的发展，把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举措，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着力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努力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制。”[11]P182-18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12]P23。在这里，党中央指明了通过利用土地流转权以兼并大量土地并不是规模化经营的唯一方法，农业协会、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也是规模化经营的多重路径。

四、以四化同步为根本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农村、农民的形势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变化。然而，相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农村发展还是显得相形见拙，城乡相对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固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平稳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提出，，要“跳出三农抓三农”，以“三化”促“三农”。虽然习近平在这里所说的“三化”是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与现在提的“四化同步”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毋庸置疑，它对“四化同步”作为推进“三农”工作的根本方略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众所周知，在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落后状态。农业现代化要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毫不避讳地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6]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四者之间相辅相成，不能让农业这条“短腿”拖了工业化、城镇化以及信息化的后腿。要充分发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支持促进作用，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以城镇化推进新农村建设，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同步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向上发展。

五、以城乡一体化为根本途径

在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很容易被忽视、被抛弃，成为“历史的弃儿”、“牺牲品”，农民往往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一直得不到根本扭转的原因正在于此。习近平在主政浙江时就指出，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棘手的一大难题，也是关系‘三农’发展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问题。”[2]P103浙江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子。”[11]P1572002年12月，他在金华市调研时说，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并特别强调要抓好以下三个导向具体推进：“鼓励农民进城，推进农民非农化”、“培育小城镇，建设新农村”、“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经济”[11]P159。

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一体化并不是说要把农村都建成城市，将农民都变成市民。而是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从而缩小城乡差距，达到“虽有城乡之别，而少城乡之差”。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在湖北鄂州调研时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13]。也就是说，只有将农村工作纳入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轨道之中，“三农”工作才能充满活力，“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六、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农经济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陷入了一个自我僵化的困境，无法自拔。广大人民群众急切期盼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人民群众要求改变农村土地经营体制的呼唤，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智慧领导全体人民率先在农村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融合了群众首创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空前释放、农民积极性的极大提高与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那么，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我们如何突破制约“三农”工作的新瓶颈和新障碍，开启“三农”工作跨越式发展的新征程?习近平对此给出了铿锵响亮的回答：“向改革要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发展难题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强大动力。在《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一文中，习近平指出，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不断为‘三农’发展添活力、强动力、增后劲”，要“革除一切影响‘三农’发展体制弊端，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和体制”，要“以开放促发展，大力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不断拓展‘三农’发展新空间”[2]P105-106。此外，他还在《促改革活村》一文中强调：“要着眼于农村改革和其他改革的有机联系，以及农村综合改革各项任务之间的内在统一，从整体上推进各项改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2]P197

当前，由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远高于农业经营性收入，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于是，很多地方出现了务农劳动力弱化老龄化兼业化、农忙时节缺人手等现象，在此背景下，急切呼唤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构，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来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等。在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文件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提出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总布局。涉及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水利和林业改革、加快供销合作社和农垦改革发展、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党中央已经将改革创新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法宝和根本动力，与习近平“三农”思想实现了高度契合。

七、以培育先进的党支部和新型农民为核心关键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同样如此，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将“三农”工作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新水平，核心关键在于人。这里的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人：农村党组织干部和农民。首先，要注重培养先进的党组织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搞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当好排头兵。习近平在福建宁德主政时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过得硬的农村党支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在农村得到具体的落实，就不能把农村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就谈不上带领群众壮大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向贫困和落后作战。”[10]P159“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我们的农村党组织能否发挥这样的核心作用，直接关系到脱贫致富事业的凝聚力的强弱。”[10]P159-160由此可见，“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10]P161调任浙江后，习近平又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11]P181。也就是说，要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凝聚起亿万农民磅礴的生产力与创造力，推动“三农”工作实现新进展。

其次，要注重培养新型农民这个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生力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从而调动起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生农民选择外出务工的现实困境。习近平早在2006年主政浙江时就提出了培养新型农民这一急切要求，他指出：“只有在建设农村、发展农业的同时，用现代文明、先进理念武装农民、提高农民，努力使农民成为具有新理念、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新精神、新技能、新素质、新能力的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才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和更加长久得活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2]P198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6]解决好“谁来种地”以及如何科学种地的重大现实课题。由此可见，培养新型农民既是推进“三农”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本质要求；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手段，也是推进“三农”工作的内在追求。

八、以实现农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脱贫为最终目的

众所周知，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也一直主张“重农抑商”、“以农为本”。那么，其与处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所主张的“农业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达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主要源于其价值归旨的天壤之别。一个是以收取高额赋税为前提，以夺取农民的劳动成果、剥削劳动人民为目标。而另一个则是以一揽子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为前提，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价值归旨。

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雪来到河北阜平慰问困难群众，他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14]帮助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久，他在河北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时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我们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不能落下农村这一头，尤其是贫困地区这一头。

此外，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不能仅仅理解为物质上的脱贫，还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习近平曾在围绕福建闽东地区脱贫致富时指出，“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10]P149。两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关联。在思想上摘掉“贫困地区”的帽子，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发挥意识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的转变，实现农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脱贫致富。

[1]习近平.谱写中美农业互利合作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2-02-18.

[2]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3]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专题报道[J].中国合作经济,2013,（12）.

[4]本报评论员.三农向好全局主动[N].农民日报,2014-03-17.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M].北京:人民出社,2014.

[6]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3-12-25.

[7]新华网.时政频道.习近平的“黄土情结”：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时政频道[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24/c_1113760945.htm.

[8]中共农业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坚持不懈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N].人民日报，2014-06-23.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1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3]中国广播网.习近平湖北调研:“卷裤腿踏积水”实实在在接地气[EB/OL].

[14]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温暖送到千家万户[N].人民日报,2012-12-31.

2015-07-04

广西壮族自治区硕士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YCSW2015005）。

广西大学 政治学院，广西 南宁，530004

谢卓芝（1993- ），男，湖南涟源人，广西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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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8091（2015）03-01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