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女性茶道教育兴起的原因
——从良妻贤母主义角度探析

□杨 阳



日本明治时期女性茶道教育兴起的原因
——从良妻贤母主义角度探析

□杨 阳

以日本明治时期高等女学校中女学生学习茶道的史料为依据，从良妻贤母主义的内涵和时代背景出发，分析茶道和良妻贤母主义的契合点，探析明治时期日本女子教育中茶道兴起的原因，并尝试对此做出评价。

女性；茶道教育；良妻贤母主义

在日本，学习茶道的大多数人都是女性，很多女性将茶道作为兴趣爱好和学习行为礼仪的手段。但是，从茶道由中国传入日本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茶道一直都被作为男性社会的文化象征。女子教育中茶道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最初将茶道引入女子教育中的教育家是跡见花蹊。1875年（明治八年）作为由日本人创办的首个私立女子学校跡见女学校（之后的跡见学园）在东京创办，在这所学校中，与国语、汉文、算数、书法、绘画、裁缝、琴曲、插花等一起，点茶也在开讲之初就成为正式科目。[1]这可以说是近代女子教育中在学校的最初的茶道教育。自此茶道不断出现在高等女学校的课程中，学习茶道的女性数量逐步增加。据里千家的记录，1913年（大正二年）举行的夏期讲习会中，女性参加者占到了三分之一，而1920年（大正九年）的研习会参加的女性占了大约一半。可以说在大正末期，女性茶道人口超过了男性，茶道人口的重心转移到了女性。因此，明治时期的女性茶道教育在日本茶道史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探讨明治时期女性茶道教育兴起的原因。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明治时期女性茶道教育兴起的原因，国内外有很多研究者对此曾做过深入的研究。熊仓功夫在《近代茶道史の研究》中提出，以跡见女学校为代表，高等女学校在学科中积极地引入茶道教育，因此在女性中茶道开始传播。熊仓功夫认为其原因在于茶道的正座、走路方式等完整的礼仪作法受到了教育者的重视。通过学习茶道，教育者希望女学生掌握一套严格的礼仪作法。[2]

与上述观点不同，谷端昭夫认为在明治维新之后，茶道成为上等社会女性的必须技艺。原因在于上等社会女性通过召开茶会扩大社交面，茶道具有了社交的作用。[3]但是为什么社会要求上等社会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之外要扩大社交面，这说明了社会对女学生的什么期许？上述文章中都没有涉及。

可以发现，无论以上哪种观点，女学生学习茶道都是以家庭为前提的。培养良好的礼仪是可以造就优美高尚的气质和温淑良贞的性情；学习茶道扩大社交则是在辅助自己的丈夫。这一点正好和这个时期日本教育界兴起的“贤妻良母主义”不谋而合。而且，贤妻良母主义是日本19世纪末期以来女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指导理念，茶道教育也属于女子教育中的一部分，因此，研究女性茶道教育，就必须研究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即良妻贤母主义。

与良妻贤母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者是谷晃，在《茶人たちの日本文化史》的“女性和茶道”一节中，提到女性茶道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良妻贤母气质的女性，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但是为什么茶道教育就符合良妻贤母主义？谷晃只是简单地说“游乐技艺是女子社会专有的，音乐自不用说，茶道、插花、和歌、俳句、书画等技艺，在家计的允许范围之内，不能等闲视之”[4]但是为什么茶道不能被“等闲视之”，茶道的什么特点决定了其是女子社会的专有？谷晃没有进一步探讨。

因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将良妻贤母主义和日本女性茶道教育结合在一起，通过分析良妻贤母主义的背景、内容、特点，结合茶道的思想、礼仪等，以高等女学校中女学生学习茶道的史料为依据，探索明治时期日本女子教育中茶道兴起的原因。

二、良妻贤母主义的内涵

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日本女子教育体制不断扩充，除了普及的女子初等教育之外，出现了以东京女子学校为代表的女子中等教育，以及都道府县各级政府主办的高等女子学校。伴随着女子教育的不断发展，以 1899年《高等女子学校令》的颁布为契机，日本确立了良妻贤母主义教育并逐渐向日本全社会渗透。

关于良妻贤母主义的内涵，可以从当时的两位文部大臣的发言中探知。首先1899年文部大臣桦山资纪在7月召开的地方视学官会议中，阐述高等学校的目的时说：

高等女子学校的教育宗旨在于，使学生具备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所必需的素养。故而在涵养优美高尚的气质和温良贞淑的性情的同时，要令其通晓中流以上生活所必需的学术技艺。[5]

桦山资纪之后，继任的文部大臣菊地大麓进一步发展了良妻贤母的主张。“成为一家之主妇，做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要造就善良的国民，必须先有善良的家庭。善良家庭多的国家就繁荣昌盛，不良家庭多的国家就衰落，即家庭是一国之本”。“家庭主妇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女子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女子实现这种天职”。[5]

从两位文部大臣的阐述中，可以发现良妻贤母主义的两个关键点。即培养女子性情和中等以上社会生活所需学术技艺。

那么，茶道教育的哪些特点符合了良妻贤母主义的内涵要求，从而进入了女子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呢？

下文将从良妻贤母主义的两个内涵出发，探讨茶道被引入女子教育的原因。

三、茶道与培养女子性情的契合

良妻贤母主义强调女子性情的培养，认为具备优美高雅的气质和温良贞淑的性情是女子成为良妻贤母的必要条件。对于丈夫来讲，温良贞淑的性情可以顺从丈夫的意志，维护丈夫在家庭的地位和尊严。对于子女来讲，气质和性情直接影响到子女的成长和成才。因此，女子教育家们将培养女子的性情作为良妻贤母主义的重要内容。而茶道的严格的上下级制度以及完整的礼法恰好符合了女子性情培养的需要。

（一）茶道的上下级制度

日本是一个重视礼仪的国家，在日本的礼仪中十分重视上下级的关系，茶道的礼法也不例外。虽然茶道信奉的禅宗主张“无”、“本来无一物”、“佛祖共杀”，但在实际礼法中，十分重视上下级关系。以参加茶会的主人和客人为例，在主人和客人之间，客人为上，主人为下。主人要千方百计设法使客人感到舒适。比如，主人要在客人到来之前将茶庭洒上一层水，然后将飞石上的存水用毛巾擦干。主人要时时站在客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细微之处也不放过。参加茶会的客人和客人之间也存在上下级关系。客人分为首席客人、次席客人、三席客人、末席客人。首席客人受到大家的尊重。在参加茶会之前，其他客人要到首席客人家里去表示拜托，在茶席上，首席客人要首先喝茶、欣赏道具等。其他客人们要努力与首席客人保持一致。[6]

近世，日本女子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女性观，三从四德、贞专顺从的妇道伦理是其核心内容。明治时期的良妻贤母主义确立之后，虽然一方面强调知识技能的培养，但仍不忽视对传统妇道的涵养。当时高等女子学校中，道德修身课被置于所有课程之首。1901年颁布的《高等女子学校令施行规则》中规定：“培养道德情操，使学生具备中等以上社会的女子所必备的品格。”道德情操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妇道的涵养，比如“侍奉丈夫”、“孝敬舅姑”、“恪守贞操”、“忠于丈夫”。“常思侍奉丈夫，免其后顾之忧，日常诚心敬爱丈夫，万事谨慎不悖礼仪”。[5]这种教育理念与当时的父权家长制家族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明治家庭中也有着严格的上下级划分，女子在家庭中处于无权地位,女子要孝敬公婆、侍奉丈夫，严格遵守家庭内部的上下级制度。于是，在这一点上，茶道与良妻贤母主义有了契合点，教育者希望通过重视上下级的茶道的教育，对女学生的妇道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茶道的礼法

礼法，包含礼仪和规则，在日本人家庭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茶道的很多礼法，不仅局限于茶道界内，在一般日本人家庭中也是通用的。桑田忠亲在《茶道的历史》中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妻子被自己的丈夫批评：“你明明是从事茶道的，怎么能这样开隔扇呢？”[7]由此可见，茶道的礼仪被当做了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范。

以下简单列举茶道和日常生活中礼法的相通之处。在茶道和日常生活中礼法都有“真、行、草”三种形式，要求依据场合分别使用。茶室中开关隔扇的机会很多，有一套严谨的动作，比如严禁用手去碰纸糊处，手指能接触纸隔扇的木框部分，以防把纸弄脏弄破。茶道中传递东西时，十分注意将东西的正面转向对方，在递剪刀时一定是柄向对方，刃朝自己。在为客人上茶时，一定要在茶盘上放上茶托再放茶碗，主人的手不能碰客人的茶碗。客人来到后，先由夫人将客人引进客室，主人待约十分钟后才出现，使客人有一个休息、整理的时间。[6]当然，茶道和日常生活中相通的礼仪不胜枚举，上文仅列举了其中几项。

再来看一下茶道教育在女子教育中的实践。其实，早在茶道进入女子教育之前，日本有个词语叫“花嫁修业”，即“新娘子修行”，即女人在婚嫁之前通常都要接受结婚课程的培训，其中就包含茶道、花道等内容。女子通过学习茶道，训练自己的行为举止，为今后家庭生活做准备。

女子茶道教育第一人——跡见花蹊当初将茶道教育引入女子学校的直接契机就是，希望茶道的学习能改变女子的行为举止。在当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正处于文明开化时期，东京的女子受到了欧化的影响，剪着短头发，穿着男士裤裙，耳朵上架着铅笔，系着男士腰带，不用包袱包住西洋书籍，而是直接夹在腋下。花蹊对明治初期东京女子的举止礼仪非常不满，认为这些行为非常粗鲁野蛮，必须一改是况。花蹊希望女学生学习行为礼仪来规范自身举止。在当时的女学校中主要应用的礼法是小笠原流，也就是武家的礼仪。花蹊认为这是一种循规蹈矩的夸大的作法，实际应用效果不佳，不适合新时代的女性。因此花蹊决定在女学生的教育中应用茶道。通过练习茶道，使女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行为礼仪的形式，还可以考虑到与对方的关系和当时的场景，充分理解自己应该座、立、走的场所，从而能够随机应变的应对。其次，在茶道学习中，女学生不仅可以学习物品的运用方法，甚至还可以储备茶道具和书画的知识，培养鉴赏和评价的素养。

可见，教育家们希望通过茶道的学习，使女学生将茶道中的礼法带入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培养自己高尚优雅的性情和气质。

四、茶道与培养生活所需的技艺

在此首先整理一下日本明治时期女子教育的对象。女子高等学校是培养“上等社会的妇人”、“高等人物的夫人”，这一阶层的女性要担当“家庭内事务”。女子中学校培养的是“即将成为中等社会妇人的女子”，而小学校则是培养“中等以下社会的妇人”。[8]跡见花蹊在日记中说，“（学校开学当天）来宾中有很多上流的绅士淑女”，“开学即日已有华族令媛八十余名入学”。[9]可见，跡见女子学校是一所面向“华族”即上等社会的学校。上等社会指的是贵族、华族的女儿、有钱人家的女儿、或者是在政治、商业、学术上高等人物的妇人。中等社会是上等社会以下的妇人女儿，从身份上来说是“平民”，从职业上来说一般是官吏、医生、律师、商人等。

其次女子高等学校、中学校和小学校的教授内容也各不相同。小学校中只教授实用性技能，而对于中等以上社会的女子除教授实用性技能外，还教授音乐茶道插花等艺术技能。究其原因，是女性在不同等级家庭中的不同角色决定了教授内容的不同。对中等社会以上的女性的社会角色的期待，除了与下等社会女子相同的治理家事、培养子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即陪伴自己的丈夫出席社交场合，帮助扩大丈夫的社交圈。

那么当时中等以上社会的社交圈中经常进行的社交活动是什么？在明治维新以后，中等以上社会的社交圈中茶会的风潮尤为显著。实业界的茶道爱好者们举行了不少茶会。茶会的参与者一般是“一流政治家和实业家，一般人很难参与其中”。[7]因此，与自己未来丈夫的兴趣爱好保持一致，陪伴丈夫参加茶会，成为中等以上社会家庭对女性的要求。茶道因此成为中等以上社会家庭的必须技艺之一。

另外，从女学生对茶道的态度上也可窥探中等以上社会家庭对茶道的要求。1903年12月25日明治政府颁布了《关于高等女学校的通牒》，对高等女学校中茶道、花道课程作出了规定。茶道、花道被认为是正式科目意外的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茶道、花道课。但是，女学生们选择茶道、花道的热情不减，因为她们认为学习茶道花道是中等以上社会的象征，对自己日后嫁入中等以上社会是有利的。西村茂树（华族女学校校长）认为：茶道和插花是中等以上即上等社会必须学习的科目，华族等上等社会的女子如果不知道花道和茶道，是件有点惭愧的事情。[10]

作为中等以上社会的象征，茶道和花道也出现在了当时的报纸上。比如在1908年6月刊行的《都新闻》中，在“花道名人投票”的同一版面，刊登了热中茶道和花道的女性的照片，这些女性都是花道名人的学生。

所以，茶道的社交性满足了中等以上社会家庭对女性技艺的要求。

五、评价

（一）拯救了明治维新后茶道的命运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嗜好茶道是武将们的教养和身份象征。而且在茶会中还进行着左右国家命运的政治经济交涉，在茶道中使用的道具也被用于贸易中。因此，在武士社会茶会成为武将和大商人们的展示权利的舞台。

但是，当武士社会宣告结束后，明治新政府中实行了废藩置县、户籍制、征兵制、地租改正等制度，在法律上，士农工商四种阶层也平等了。也就是说，在江户时代支持茶道的大名、武士和富商们不仅在经济上没落了，而且伴随着身份制度的瓦解，也没有必要借助茶道来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了。此外，明治新政府将茶道等传统的文化艺能都视为陈旧弊病，并加以去除，于是茶道的社会价值开始下降。

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茶道各流派，开始将茶道引入女性教育，并在教育中逐渐认识到女性学习茶道的重要性，开始逐渐增加了女性的茶道人口。这样一来，从大正后期到昭和期间，女性茶道人口超过了50%,茶道人口的中心从男性变为女性。特别是日本战败后，妇女的自我意识增强，要求参加各种文化活动，逐渐地学习茶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了。如今茶道已成为妇女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持有一定级别的修习茶道证明书也是日本女性结婚时的有利因素。

而且，伴随着茶道礼仪受到女子教育家的重视，茶道也逐渐成为礼法的代表。比如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70年出版的盐月弥荣子的《冠婚葬祭入门》。这本书的作者是里千家第十四代继承人。书中不仅对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而且对成人礼、结婚、丧葬、祭祀等内容都有涉及，一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让茶道的权威撰写礼法的书，由此可见社会对茶道的礼法的承认，茶道也成为日本礼法的象征。

所以，明治时期女子教育中的茶道教育赋予了茶道新的生命。茶道由武士社会中武士的政治工具、明治维新后的不被重视的“游艺”（游乐技艺），逐渐演变为中等以上社会女性修养的象征，避免了衰落的命运。

（二）带有国家主义色彩

良妻贤母主义形成的时期是日本国家主义不断滋长的时期，因此国家主义的思想也浸透到了贤妻良母主义中。1902年文部省编写的《高等女子学校修身教科书》中写道：

女子在家中照顾家人生活，营造家庭的和乐，这是造就一国的淳风美俗之所在。女子身为母亲，能否教育好孩子，影响到其子能否成材，进而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所以女子同男子一样，肩负着重大职责，应该时刻谨记自己的本分。[11]

由此可见，女子照顾家人、教育子女都是和国家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女子要和男子一样胸怀国家观念，通过营造家庭的和乐，进而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良妻贤母主义的内容——培养女子性情和学习家庭所需技艺带上了国家主义色彩，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女性茶道教育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国家主义色彩。从教授内容上来说，正如上文所说，茶道的礼仪教育受到了女子学校的青睐，因此此时的女性茶道教育变得形式化，倾向于礼仪的传授。其次，女子学习茶道是为了日后嫁入中等以上社会家庭，为了与未来丈夫的兴趣保持一致。女子茶道教育的目的因此是迎合丈夫、家庭和国家，而不是追求女性自身人格解放和独立。

因此，在随后的大正时期，德谟克拉西运动即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潮，给女子教育也带来了新风。宣传女子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的妇女运动蓬勃发展，挑战了贤妻良母主义。而且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财富的增加，城市市民阶级的抬头，城市工薪阶层家族中诞生了新的阶层——家庭主妇。她们要求独立，不再局限在家庭中，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再像明治时期那样服务于丈夫。因此，大正时期的女子茶道教育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发展。

笔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明治之后的女性茶道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特点，以期待能够为中国的女性茶道教育提供参考。

[1] 高桥胜介.传记丛书58迹见花蹊女史传[M].东京：大空社，1989:18-19.

[2] 熊仓功夫.近代茶道史の研究[M].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0:296-297.

[3] 谷端昭夫.近世茶道史[M].京都：淡交社，1988:308.

[4] 谷晃.茶人たちの日本文化史[M].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2007:237.

[5] 王慧荣.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62-169.

[6]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263-277.

[7] 桑田忠亲.茶道的历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5.

[8] 关口礼子.『賢母良妻』から『良妻賢母』へ―明治28～31年の高等女学校論―[C]. 日本教育学会大会研究发表要项36，1977，（9）:87.

[9] 唐泽富太郎.女子学生的历史[M].东京：木耳社，1979:261.

[10] 橘佳江.女学生と華道?茶道―明治期の京都府を中心に―[C].东京:日本教育社会学会大会发表要旨集录，2004，（9）:307.

[11] 高等女子学校研究会.高等女子学校资料集成第10卷修身教科书[M].东京：大空社，1989:36-37.

2015-05-04

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271018

杨 阳（1984- ），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农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茶文化,中日茶文化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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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8091（2015）03-01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