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场域——惯习”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肖志远 郭凡良

（1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2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北京 100044）

面对当今社会多元文化交锋交融和各种价值观角力较量的世情国情，中共中央将体现当代中国和全体人民价值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要求不同区域、民族、行业、阶层的群体都能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场域——惯习”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分析框架

目前，场域、惯习和实践三个要素构成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实践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其核心问题是解释实践，即通过“场域——惯习”的关系来分析人们进行某种实践或采取某种行动的原因。实践理论旨在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主客二元对立，包括看起来无法解决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之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长期脱节。其确立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研究的分析框架，又称为生成性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1]（PP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精神和意识形态，《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多角度的科学培育使之真正成为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2]为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既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又要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中。这种体现和融入是一种包含了外在性内化与内在性外化的双向互动的实践过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分析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

1.场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践空间。场域（Field），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十分重要的分析概念，也是从事社会研究活动的基本分析单位。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1](P134)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存在客观关系的不同社会空间，即不同场域。运用“场域”概念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它是从国家价值目标场域、社会价值取向场域和公民个人价值准则场域等三个不同场域，为自身的培育提供了差异性的实践空间。

国家价值目标场域，指在国家主体层面上，由国家机构（组织）构成的社会空间（场域），机构（组织）内部行为者是这一实践场域的主体，并具有自身的价值目标和运作逻辑。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价值目标直接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公民个人的价值行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的主体地位，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社会价值取向场域，指在社会层面内，由社会组织构成的社会空间（场域），组织内部行为者是这一实践场域的主体，同时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运作逻辑。社会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构成，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社会的价值取向，既深刻影响着国家的价值目标，又直接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行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思想领域的日趋多元化，导致不同区域、民族和阶层的思潮观念与价值取向交错杂陈，问题矛盾接踵而至。为此，要求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找到全体社会成员在各种思想差异和利益矛盾上的最广泛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有效避免利益格局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意识混乱与对立，形成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良好氛围。

公民个人价值准则场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国家和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离不开无数个体人的活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离不开群众个人的能动实践，更离不开群众个人良好价值观念和价值行为的养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惯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践目标。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为摆脱唯理智论（理智中心主义）的行为哲学而提出的，是一种结构性形塑机制（Structuring Mechanism）。它由积淀于个人自身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涉及社会行动者具有的对应于其占居的特定位置的性情倾向。惯习强调行为者自身，使得其随着经验的变化而不断强化自己的惯习，或者调整惯习与行为的结构。[3](P279)布迪厄“场域”的研究离不开对行为者“惯习”的分析，但“场域——惯习”绝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生成（建构）”的动态关系。场域和惯习是相互作用的，场域一般通过“关系束”来引导和规范场域中行为者的惯习，而惯习则能反作用于场域，并对其造成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同场域价值观互相交融，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也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价值场域和运作逻辑。价值观“场域——惯习”是以不同场域自身的培育逻辑规范行为者的行为。通过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和与（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的交汇点，逐渐演变生成为惯习，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准则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以惯习的方式固化下来。因此，要具体分析不同场域和价值观的特征，不断改进和创新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避免价值观的“空洞化”“形式化”，才能践行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才能规范行为者的行为，培育良好的社会惯习。

二、“场域——惯习”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特点

1.培育路径的区域性。依据“场域——惯习”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选择将涉及不同的地缘群体和区域社会，不同地区及群体在生活背景、文化层次、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利益需求各方面都不尽相同。如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区域，知识分子和高层次人才相对集中，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起点和要求就应高一些；而在工厂集中区或城乡结合部，普通工人和劳动大众相对较多，培育的起点就应相应朴实和通俗一点。这就使培育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点。

2.培育路径的开放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联系的日趋紧密，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思维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之交通的便利、人口流动的加快、现代通信设施和大众传媒的日益普及，各种信息交汇流传，使得培育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具有了较强的开放性。

3.培育路径的包容性。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面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但不同性质的“场域”包含着各自特殊的组织群体。无论是“场域”中的组织者或参与者，都有着一定的共性、依附关系和价值取向，是“场域”这一特定内涵维系起来的共同利益组织。培育核心价值观需要依托“场域”成员的共同特征，尽最大可能地包容和满足其各自的价值与利益需求，形成共性价值。因此，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具有包容性。

4.培育路径的层次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受思想意识多元化、经济利益多样化以及人们受教育程度趋高化的影响，国民结构的层次性逐渐凸显。从年龄阶段分，有幼儿少年人群、青壮年人群和老龄人群；从在职状态分，有在职人员和待业人员；从户籍角度分，有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从受教育程度分，有受过初等教育人员、中等教育人员和高等教育人员等。这些不同对象的层次性带来培育核心价值观路径选择的层次性。

5.培育路径的自主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与生活实际，积极自主地开展活动。通过倡导和培育具有地域特点和大众化的价值文化与价值观，以形成不同“场域”群众自主参与、自觉遵守的公德和行为规范。

三、“场域——惯习”视域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

1.价值认知场域的惯习培育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质是一个从价值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价值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其中价值认知是价值观培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阶段，它构成了人们价值观的基本轮廓和本质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辩证分析，要促进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使其真正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普遍价值准则，就必须要深化群众的价值认知，使群众能够从“知其然”的感性价值认知阶段上升到“知其所以然”的理性价值认知阶段。

（1）在教育引导中强化价值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为人民群众所普遍认知，除了本身的内在品质和吸引外，还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当今世界，教育已经成为各国、各民族凝聚传统文化、提升治理能力、增强民众国家（民族）认同和形成共识价值观的强有力的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对它的认知过程需要坚持不懈的教育和引导。首先，要坚持灌输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灌输”是普及理论教育的一条最基本、最原始的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灌输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朴素的人民园地”。[4]（P17）毛泽东曾指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5]（P213）足以可见，灌输教育的作用和效果。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可能也不会在人们的思想中自发地产生出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经过外部的灌输。为此，必须把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要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不同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引导活动，将其内容和要求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内在精神信仰和现实惯习追求。同时，核心价值观灌输教育的有效性也离不开自我教育，离不开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面对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必须要进行认真地分析和辨别，通过发挥自我教育的能动功能，选择科学、正确和积极的价值观，使其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又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次，要坚持全民与重点教育相结合。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体，必须面向全民，吸引群众的广泛参与。针对我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应当把教育活动延伸到农村、社区、企业、学校等不同场域，覆盖工人、农民、干部等不同群体，使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各行各业、深入千家万户。同时，为进一步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提升教育效果，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教育还要结合当前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区分层次、突出重点。重点抓好党员干部、青少年和知识分子三类场域群体的教育引导，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作用。

党员干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关键，必须要重点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青少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青少年头脑，引导青少年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之中。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力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要允许和鼓励“百家争鸣”，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争鸣”中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

（2）在媒体宣传中强化价值认知。新闻媒体具有快速广泛传播信息、集中公开表达意愿等特点，是公众获取信息、交流意见的平台，是宣传思想文化和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我们要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大事来抓，积极借助各种媒体的力量，形成舆论强势，广泛深入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更好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入脑入心。

首先，要巩固传统媒体宣传阵地。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有着较高的权威性、公信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各类传统媒体要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到日常宣传报道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宣传的舆论强势。

其次，要开拓新兴媒体宣传渠道。网络、手机、数字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既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和科学利用新兴媒体，使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服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络“传播快、信息资源丰富、教育方式多样”的特点，充分发挥其在宣传普及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在文化渗透中强化价值认知。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渗透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健康优秀的文化作品中，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形式，使人们在精神享受、身心愉悦和艺术感染的气氛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

2.价值认同场域的惯习培育路径。“价值认同是指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动，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6]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程中，党和国家要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多层次需要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把引领社会思想意识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实践价值。

首先，要在推进政治民主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现代政治学中，民主是一种普遍的追求目标。马克思认为，民主不仅仅作为人的内在要求而存在，而且作为阶级解放的要求而存在。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体现。积极推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既表明了人民民主价值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科学性，也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人民群众充分展示其理论魅力的必然要求。

其次，要在推进以文化人中增进价值认同。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着力点，推出更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使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社会进步要求。在文化建设中科学定位政府职责，明确符合当地实情的文化建设思路，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进一步拓宽城市社区文化中心（站）、文化活动广场以及农村流动影院、文化书屋、村村通工程的覆盖面，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要在实现社会和谐中增进价值认同。改革开放在给我国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影响社会和谐、关乎群众切实利益的“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购房难”等民生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就会冲淡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群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最终也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失去现实土壤和群众根基。因此，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关注民生，倾听民意，扎实有效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从情感上认同党的路线方针，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更加自觉地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还要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增进价值认同。先进典型和模范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他们存在于社会现实，来自于广大群众，是有着坚实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是有血有肉、有追求、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先进事迹承载了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当今社会所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运用先进事迹进行价值观教育，生动具体，说服力强，容易使人们产生情感共鸣，在耳闻目睹中受到熏陶、获得启迪，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认同先进典型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虽然岗位不同、职业不同，但从他们先进事迹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精神追求和良好的道德修养，都能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引导，把抽象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惯习去遵守和践行，能让人们更加形象和准确地理解与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特征。

3.价值实践场域的惯习培育路径。价值追求是价值认知、价值认同和价值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价值追求的实现在于其能够从认知、认同上的追求转化为实践上的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被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需要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并在人民群众价值践行的基础上，推进整个国家、民族精神品格的升华。为此，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融入到各类社会规范中，融入到党的建设全过程中，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各项活动中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和躬身践行。

首先，要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思想的灌输和惯习的养成，都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需要群众自觉普遍地参与到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场域中。开展以创建文明村镇（社区）、文明城市和文明行业为主要场域与以文明礼仪和节日庆典活动为特殊场域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能把思想、道德、观念等无形的东西融入搞活动、办实事的实践工作中。这种寓教于实践的精神文明创建形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深化的过程。开展文明村镇活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更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农村的有效途径。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创建文明农户”“讲文明、树新风”等活动中，形成邻里团结、家庭和睦、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文明行业创建活动中，融入到“文明窗口”“行业诚信”的建设中，引领行业员工主动成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礼仪和节日庆典活动中，通过活动让核心价值观走进群众、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人民群众能够亲身感受到日常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城市精神塑造中，现如今许多城市都塑造了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各具地方特色的“城市精神”，如“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都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凝练的结果，体现出了所在区域（城市）的“精、气、神”，提升了对人们的价值导向作用。

其次，要在各类社会规范中培育核心价值观。社会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是连接核心价值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环节。要立足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实际，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政策制度安排、法律法规制定、道德规范建设中，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为推进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提供规范。

此外，要在党的建设全过程中培育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这不仅开辟了党的建设的新路径，也为扎实推进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找到了新的载体。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为此，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贯彻到“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的作用；要建设一支敢于担当、经得考验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得以持久坚持的必要保障；要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和利益观；要建立和健全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各项规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制度保障；要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廉政文化体系，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总之，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时，要遵循矛盾普遍性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不同场域、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点，在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方式中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人民群众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各自惯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能持久坚持。

[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3/c_118674689.htm，2013-12-23.

[3]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贺善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认同与冲突[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