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少年“帮派化”背后的农村江湖

底层少年的帮派问题，不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更有着农村社会大环境和秩序的影响。

7月30日，教育部在官方网站上发布《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为1.38亿，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已分别达2075.42万和1294.73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总数已占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注定成为未来中国脊梁的底层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笔者深入到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四川芥县雍村所在的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展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

寄宿制学校如何成为少年帮派的土壤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200名学生来自云乡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邓老师兼任生活教师，负责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学关系来统一编宿。邓老师认为，这种基于同班同学正式组织关系上的编宿，有利于舍友间形成群体内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并防止宿舍内打架、盗窃等恶性校园事件的发生。

事实上，被编于同一宿舍或相邻宿舍中的学生们确实能够因为同班同学关系而显著降低在学校内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够减少宿舍内群体间发生暴力冲突与财物丢失等事件。但邓老师将这种“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效果想象得过于完美。

很快邓老师就发现不良后果：该编宿方式更容易发生团伙内部的共同违纪行为，例如熄灯后不同宿舍同班同学相互间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可以长时间聊天、打牌、喝酒、翻围墙出校游泳或打游戏等等;也更容易发生团队之间的相互违纪行为，例如高年级学生经常欺负低年级的学生，如强迫低年级学生给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强迫低年级学生夏天在生活老师没在身边时到自己宿舍给自己扇风，冬天则将低年级学生的被子强行抢来自己盖，而低年级学生只能两人甚至三人挤到一个床上彼此取暖睡觉等。

为了抵御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低年级学生则施展各种“弱者的武器”以示对抗。其中一项就是建立所谓的“小帮派”，在小范围内集体抗拒个体化的高年级学生，但“小帮派”很快也进一步刺激高年级学生组成“大帮派”来予以集体镇压。镇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固化了“小帮派”内部紧密型的共同体关系，从而使“小帮派”逐渐突破宿舍和班级的组织边界而汇合为反高年级学生欺负的“巨型帮派”。

“兄弟帮”：从被人欺负到欺负别人

“兄弟帮”的创始人之一、九年级男生李元元说，“兄弟帮”是他在读七年级时成立的，起因是当时班上同学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和九年级的“霸王团”因为抢热水打过群架，和八年级的“流氓会”因为晚上打呼噜和讲话也打过群架。

打完群架后，七年级的同学模仿高年级的同学，建了一个“兄弟帮”。最开始是一个比较封闭松散的群体，成员都是自己班的同学，主要是防止同学被欺负。之后宿舍重新编排，“兄弟帮”就又陆续加入一些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低年级同学。

李元元介绍，现在“兄弟帮”的规模大约维持在35人，其中九年级全班38个同学中就有24人，其他11人则分别来自八年级（7人）和六年级（4人），再低年级的就全部被清除了。主要由李元元和他所在高年级同学所控制的“兄弟帮”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欺负者”和“镇压者”。

李元元和同学们建立了一个QQ群，群名就叫做“行侠仗义——兄弟帮”，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50多人，其他低年级的占到了20多人。

“兄弟帮”没有明确的入帮或者退帮规则。李元元说，最开始大家都经常在一起玩闹，慢慢的熟了就跟低年级同学说，我们有个“兄弟帮”，你加进来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时谁要是挨欺负，“兄弟帮”其他成员都是要帮忙的，如果谁见死不救，就会被清出QQ群，就算退帮了。

另一位九年级“兄弟帮”骨干成员杨柳說，帮里的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安排——必须每天都要有帮员出来违规与犯错，以此不断挑战班主任老师。比如，今天我们就准备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边去不拿回来了，昨天我们是故意打坏了后门上边的那块玻璃，前天是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桶了……因为班主任老师对我们管的实在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这学期开学时选班长，在“兄弟帮”的推举下，老大齐磊当选。班主任老师虽然很不爽，但是没有办法。杨柳为此很自豪：这就是我们“兄弟帮”的力量，齐磊就敢和老师对着干！

“兄弟帮”的组织功能在不断地扩张，从最初仅仅对抗同辈群体，到后来逐渐对抗班主任老师，甚至于后来对抗学校制度。他们始终在强者与弱者的角色扮演中相互转换，而这种相互转换使他们悄悄地完成了个体的社会化。

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帮”欺负的其他“兄弟帮”则在隐匿中如春笋般不断创生，他们大多数为学校管理者所不可见，但却真实存在于像云乡学校这样的底层寄宿制学校中。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运转更为常规的非正式群体是：师徒制、亲戚制和情侣制。

需要呼唤起人们对底层的更多关注与帮扶

学生“拉帮结派打架斗殴”，其实在每个人的“学生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像这一田野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大面积出现的状况，却极其少见。

特别是较之于其他的“调皮”方式，拉帮结派的流行更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它往往可以追溯到一种心理安全感的缺乏，因为拉帮结派本质就是寻求一个共同体，免于外部伤害的过程。在过去，这种帮助的功能多由家庭、学校来完成。但在今天，随着乡村留守现象的普遍化与农村教育的弱势，一些孩子不得不去寻求一种外在的保护体系和归属感，比如所谓的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并从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常识和经验看，底层少年的帮派问题，不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更有着农村社会大环境和秩序的影响。现代乡村多被夹杂在转型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公共生活和乡土社会伦理都处于失序状态，而新的秩序却远未生成。包括底层少年问题在内的乡村问题都可以从乡村的凋敝中找到答案。所以寻求解决之道，还需要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入手。

此项田野调查的样本学校，有75%的学生属于留守儿童，而据保守统计显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总数已占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可见，解决留守的问题将有效缓解乡村底层孩子的成长问题。留守问题之所以得以产生，社会其实已经不缺乏共识，如城乡二元制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割裂，儿童随父母进城的渠道缺失等等。

因此，这方面的改革，应该加速推进，瞄准目标不放松。同时在教育资源的下沉和扶贫工作的落实上，应该创新思路，改掉大水漫灌的方式，实施精准化的扶贫，将帮扶落实到“人”的身上。

在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无法改变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底层少年的成长尽量不受到乡村颓势的影响，靠政府的单方面介入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具体到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上，它原本是为了免除留守儿童受到外部伤害的一种应对之策，但从田野调查来看，外部伤害似乎被阻隔，而内部引发的帮派问题又随之而起。这种条件下，社会组织的加入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然而，此前有调查显示，在帮助乡村留守儿童的活动中，社会组织总体来说没有发挥专长，也没有持续性、长期性活动。且社会各界对乡村儿童的帮扶重点是救贫济困，鲜有涉及心理或情感上的支持。

这些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社会组织力量的自我成长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或许与社会各方对社会组织的态度也不无关系。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在支援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仍旧受到不少观念上的误解和制度上的阻力，这些既拖延了社会组织对乡村社会的关照进程，也阻碍了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

乡村底层少年的帮派化，其实是乡村在传统秩序瓦解后而呈现出原子化社会特征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农村社会对于组织的需要。家庭功能虽然不能完全被其他的社会组织所代替，但在当前情况下，健全的社会组织将能够有效规避农村家庭功能缺失可能带来的弊端。

（《中国青年报》2015.8.10、《新华每日电讯》  201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