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中的各方博弈

华界地区一块面积巨大的狭长地带，被划入了日军的防区。更令人吃惊的是“防卫委员会”在擅自作出这一重大变更之后，竟然没有以任何形式向上海市政府或中国军事当局进行通报。蒋杰认为，这为此后“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1932年在上海爆发的“一·二八”事变，构成了中国抗日历史书写的重要部分。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蒋杰看来，“过往的研究者习惯于将这一事件放置在整个中日冲突的大框架下来审视，比较注重从宏观的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事件，但忽视了上海本地的因素。”他强调，19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中、日、西方列强以及工部局相互博弈斗争的复杂“角力场”。他认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一·二八”事变的源起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工部局的“防卫委员会”是什么？

不少人认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就是英美势力在上海的代言人。但事实上，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情况不同，公共租界工部局自建立之日起就与英美外交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蒋杰将工部局比作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它甚至试图摆脱各国控制，成为一个类似“中立国”的独立市。

蒋杰介绍，自租界设立以来，租界防御一直是与地政、税收、警务以及市政建设同等重要的关键问题。租界建立初期，防御问题主要是由侨民和海军、水手等一起负责。此后又产生了万国商团并逐渐将租界的防御制度化，最终衍生出专门负责租界防御问题的工部局“防卫委员会”。

工部局“防卫委员会”成员包括：高级驻沪防军司令、工部局总董，各国驻军司令官、万国商团司令、工部局警务处总巡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机构中，不包括任何中国籍委员和观察员。换言之，它做出的任何决议，中国政府都不得而知。

1927年，北伐军兵锋直指上海。西方列强为了保护各自的殖民利益，纷纷派遣军队保护公共租界，便有了“防区”的划分。按照“防卫委员会”事先拟定的计划，英国、意大利和美国海军负责公共租界西部及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租界中区由万国商团和英美联军负责，而租界东部的杨树浦和虹口地区由日军防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变得更加剑拔弩张。随着十九路军的进驻，公共租界当局更感到了明显的压力。因此，“防卫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了十九路军进驻上海以后的租界防卫问题，并修改了原来的“防区”范围。

这一修订最大的变化在于日军防区的西扩。1927年时，日军的防线被严格限制在工部局所控制的北四川路越界筑路一线。1931年的修订，则将防线被扩展到吴淞铁路沿线，推进距离约为700码（约640米）左右。结果华界地区一块面积巨大的狭长地带，被划入了日军的防区。更令人吃惊的是“防卫委员会”在擅自作出这一重大变更之后，竟然没有以任何形式向上海市政府或中国军事当局进行通报。蒋杰认为，这为此后“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一·二八”事变是怎样爆发的？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前，1932年1月18日发生了“三友实业社”事件，1名日本僧人因此丧生。两天后，一群日本暴徒来到三友实业社寻仇，他们在返回的途中又与工部局警察发生冲突，1名华警与1名日本人死亡。从此时起，中日间在上海的局势急剧紧张起来。

2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正式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五点要求：道歉;赔款;拘捕凶手;取缔排日活动和解散抗日组织。

21日，日军将领盐泽幸一发表声明，要求吴铁城接受村井的一切要求，否则驻沪日军将会“有所行动”。在此其间，日本人又指责《民国日报》发表有辱天皇的文章，这犹如火上浇油一般，使得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25日，村井给吴铁城发来最后通牒，声称如果在28日下午6点前无法得到满意答复，日军将要采取必要行动。27日，日军也通知工部局，如果日方无法获得满意答复，日军将要采取必要行动。

28日下午，吴铁城接受了最后通牒。村井在下午4点致信上海领事团，对事件的处理表示满意，并表示日军暂时不会采取行动。可问题就是，28日晚间，“一·二八”事件爆发了。

既然吴铁城已经接受了最后通牒，而且日本领事也表示日军暂时不会采取行动。为什么当天晚间还是爆发了中日武装冲突？蒋杰提出，工部局的“防卫委员会”其实与这一事件的爆发有无法撇清的干系。因为即便得知“日军不会有所行动”，“防卫委员会”还是决定从28日下午4点起，宣布公共租界进入紧急状态。什么是紧急状态？就是各国军队根据此前确定的防御计划，进入各自“防区”。

随后，英、美、意军队及万国商团在下午4点先后进入指定防区。日军则在夜间11点才开始进入防区。当日军按照既定计划，试图进入擅自划入防区的华界地区时，遭遇了担负防御任务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也是一头雾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吴铁城已经接受了最后通牒，日军还来挑衅？但无论如何，双方都没有退让。“一方毫不妥协，一方又急于推进，冲突在所难免，‘一·二八事變由此爆发。”

“由于吴铁城全盘接受村井的最后通牒，日军失去了发动战争的由头，但‘防卫委员会下达了戒严令，日军还是需要进入指定防区驻防。而该委员会给日军划定的防区，却包含了一块被擅自划入的华界地区。”在蒋杰看来，“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

蒋杰说，事变爆发第二天，吴铁城发表文章对工部局进行严厉的指责。但吴指责的重点并不在于工部局为何执意下达戒严令以及“防卫委员会”为何擅自扩张防御范围，而是指责“工部局听任公共租界被用做进攻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根据地”。

当工部局发现上海市政府根本不了解引发战争的真正原因后，也就“顺水推舟”地把话题引开，狡辩说“工部局作为一个团体不能对那些能够共同保证租界中立的强国之一的侵犯公共租界的行为担负责任。日本作为这些强国之一，像其他有关的主要强国一样，对维持公共租界的完整感到兴趣;任何强国的可以被解释为破坏这种中立地位的行为，其责任应由各该强国担负，而不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担负。”

现存史料无法证明，英国驻沪外交人员在事件爆发之时是否意识到工部局的决定将会造成一场巨大的冲突。但他们事后提交英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他们对引发冲突的真正原因心知肚明。至于工部局为何执意宣布戒严，英国驻沪外交人员的辩称是为了防止公共租界边界附近的中国难民进入租界寻求庇护，同时为了防止中国部队进入租界进行抢劫。

至于工部局的真正目的，有学者认为是“借刀杀人”，即利用日军来“教训”上海的中国当局，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因为在1927年，中国的民族主义随着北伐战争的爆发蓬勃发展，这引发了工部局与上海华界政府的大量矛盾，包括上海华界政府要求收回公共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租界增设华董席位、抵制日货运动以及越界筑路问题等，尤其是后者对工部局的打击最大。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这只是一种推测，我们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来佐证这种说法。要弄清工部局所犯下的错误究竟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还需要找到更多的档案资料。”

“一·二八”事变给工部局带来了怎样的后果？蒋杰分析，事变发生之后，随着工部局介入调停，华界政府对公共租界的态度有了一定的“软化”。但工部局在这一事件中也损失惨重。“一·二八”事变时期，日本人在公共租界东区的势力急剧膨胀。虹口和杨树浦地区逐渐演变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蒋杰表示，由于缺乏一手文献，有关“一·二八”事变的很多问题仍是未解之谜，例如“防卫委员会”擅自修改防御范围后，有没有向外国公使团报备？为何1月28日“防卫委员会”下达戒严令后，英美等国军队以及万国商团都在下午4点就陆续进入防区，而日军却在晚间11点才推进到他们的指定防区等。这些问题的解答，都还有待于档案资料的开放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澎湃新闻 201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