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冰地狱：苏联日俘的生与死

在很多地区，进入医院等同于死亡，肺结核病人只能任由其咳死在不断呛出的血痰里。医生不懂得消毒，凭着一腔蛮劲儿，用普通的剪刀为战俘剪掉冻伤的手指，用矿场里切金子的锯为战俘截肢，术后三四十天的高烧和几乎百发百中的感染使很多战俘命丧黄泉。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屯驻边境的160万大军突然大举入境。9月2日，全体关东军向苏军投降。在铺天盖地的苏联红色海洋中，昔日傲视东北大地的日本人已无立锥之地，能在这个新世界里苟延残喘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按照“天皇玉音”里所说的那样：“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

通向极寒地狱

到底有多少日本士兵放下武器后被关进苏军收容所仍然是个未知数，苏联方面公布的战俘数字是59.4万人，远远超过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向苏军报告的45万这个数字。但实际上，这两个数字都同样水分不少。秦彦三郎试图将停战前被强征的16万新兵刨除在外，在他看来，这些毫无军事经验的新兵不应对战争负有任何责任。但苏联人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身着军装的人，哪怕是出现在军事设施中人，都应当被看作战利品。

每一列长达数百米的狼狈的日俘队伍，都由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骑马押解。在这群日俘被苏军的押解下一路北上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地是苏联。在苏联人看来，这个谎言却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一开始就告诉这些战俘他们的目的地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劳改营，那一定会造成极大的恐慌和混乱。负责押送的苏联士兵开的枪已经够多了，每一颗子弹都很珍贵，至少比这些战俘的生命更值钱。

这个谎言在苏军出兵东北时就已经初具雏形。苏联人有自己的理由，他们是这场世界大战中牺牲最大的国家，超过2700万人死在战场上或是消失在苏联关押自己被遣返战俘的劳改营里，直到战后15年，苏联20到30岁的青年人口男女比率仍是6：10，满目荒夷的战后大地亟须输入新血来恢复活力，这些来自各国的战俘就成为最适合不过的劳动力。8月23日，也就是苏军与关东军签署正式投降协定的5天后，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第9898号《关于日军战俘的接收、安置、劳动使用》决议。

在这份出自一个计划经济已经高度成熟的政权之手的文件中，各人民委员部的战俘人员分配精确到了个位数，从人数最多的内务、建筑工业、林业、煤炭、冶金一直到人数最少的海军、河运和造船工业，近60万日军战俘被精致而科学地分配到不同的行业之中。“质量最好”的战俘会被送进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关怀”之下的直系收容所，享受和苏联正统的古拉格劳改犯一样的待遇;其他战俘则分别送进各企业管理的战俘营和武装力量部管理的战俘营，他们的“待遇”也许不如直系战俘营那样管理得“系统而有序”，纪律会比较松散，但工作环境可能会更加严苛。

劳役的饿鬼

每当碰到自己的大腿，山本善丸就会想起伊尔库茨克漫长的、寒冷的、缺衣少被的冬天，还有脱得一丝不挂，冻得上牙打下牙地站着，被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检查身体的情景。这种检查名义上是记录每名战俘的健康状况，但实际上，只是“捏捏肚子和屁股的表皮，以胖瘦决定身体的状况。”根据肉的厚薄，这些战俘会被分为三等。

没人愿意分在第一等。那些“屁股上肉最多”的人，可能是最不幸的一群，因为这些“最健康”的人必须从事最重的体力劳动：伐木、采石、搬出枕木和模板、房屋建筑、铺设铁轨。如果在矿区的话，这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被当作是最合适的挖掘机器，他们会被派遣到最危险的狭窄矿洞里，在完全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情况下安装炸药或是架设框架。即使他们逃过了频繁發生的矿难，粉尘和窒息也会时时刻刻要了他们的命。

但最不幸的是那些在“特殊机构”工作的日俘，在负责开发原子弹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场地中，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这些日本战俘的一举一动。1949年7月底，就在原子弹试爆之前的一个月，苏联政府下达指示，“参与了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重要特殊工程建设的各类战俘和犯人都应成为幽灵”。

如果被分在了二三等，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逃脱苦役的厄运。苏联人对日本战俘的顺从和卖力赞赏有加，“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但最具有黑色幽默的一点是，高强度的劳动，反而与刺骨寒冷下的缺衣少被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非常适合成为收容所的座右铭，到了户外，不运动血液就有可能冻住，甚至可能会冻死在这片被遗忘的冰雪荒原之中。

尽管高强度的劳动可以给身体带来暖和起来的假象，但身体真正的热量来源，却是食物。为了体现共产主义人道的优越性，1945年9月28日通过的《日本战俘粮食供给标准》无比精细地规定了每天的食物数量。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名日军战俘体会过苏联政府的人道关怀，在战俘穗苅甲子男的记忆里，从冬到夏，从春到秋，每一天的两顿饭都是黑面包和土豆泥，外加半桶红茶水或是略有咸味的菜汤。一块3公斤的黑面包，要分给16个人，即使分配得再平均，每人也只能大致分配到190克。但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

在那些更加贫乏的收容所里，所有可以果腹的东西都成为人们搜求竞逐的目标：猫、狗，甚至是鼹鼠、野鼠、青蛙和蛇。在安吉连收容所，苏联士兵会用“恐惧轻蔑的眼神”盯着日本兵们“平静地吃着蛇和狗”，而且“因为第一年捕猎得太多了，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时，几乎见不到蛇了”。

死亡并不平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日军战俘的日常生活，应该被称为日常死亡才对。因为生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兽类的本能，而无时无刻袭来的死亡反而更具有生活的气息。

比起冻死和饿死，疾病和瘟疫的死亡都已经算得上是善终，这些病人有时会被送进苏联军医院或是可怕的遗忘收容所。但对大部分战俘来说，这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在很多地区，进入医院等同于死亡，因为一般的医院里甚至连阿司匹林和止泻药也没有。肺结核病人只能任由其咳死在不断呛出的血痰里。医生不懂得消毒，凭着一腔蛮劲儿，用普通的剪刀为战俘剪掉冻伤的手指，用矿场里切金子的锯为战俘截肢，术后三四十天的高烧和几乎百发百中的感染使很多战俘命丧黄泉。

对战俘来说，恶劣的环境让死神满载而归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在面对死亡这方面，大家似乎取得了平等。但内部的魔鬼却也在向死亡进行残忍的献祭，就更为令人发指。

吉村是乌兰巴托西北部羊毛厂战俘收容所里的队长，他发明了“祈祷天明”这种听起来很美的私刑惩罚。吉村规定他手下的战俘必须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早饭前每人必须从两公里外的山上运回两根木头，早饭后，则是连续八个小时的烧砖、纺羊毛和凿石头以及收木筏的工作，直到晚上九点半才结束。如果有人完不成任务，吉村便会罚这个人脱光衣服，绑在树上，站在户外“祈祷天明”，而吉村和他的同伙却在屋里饮酒作乐。天寒地冻加上饥肠辘辘，到天明时，这个战俘往往只剩下低低的啜泣，然后便断了气。事实上，吉村并不是唯一以虐待难友为乐的战俘队长。

战俘营里的官兵待遇也各有等差，军官往往在分配食物时独霸最大的一份。死亡的平等就这样被轻易地破坏了。一名叫村山常雄的战俘，在离开西伯利亚后统计了46300名死亡战俘，结果将校死亡只占死亡总人数的1.5%，下级士官也只有8.3%，剩下的90.2%全是像他一样的普通士兵。至于死亡的总数则至今是个争论不休的数字，苏联官方从来没有通报过一个直接的数字和死亡名单。日本自己的统计数字则是5.5万人左右。日本的民间却流传着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20万人的说法，在这个说法中，到西伯利亚的行进途中就有4万人死亡，而后来的奴隶劳动则造成16万人死亡。

尽管这些战俘一直在西伯利亚冰冷的荒原上被人遗忘地劳动，但日本国内却一直坚持不懈想方设法地接他们回国。最终，日本政府答应了苏联政府提出的7760万美元的巨额遣送费，用必需的商品作为抵偿。这些努力最终换回了51万名战俘的归来。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暗中向苏联当局提出要求，“俘虏的日本人不经过共产主义教育，不能让其回国”，苏联政府对这个想法相当赞赏，认为这样可以将日本战俘改造成埋在日本国内的一颗共产主义革命的定时炸弹。活着的人不得不“高声大嗓地唱《红旗歌》和《国际歌》，并且表达自己对斯大林同志和共产主义的无比热爱之情”，才被允许返回自己的祖国。（水云间荐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8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