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原因

杨国华

宿州市桥区委党校区情教研室，安徽宿州,234000

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原因

杨国华

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发展迅猛，日益繁荣，其特点与原因值得探析。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化程度高，人工造林多，茶叶生产规模大，瓷土开采量增加等；注重树立品牌，突出表现为茶叶名品增多，徽墨品牌享誉全国；相关产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准，比如制茶、雕刻等。清代徽州山地经济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国内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外来棚民为其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徽商把山地产品推销到海内外。

徽州；山地经济；棚民；徽商

1 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发展状况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作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名称始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辖黟县、歙县、祁门、休宁、婺源、绩溪六县，中间虽有婺源县短暂划归江西省，徽州一府六县的建置长达1 000多年不变，直到建国后。徽州是个山多田少的地区，当地谚语称“七山二水一分田”。面对山多田少的现实，徽州人只能在山地上做文章，发展山地经济。对于山地经济概念的界定，目前学界仍未取得统一意见。本文研究的山地经济是狭义山地经济，指以山地为载体，包括林业、林产品加工业、采掘业、山地资源加工业等构成的经济体系。清代，随着人口增多，生存压力增大，我国迎来了山地开发的高潮，在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开发利用的山区土地类型、开发类型、开发程度等各有差别。秦巴山区，当地人主要毁林开荒种玉米，赣南山区开发主要是种植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闽浙赣等省山区种植蓝靛、砍伐树木、烧制木炭等[1]。徽州山区的开发丰富多彩：首先是山地资源的售卖，包括木材、柴火、瓷土、药材等；其次是山地资源的初级加工，包括茶叶、竹器、竹木浆纸、林业食品等；再次是更高层次的文化艺术类山地产品，包括文房四宝、盆景、版画、刻书业、三雕产品等。随着徽州山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不断发展，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区特色。

2 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发展的特点

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发展呈现出很多特点，主要表现为：商品化程度高、品牌意识强以及相关产业的技术含量高。

2.1 山地经济发展商品化程度高

2．1．1 人工造林进一步增多

徽商经营的四大产业分别是盐、木、茶、典。徽商贩运木材获利巨大，因此，徽州人开始大规模人工造林。人工造林首推松、杉，如道光《徽州府志》中记载：“婺、祁山多田少，民多植杉木为林以供赋税。”[2]杉、松的广泛种植，一是因为这两个树种通直、圆满、分枝少、纹理直、结构细密，是优质用材，二是因为当地和周边城市的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大，造林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徽州人的山地造林热情很高。当时，徽州有很多山地被出租用来人工造林，留传下来的很多文书契约可以反映当时人工造林的情况。根据刘伯山整理的《徽州文书》(第一辑)中的契约，整理出徽州山地出租经营情况表(表1)[3]。

表1 山地出租经营情况表

表1中契约来自徽州祁门的17都(都相当于现在的乡镇)、21都和22都的程氏、陈氏和金氏三大家族，而且跨越整个清代，归户清楚。三大家族有出租山地契约一共225份，其中种植松杉契约189份，占了84%，而种植玉米、收取货币和没有表明种植内容的契约一共才占16%，明显地反映了徽州人开展人工造林的情况。

2．1．2 茶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徽州人利用山地种植茶树历史悠久，到了清代，茶园遍及徽州各处山地，茶树数量开始增多，茶叶产量逐渐增加，茶叶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据《歙县志》记载：“歙土宜茶，而道光八年前出产无多，故需认销他县茶，厥后逐渐推种，求变为供，至光宣间计输出者已达三万数千担。”[4]

与此同时，集收购、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茶号也开始繁荣起来，其中屯溪茶号最多，咸丰年间约40家，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发展到136家[5]。茶号的兴起，大大地扩大了徽州茶叶的销售范围，此时徽州茶叶不仅销往国内的两湖、两广、中原和华北等地，还运销海外，徽州茶商逐渐超过盐商而成为徽商中实力最大的一支。徽州人从事茶叶贸易在史书中都有记载，道光时，歙人程祖洛为河南巡抚，在奏书中称：“……惟臣同乡，贩运茶叶赴京暨关东售卖，向系装至江苏上海雇觅海船运送……”[6]足见当时徽州人贩运茶叶到外地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2．1．3 瓷土开采进一步增加

徽州盛产瓷土，康熙《徽州府志》上说：“瓷土，祁门产也。”[7]徽州瓷土除了徽州人用来制造瓷器外，还供应景德镇。史学界普遍认为，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瓷业的黄金时代，景德镇制瓷业位居巅峰，但景德镇制瓷业离不开徽州的贡献，因为它需要徽州的瓷土。

据地方志记载：“饶窖陶土，初采于浮梁新正都麻仓山。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麻仓土竭，复采于县境内吴门托，至祁门，而三易其地矣。”[8]《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陶土之种类极多，最纯粹者，西人称高岭土。高岭土虽多供输出，用者多来自祁门，祁门南乡龙凤壁，西乡伊坑，产量均高，即景德镇所用之上等原料，亦多取于此。”[9]另外，《景德镇史志略》上也说：“祁门瓷石，产于祁门横路头，色白略带褐色，混合有微细的白云片，可塑性很强，耐火度为1 470度。”[10]由此可以看出，祁门瓷土质优，可塑性强，是景德镇陶瓷烧制的上等原料。再加上江西“麻仓土竭”以及闽江水系运输的廉价、方便，景德镇陶瓷制造商从祁门大量购买瓷土。可以说，景德镇陶瓷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祁门瓷土矿业的发展。祁门县瓷土矿数量不断增加，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多，瓷土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祁门县的瓷土矿已发展到数十家，促进了山地经济的发展。

2．2 山地经济发展品牌意识强

清代，徽州工商业从业者十分注重商业品牌的树立和维护，他们生产的文房四宝、徽州三雕、徽州制茶、万安罗盘、徽州盆景等山地产品都有家喻户晓的品牌。

徽茶品牌驰名中外。历史上徽州人培育了很多名茶，道光《徽州府志》记载：“茶则有胜金、嫩桑、仙艺、来泉、先春、运合、华英之品；又有不及号者，是为片茶8种。其散茶号茗茶。”[11]从中可以看出，徽州在道光以前就有名茶7个品牌。道光以来，徽州茶品牌更是名扬四海。首先是“屯绿”。清咸丰年间，炒青绿茶多集中于休宁县屯溪镇，故称“屯绿”，其主要产区为休宁、歙县和婺源三县。据皖南中国茶叶公司1951年刊行的《皖南茶叶概况》记载，“屯绿”外销，始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其次是“祁红”。“祁红”是祁门红茶的简称。随着红茶的创制，人们喝红茶的风气逐渐形成。清光绪八年(1882年)“祁红”首次在汉口销售时，就受到海外茶商的青睐，并逐渐占据徽州茶叶出口的主导地位。国际茶坛称“祁红”是“王子茶”“茶叶英豪”“群芳最”，1951年“祁红”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第三是“黄山毛峰”。黄山毛峰创制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因其清香味纯，投放市场后受到人们广泛好评，后评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徽墨品牌享誉全国。徽墨的制作有1 000多年，在清代曾有一段辉煌历史。清初徽墨商贾有吴守默、曹素功、吴天章诸家，其中以曹家最为著名。据民国《歙县志》记载:“清曹圣臣，字素功，号草庵，岩镇人，能传承方法。康熙朝帝幸江宁，进墨，蒙赐‘紫玉光’三字。后之制墨者，皆宗之。圣臣汇集一时投赠诗文为‘墨林’二卷。子孙世守其业。”[12]此后，还有汪近圣、汪节庵等数家。到了乾隆年间，仅胡开文墨一枝独秀。休宁胡开文墨店开设于清乾隆三十年(一说乾隆四十七年)，创设人胡天柱。同年，胡开文在屯溪镇开设分店，只销不产。以后，胡家又先后在渔亭、绩溪、苏州、扬州、镇江、芜湖、安庆、上海、杭州、武昌、汉口、长沙、广州、成都等地分设墨店。这些墨店的招牌都冠以“休城”二字，以表明是休宁胡开文老店的分支。

2．3 山地经济相关产业技术含量高

随着徽州山地经济的繁荣，徽州山地经济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徽州工匠的工艺更是精益求精，突出表现在制茶工艺和雕刻工艺上。

“祁红”精制工序分为筛分、拣剔、补火、官堆4道。筛分就是用筛孔大小不同的筛子来分拣，按照大小、长短确定茶叶的标准，提高茶叶的匀齐度。接着是挑剔，筛分过的茶叶要用人工再进行分捡，借助一些简单的吹风装置，把茶叶中的青叶、黄叶、破叶、残叶和异物剔除。经过挑剔的茶叶按照每袋2.5千克的标准进行装袋，然后把茶叶袋放到烘笼上，利用炭火进行烘焙，最终要使茶叶的颜色达到褐灰色才算成功。官堆也叫分堆，把补火过后的各个茶号的茶叶混合到一起堆成高约数尺的大堆，然后用木齿耙沿着大堆的侧面进行梳耙，使茶叶混合流下，分成小堆，然后再把茶叶堆成大堆，再进行梳耙，多次反复就使各号茶混合均匀，用木箱封存就制成了精制红茶。徽州人正是在这样严格的程序下才制成誉满全球的“屯绿”和“祁红”。

其次，雕刻技术日益精致。“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是徽州雕刻艺术的三朵奇葩，其中木雕数量最多、范围最广、艺术价值也最高。木雕艺人在雕刻前要先选材，选取那些易于打凿又不开裂的木材；接着进行勾勒，也就是在木材上画草图，考虑周全后进行图案修整并定稿。定稿后，木雕艺人先打出粗坯，然后进行细细打磨，进入精雕阶段。徽州木雕艺人在“新安文化”的熏陶下，精通戏曲和书画技法，浓厚的艺术氛围影响着徽州雕刻，使得徽州雕刻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具有典型的徽州特色。如现存的徽州古建筑——民居、祠堂、庙宇、园林、牌坊、书院都留有徽州雕刻的痕迹，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当年徽州雕刻的辉煌。古代徽州建筑的雕刻中，大都是徽州木雕，它们是徽州古建筑的点睛之笔，大大提升了徽州古建筑的艺术价值，在我国雕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成为古代雕刻的杰出代表。比如，黟县“西递民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国外专家学者誉为“东方文化缩影”。

3 清代徽州山地经济发展的原因

清代徽州山地经济成就巨大，独具特色，主要原因是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外来棚民对山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徽商的经营策略。

3．1 山地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

徽州山川险要、交通不便，影响了徽州人的生活，但大自然又眷顾徽州，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比如制造歙砚的龙尾石、制作徽墨的黄山松等；再加上徽州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阳光充足、降水丰沛，土壤通气性好、保水性好(酸性红壤)，非常适合茶树生长。以上是徽州发展山地经济的“地利”优势，徽州发展山地经济也抓住了“天时”，那就是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

国际环境，中国素来被称为“丝绸之国”，外销商品以丝绸、瓷器为主。17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对中国瓷器、茶叶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新航路开辟后，中西贸易更加方便，西方来华商人开始大量在中国采购茶叶、瓷器。当时开往西方的商船上层装满茶叶，下层装满瓷器，用以压仓，又可以防潮，一举两得。特别是18世纪，英国逐渐成为海上霸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华贸易，当时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雄霸世界市场。中国茶叶、瓷器的外销市场伴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触角所及逐渐在全世界扩张，徽州的茶叶生产、瓷土开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益走向辉煌。

国内环境，清朝入关后，对内平定叛乱、对外抗击侵略，稳定了国内局面，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朝统治稳定后，开始专注国内经济发展，农业实行“摊丁入亩”，在人口压力下，开始鼓励流民开垦山地，带动了山区开发；工商业上逐渐放松管制，手工业发展迅猛，工商业繁荣，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发展，突出表现是江南市镇的发展；对外贸易逐渐开放“海禁”，扩大外贸，传统优势商品迎来了出口高峰。政治稳定为徽州山地产品销售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的发展为徽商提供了更大的舞台，特别是徽商利用区位优势积极参与最发达的江南经济活动，使得徽州山地产品的市场日益扩大，推动了徽州山地经济日益走向繁荣。

3．2 棚民对徽州山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棚民在徽州山地经济中的影响从清朝初期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早在明代，棚民就来到徽州谋生。据《徽州府志》记载：“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朝，沿以国初，盛于乾隆年间。”[2]319后来，随着徽商崛起，大量徽州人口外出，棚民来徽州的数量越来越多。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措施，但是，棚民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咸同兵燹中，徽州人口损失很大，不久，棚民再次大举进入徽州。到晚清时期，黟县境内“土客杂居，易生恶感”，该县棚民在同治十年(1871年)时还不满30人，而到了光绪末年或宣统元年间，发展到二三千人。歙东一带地方，“土客杂处，田畴不治”[13]。徽州本来就是山多地少，棚民来到徽州，有的经商，有的务农，多数人去闲置或者荒芜偏僻的山场从事生产活动。棚民对徽州山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他们增加了徽州山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二是他们的经营活动商品色彩浓厚，推动了徽州山地经济的商品化经营。

3．3 徽商的经营策略

徽州有经商的习俗，史书记载：“徽之山大抵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14]作为称雄中国明清商界几百年的徽商，经过明代的发展，到了清朝前期，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伴随着徽商的发展壮大，徽州山地经济也日益繁荣。

首先，徽商是山地产品的销售者。徽州人经商首先考虑的是本地资源，经营茶叶、木材等，史书载：“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15]“小规模、分散化”是徽州山地农户生产经营的基本特点,这样就需要一个市场中介主体出现，徽商就承担了这个角色。如徽商吴荣寿(1873-1934年)，又名俊德，字永柏，歙县岔口人，童年随父、兄去屯溪经营茶叶，谙练茶叶精制之道，尤精鉴别毛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其父病故，吴荣寿继承父业，拓展业务。吴荣寿先后在屯溪阳湖开设“吴怡和”“吴怡春”“吴永源”“华胜”“公兴”等茶号。吴荣寿每年制作和销售“屯绿”数千担，最多时达二万担，约占“屯绿”外销的一半，为徽州最大的外销茶商。因此，可以说是徽商把徽州山地产品带出徽州，推向全国和世界。

其次，徽商是山地产品的宣传者。“无徽不成镇”是清代流行于全国的一句著名的民谚，说明了徽州人在一个城镇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徽州人的足迹遍及长江两岸、太湖之滨，所以才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说。徽商的特点是“亦商亦儒”，儒商双兼的身份使他们得以游走在文人雅士、儒学名宿、达官贵人之间，交往中就把徽州的山地产品宣传出去。比如，胡开文制作的徽墨，上乘产品自然是他们交往的文人雅士、儒学名宿、达官贵人的最爱，通过他们把徽墨传播得更广、更远。还有徽商建造在各地的园林，园林中，徽商花大力气雕梁画栋、修建亭台楼榭、摆放盆景，构筑精美舒适的园林，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招徕南北客商、结交文人雅士。这些园林本身就是徽州民俗生活的展览馆，涉及徽州的木材、茶叶、瓷器、雕刻、文房四宝、盆景、版画等山地特产。同时，园林也是徽州山地经济的展览馆，无形中向那些来到园林的客商展示和推销了山地产品，从而有利于徽州山地产品走出徽州，走向全国，甚至是海外。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清代徽州人开创了诸多独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山地产业。徽州人发展山地经济，充分利用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从本地实际出发，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徽州人在山区创出了一条谋生之路，开劈出一条经济与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在被认为不宜居住的地方，徽州人靠吃苦耐劳打造出一个繁荣的经济社会。清代，通过发展山地经济取得这样成就的区域很少见，徽州山地经济发展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区域特色，是山区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这对今天发展山区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135-139

[2]马步蟾，夏銮.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M]//附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422

[3]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69

[4]石国柱，楼文钊，许承尧.民国歙县志：食货志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31

[5]郑建新.徽州古茶事[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53-60

[6]王廷元，王世华.徽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99

[7]丁廷楗，赵吉士.康熙徽州府志：物产[M].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999

[8]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祁门县志：瓷业[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254

[9]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实业考卷[M].台北：鼎文书局，1977：11393

[10]景德镇市志编纂委员会.景德镇史志略：陶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46

[11]马步蟾，夏銮.道光徽州府志：物产[M].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426

[12]石国柱，楼文钊，许承尧.民国歙县志：方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36

[13]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64

[14]丁廷楗，赵吉士.康熙徽州府志：风俗[M].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440

[15]石国柱，楼文钊，许承尧.民国歙县志：舆地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1

(责任编辑：周博)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8.008

2014-12-30

杨国华(1974-)，安徽宿州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文化和农村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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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06(2015)08-002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