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研论文发表的中国研究型大学正教授的类型及特征

沈 红，张和平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

基于科研论文发表的中国研究型大学正教授的类型及特征

沈 红，张和平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

基于全国抽样的问卷和网络检索的双重调查，研究了中国研究型大学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全职正教授的论文发表状况。从发表期刊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以被引次数为代表）两个维度将这些教授分为“高产高质、低产高质、高产低质、低产低质”四个类型，并得出四种类型教授的数据分布特征，如论文篇数与被引次数正相关，高质者与低质者的比例呈“三七开”，高质者分布稀疏而低质者分布密集，低产并不意味着高质等。从对教授的个人特征和科研工作取向的分析中得到四类大学教授的群体特征：论文高质者通常是那些相对年轻、偏好科研、感到研究压力较大的教授；论文高产者的研究合作频次较高；论文的数量及质量与教授的性别无关。

科研论文发表；教授；类型；特征；中国研究型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竞争中，大学至少扮演着两个层面的角色：一方面是所在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主力军，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大多数重要的纯科学发现主要是在大学的系所以及附属实验室中完成的”[1]4；另一方面又是所在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科研工作的主体。高校的科研竞争力源自其内在属性（探索高深知识）和外在需求（学术声誉和资源）。声誉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财产，是经过竞争取得的，科研在声誉积累中处于中心地位。[2]264“世界上没有一所知名的大学之所以能够知名不是因为它的科研成果──发明和创新”。[3]相对于其他大学而言，研究型大学普遍将科学研究和博士生教育排在本校“优先发展”列表的前端，并且它们还拥有数量规模和整体实力都占优势的学科，聘用相对更优秀的教师，招收综合素质更高的学生，拥有更好的研究资源和条件，承担的科研任务和取得的科研成果也相对更多。[4]因此，研究型大学在科研成就上毫无疑问地位于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顶端。

教授是研究型大学最宝贵的财富，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诸方面的杰出表现，使他们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提升了大学声誉。教授们也常常认为，“他们就是大学，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没有教授，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5]研究型大学教授实际上就是栖身于校园的科学家，他们赖以建立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的科学成就通常就是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专著的数量和质量衡量的。这些学术论文及专著的数量和质量在塑造了教授个人的科学成就与职业发展的同时[6]，还给教授群体以“理想类型”般的分类，如：有些教授科研产出高，迅速建立起学术声誉及地位，跻身于所在领域中为数不多的著名学者之列；有些教授科研产出低，科研激情慢慢地消磨殆尽，成为大学教授科研领域中为数众多的“垫底型”的“沉默者”，在学术道路上举步维艰。

大学教授个体间和群体间的差异并不仅是教授个人学术职业发展之事，它还关乎到所在院系、学校甚至国家的整体科研表现。如今，由教授们构成的大学正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大学被赋予的职能不断增加，社会与公众对大学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最突出的是围绕大学教育质量与效率的社会评价（如大学排名）以及由此引致的资源竞争；另一方面，大学内部预算膨胀但能得到的可满足预算的资源有限，大学不得不从自身、从内部来谋求效率改进，对教授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开展评估，并建立起以科研绩效评估为基础的激励制度。因此，在挑战面前，借助调查的力量，从“实然”层面来判断教授个体和群体间的科研贡献差异是需要的。

在应用数理统计和计算技术等方法对科学论著进行定量分析的科学计量学领域，洛特卡（Alfred J. Lotka）和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统计了科学家人数及其科研论文的数量，总结出经验性的“洛特卡定律”和“普莱斯定律”[7]，表达了一个共同含义：科学家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多数论文由少数科学家发表。他们当时的研究只统计了科研论文的数量，没有对科研论文质量进行计量，往常的一些关注科学家成就的相关研究多数也只对论文数量进行计量和分析。只有同时从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对科学家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才能更客观地反映科学家群体的一些特征。因此，下文将基于对中国研究型大学（以“985工程”高校为代表）具有博士学位的全日制正教授的调查数据，试图从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在没有更合适的指标被用来解释论文质量的条件下，暂用被引次数表示）两个维度，用二维四象限来呈现这些教授科研论文产出分布的四种类型，并分析不同类型教授的群体特征。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教授分类的理想模式

科尔兄弟（Stephen Cole&Jonathan R.Cole）曾提出过一个基于科研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对科学家进行分类的理想化模式（表1），用它对120名物理学家作了分类，并检验了这四类科学家在学术奖励及同行认可方面的差异。[8]

表1 基于科研论文数量与质量的科学家理想分类模式

在这个理想分类模式中，类型Ⅰ是多产科学家群，发表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论文；与其对应的另一

个极端是类型Ⅲ，“沉默的科学家”发表了相对较少的论文，而且也无法从被引用的角度来判断这些论文在学科领域中的影响。类型IV的科学家被称为“批量生产者”，似乎“开足马力”发表了很多篇论文，但若考虑这些论文的科学贡献，其中多数并没产生什么科学影响力，被引用得较少。类型Ⅱ的科学家被美其名曰“完美主义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但这少量的论文在学科领域却具有较大的影响，得到同行的关注和引用。类型Ⅱ中的典型代表是那些“绝不发表”自认为还达不到足够高水平的成果的科学家。[1]103本研究借鉴科尔兄弟的这个理想分类模式，通过建立一个较大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全职正教授的样本数据库，对大学教授进行分类。

（二）论文产出及其效率的计量

科尔兄弟在研究中使用的是科学家职业生涯中科研论文的总数及其被引数来代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他们考虑了科学家个体科研论文的总产出体量，但没有考虑科研论文产出的效率。然而，从第一篇论文发表到被测量的时间为止，被研究的科学家的生涯贡献是不同的，时间对科研论文的数量及被引次数具有积累效应。为消除职业生涯长短和论文发表时长对论文数量和被引次数产生的影响，让教授个体之间的科研论文产出更具可比性，本研究用教授职业生涯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的科研论文的年均篇数（Number，简写为N）和年均被引（Citation，简写为C）来表示科研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本团队进行的“2014中国大学教师调查”，调查执行时间是2014年5月20日至7月20日。调查的对象群是通过分层抽样选取的中国普通公立本科高校的专任教师。第一步是学校抽样。采用分学校（“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一般本科高校）、分地区（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层抽样，共得到样本学校88所，其中“985工程”大学（我们称之为“研究型大学”）13所，包括东部7所、中部3所、西部3所。第二步是教师个体抽样。在这88所高校中，凡是在该校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电子邮箱的专任教师（艺术类学科除外）都被抽取为问卷发放对象，总共抽得35418位教师样本。使用电子在线调查平台，利用电子邮箱向这些教师发送调查问卷，邀请他们参与在线问卷填写。通过技术手段得知，有13885份邮件因各种原因未被接收人知晓，我们将这13885人从“样本池”中去除。最终获得5186份有效问卷的反馈，有效回收率约24%。调查问卷的内容分大学教师的基本情况、教学与研究、工作及管理、个人与家庭四个部分。

本研究从5186份有效回收的调查样本中选择出13所“985工程”大学拥有博士学位和正教授职称的全职教师604人。拟分析的变量有：主要包括性别和年龄在内的个人统计变量；主要包括工作偏好、研究压力、研究合作、教学与科研平衡状况在内的工作取向变量；科研论文产出数据。前两类变量可直接从问卷调查反馈中选取。由于调查问卷对科研产出的测量仅限于教师们自我报告的“近三年的论文、专著、专利”等，不能满足本研究对大学教授整个职业生涯（从初次发表论文的年份至2014年）科研论文产出的需求，因此需要对科研论文产出数据进行专门的收集工作。为获得604个样本教授整个职业生涯中科研论文的数据，笔者利用中国知网（CNKI）、Web of Science（WOS）两大中外文“学术期刊论文检索数据库”，对每个教授职业生涯中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的篇数和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进行补充收集，并结合每位教授的网络可得简历进行对照核实。本研究所用变量见表2。

表2 变量分布与说明

三、大学教授的类型及发表论文的数据分布

（一）基于论文发表的教授分类

1.量纲的标准化

要将大学教授职业生涯发表论文的年均篇数及年均被引次数在二维四象限坐标系中呈现出来，首先需要界定象限图的坐标原点。论文发表年均数量的单位是“篇”，年均被引次数的单位是“次”，两者具有不同的量纲。借助数据标准化方法可以将具有不同量纲的数据转化为无量纲数值，并将其按比例缩放，使之落入一个特定区间。本文使用“Z标准化”方法对论文年均篇数和年均被引次数进行转换。Z标准化也叫标准差标准化，是SPSS中最常用的标准化方法，它能在不改变原始数据分布特性的情况下，将其转换成均值为0，方差为1的符合标准正态分布的数据，转换函数为：，其中μ为所有样本数据的均值，σ为所有样本数据的标准差。

2.教授类型的二维四象限构成

图1是经过Z标准化处理的中国研究型大学教授论文年均篇数和年均被引次数构成的二维四象限散点图，横轴为论文年均篇数，纵轴为论文年均被引次数。由于Z标准化处理数据的特征是均值为0，方差为1，所以论文年均篇数和论文年均被引次数的均值刚好可以重叠，构成坐标原点（0,0），其他数据都分布在以0为均值，1为方差的正、负区间内①。

图1 大学教授科研产出的四分类散点图

上述二维四象限图利用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数据将604名中国研究型大学正教授分成高产高质、高产低质、低产高质、低产低质四种类型。根据散点密集的程度，在正教授中，论文为低产低质者占57.8%，高产高质者占23%，高产低质者占12.9%，低产高质者占6.3%。可见，利用“理想类型法”分类，即使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即使在正教授群体中，仍以低产低质者为众。

（二）教授发表论文的数据分布

1.论文篇数与被引次数正相关

图1中论文年均篇数与年均被引次数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0.783（p<0.001），与科尔兄弟（196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他们也发现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60，P<0.05）。科研论文产出数量与质量的高度正相关意味着大多数教授的论文发表数据要么落入“高产高质”区间，要么落入“低产低质”区间。图1中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前者是占23%，后者占57.8%，二者之和超过80%。这种科研论文数量与质量的高度正相关意味着数量与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从优势积累的角度来讲，科研论文的质量对数量有积极的正向作用，高质量的论文为教授赢得更高的学术声誉及更多的资源，促使他们开展更多研究，也发表更多成果。从科研能力提升的角度来讲，发表论文的数量对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积极作用，论文发表得越多，经验与能力都会有所提高，对以后发表更多、更好的论文是有帮助的。正如墨顿（Robert Merton）所言，“在达到某一点后，科学家写的论文越多也就越容易写出下一篇”[9]36－39。科尔等人还认为，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的强相关性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从事大量的研究是产出高质量论文的必要条件。正如一些杰出科学家所言，做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过程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科学家很难保证研究项目一定能出好成果。反复地实验、修正假设和再实验往往是必需的，特别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大量的铺垫性研究（通常伴随较高的科研论文发表效率）往往是做出重大发现的前提。二是科学界的奖励系统鼓励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成为高产者，并把创造力较弱的科学家区分出来。[8]

2.论文高质与低质者的比例为“三七”开

从图1中可以看出，论文产出为高产高质的教授的比例是23%，低产高质的教授的比例约7%。如果用科研论文的高质量（即高引用次数）代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成就，把高质者中高产和低产者的比例相加，可以发现，中国研究型大学教授贡献出的科学重要成就主要是由这30%的人做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科学家科研论文发表中的“二八定律”②。普赖斯曾

发现，多数科学家发表得很少，多数发表是由少数杰出的科学家完成的。[10]科尔也发现，从任一时期来观察，某一学科领域里多数重要的高质量研究成果都出自极少数科学家之手。本文的分析结果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只不过，他们所说的“二八定律”，在中国，在研究型大学正教授群体中，可能表现为特殊的“三七定律”，毕竟研究型大学正教授群体的覆盖范围比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的覆盖范围要更狭窄一些，层次更高一些。

关于科研论文发表中存在的不均衡，科学学前辈曾有过有趣的评论。普赖斯认为，科学人力总体增长趋势是：“水平较低的人才比水平较高的人才增长得快得多，而那些水平最高的人才支配着科学舞台，并做出科学总贡献的一半。尽管高水平科学家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但它是以降低平均标准为代价的。”[9]89墨顿认为，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的研究者和科研成果的数量及质量之间似乎都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关联，这可能是由于杰出科学家吸引着大量才能略低的追随者，也带来科学领域中的兴旺与繁荣。而任何领域里的明显成功，都很容易把大量才干平庸的人和有能力的人一起吸引到这一领域，导致科学研究者规模的急剧增加。但从科学发现的重要性来看，大多数人的贡献显得并不那么重要。[11]264

3.论文高质者分布稀疏而低质者分布密集

在图1中，论文高质者的分布比较稀疏（年均篇数标准差为1.59，年均被引标准差为4.07），而论文低质者的分布则显得更密集（年均篇数标准差为0.7，年均被引标准差为0.67）。一方面，论文低质者普遍聚集在横轴附近的一个较小的区域内，就论文产出质量而言，约占70%的教授的科研论文产出处于平均水平（横轴）以下且分布非常密集。这说明，在教授中，大量所谓“低质”者的科研论文的“质”都非常相近，离横轴近表示加以努力就可能跨越横轴所代表的平均水平进入高质区域。因此，教授们需要明确自己所在的位置。另一方面，与低质区域相比，高质区域中教授的分布范围较广、密度较小，少数人甚至远离X轴或Y轴，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这说明，那些在科研论文产出数量和质量上高于平均水平的“高产高质”者，不仅是整个教授群体中的少数人，而且他们在论文产出数量和质量上彼此的差距也较大。高产高质者中也出现了两种比较极端的科研论文产出趋向：有发表篇数很突出的（图1中至少可见5人），也有引用次数很突出的（图1中至少可见3人）。这种趋向会随着高产高质者加速追求学术成就的步伐而继续分化，高产高质者个体之间在科研论文产出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也会继续扩大，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科研论文产出的下限为零，但上限是无止境的。在高产高质区域离原点（0，0）越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维度上），教授的个人禀赋、优势积累过程、学科属性、大学组织特征等因素都会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从而使教授个体在科研论文产出上的差异更加明显。

4.低产并不必定高质

首先，“低产低质”者众。其次，科学创新的艰难，使论文高质者永远不可能进入批量化的生产模式，高质高产者只会是那些兼具天赋、勤奋、条件、机遇有时甚至是幸运的极少数人，而高质低产的人总是有的。尽管中国大学科研评价政策存在着过度量化的倾向，但近年来的“代表作”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已将成果的质量与水平判断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这种改革已使得少量教师通过发表数量有限的高质量论文在研究型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才成其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但在此之后，这些教授的科研论文产出没有大的进步。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极少数的教授立志发表的每篇论文都必须具有高质量、高水平，绝不粗制滥造，没有研究绝不发表。他们是追求学术完美的人，内心里极其认同“有影响力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才是学术研究追求的唯一目标”。这是值得其他学者高度崇敬之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研究型大学中为数极少。二是中国大学虽然并未实施正式的“终身职”制度，但终身职是事实上存在的。大学教师一旦晋升为教授，若无特殊情况，可任职直到退休年龄。有的人确实是当上教授后缺乏足够的研究动力和激情了。当然，现代科学发展所引起的学科的高度分化与综合，使某些教授不能适应，继续努力者有之，能力逐渐低下者也有之。我们常说“慢工出细活，精雕细琢出好活”，但是在教授科研论文的产出上，缺少激情、缺少能力的“慢工”与“精细”，并不意味着必定出高质量的成果。在我们的研究中，也没有统计证据来表明保持较低的论文产出效率对论文质量会有积极作用。

四、中国研究型大学教授的类型特征

高产高质、高产低质、低产高质、低产低质四种类型的教授在人口统计学和工作取向上有什么样的群体特征呢？本文将教授类型作为一个四分类变量，分别与人口统计变量（年龄与性别）和工作取向变量

（工作偏好、研究压力、研究合作、教学与科研平衡状况）进行差异比较并做统计检验。因为教授类型是分类变量，所以它与连续型变量（年龄、研究压力、研究合作、教学与科研平衡）的关系可使用均值比较和方差检验方法，它与分类变量（性别和工作偏好）之间的关系可使用交叉表和卡方检验方法。数据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四类教授的群体特征

（一）论文高质者更多出自偏好科研的教授群体

与偏好教学的教授成为高产高质者的比例（9.5%）相比，偏好科研的教授成为高产高质者的比例（24.6%）要大得多。从数据差异来看，论文呈高质者与偏好科研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说明，要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对科研保持足够强的兴趣和爱好是教授必不可少的内在激励因素。过去也有研究发现，论文高产者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将研究兴趣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12]，早期对研究的兴趣与后期的科研生产率高度相关[13]。墨顿认为，对科学所表现出的兴趣程度与科学生产率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的，对一专门领域的兴趣的增加，在一定时间可以导致较高的生产率，而科学发现在数量上的增加反过来又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11]267此外，学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他们能在纷扰的全球资料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并通过严谨的科学工具与方法来解答问题，这个过程往往是冷清、艰辛而又孤独的。撇开从探求新知识中获得内在乐趣不谈，学术研究工作实际上近乎一种苦役。[14]无论偏好科研的动机是出于内心喜爱还是外部压力，对科研保持足够的兴趣是学者从事这项“艰苦”职业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二）论文高质者更多出自感到研究压力大的教授群体

对研究压力感受较强的是论文低产高质和高产高质的教授，感到研究压力相对最小的是论文低产低质的教授。研究压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工作量的大小。大学教师对科研的内在兴趣，大学组织对教师发表科研论文的要求都在不断提高，内在的兴趣驱动和外在的要求都会导致科研任务量增加。科研工作量大意味着教授在科研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更多，这有利于带来更高的科研产出，但大学组织对科研任务的要求与大学教师能用于科研的时间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也就会造成压力。对科研工作压力调适比较到位的教授，往往能够作出科研成绩。二是工作任务的难度。科研工作的难度跟教授个人的科研胜任力有关，一般来讲，经常寻找和面临富有挑战性的科研任务的教授，其进取心、个人能力都是相对较强的。因此，他们往往能够迎接挑战，化挑战为机遇，赢得科研的成功。三是自我目标设定的高低。对自己科研发表要求高的教授，会感到科研压力更大。一定的压力对科研产出具有积极正向作用。研究压力越大，意味着教授的科研任务越重、科研工作的投入也越大，当然产出也会相应增加。布莱克本和本特利（Blackburn&Bentley）也曾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和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师的研究压力相对更大。[15]

（三）论文高质者更多出自年龄稍轻的教授群体

表3显示，四种类型大学教授的平均年龄都在45岁至49岁之间，这也比较符合中国高等学校教授队伍的年龄状况③。比较来看，科研产出质量较高（高产高质和低产高质）的教授的年龄相对较小，低产低质教授（平均48.66岁）比其他三类教授都要年长一些。这个结果与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博耶尔和达顿（Bayer&Dutton）的研究显示，最高产的年龄组（40-44岁）与最低产的年龄组（60岁以上）之间存在3.06篇的差距，科研产出在45岁左右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16]哈维·雷曼（Harvey C.Lehman）比较了科学史上重要发现者中科学家的年龄，发现年龄越小做出重要科学发现的比例越大，因此认为科学家的科研产出和创造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17]林曾的研究发现，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的科研高峰出现在多个年龄段，在39岁、59岁和69岁有三个明显的高峰，而非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在跨过45岁的科研高峰后便每况愈下，再也未能赶上45岁时的高峰。[18]另外，有关高产期的结论还可能会因学科领域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数学家和物理

学家的多产期往往在他们比较年轻时，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多产期则会后移。

（四）论文高产者更多出自科研合作较多的教授群体

高产高质的教授是科研合作程度最高的，这类教授与其他人合作发表论文的“人·次数”远远高于其他三类教授。排在第二位的是高产低质类教授，低产低质类教授的科研合作程度最低。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活动。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使得知识创造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新知识的创造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难度便越来越大。在研究中开展更多的合作，教授们能从“思想观点激发、智力支持、技能互补、信息交流、学术资源或设备共享、研究时间节省、研究成果发表”[19]等方面受益，对提高科研论文产出具有积极正向作用。研究合作程度与科研产出的正相关关系也被一些研究所证实。朱克曼（Zukerman）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发现，科研合作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科研发表越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越倾向于跟别人合作。[20]布莱克本也发现，高产的教师总是与该学科校外其他机构的同行保持频繁的交流与合作。[12]总之，研究合作中的积极因素一方面激励教师做更多的研究，发表更多的论文，另一方面也加快了科学研究的进展并缩短了科研成果发表的周期。因此，科研合作程度越高的教师，越有可能成为高产高质的教授。

（五）论文的数量及质量与教授的性别和教学科研平衡状况无关

对男性和女性教授来说，他们和她们中的多数人（男性与女性均近60%）都属于低产低质者，极少数人（男性中约6%，女性中约9%）属于低产高质者；男教授中约23%属于高产高质者，比女性高产高质类教授的比例（21%）略高。从分布比例来看，尽管四类教授中，男性与女性的各自比例存在着细微差异，但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可以认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男性和女性正教授在科研论文产出的分布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尽管性别上的先天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性别差异对年轻教师的科研成就也许有较大影响，在同一科学制度、学术规范与科研评价面前，45-49岁具有博士学位的男性和女性正教授的科研论文成就并没有多大差异。

高产高质类教授的教学与科研平衡状况是最好的，其次是高产低质类教授，科研与教学的平衡问题处理得最不好的是低产低质类教授，但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教学与科研是大学教授的两项最主要的工作，但教学与科研并不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它们会争夺大学教授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在教学与科研之间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保持一个最佳平衡点对大学教授的科研论文产出具有重要意义。教学与科研平衡得越好，表明大学教授越能在教学与科研之间合理分配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真正从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中受益，不仅在教书育人方面赢得较高的声誉，也能在科研论文产出方面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是，“要达到教学与研究之间理想的平衡并不是件容易事，令人惊奇的是，杰出的研究者往往是公认的富有责任感而善于启发学生的教师”。[21]

五、结论

对研究型大学的教授而言，“要么发表，要么退出（Publish or Perish）”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它代表一种生活方式。[22]教授们为了学术理想、个人兴趣和职业发展而进行研究和发表，个体特征、制度规范、工作环境等因素使他们的科研论文产出呈现出较大差异。尽管很难从数量上精确描述大学教授发表的论文究竟对学术的贡献有多大，但简化后的理想分类模式仍然帮助我们用数据描绘了一些基本事实：有些教授发表很少的论文却被认为对科学的贡献巨大；有些教授尽管发表很多论文但对科学的贡献却很小。本文基于科研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将中国研究型大学教授分为四类，描述了这四类大学教授的论文产出的数据分布特征，并有重点的归纳出中国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正教授在论文发表上的类型特征。

本文还在比较不同科研论文产出类型的教授的工作方式与行为取向方面发现了一些共性特征。譬如，论文为高质的教授都是一些“年富力强、偏好科研、研究压力大并且热衷于研究合作”的人，这些教授在工作方式及行为取向方面的特征是值得其他教授群体参照的。同时本文也归纳出了为数众多的论文为低产低质的教授群体的工作方式和行为取向，如果了解并领悟到这些教授之所以处在低产低质群体中的原因，将有助于理解并找到提升这些教授的科研产出效率的路径，而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总之，中国研究型大学需要越来越多的高产高质教授，需要从政策和组织变革上尽可能减少论文为低产低质教授的数量，推动多数的“科学沉默者”走进“科学发声活跃者”群体中，促进中国的科学进步和高等教育发展。

注释

①论文年均篇数及年均被引次数的原始值并没有负值，但在Z标准化时，原始数据与所有样本均值（μ）相减就会出现负值。因此图1中出现的负值是标准化转换的结果。

②二八定律最早源于帕累托对社会财富分布不均的形象描述，社会生活各领域大量存在着类似的不均衡现象。二八定律被广泛用于描述这种不均衡，无论统计结果是否刚好等于20%和80%。科学计量学家们也曾借用二八定律来描述科研论文发表中的不均衡现象——科学研究中的主要贡献是由少数科学家完成的。本文只是借用它来描述并说明中国研究型大学教授的论文产出的分布。

③根据教育部官网公布的“2014年教育统计数据”中“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年龄情况”估算得出，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正教授的平均年龄在48岁至52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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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y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ors at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ir Published Articles

SHEN Hong,ZHANG He-ping
（School of Educ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The paper studies the academic publication of full-time professors who have doctoraldegrees and work at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national faculty survey and online searching.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quality&quantity of published articles on academic journals,professors a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namely,high-quantity&high-quality,low-quantity but high-quality,high-quantity but low-quality, and low-quantity&low-quality.Mean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the data on these four types a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For instance,the quantity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the citation frequency;the ratio of high-quality to lowquality is three to seven;high-quality is sparse but low-quality is dense;low-quant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high-quality.Besides,the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type professors considering thei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ing p

as follows:those with high-quality publications are professors who are younger,under greater stress,and prefer research;those with high-quantity publications are professors who adopt a cooperative way in research more frequently;neither the quantity nor the quality of published articles has significantrelationship with gender.

Published Article;Professor;Type;Characteristics;Research University in China

2015-08-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学教师评价的效能研究”（项目批准号71273101）

沈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与财政；张和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与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