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文化中的认同性问题探究

黄海英

（新疆财经大学中国语言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



媒体文化中的认同性问题探究

黄海英

（新疆财经大学中国语言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

媒体文化是一种高度参与式的活动形式，它以一种非直观的方法引导或培养人们在言语、行为和创造力上的潜质，塑造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的认同性。在媒体文化时代，认同的焦虑感与渴望得到认同的意识相伴而生；虽然认同性会产生不稳定或消失的状态，但是媒体文化中的图像、形象、画面、广告、消费、时尚等媒介方式为认同性的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

媒体文化；认同性；建构

媒体文化是一种高度参与式的活动形式，在这种活动中，每个人都试图发现自己的存在并予以确证，控制/反抗、制作/被制作、表演/观者、参与/被参与，以不同的确证方式创造自身的社会或文化认同性。媒体文化以一种非直观的方法引导或培养人们在言语、行为和创造力上的潜质，塑造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的认同性。然而，媒体文化认同性的塑造并非传统伦理学或心理学视角中的定义，它有自身的关注点和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更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浪潮下变得破裂零散或者新意迭出。本文将集中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认同性的概念作一个基本的界定，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对于认同性问题的认识；其次，不稳定因素对认同性的干预，牵引出对于认同性的直接影响，即认同性的焦虑或认同性危机的产生；再次，后现代文化背景中的认同性会产生不稳定或消失的状态，也即认同性的消解，这是源自于后现代主义非中心、片段化、零散化的影响；最后，媒体文化中的认同性的建构性，而这种建构性是由多种因素在起作用的，如图像、时尚、形象、消费等。

一、认同性的焦虑

从传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认同性问题充分体现了坚固性和稳定性，它可以被解释为限制人思想和行为的框架或预定人的社会角色的功能。人们获得自身的认同往往通过最直接的方式，如社会中的地位、职责、亲属关系等角色的认定。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认同：青年与危机》中使用的认同性就是这种最广泛的定义：“它主要是指人对自己的身份或角色的确认，回答‘我是谁’或‘我的身份是什么’的问题。”［1］由这个定义出发，个人、集体、代群、阶层、阶级、种族或民族等都会有自身的认同问题。与其相比，现代认同性的定义则变得灵活且多重化、动态化，具备反思和讨论的性质。当然，现代的认同性还无法完全脱离牢固性与稳定感，毕竟像社会角色、国籍、性别等这些外在的身份无法改变。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逐渐加强，认同性的界限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无法摆脱社会性的因素，但是这种社会性的影响更趋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再认”。

认同是一种必须借助于“他者”的概念结合才能形成的概念，“在现代，依然存在着一种包括社会规定与赋予的角色、规范、习俗和期望等在内的交互作用结构。个人在这一结构中必须选择和复制，以便在一种相互再认的复杂过程中获得认同性。个人认同性的产生有赖于他人的再认以及对这种再认的自我确定。”［2］392对于这样的观点，前人也有类似的看法，如符号互动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家乔治·H·米德（Mead）曾经强调，人的自我意识的认同感，来源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3］。同样，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用以表述个人与他人、群体或准备模仿的人物在感情、心理上趋同的过程，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4］20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的认同概念中，认同不仅是主体的内省过程，也是主体与客体取得一致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需要通过主体仿效榜样行为等主客体互动的方式来完成，其目的是能够以此满足主体对归属感的需求。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对认同的形成有一个很微妙的解释，但最终可以理解为一种“相互再认”的过程导致认同性的产生。也正是由于现代认同性这种“相互再认”、“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因再认的过程产生不同形式认同的可能性也在逐步提升。譬如，个人受到外界因素的某种干扰，会随之改变自身的外在形象，在改变完成之后会采用多种方式透过别人对自身的评价（更大程度上是肯定的评价），来获得认同感。然而这种认同感的确证有时候是失败的，那么个人会随着大多数人的评价再次作出调整以获得最终的认同。也就是说，“随着个人生活的可能性的变化、扩张或缩小，人们可以选择、造就和再造就自身的认同性。”［4］74

同时，按照里斯曼的说法，这种认同性也添加了“他者指引性”（Other-directedness）的因素，个人依赖于他者的指引和再认来建立认同性。由此，现代的认同性会变得灵活且多重化、动态化，具备反思和讨论的性质。加诸自我意识的盛行，“相互再认”的指引性，个人可以随时调整认同感，可以随时选择、造就和再造就自身的认同性。而认同性的建构需要一种不断更新、更替、创新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要敢于打破旧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动轨迹等曾被人肯定的认同感，来创造新的经验和风格，而焦虑感恰恰来源于这些新的事物：害怕他人的否定、排斥、不予认可，并会因此带来对先前安身立命存在状态的颠覆和异化。他们萦绕耳际的问题是：他人能否接受自己的变化，能否通过积极的再认或确认来接受自己这一新的认同性？这种认同的焦虑感让个人陷入两难的境地。关于认同性的焦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社会对性别问题的辨识及其反向模仿。譬如，当下盛行于各个地方卫视的歌曲选秀节目，每年的海选都会有数位女性化的男性角色或男性化的女性角色，他们试图通过“雌雄难辨”的身份来吸引评委的目光。他们用一种对性别互换表演的方式来重新定位自身的认同性，并且希望得到他人的再认来确认自己的这一文化身份。然而，因为这个社会的容忍度是在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态势中逐渐形成的，从开始的创新到非议再到热捧和认同，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失败者或成功者在某一时刻都会遭受认同的尴尬和焦虑。

认同的焦虑感或危机感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性别、种族、年龄、社会地位等不一而足。在媒体文化时代，认同性的问题要越来越牵涉到文化政治的相应领域，构成认同的因素，大到诸如性别、种族、年龄，小到诸如外貌、形象、举止、穿着等，都可能上升为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霍尔曾经从政治文化角度对认同加以分析，他始终坚持政治权力带给自我认同的决定性影响。而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对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人案的媒体奇观效应作分析时指出，媒体对个人的形象塑造可以影响公众对个人的看法和定位。譬如辛普森在丑闻曝光之后，为了挽回自己的正面形象，开始了重塑媒体形象，重新找回认同感的努力。他打着“种族”的大旗，到黑人教会巡回演讲，批评媒体中的种族主义倾向，将自己幻化为一个种族社会的受害者、媒体批判者、反对种族主义和反虐待妇女的斗士，这时，他一跃成为寻找自己种族根基、找到自己的身份或认同政治的黑人。然而好景不长，辛普森所做的努力带来的却是更多白人的质疑和刨根问底的行为，使他迅速陷入一场更为强烈的尴尬和惶恐之中。认同性的焦虑和危机感随之而来，甚至会扩散为更大的危机。由此我们看到，任何时候只要伴随着渴望得到认同的意识，便会有认同性的危机存在，认同性也愈发显得脆弱，越来越充满疑问。

二、认同性的消解

如果说现代认同性具有动态、不稳定、多重化的特点，那么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之下的认同性变得越发躁动和脆弱，其复杂化程度和不稳定的因素愈发膨胀。当有学者质疑后现代的话语对认同性概念的影响，声称认同性是一个幻觉或神话。紧接着，后结构主义者便发动了一场对主体与认同性概念本身的攻击，声称：主体的认同性本身就是一种神话，一种语言和社会的产物，一种被过分强调的幻觉，如是种种。

今天，我们在后现代的文化背景下来探讨认同性的此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似乎就显得格外必要。在后现代媒体文化中，这种认同性的主体极其特殊，它矛盾而又脆弱，并受制于后现代的文化重建和制度转型。在这里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后现代主义的特性消解了认同性本该具备的统一性、同质性或实体性，而这种变动趋势归根结底还是要与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相关。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深度模式的消解，或中心的瓦解。在此文化背景中，认同性的主体也随之会分化为越来越接受速度效率而又支离破碎的游牧式的方式，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自我也不再拥有深度性、一致性或实体性，转而追求的是片断化、离散化的事物。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从一个迅速集成的无深度的认同性转到另一个尚待确认正误的认同性，有时甚至会省略了焦虑或危机的空间，焦虑被消融在体验的狂喜的片断以及图像、认同性的频繁变化之中。

凯尔纳已经深刻意识到后现代文化对社会认同性的干预，他认定后现代留给我们的别无他物，除了“无深度的图像的激增和播散、高科技所制造的紧张气氛、形式的拼凑与极度压缩，以及对过去的图像、形式的借用和重复等”［2］398。而科罗克和库克也利用对“电视自我”的解释来说明后现代文化对个人认同性形成的干预。个人认同性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电视媒介等“媒体类像”（Simulacrum）的制约，如“作为视察缤纷的社会中的一个消费者所具有的市场认同性”，“创伤累累的连续剧式的存在”［2］74。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有些人“漫游式”地更换频道，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观看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了追随支离破碎的图像的流动，电视只不过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图像拼贴而已。

后现代主义电视媒介作品与现代主义电视媒介作品叙述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后现代对电视的论述，图像的重要性会掩盖叙述的方式，使用图像要大于直白的叙述本身。高科技的广告、宏大的叙述场面、MTV台的音乐录像，这些附带强烈的、片断的和短暂的审美体验的叙述方式使得图像本身可以代替任何书面语言。个人认同性的建立受制并迷恋于这些拼贴的图像，有些人会痴迷于各种各样的节目和明星，会根据电视中的形象来塑造自己的行为、风格及态度。更有甚者，电视广告能够在操纵消费者的需求上起作用，政治选举也会因此变成一种电视屏幕上播放的形象之战。人们借“相互再认”确证自身认同性的方式已渐渐不被采纳，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地追随潮流、时尚，并不停地周游于外在形象的打造与更替。使得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认同性从不稳定发展至一种存在的不确定，即认同性的频繁更换导致对认同性究竟是否存在的不确定。

三、媒体文化中认同性的建构

认同性是持续建构的过程而非既定的事实，是“一种选择、风格和行为，而不是固有的伦理或心理的特征。它也意味着，认同性是个人所玩的一种游戏，个人可以轻易地从一种认同性转向另一种。”［5］22在后现代媒体文化中，认同性的建构需要一个必备的因素，即以具体的方式来达到建构或重塑认同性的效果，或概括为“介质”。这些介质包括诸如图像、形象、画面、广告、消费、时尚等媒介方式，而这些媒介方式的参与或介入为认同性的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简·阿特·斯图尔特曾在《解析全球化》中提过“非地域社会群体”的概念，意在强调现在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团结或关联已经不再受地理空间的约束和限制，而是受制于能征服时间和空间的现代电子媒介技术，诸如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和通讯卫星等。各种媒体技术的综合运用以及它们与后现代环境的融合，使原本固有的集体认同获得更多新的文本阐释意义。

在诸多媒介方式中，电视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应该说，电视的出现为整个世界形象的集中展现提供了条件。电视的感官直接性使得人们宁愿选择窝在电视机前的沙发里而不再守着半导体，但这种感性知觉的冲击绝不意味着表达的简单化。感性知觉的冲击可以理解为“读图时代”的另一种称谓，或者是对视觉文化的简单表达，它只是阐明阅读的行为从语言文字向图像过渡。但电视的出现超越了这种过渡，而从视觉文化上升为视觉技术，即它不是单一的图像构造，而是形成一种“视觉场域”。“视觉场域”建立的最终目的是让观众达成共识，形成认同性。

有学者认为，“后现代特征即是文化的视觉性；而对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又是现代主义的特征，它直接导致后现代主义。这正是一些新美学愿望的造成，它们恰好迎来电视、网络等新视觉技术的降临，并融入其中。”［5］68对电视媒介这种视觉影响的迷恋可能会招致一些非议，有人认为，视觉除了图像什么语言都没有，它是平面的、无深度的、可能疏离世界本性的。“电视为大众娱乐的复制、普及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传导，唯独在深刻文化的表达与精英视点的转述上被冷落或自我放弃。”［6］这种“表层的文化”，“形象的文化”何以为缔造大众的认同性提供诸多条件？

其实不然，视觉技术正是依靠技术制造的虚拟性现实来付诸于一种更广泛的需求，形成一种“视觉场域”或“主体性立场”，来营造一种比现实更接近现实的效果。当然，这不得不归功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加入，他们让“读图艺术深度化”成为可能。视觉影像符号能以其能指与所指的特性有力地指证每一个场景、图片、影像的内在涵义。自此，每一个形象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在制造一个场域，包括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文化习俗、世界观、价值观，等等。譬如《Top Gang》这部影片中的图像标志。我军为美国国标，敌军则以红五星的标志出现，从图像中就能轻而易举的找到其隐涉的意义：美国始终将以红五星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作为他们最大的敌人，通过影片，他们在明目张胆地向美国国民宣扬两种体制的根本对立，以此来维护国家的荣誉感、民族感，形成国家认同性。

对此，戴维·莫里也有相近的解释，他认为，“广播电视在满足认同感上所能起到的作用——这里指认同一个象征性或者说虚拟的‘祖国’。我们的观点是，电子媒介实际上正开始以新方式运作，经常设法满足散居的各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的需求，这时候，满足各种——寻求社会群体感、传统感、身份感和归属感的——‘怀旧情愫’的重担就日益落到电子媒介的身上”。［6］关注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视觉技术，对于这些放置于面前的世界图像、符号、代码、结构等或许能成为构建认同性的重要因素。图像让人们安全地观看战争、暴力、死亡，亲临的恐惧感消除，但目睹的观念也得到满足，同时深层的价值观念也由此迁移、强化或被发现。

消费、时尚等介质同样在认同性的建构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新的自我概念与认同的一种推动力。有学者认为，“消费是一种实践，表达出意义与价值，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选择性地购买和消费商品意义，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个人或群体的自我认同和理想延伸。我们的自我建构部分源于消费，消费实践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脚本。”［5］58消费其实不是一种简单的购买过程，而是对产品文化或表征意义的消费，是一种重新定义社会成员身份和消费意义的过程。因此，消费与认同的关系已经显得十分明显：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可以透过消费方式反映出来，个人总是选择与其身份相符的消费方式。社会中的大众消费几乎是要先基于商品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小部分贵族的消费可能是基于炫耀性消费来彰显自身的价值和品位。而后者，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来看，属于文化资本的范畴，最能代表个体优越感和身份合法化与差异化，“个体的社会等级往往是个体消费认同的决定性影响因素”［7］。

消费过程中必会涉及到的一个概念，这便是时尚。时尚对认同性的建构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社会，时尚提供了潮流、服装、形象等外在的选择，有助于决定人们看待和接受一个人。时尚自身具备两种本质性的社会倾向，“一种是同化的需要，其次是分化的需要。”［8］按照西美尔对这两种社会倾向的分析：“一方面就其作为模仿而言，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8］因为时尚本身就预示常立常新的观念、趣味、风格、生活方式、穿着等，使人们在常新的、时髦的风格中寻求自身的认同性，无论是同化还是分化，都与这种认同性的建立密切相关。模仿作为一种同化的途径，是为了尽快融入到以时尚为标志的世界，找到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模仿的方式还是大部分借助于电视、网络、广告、书刊等媒体工具塑造的审美趣味和穿着风格，其次来源于日常交际和经验补给。而分化可以通过创新或“反时尚”的方式，正如20世纪60年代服装界对时尚风格、形象的逆袭和颠覆，满足个别人追求差异性和另类元素的需求，最终形成自身的文化认同性。

［1］ 埃里克森. 同一性： 青少年与危机［M］. 孙名之，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109.

［2］ 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 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M］. 丁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 乔治·赫伯特·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M］. 霍桂恒，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7.

［4］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自传： 梦、欲望、真相［M］. 顾闻，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

［5］ 刘燕. 媒介认同论： 传播科技与社会影响互动研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6］ 戴维·莫利. 传媒、现代性与科技地理学［M］. 郭大为，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69.

［7］ 布尔迪厄. 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 刘晖，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102.

［8］ 西美尔. 历史哲学问题： 认识论随笔［M］. 陈志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43.

Study on Identity in Media Culture

HUANG Haiy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China 830012）

Media culture is a form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t guides or trains people’s potential on words，behavior， and creativity in a non-intuitive way， and shapes personal identity or that of a social group. In the era of media culture， the sense of anxiety is accompanied by a desire to be recognized. Although identity will bring instability or a state of disappearance， medium forms， such as image， figure， picture， advertisement，consumption and fashion in the media culture，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Media Culture； Identity； Construction

G219.2

A

1674-3555（2016）05-008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6.05.01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5-1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ZW003）

黄海英（1986- ），女，四川资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