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的旗帜 中华民族的脊梁
——兼评《邓演达与农工党》

刘延寿



民主党派的旗帜 中华民族的脊梁
——兼评《邓演达与农工党》

《邓演达与农工党》是一本很权威的邓演达研究新成果。全书根据翔实的资料，全面阐述邓演达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农民问题的思想家和农民运动的支持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人亲密的战友和可贵的诤友。读完全书，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的由来及深刻内涵定会有历史的认知。

邓演达；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我想借此来评价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缔造者邓演达先生，是不为过的。

邓演达(1895—1931)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英雄人物，中国民主党派的一面旗帜，中华民族的脊梁。1985年，我们甘肃人民出版社(现读者出版集团公司)出版了丘挺、郭晓春编著的《邓演达生平与思想》。近来，又通读了广东邓演达研究会黄济福、黄振位、崔珏三位学者主编、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邓演达与农工党》后，对邓演达更有了真切的认识和了解。

这本书是一本很权威的邓演达研究新成果。全书选辑了45篇文章。作者都是国内外邓演达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一部分是农工党党员。看得出来，他们做了大量调研，掌握了翔实的史料，进行了深入研究。我是带着对邓演达先生十分崇敬的感情认真读了全书。我想概括一下自己的读后感，哪怕挂一漏万，也算是留给读者批评的空间。

一、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

邓演达是公认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可以说，“没有邓演达，就没有今天的农工党。”[2]邓演达是一个志存高远，有抱负、有担当的思想者。他的建党理论和实践，迄今都影响着农工党。

邓演达的建党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他两次出国考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历史唯物主义。1930年8月9日，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前身)成立大会上，邓演达宣读了由他起草的《我们的信条》(实为建党宣言)第一条就是：“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的唯物主义。”[3]

一个政党的建设，必须有一个能凝聚全党的纲领。对此，邓演达有明确认识和深刻体会。他总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每个革命的党，他对于群众的影响和关系，首先要看那个党的政治纲领……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具体的纲领。”[4]

可见，邓演达清醒地认识到制定建党纲领的重要。1927年11月1日，由邓演达起草，宋庆龄、陈友仁和他三人署名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发表，宣布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将“在其伟大的领袖孙中山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5]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初步的革命纲领。

邓演达在国外期间，通过学习研究和同仁的交流，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平民革命理论，从而为革命纲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党的纲领。1930年在上海召开的临委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农工民主党的成熟的政治纲领。纲领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就是实现三民主义。具体的说，我们争斗的目的，是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6]

在党权与军权的关系上，他在1927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说：“自去年3月20日以后，国民党的地位非常危险，只见党军，不见党员；军权逐日提高，党权逐日降落。”[7]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目前的争斗，是恢复党权、增进党权，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8]这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军思想和处理党军关系的原则是一致的。

在建党过程中，邓演达十分重视革命骨干队伍的组织和建设。他的深邃思想，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临委会成立大会选举了25人组成的党中央领导机构干事会，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大陆诞生了一个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共产党的新党。它是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忠诚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高举武装斗争旗帜，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拥有一个全党公认的、众望所归的唯一领袖——邓演达的革命党。

二、农民问题的思想家和农民运动的支持者

解决民生问题，是革命和建设的逻辑起点。在中国，首当其冲的是如何解决占人口80%的农民的民生问题。邓演达是一位务实睿智的民主革命家，他清楚地认识到革命要解放农民，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他指出：“总理说过，中国的革命就是农民的革命。”[9]

邓演达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革命的观点，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部设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李达、恽代英等为委员会委员或常务委员。在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强调指出，“目前农民问题实在是本党本军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他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起用了很多共产党人，而且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以农民部的名义开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和毛泽东等同为讲习所常务委员，由毛泽东主持工作。1961年5月， 毛泽东回忆说： “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10]毛泽东还说过：“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11]

邓演达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关系到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他认为，农民的解放是国民革命成功的主要条件。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深刻体会到农民阶级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他说：“中国农民一旦起来，他们的势力必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说“广东省有了三四十万组织的农民，湖南有二三百万农民，湖北有一百几十万，都是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进攻的伟大力量。”总之，“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到农民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彻底完成。”[12]

邓演达是一个关心农民疾苦和切身利益的革命家。他认为，农民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也是受苦最深的阶级。在中国，“除了农民的力量，没有第二个政治力量可与之对抗。”邓演达清楚地认识到，不能“空空举着革命的旗帜叫他们起来，就可以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一定要使他们得到本身实际的利益。”[13]

邓演达说，目前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便是土地，向大地主要土地。”他指出，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必然导致以下几个后果：

“(1)农民因为得不到利益，会渐渐脱离本党和本党政府；

(2)农民得不到利益，必不会起来革命，农民不起来，又怎能够打破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

(3)没有农民参加革命，如何去反抗势力雄厚的帝国主义？……”[14]

因此，“土地问题成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实为革命的生死问题。”“本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方面”，“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斗争，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后止。”[15]

邓演达不仅在理论上为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想方设法支持农民运动。他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要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不仅必须依靠农民，而且必须武装农民。当北伐军攻下武汉后，他通知前方各军将缴获的枪械拨出一部分给各省农会，以便组织农民自卫军。

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邓演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管身处顺境逆境，他都从未动摇和忘记把民族的独立自由，祖国的繁荣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邓演达曾有过两次旅欧之行。第一次是在黄埔军校时期，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抛弃了官职，赴德留学。第二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毅然辞职，赴欧亚等地考察，矢志寻找革命的出路。在流亡海外的几年里，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1930年，邓演达回到上海，“提出了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官僚的统治，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平民革命纲领，实现了从朴素爱国主义者到追求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者的伟大转变。”[16]宋庆龄对邓演达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她在《纪念邓演达》一文中指出：“1927年，国共联合阵线悲惨地破裂，邓同志被迫离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所有忠实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地激励着被挫折而分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17]周恩来高度评价邓演达的反蒋斗争精神说：“这个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18]

邓演达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超人的大智大勇。宋庆龄高度赞扬他说：“他是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19]1931年12月14日，宋庆龄得知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后，立即发表《宋庆龄宣言》，深刻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并对邓演达给予了高度评价：“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20]毛泽东在读《新唐书》、《旧唐书》的《徐有功传》写下的批语中，把邓演达与岳飞、文天祥、瞿秋白、方志敏等并列，赞之曰：“以身殉志，不亦伟乎！”[21]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认定革命必须反蒋，因此组织了临委会，发表了《政治主张》，出版了《革命行动》刊物。邓演达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2]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被押送南京后，蒋介石对他软硬兼施，要他放弃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许以剿共副总司令高职(蒋任总司令)。邓演达嗤之以鼻，严正表明：“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九一八”事变后，蒋又再派人劝说邓演达。邓演达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绝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蒋介石直接与邓演达谈话，问邓对日本侵略作何感想。邓演达明确答复：“要谈感想当然有，要不是你叛逆孙中山先生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么猖狂？”[23]蒋介石下野之前，最后一次派人见邓演达，要求在他下野期间不要写反蒋文章。邓演达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24]当时，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写信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邓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决心杀害邓演达。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密令杀害，年仅36岁。

四、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在他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忠实地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竭诚拥护者和积极支持者。他坚定地奉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人合作奋斗，共同推进国民革命事业。邓演达十分赏识共产党人，尤其佩服周恩来。他对郭沫若说过：“实在羡慕周恩来的计划性和组织力。”[25]

在大革命时期，邓演达是真诚、忠实的“联共”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朋友。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蒋介石、汪精卫反共面目相继暴露，邓演达坚持与共产党人一起共进退，义无反顾地同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展开坚决斗争，充分体现了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真挚情谊。[26]宋庆龄对邓演达忠实践行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思想和三大政策的精神有着透彻的了解和高度评价。她以非常赞赏的话语说:“他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27]她说：“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地将其实现。”[28]

在德国考察即将结束时，邓演达向宋庆龄表达了回国领导革命的想法：“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同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岂料一语成谶，竟成永别。[29]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目睹独裁专政下的政治腐败、经济破产、工农大众生活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煎，民族危机深重，国难日亟。他益感肩荷中国革命的重任，实责无傍贷，遂与同志友好，日夜商讨，审察客观形势之需要，草拟革命纲领。”[30]邓演达先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会几经改名，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共产党一道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32]

五、中国共产党人亲密的战友和可贵的诤友

诸葛孔明先生曾提出经典的交友之道：“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邓演达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人亲密的战友，可贵的诤友。其人格之高尚，当在“士之相知”的层面之上。

在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重用和信任共产党人，延揽了大批共产党人在身边工作，并于共产党人并肩共事，精诚合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31]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后，邓演达为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队总队长。在其属下的学生队中，“就有担任队长的茅延桢、金佛庄，担任区队长的曹石泉、郭俊等一批共产党员，邓演达信任他们，大胆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32]

1926年1月，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更是积极罗致人才，荐能任贤，将在德国求学时结识的共产党人同学孙炳文、高语罕等，安排到黄埔军校任职，并多次要刚从德国回来的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推荐海外留学而有学识的人士到军校工作。此后，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就曾有共产党人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鲁易、熊雄等任职。”[33]邓演达与这些共产党人融洽相处，全力支持他们工作。

1926年7月，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后，一如既往地重用和信任共产党人，曾邀集共产党人周恩来、包惠僧等，“商量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并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在总政治部任职。在制定国民革命军宣传队组织条列时，邓演达也指定共产党人林祖涵、李富春、恽代英三人负责审查。革命军攻克长沙后，总政治部即出版了《革命军日报》，也由共产党人郭沫若兼任主编。[34]在农民问题上，周恩来说：“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35]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反蒋问题是全会的中心议题。会上，共产党人恽代英提出了裁撤由蒋介石把持的军人部的提议，邓演达极表赞同和支持。他说“仍以总政治部名称适合，而军人部可以裁撤。”全会最终撤销了军人部。对此，蒋介石对邓演达耿耿于怀，记恨在心。把他列为“危险人物之一”。[36]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策直接影响着中共与邓演达以及他创建的临委会的关系。在1928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正是中共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盛行时期。邓演达所指责的“左”倾盲动，在当时中共党内确实存在。尽管这一时期邓演达与中共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和分歧，但在反帝、反封建和反蒋等重大方向问题上，邓演达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始终未变。[37]

邓演达关于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许多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后来的实践相一致。如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将“社会化”，设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採用和平的方式，运用“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

综上所述，充其量只能说是对《邓演达与农工党》这部论文集读后所作的粗浅评介，不可能全面表达《论文集》的丰富内涵。但仅此，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6字方针的由来及深刻内涵有了历史的认知。我们从《论文集》选辑的45篇文章中，看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到执政党，和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以及其他7个民主党派的合作，都是从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革命实践中走过来的。处理党际关系的16个大字决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和标语式的套话。它是总结近现代中国革命起伏跌宕的历史经验之经典表达。来之不易，执政党和参政党都当为之珍惜。

[1]转引自虞愚：《玄奘对因明的贡献》，载刘培育等编《因明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2][3][4][5][6][7][8]黄济福：《邓演达的建党道路》，载黄济福等主编：《邓演达与农工党》，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第17页，第11页，第11页,第14页,第5页，第4页。

[9][10]张先贤：《在反动逆流中坚持联共的邓演达》，载黄济福等主编：《邓演达与农工党》，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第134页。

[11][25][26][31][32][33][34][35][36] [37]叶文益：《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考察》，载黄济福等主编：《邓演达与农工党》，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第92-93页。第94页，第89页，第89页，第89页，第90页，第99-100页、第91页，第98-99页。

[12][ 13][ 14][ 15]李玲：《国民革命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对农民运动的认知与贡献》，载黄济福等主编：《邓演达与农工党》，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31页，第332页，第332页。

[16][ 17][ 18][19][20][21][22][23][24]詹清华：《浅析邓演达爱国主义思想的社会价值》，载黄济福等主编：《邓演达与农工党》，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507-508页，第513-514页，第514页，第516页，第516页，第516页，第514页，第516页，第516页。

[27][28][29][30]樊振：《宋庆龄邓演达海外筹组“第三党”始末》，载黄济福等主编：《邓演达与农工党》，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第72页，第77页，第77页。

责任编辑:李 玲

刘延寿，男，读者出版集团编审。甘肃 兰州，7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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