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的纠葛：中原大战前后的徐永昌

李有福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理智与情感的纠葛：中原大战前后的徐永昌

李有福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1927年，一直漂泊不定的徐永昌怀抱爱国怀乡的初衷，率国民第三军入晋投靠阎锡山。中原大战前，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考虑，徐永昌屡次反对阎与南京政府轻启战端。但无奈于与阎的同乡之谊和服从上级的职责，被迫担任对蒋作战总指挥。战事期间，徐永昌认为阎方胜率较低，因此作战态度较为谨慎。而在战败后处理善后的问题上，面对阎多次劝说其支援石友三反蒋，徐不为所动，而是从大局出发，通过与张学良的合作来稳定华北的局势。

徐永昌；中原大战；阎锡山

在民国要人中，徐永昌是个性较为独特的一位，由非蒋嫡系进入国民党军事指挥高层，位居要津但并不锋芒逼人，对蒋服从又常常自有权衡。抗战胜利时更受蒋委派，出任盟军在东京对日受降的中国代表，亦算是一个难得的站在世界舞台上的历史机缘。目前学界对徐永昌的专题研究不多，关于中原大战前后的徐永昌，更是少见有专门的探讨。①关于徐永昌的研究，就笔者所见，著作方面有：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年；吴相湘：《徐永昌》，载《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张继红：《受降将军徐永昌》，山西：三晋出版社，2012年。论文方面有：陈存恭：《现代专业军人的典范——徐永昌》，《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429—467页；刘存善：《徐永昌与阎锡山》，《文史月刊》2002年第10期到2003年第9期；赖炜曾：《从地方到中央：论徐永昌与民国》，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12年硕士论文。然而徐永昌以其职业军人和晋系军队总指挥的身份，在中原大战前后均发挥着对时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根据《徐永昌日记》、《徐永昌回忆录》等史料，就中原大战前后徐永昌在服从集团利益还是顾及国家大局之间的踌躇与抉择，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反对阎锡山与中央作战

徐永昌（1887—1959），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人。早年服役于武卫左军，开启其军旅生涯。其后在军中求学，依次完成了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将校讲习所、陆军大学三级军校的训练和学习。1916年，陆大毕业后，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1917年，接受孙岳②孙岳(1878—1928)，字禹行，河北高阳人。1924年，与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河南省省长。1927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1928年5月27日在上海病逝。见马洪武、王德宝、孙其明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名人辞典》，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196页。之邀，担任直隶军官教育团教育长。因两人同为陆大校友，且彼此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因此自徐担任直隶军官教育团教育长起，之后的十数年间一直任职于孙岳处。因与孙岳相交甚好，“一直是哥弟相称，至此心心相印。”③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年，第64页。同时孙岳也对徐相当倚重，每遇要事常征求徐之意见，并逐渐提升其职务，使得徐永昌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军官到旅长再到师长，直至晋升为蜚声华北的国民军第三军军长。期间徐也参与了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变等重要战役和事件，并随孙岳率部转战于冀、豫、陕等地。

在徐永昌逐步成长为一名现代职业军人，亲历诸多战事、政潮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其国家、民族观念也逐渐成熟。①1918年6月，徐永昌在越南，当听闻人言中国如何如何落后，很难超越西方等话语，他都与之争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观念。他痛心于国家与民族的沉沦，认为作为军人，应心无旁骛，而惟以求得国家的强盛为职志。因此在面对“西峰主张与时局观，仍系造乱者话，予不愿与辩，诺诺而已。实则辩亦徒伤感情而已，立吾则甚以西言为然，予甚笑其愚，亦觉不重国家耳。”参见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1册），1918年6月15日，1920年2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50—151、471页；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2册），1924年9月1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64—265页。另一方面，徐亦有着深厚的乡谊观念，在许多军事决策中徐永昌经常不避讳将乡情元素带入，且依之行事。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武卫左军奉命卫戍京师，之后因大同独立，武卫左军派路统赴大同平乱，徐不忍回乡作战，终未跟随部队入大同；1925年，续桐溪部署进军山西，希望徐永昌也能参与其中。徐以不愿入桑梓之地作战，予以拒绝；1926年，在国民军将领商议决定向山西发起进攻时，徐永昌亦不想进入山西作战，和鹿钟麟说：“我十几年未回家乡，绝不愿打的回去，这是我的苦衷，请勿多虑。”参见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9、102—103、118页。因此在面对国民第三军寻求出路的问题上，徐永昌趋于回归职业军人的角色，以国家稳定、地方安宁和怀乡情结为依托，在阎锡山保境安民政策的感召下，于1927年率部入晋。之后在面对山西地方利益与国家整体利害的抉择时，这两种情结都对其决策和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宣告统一业已完成。但实际上各地仍处于地方实力派割据的状态，因此在国民党取得国家统治权后，军队编遣问题渐渐提上了日程。1929年1月5日，“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公（蒋介石）讲述：‘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③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1929年1月5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第1页。但对于编遣裁军，各集团军总司令表面上均信誓旦旦，但实质上一心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对编遣决定采取消极待之的态度。后随着李济深、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相继离去，编遣会议不得不宣告结束。

会议结束不久，李宗仁部占据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做出反对蒋介石的举动，后又有冯玉祥部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于5月15日通电反蒋，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面对地方实力派的纷纷举事反对，蒋介石一方面采取武力解决，派兵对抗李宗仁，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拉拢韩复榘、石友三等人，投靠中央，终使李宗仁部退回广西，冯玉祥“诈称出国，其所部愿归阎改编。旋冯亦潜往山西”④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1929年6月16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第22页。。李宗仁、冯玉祥的遭遇，更进一步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恐惧。

此刻的阎锡山更是心急如焚，害怕自己会成蒋介石继续坚持统一军政的下一个目标，遂召徐永昌回太原议事，“余自三月一日如太原又之胥各庄复回太原，此次在晋住二十余日，曾三至河边（村）。第一次说绥远事，翌日走西社，又明日系（续）西峰出殡日，八日住宏道，九日到崞县之沿沟村，在县城外少息，即回省。第二次系为时局紧张，中央迭令山西动兵，适刘定五来，阎先生有偕冯出洋以救国之决心。第三次系说绥远金融之宜整理及放地计划。”⑤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2册），“1929年5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436页。在徐看来，“阎先生拟下野的原因，是由于蒋、冯不能相安（按蒋、冯之不容，势必至于火并。最后且必至于发生另几次火并），军队编缩困难，地方饷糈不济，向中央要不给，此为当前过不去的事，恐内心上亦有几分认为前途大难，故以下野为一种手段，而求达到军饷有着与蒋、冯相安的目的，所以表示出国，由太原赴北平。”⑥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因此冯玉祥在晋期间，阎锡山表面上对冯玉祥礼让再三，“起先为其在晋祠安排了住所，后来又转移到五台县建安村，并派兵加以‘保护’。……谈谈‘出国准备’，说说‘反蒋计划’。”⑧阎锡山：《阎锡山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实则是“冯被软留于太原。”⑧同⑥，第173页。在蒋介石亲邀阎来北平相见时，他毅然北上，与蒋一起商讨西北善后处理等问题。此时的阎锡山因冯玉祥已落入他手，遂以冯为其要挟南京的重要资本。

徐永昌在晋期间，也多次代表阎锡山与冯玉祥进行洽谈，渐渐获悉冯玉祥一直对于南京编遣会议方案愤愤不平，倾向军事解决，而徐永昌的看法是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避免战端的出现。事后徐永昌赴任河北省主席一职，期间亦发电劝说阎锡山“万不堪再起战祸”并期望阎能对时局“和平求全，服从中央。”①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1929年10月8日”，台北：商务印书馆发行，1988年，第1313页。阎亦回电称“不需要打仗，始终贯彻和平，所见极是，实获我心。”②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1929年11月10日”，台北：商务印书馆发行，1988年，第1312页。然而阎锡山早已与冯玉祥言和，并签订“一、百川已允任总司令，余副之。二、仍用旧日国民军名义。三、由二集将领先发出拥戴电，俟得三集及东北将领赞成电后，即赴北平就职。……六、电西北将领即日发动。”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日记》（第3册），“1929年10月3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页。等协议。因此在徐永昌获知蒋介石将派吴敬恒抵北平,与李石曾赴太原劝冯出洋，并与阎商大局。④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1929年12月24日”，台北：“国史馆”，2003年，301页。“因李石曾先生之相挽，我亦正想向阎先生有所建议，即由我陪赴太原。”⑤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此时的太原各方代表云集，“中央军及杂牌队伍的代表都有，前者如王均、赵观涛军（实则南方之杂牌），后者如王金钰、高培五、孙殿英、万选才、石友三、韩复榘、刘春荣等军都是代表，广西当然亦有代表。”⑥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这些国民党反蒋各派系和各军阀的代表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汪精卫、陈公博、王法勤、顾孟余、白云梯、王懋功等；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覃振、李锡九等；冯玉祥方面的李书城、李兴中、刘治洲、邓哲熙、陈继淹等；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潘宜之；刘文辉的代表胡畏三，韩复榘的代表聂相溪、刘熙众；石友三的代表毕广垣；樊钟秀的代表邓鸿业；孙殿英的代表胡捷三、高梦琴；何健的代表黄一欧；刘镇华的代表楚经纬；万选才的代表万殿尊；张学良的代表葛光庭；唐生智的代表袁华选；任应歧的代表刘觉民；井岳秀的代表刘绍庭；马鸿逵的代表康玉书；岳相如的代表马骥才；刘湘的代表袁鸿吉等。宋哲元、陈调元、金树仁、刘茂恩、刘桂堂、刘春荣等亦均派代表参加。……共计有五十多人。”参见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44页。恰在此时，蒋介石的正式代表何成浚邀请阎锡山前去郑州。因为此间第二集团军对蒋战事不利，加之唐生智反蒋亦以失败告终。若阎锡山能前往郑州，并公开宣示拥护中央，在何成浚看来就可以达到瓦解第二集团军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对中央反逆的目的。但是徐永昌认为阎此次若是去郑州，将不会达到除去各地方实力派反中央的意图，相反可能会造成各方势力相互争斗的动混局面出现。因此出于国家稳定、地方安宁之考虑，他遂向阎锡山建议“一、豫不可去；二、台不可上；三、蒋（蒋介石）不可轻视。”⑦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2册），1929年12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455页。

不难看出，此时关于阎锡山是否去郑州之事，徐永昌出于国家政治之利益，他建议阎锡山不要有当领袖之心，不要轻视蒋介石；出于对山西地方及阎锡山情感，他建议阎锡山不要去郑州，否则会左右为难，惹火上身。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他意，“在我未回北平之前一天，亦即一月四日，阎先生偕何雪竹（何成浚）去了郑州，也就是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他不理，第二句是面驳，第三句是以事实作相反之答复。”⑧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很显然阎锡山并没有听从徐永昌的建议，徐所提之三件事，均被阎所拒绝。

阎锡山一方面已和冯玉祥商讨，决定共同倒蒋；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种种迹象也使得阎锡山感到很难与蒋和平相处下去了⑨“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同意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蒋介石即于11月26日宣布‘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1930年1月16日，吴铁城受命到太原，代表中央监视阎锡山补行‘陆海空军副司令就职典礼’，要阎‘宣誓’服从中央。”见雒春普：《阎锡山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186—187页。，阎下定决心要与蒋摊牌了。于是派南桂馨到北平见徐永昌，“阎先生叫我告密与你，我们要准备与中央摊牌，恐怕有战事，要你去打仗，请你把自己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阴历年过后，即请先回太原一趟。此为我第一回听着的事。”⑩同⑧，第188页。1930年2月3日，徐永昌到太原与阎锡山会谈，会谈地点在机要室，关于此次徐、阎所谈之内容，据《徐永昌日记》载：

“闫先生谓佩兰（南桂馨）去平所言，次辰以为如何？（指倒蒋步趋）余询能否挽回，谓已与东北签字，询其经过，谓邹海滨（邹鲁）代表张汉卿（张学良）在并签字，不闻张、邹有如此关系，渠云此无问题者。当谓事果至不能挽回者，余只说两句话以竟意，一要留有守山西军队；二不要用余指挥军队。渠愕，询何谓？余谓，公保守山西安宁十八九年，不可因此举再靡乱之，询须若干对以三四万，询此举必败乎！对以败也是败，胜也是败，盖仅就所纠合之部队言也。渠默然。既而曰：“苟胜，当即出国，复何计焉。”①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0年7月1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459-460页。

时任山西炮兵司令的周玳也在其回忆中记载了此间徐永昌对阎欲与蒋开战的态度，“阎为了避免外人注意，叫我打电报邀徐永昌和杨爱源来太原开会。他们接到电报后，都即日赶来，徐先到我家中，见面就问：‘有何要事相商？’我说：‘你猜。’徐说：‘打蒋。’我说：‘你猜的完全对。’他便接着说：‘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说来也不利于打仗。’”并且徐永昌亦嘱咐周玳“我希望开会时你要力主不打。”②周玳：《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概述》，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中原大战内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69页。时任察哈尔省军事处处长的张樾亭亦听杨爱源谈起“徐永昌不主张打蒋，也不同意与冯玉祥联合作战。”③张樾亭：《陇海线上反蒋战事亲历记》，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中原大战内幕》，第163页。

很显然，徐永昌对阎锡山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在他看来，山西作为地方省份，不应与中央出现战事，这样对国家稳定、地方安宁都是不利的，况且他认为此时晋军虽辅以第二集团军等，却依然没有把握取胜。

二、被迫接任总指挥，谨慎对待战事

在阎氏决定对蒋用兵后，“几乎天天在梁巨川所掌管之密电室见面，只有梁、赵（戴文）、我与阎先生四人。阎先生以所截各方密电与情报作资料，研究怎样对付蒋，怎样联络各方，而同时还研究打不打，如此者约数日，天天研究，不过情况亦日紧一日。”④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数日一直地探讨如何对蒋作战之事，徐永昌本已十分反对，迫于情形，每次参加会谈他都是心烦意乱。“所以每次会谈，我都如害病一样（这些时真的闹出了我的胃病）。”⑤同④，第190-191页。

“我因与阎先生三年余（十六年到十八年）相处的关系，由我在绥远他叫孙瘁崖（孙楚）与我说的话（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又在十六、七年我入山西以来，他始终没有压迫或示意要我取消国民军第三军的旗号，尤其感于这几年的公谊私交，没有法子不给他担任作战之事。”⑥同④，，第190页。另外据周玳回忆，阎锡山也表了态，“我倒想出了一个不打仗的办法，只有我出洋。……你们可先对付蒋，如他实在逼得你们没办法，你们可投降了他。”面对如此，徐永昌被迫接受说：“总司令，你要这样说，你说打，咋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⑦周玳：《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概述》，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中原大战内幕》，第69页。同样的叙述，“阎锡山说不打蒋，只有我出洋，你们可先对付蒋；如对付不了，你们可投降。徐不敢坚持己见，遂一致决定放冯，联冯打蒋。”见张樾亭：《陇海线上反蒋战事亲历记》，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中原大战内幕》，第163页。

1⑨同④，第197页。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以及鹿钟麟、商震、张发奎、黄绍竑等57人联名公开讨蒋，发出讨蒋通电，至此中原大战拉开帷幕。

战事开展之初，徐永昌就请阎锡山为其准备几百只民船，并说：“我统率如此大军，在豫作战，不能无妥善后路，岂可仅恃一黄河铁桥，我在此地负责，何尝不能自己安置船只，所以请公安置者，要你心中知此万一之用也。他当时亦很注意，即教周子梁写下来准备。”⑧同④，第193页。前文所述已知，徐永昌认为此次战事胜率极低，出于情感上为阎锡山和晋绥军考虑，为之准备退路，安全回撤。

战事初开，阎、冯各部进展较为顺利，津浦线方面，占济南、泰安、曲阜；平汉线方面，占许昌、漯河等地；陇海线方面，占宁陵、民权等地，并拟在徐州会师。但因内部矛盾冲突，“阎先生之不能善任石友三，与冯先生之不能放心樊钟秀。”⑨同④，第197页。未全力南下，战局陷于僵持。

冯玉祥希望尽早结束战事，寻求与蒋进行决战，于8月6日发动‘八月攻势’，以三路军主力向徐州全面进攻。冯军连战七日，但苦于大雨连日，补给困难，再加上晋军徐永昌部突然撤离战场，导致攻击顿挫。另一方面，晋绥军在山东济南作战亦受挫败，加之“友军孙良诚所部吉鸿昌、张印相、梁冠英三部先后输诚中央，石友三动摇。”⑩同④，第197页。9月18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发表通电，拥护中央，并出兵平津。”⑾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1930年9月18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第67页。故战事逆转，反蒋联军处在南北夹击之下。徐永昌认为战事已不可为，于是开始下令撤退，因战前已有准备，部队经晋东南全师而退，使晋绥军主力并未遭受大的损失。

在双方战事期间，有两件事情有必要交代一下。一为，双方战事陷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寻求与徐永昌保持联络，意在拉拢。“公手谕杨军长虎城嘱联络邓宝珊等。越二日，杨来电谓邓宝珊皓日（十九日）曾派员来称，刻正联络庞炳勋、徐永昌等，一俟时机成熟，当即通电附义等语。兹奉手谕拟派员前往促其早日附义，接洽情形，容当随时报告云。公今日又致电促之，曰：‘漾电悉，邓宝珊果能与庞、徐一同附义，全局赖以旋转，党国必有殊遇，应促其早日实现。’”①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1930年6月29日”，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81-282页。在徐永昌率部撤退时，蒋又致徐永昌一亲笔函，“首谓：‘津蒲线晋军已由济南溃散，二集团大部向中央投诚，东北军入关拥护中央，阎伯川既无能为力，兄此时再以孤军支持下去，徒劳人民，望有所主张。’末谓：‘我请刘君实先生相候于民权县，在三日内请予联络’云云。我对此函不犹豫地置之不答，仍按原定计划逐步撤退。”②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98页。

二为，因阎锡山痛恨张学良通电率兵入关，协助中央，因此电告徐永昌，一定要走平汉来石家庄，与奉军决战。因徐永昌考虑石友三动向不明，不可靠，加之向孙连仲借粮饷接济，无结果。因此未按照阎锡山的指令，走平汉路到石家庄，而是决定由山路直接回山西。③同②，第204-205页。

不难看出，此时的徐永昌，因答应阎锡山的托付，在蒋介石多次联络试图拉拢的情形下，并未投诚于蒋介石。而对于阎锡山，他又不想再引起战端，亦未听从阎令，率部去石家庄与奉军作战，而是自己独立做出决定，率部退回山西。关于撤退之事，徐永昌的看法，“我尝觉的此次撤兵，是生平一件不得已的快事，因想战而胜，轮不到我们在前，撤兵则无人争后，我可以从容指挥，如意而行，所以我觉得是一件要不得的快事。”④同②，第203页。由此可见，徐永昌对此次撤退之事自我的主张决定，表示十分满意。

而关于中原大战期间，徐永昌从国家安定、北方安宁的考虑，因此在作战方面，态度亦很保守。“我私人内心上认为：打胜还不如打败较好，败则国家渐有办法，胜则内战还是打不完的。”⑤同②，第216页。因此在谈到中原大战晋绥军战事问题上，徐永昌认为，“十九年之战，我军所以能进退自如，全得力于素日军队训练好，肯做工，尤其所用将官好，几次向中央军突破而不能扩张战果者，全因手中预佣部队太少，亦可说我太谨慎，不能冒险抽调部队之故。”⑥同②，第203页。这也许正是由于此间徐永昌在内心出于考虑国家大局与地方利益双重冲突下，折中做的抉择。

三、战败善后处理，稳定华北局势

张学良东北军的入关，使中原大战的局面急转直下。数日后，阎锡山、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中原大战以反蒋派的全面失败而结束。

阎锡山托词“奉父命侍疾”回到五台县河边村老家避风头。然而，蒋介石一方面派遣飞机轰炸太原，向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指使何应钦、孔祥熙等连电阎锡山，坚持“伯公不出洋无以谈善后”的条件，压迫阎锡山出洋，断其复起之念。⑦阎锡山：《阎锡山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面对蒋的高压政策，阎锡山潜往天津，抵达大连。“忆去岁闫先生出走大连之前一日，余切语以三事。一、不要依兵力归来；二、要有一种自强救国主张；三、不要佞佛。”⑧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12月25日，第481页。徐永昌在阎锡山临行前仍劝其不要有依靠军队归来的想法，应该保持一种自强救国的态度。

阎锡山走后，任命徐永昌为晋绥警备总司令，让其和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商震，负责善后处理事务。然此时的山西乱象丛生，矛盾百出，首当其冲的问题仍在军政、军队编遣、军队补给等问题需要和张学良周旋。此时的徐永昌为安定山西，稳定华北局势，可谓百般周折，费尽心力。

徐永昌和商震商议，派代表到中央见蒋介石，“商震代表吕咸，徐永昌代表黄胪初来见公（蒋介石），接洽投顺中央收拾晋局办法”⑨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1930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2004年，164页。。徐永昌本已在政治上就反对阎锡山倒蒋，现受其所托处理晋事，派代表与蒋介石接洽，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晋、奉之间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政治上拥护中央的真实想法。后徐接张学良电邀，商谈山西善后之事。“阎先生走后不几天，张汉卿来电约我与商启予到天津开会，我正患重感冒，于是抱病前往……不久他将宋明轩、石友三、庞更陈、孙殿英、杨星如、傅宜生都约来，我们在津整住一个月。他所商议的大概，拟将山西队伍分为四个军，我与商启予、杨星如、傅宜生各一军。”①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214页。随后张学良电蒋介石，陈述了“晋军缩编办法，委商震、傅作义、徐永昌、杨爱源为军长，各辖一军，即责令办理缩编事宜。”②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1930年12月25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第80页。1931年1月16日，“余（蒋）已令张学良以副司令在天津分别召见山西、西北各将领，准于今日发表委令。委任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等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各军军长，庞炳勋、孙魁元、杨效欧等十人为陆军步兵师长，周玳为炮兵监，似可告一段落也。”③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1931年1月16日”，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455-456页。“至是山西及西北军事善后问题，遂完全解决。”④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1931年1月18日”，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85页。“晡闻，山西军将领商震、宋哲元、徐永昌等今日联名通电就新职，是北方编遣问题已办妥矣，公心为之一慰。”⑤同③，第20页。不难看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关于山西及西北善后问题的处理相当满意，自己内心亦相当乐观。

其实形势发展并未如蒋介石所愿，华北军事善后问题仍是波折不断，部分将领依然对中央不满。“恰在此时，宁粤对峙发生，国民党内部再次分裂。粤方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⑥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在此情况下，北方局势再度紧张。整编方案制定后，徐永昌因身体原因，在北平治疗，那时就有两个谣言。“其一说是宋明轩联合中央将不利于晋，其二是石友三联合北方各派将驱逐小张。”⑦同①，第217页。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张学良颇感忧虑，于是请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转圜，按徐氏日记：“他请李石曾常来与我谈，研究奉晋合作安定北方的途径，因此我们三人曾在李宅聚会一次。……关于奉晋合作安定北方问题，我亦曾派王均一赴大连之便，专与阎先生谈过，他很赞成。”⑧同①，第217页。在寻得阎锡山的支持，徐永昌本着维护北方地区稳定大局的想法，决定联合张学良。

在粤方多方召唤反蒋的情况下，石友三认为自己时机已到，便四处游说，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准备倒张。此时的阎锡山、冯玉祥亦纷纷回应，对粤方和石友三均表示支持。⑨阎、冯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表示晋军应以重兵援助石友三。后阎又与各将领信，都言帮石友三驱逐张学良。冯玉祥也主动致电孙科，并派代表与粤方协议讨蒋军事等。详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如何确立的》，第193—194页。如此情形下，“冯焕章与我（徐永昌）来信，说他与阎先生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在冯先生来信之前后，陈济棠、阎先生均与我有同样函件。”⑩同①，第217-218页。面对冯、陈两方的信函，徐永昌弃之不理。而对阎锡山的指示，徐派秘书长王平与阎说，“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⑾同①，第218页。然阎并未赞同徐的看法，数次派人劝诱其助石驱奉。“今春闫（阎）先生数莅余必出兵助石汉章，逐张汉卿出关，余谓若然仍系依兵力，此与国家、社会大不利，且与公有害焉。信使往返者数度，闫先生始悟。”⑿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12月2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482页。

之后宋哲元会晤徐永昌，和他商量如何对待石友三之事，“他问我的态度，我赤裸裸地将我心中的话告与他。按宋明轩自十五年以来，尤其是这二三年与我过从较密，彼此都很相信，很要好。”⒀同①，第219页。可见，徐永昌向宋哲元说的话，同样也影响着宋对石友三的态度。徐永昌回太原，又与孙楚、李生达、杨效欧、李服膺等人说了自己对石友三的态度，他们都很同意徐的说法，对石态度均有所变化。恰逢其时，石友三派代表来晋，寻求徐永昌的帮助，徐对其说，“从十九年河南作战起到现在，我无资格反对你打蒋打张，但我明白相告，我不能帮着任何人再打内战，他人我不管，请勿指望我。”①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219页。徐永昌反对石友三在北方再生战乱，态度之坚定亦影响着其他将领对石的看法，致使“宋明轩、庞更陈、孙殿英都对石表示一致行动，而骨子里则采取观望。”②同①。

徐永昌顾全大局的种种表现，也使国民政府对其更加器重。因此蒋介石在得知石友三欲想在北方生事的信息后，立即致电孔祥熙“即日来平，与维宙、次宸诸兄面商一切。”③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7月13日，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373页。7月20日，石友三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随后安排作战方略，“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④唐帮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著：《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卷，第5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322页。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致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徐永昌、商震等人响应。7月28日，徐永昌在杨爱源宅开会议，对晋内部及对石问题均有具体决定，将仍本和平主张，拥护中央，整顿内部。并电致王树翰，声明竭诚拥护、共维大局之意。⑤《徐永昌电王树翰告抵并》，《大公报》1930年7月29日，第3版。就这样在大势所趋下，“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角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⑥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徐永昌在石友三反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为大局着想，并不为阎锡山的多次说服而动摇，此间徐永昌的表现再一次得到南京政府的认可，遂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

四、结语

徐永昌自入晋以来，鉴于与阎的同乡之谊，他在情感方面偏向山西。面对编遣会议后，李宗仁、冯玉祥纷纷与中央开战的状况，他遂劝阎锡山调解冯、蒋的矛盾，制止战乱再生。而面对阎欲加入反蒋活动的倾向，他亦出于国家安定的考虑，多次建言反对阎与中央对抗，在苦苦劝导仍无作用时，虽内心十分烦恼，但终究还是迫于军人职责和感恩之情，答应阎任总指挥。

中原大战期间，徐永昌对战事持谨慎态度，战前已做好撤防准备。在反蒋一方败迹已显时，徐及时率军回撤，安然返晋。在这场战争中，出于情感上及地方利益的考虑他需要为阎锡山尽心卖力；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出于国家大局的理智却要求他不与中央进行对抗。因此，在战时徐的指挥和避战都鲜明地折射出他内心的两难。而在中原大战后，面临阎锡山下台、外部势力威胁晋省的局势，徐永昌指挥若定，成功平定了战后的动荡局势。而在石友三继续阴谋起兵反蒋之时，徐更是旗帜鲜明反对石友三，使得阴谋各方或按兵不动，或反对石氏，成功赢得了国民政府中央的信任。

综上所述，徐永昌一方面出于情感，包括报答阎的同乡之情和知遇之恩，他无奈参与反蒋作战；另一方面站在理智角度，作为职业军人的强烈爱国情怀亦使他不忍与中央对抗。这种内心的挣扎、情理的纠葛即是当时以徐永昌为代表的民国职业军人群体的真实写照。从中原大战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诸多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民国职业军人群体时常陷入服从自我理智（国家大局）与顾及情感（地方利益）的二元悖论之中。这是民国大范围局势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同时接受中式传统教育和近代西方思想影响的这一代军人的特殊性使然。因此，考察职业军人徐永昌在中原大战前后的内心波折，其学术意义在于他体现了历史与个人之间互相影响的多样性，并使之更加具体，更为生动。

An entanglement of sense and sensitivity:Xu Yongchang before and after the Central PlainWar

LI Youfu

In 1927,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motherland and hometown,Xu Yongchang led the third national army to enter Shanxi,turning to the side of Yen hsi-shan.Before the Central Plain War,Xu repeatedly opposed Yen to start war with the government of Nanjing for the whole nation.But out of the fellow friendship to Yen and obedience to commander,he was forced to serve as the chief commander of the combat against Jiang.During the war,Xu Yongchang thought the chances of win were slim and kept a cautious attitude.And after the defeat,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aftermath,he refused Yen's persuasion,instead,he chose to cooperate with Zhang Xueliang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of North China,for the sake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Xu Yongchang;Central Plain War;Yen hsi-shan

K26

A

1009-9530（2016）05-0073-07

2016-06-03

李有福（1990-），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