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塾到学堂
——废除科举前后朱德等人的早年求学之路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19世纪末出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1893)、周恩来(1898)、刘少奇(1898)、瞿秋白(1899)、张闻天(1900)、贺龙(1896)、叶剑英(1897)、彭德怀(1898)、聂荣臻(1899)以及更早一点出生的朱德(1886)，都经历过废除科举这个历史节点，这一制度变动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道路均有较大的影响。

一

朱德1892年6岁时进入四川仪陇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他的远房堂叔，路不远，白天去读书，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私塾，晚上回家。①他先读《三字经》，接着读《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读了一部分。②后四种统称四书，是科举考试的出题依据。1893年由于教师教得不太好，朱德改读于地主丁邱川的家族私塾，在秀才丁老师的讲解下继续读四书，还读了《诗经》、《书经》。1895年因为搬家，在大湾就近跟一个私塾先生念了大半年书。1896年在距离大湾4公里的席家砭私塾就读，断断续续读到1904年。在此期间他读完了四书五经，还读了《史记》《三国志》等史书，并听从塾师席国珍(屡试秀才未中)讲过张之洞的《劝学篇》以及维新变法的经过，接受维新思想的启蒙。1905年先后到仪陇县城、顺庆府城参加科举考试。同年9月清政府宣布自次年开始废止科举，并严饬各府、县兴办学堂。因此，尚未经过成都院试的朱德科举道路戛然而止，失去了考上秀才的机会。1906年春朱德就读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历史、地理、英文、国文等课程。同年秋，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学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美术、体育等课程。校长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张澜，张澜等教师在讲课与谈话中灌输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907年朱德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科目有修身、国文、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音乐、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在校期间秘密传阅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毛泽东1902年9岁时进入湖南湘潭韶山冲南岸私塾读书，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③1904至1906年转到韶山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1906年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继续读四书五经。1907—1908年停学两年，在家务农。1909年复学，在韶山乌龟颈私塾就读。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④1910年秋他考入离韶山50里的湘乡县⑤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该校除教经书之外，还教授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如体育、音乐、英语等。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体育教员同时教授音乐与英语，他经常向学生讲述日本明治维新与列强窥视中国的情况。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期间，在学校藏书楼借阅了不少中外史地书籍，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钦佩、崇拜康梁。⑥1911年他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看到了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得悉黄花岗起义以及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⑦10月22日长沙光复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当了个列兵。

周恩来1903年5岁时进江苏清江外祖父家的私塾读书，几年之内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中的一些篇章。⑧1908年他曾到淮安东门附近表舅龚荫荪的家塾中就读，受到这位倾向维新的长辈政治上的启蒙。1910年移居奉天府伯父家，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学习，在革命党人历史老师高戈吾的影响下阅读了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⑨提出了“为了中华之崛起”的目标。

刘少奇1906年8岁时到离家不远的湖南宁乡柘木冲上私塾，照例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读《论语》等；次年到罗家塘上私塾，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⑩1909年他到离家10公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私塾读书，老师是上过师范学校的杨毓群，学习科目有国文、算术、自然地理常识等。但由于国文课已经不是专读四书五经，因此他的父亲很不满意，命其转学。次年他到红米冲上私塾，但这次是刘少奇本人对老师的思想封建不满意，未学几个月就借故休学回家。1912年在刘少奇的坚决要求下，进入西冲山芳储乡小学补习了半年，取得了初小的毕业文凭。1913年他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课程有国文、史地、数学、物理、修身、体育、音乐、图画等。执教的老师一般都上过师范学校，受过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影响，博学多才，思想进步。刘少奇在该校的3年求学经历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瞿秋白1904年5岁时入江苏阳湖城内庄氏塾馆读书，塾师是舅父庄怡亭，蒙学课本是《百家姓》《神童诗》等。1905年他就转学到刚建立的常州觅渡桥冠英两等小学堂，该校堂长为具有维新思想的举人庄鼎彝，学校课程有国文、算术、博物、生物等。1910年他由常州府中学堂预科转入本科一年级学习。该校1905年筹办，1907年正式开学，校长屠元博留日学生出身、同盟会会员，庶务长朱稚竹、兵操教员刘百能等教师也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常在校内对学生进行民族革命教育。瞿秋白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十分关注。其学校课程有修身、国文、外语、代数、几何、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图画、兵操等。

张闻天1906年5岁时进设在江苏南汇张家宅张家祠堂的私塾读书，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由《幼学琼林》进入《论语》《孟子》。1907年私塾停办，改为养正小学，学习课本除《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等外，有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小新式国文课本》。1910年他到离家十余里外的康家宅小学寄宿读书。1912年8月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读书，校址是当地的文庙，即后来的惠南书院。高小3年的课程有国文、修身、算术、理科、中国历史、地理、英文、农业、手工、图画、体操。

贺龙1901年5岁时入湖南桑植洪家关私塾读书，老师是其堂叔贺星楼。该私塾是维新变法时期洪家关贺、韦两姓利用庙宇开办的。1902年根据清政府关于“各州县均设立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的诏谕，洪家关私塾改名洪家关小学堂。1903年起，家境困难，贺龙名义上在学堂读书，实际上在家里劳动。后因塾师教学方法呆板，又常偏袒富家子弟，责打贺龙，贺龙一怒之下离开私塾，再也不去读书了。

叶剑英1902年5岁时入广东梅县雁洋堡钟傲泉私塾读书，1904年转入雁洋堡古玉泉私塾，所学功课不外“诗云子曰”一套。1905年进入新办的雁洋堡怀新学堂(初级小学)读书。1908年入丙村三堡学堂(高等小学)读书；该校校长谢鲁倩是同盟会会员，1911年还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学生在校内争相传阅《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民报》等书刊。1912年1月小学毕业，考入梅县务本中学学习。

彭德怀1904年6岁时到湖南湘潭山杉里姨父的私塾就读，断断续续读了两年，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增广贤文》《论语》《大学》《孟子》。1906年母死父病，家贫如洗，为了分挑养家重担，不得不辍学，砍柴换米糊口。

聂荣臻1907年8岁时到离四川江津郎家村家约1公里的冲口外祖父家读私塾。塾师是治学严谨的一位秀才，在4年多时间内，聂荣臻学过《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课程。1912年他转入沙土堡私塾就读，不久因受塾师无理体罚退学回家。1913年进入江津县思里九都第三初级小学堂读书，除国文外，开始学习数学。1914年他考入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场高等小学读书，校址设在庙宇内；该校教师大多受过新学教育，素质较高，聂荣臻对这一学习机会格外珍惜，刻苦攻读。

二

综上所述，朱德等人的小学教育无一例外都是从私塾开始的。入塾时间最早的5岁(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贺龙、叶剑英)，最晚的9岁(毛泽东)。学习的书目大体相同，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到《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科举制度规定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均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格式撰写。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四书是必读书，也是学子的敲门砖。

私塾是熟人社会，比较适合初入学的儿童。朱德就读的药铺垭私塾是本姓家族办的；张闻天进的是设在张家祠堂的私塾，显然是张姓家族办的；贺龙就读的洪家关私塾是贺、韦两姓联合开办的。周恩来最初进的是外祖父家的私塾，1908年就读的也是表舅龚荫荪的家塾；聂荣臻就读的冲口外私塾是他祖父家办的；彭德怀就读的山杉里私塾是他姨父办的；瞿秋白就读的庄氏塾馆则是舅父办的。

私塾就在家附近，方便学生就读。朱德在药铺垭私塾就读时，白天去读书，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私塾，晚上回家。毛泽东就读的湖南湘潭韶山冲南岸私塾在他家上屋场附近，刘少奇就读的湖南宁乡柘木冲私塾离他家不远。叶剑英就读的雁洋堡钟傲泉私塾在下虎形村他的家附近。聂荣臻上的祖父家的私塾离家约1公里。朱德后来上的席家砭私塾离家约4公里。而1908年叶剑英入的丙村三堡学堂(高等小学)则离开其雁洋堡家十多里路，所以只好住校学习。1912年刘少奇补习的西冲山芳储乡小学离刘家20多里。1914年聂荣臻考入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场高等小学后，也是住校学习。

与小学相比，私塾收费较少。1892年药铺垭私塾的学费不贵，一年400个铜钱。私塾主办方有时还会视情况免收学生学费。1904年朱德18岁时，家里无力再供他念书，塾师席国珍获悉后，决定免收其学费。朱德借住席家，只交100斤米作为伙食。同年彭德怀到姨父的私塾就读，姨父考虑到其家境贫寒免收学费。但彭为表酬谢，常早起上山砍柴，背到姨父家再去上学。刘少奇1909年到洪家大屋私塾读书时，因品学兼优，又与主人家的儿子同龄，被破例免收学费。不过按惯例，在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放假日，学生们是要向塾师送礼或请吃饭的。

然而私塾的教学方法是单调古板的老一套，只要学生反复背诵四书。聂荣臻就读祖父家的私塾，“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沉闷得很”。塾师对学生动不动呵斥教训，打手心、罚站。韶山私塾中有一个塾师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以致毛泽东一度逃学。贺龙、聂荣臻在私塾学习期间没少受过塾师的体罚。

在清末新政阶段，有些私塾改名为小学堂。如1902年贺龙就读的洪家关私塾，根据清政府关于“各州县均设立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的诏谕，改名为洪家关小学堂。1907年张闻天就读的私塾停办，改为养正小学。另外，朱德一度任教的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也是由金粟书院改名而来。

新式小学堂的学习科目不同于私塾教的四书五经，一般均设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张闻天就读的养正小学还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小新式国文课本》为教材。中学堂则设有国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外国地理、法制、美术、体育等课程。专科学校如朱德就读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科目有修身、国文、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音乐、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

由于科举的废除，原来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格式不再需要。在一些小学堂内国文教学取得了新进展。如毛泽东就读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由教员出题目，由学生各自作一篇文章，做完后整天休息。毛泽东同志每次都认真为文，成绩很好，他写的‘言志’、 ‘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全校有名”。奉天东关模范学校也非常重视学生的作文训练，周恩来的作文常被教师选中，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1912年他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被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学校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版)、《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上海大东书局版)等书中。

新式中小学堂师资力量强、素质高，执教的老师一般都上过师范学校，有的还是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受过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影响，思想进步，多才多艺。如前所述，朱德就读的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的校长就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张澜。毛泽东就读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体育教员常向学生讲述日本明治维新与列强窥视中国的情况。正是由于有留日经历，因此这些教员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一定的联系。这里不再一一复述。在这些老师的革命影响下，学生的思想进步是明显的。

三

从革命史的角度看，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堵死了朱德唾手可得的秀才功名之道，但同时在客观上开启了朱德等有为青年的上进之路。在此之前，清政府奖励办学、鼓励游学、重用游学归国人员，所有这一切无形中被民族民主革命派所利用。清末绝大多数留学生是去日本的，而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正是留日学生。这些人学成回国后，有的进入新式中小学堂，利用各种方式在课堂内外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传播革命书刊(从《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到《民报》《民立报》《梅州杂志》)，使革命的主流意识很快在年轻学子的脑海中取代了康梁维新改良主张的位置。外语、外国历史、外国地理等标准课程在新式中小学堂的开设，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前后出台的新方案，在客观上开拓了青年学生的眼界，这是旧私塾中不可想象的。

从社会史角度看，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之后，私塾的停办或续办体现了近代历史中断裂与传承的辩证关系。确有一些私塾不久停办或改名了，原来在私塾中就读的学生及时转学进了小学堂。例如，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同年广东梅县新办了雁洋堡怀新学堂(初级小学)；常州府开始筹办中学堂，1907年正式开学；叶剑英、瞿秋白分别是这两个学校最初的学生之一。1906年张闻天开始就读的张家祠堂私塾至1907年就停办了，改为养正小学。但也有一些私塾顽强存在了较长一段时间，分下列两种情况：(1)一些私塾并没有因为科举废除而停办，学生也没有因此而马上转投新式小学堂。如1902至1909年毛泽东在韶山几个私塾就读，1903至1908年周恩来在江苏清江、淮安等地私塾就读，均是跨越1905—1906年这一特殊年份的案列。(2)在1906年科举实际已经废除的情况下，一些私塾仍在招生。如1906至1910年刘少奇在湖南宁乡上的几个私塾，1907至1912年聂荣臻在四川江津上的几个私塾。

其实以此为时间节点，“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的现象都有。前者的例子是刘少奇1909年上的洪家大屋私塾。里面的老师是上过师范学校的杨毓群，学习科目有国文、算术、自然地理常识等，而且国文课已经不是专读四书五经了。后者的例子是1908年朱德毕业后任教的仪陇县高等小学堂。该校实际上还是由一批秀才、举人主持，教学内容、授课方式仍是旧的。时任体育教习兼庶务的朱德根据成都新式学校教育所规定的体育教学方法，要求学生上课时穿短褂裤衩，被守旧文人诬告为有伤风化、有损国粹，认为提倡新学新办的新教师们是“假洋鬼子”。县衙门据此还一度查封了该学堂。这说明，即使是挂了新式小学的牌子，其中也未必全是新人新思想。

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在列强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深重的清朝末年，再坐井观天，自我封闭，视外国于不见，肯定是不行的。因此，清政府明令中小学堂要开设外语、数理化、音体美等课程，既是与世界接轨的必要举措，也是当时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守旧势力企图以四书五经来对抗、取代这些近代课程是逆历史潮流之举，既违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又违反了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反过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传统普及读物的发蒙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四书五经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亦含有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文字载体。当然，只学这些老祖宗的书远不足以应对近代中国遇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了。清政府废除科举的决定从根本上纠正了死记硬背四书、将其作为求得个人功名不二法门的社会病态，从制度层面敦促广大莘莘学子摆正学习态度，在中小学阶段认真学习中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为今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必要的文化知识基础。从这一角度讲，朱德等人又是废除科举制度的得益者。

注释：

①《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同上。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④《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⑤湘乡县是毛泽东母亲娘家住的地方。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8-9页。

⑦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5页。

⑧《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参见《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⑨《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⑩《刘少奇年谱》上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