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山西地区进士家族研究

郭九灵,李林霞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金代山西地区进士家族研究

郭九灵,李林霞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摘要：金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后，科举制度迅速发展。山西士子积极参加科举考试，涌现出刘撝、孙九鼎等大量的进士家族。良好的家学、家风，以及姻亲关系之间的相互扶持是金代山西进士家族出现的重要条件，这些家族多分布在山西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它们对于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金代科举的一股中坚力量，而且是实现金代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

关键词：金代;山西;进士家族

金朝是由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自1115年立国至1234年被蒙古所灭，共历9帝，存国120年，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金代存在时间虽短，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继辽、宋之后，在改变中国历史的面貌、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朝代”[1]，“上承唐宋，而且下启元明，其地位尤其重要”[2]。

金代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首次开科取士，初期既无定时亦无定制，而且对应考者采取笼络、强制等手段，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这是金初为吸纳汉族士子的尝试。后熙宗和海陵王时期规定了考试时间、地点、内容，制定了考试的相关规章制度，科举考试才逐渐走上正轨。科举考试为金代选拔了大量的人才，也是士子为官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从文化授业继承性的角度考察金代山西进士家族群体。钱穆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3]。钱穆认为社会重心、文化命脉存在于社会的下层，而非统治阶级，而且文化都是靠家族来传承的。刘师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家族掌握并传承着中国的主流文化[4]。唐宋以降，科举之制的推行，为庶族地主甚至寒门士子提供了进入主流文化圈的机会，打破了世家大族一统文化的局面，新兴起的科宦家族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考察金代山西进士的家族特点对全面认识山西科举文化和研究金代科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代山西进士家族概览

根据《金史》、当代人笔记和地方志等资料，笔者统计金代九朝共开科41次，山西进士348人。除太祖、哀宗两朝没有举行科考之外，其余七朝均有科考。山西进士人数占金代进士总数量(6 150人[5])的5.7%左右，虽说总体较轻，但也是研究金代进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金代汉化政策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具有广泛文化基础的家族力量，使得中原汉人逐渐进入政权核心，为金代文化注入新鲜活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家族往往一代几人或是一家几代，皆有及第之士，而且数量之多为金代以前所罕见。本文把出现两名或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称为进士家族，按照这样的标准，笔者根据《金史》、金代当朝人文集、通志及各县志考证得出金代山西地区共有30个进士家族，见表1。由于金代史料散佚严重，统计结果难免有失偏颇。金代山西共有八位科举状元，分别是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的刘撝、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的孙九鼎、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的杨云翼、贞元年间的武明甫、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的武天和、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的武天佑，以及陵川的赵安荣、赵安时。这些状元皆出自山西进士家族，侧面反映出金代山西科举家族状况之盛。

表1　金代山西进士家族

二、金代山西进士家族地理分布情况

由于山西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导致进士家族的分布也有差异。今山西地区在金代的行政区划分为河东北路、河东南路的大部分和西京路的一部分。西京路所辖为山西北部地区，多军事要塞。为统计方便，在此将西京路山西进士均列入大同府统计，具体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金代山西进士家族地理分布

由表2可以看出金代山西进士家族地理分布有不平衡的特点。河东北路共有10个进士家族，占金代山西进士家族总数的33%，相对平均分布在太原府、石州、平定州、忻州、代州5所府州。河东南路共有16个进士家族，占金代山西进士家族总数的53%，分布在潞州、绛州、泽州、河中府、平阳府、解州6个府州。其中，晋东南有6个进士家族，大部分属于泽州地区。晋西南有10个进士家族，大部分在平阳府和绛州地区;大同地区共有进士家族4个，占金代山西进士家族总数的13%.

(一)河东北路

河东北路的太原府、平定直隶州、代州各有2个进士家族，忻州、石州分别有3个、1个，其他的辽州、保德州没有进士家族。太原地区作为山西的政治中心，交通非常发达，经济发展一直相对稳定。盂县在金时归太原管辖，太原府43名进士中，盂县有24人，出现了金代张国祯等一门八进士的科举家族。汉唐时，“史籍中几乎没有关于盂县、平定文人的记载，但到明清时期盂县文人有814人，平定县高达1 080人”[6]，增长率相当高。宋代盂县一县进士34人，占到宋代山西进士总数的14%,可见盂县文化在宋朝时便已发展壮大，所以金代才可以出现进士人数迅猛增长的盛况。平定在北宋末年即有州人建的书院冠山精舍，后进士吕宗礼、吕仲堪父子发展为冠山书院，是山西最早建立书院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出平定州地区对文化的重视。而辽州、保德州等地多为苦寒之地，以军事为重，经济、文化都不发达，进士及第者少，所以没有进士家族出现。

(二)河东南路

晋西南地区即现在的运城、临汾地区共有进士家族10个，为进士家族最多的地区，区域内分布相对均匀。这一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自古就是山西的文化重心。金代晋西南共有三所书院，分别是建于唐的费君书院、宋治平年间的温公书院和金大定年间的涑阳书院，可见这一地区好学之风甚久。晋西南地区建有州学12所，是山西最多，为进士的“孵化”提供了载体。值得一提的是，平阳在金代为四大刻书中心之一，设有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馆的专门机构。绛县的竹纸与平阳麻纸在当时特别流行，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当时平阳一带的地主“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刻书、印书、买书、藏书蔚然成风。一些进士本身就是藏书家。王欣欣在《山西进士与藏书》中提到，从隋唐到明清时期山西藏书家120余人中，有二分之一为进士。书籍是文化的载体，进士家族的出现正需要这种文化的传承性，故这一地区有出现的进士家族的基本条件。

晋东南是农商业发达、文人聚集的地方，共有进士家族6个，分布在潞州、泽州。元好问对这一地区的好学之风曾有过描述：“文治既洽，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上党、高平之间，士或带经而锄，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化民成俗，概见于此。”[7]晋东南建有州学9所，仅次于晋西南地区。长子县有建于宋靖康年间的雄山书院，潞州唯一的进士家族便是出于长子。泽州进士家族多集中在高平、陵川两地。金代陵川有著名的郝氏家族，郝经及其祖上七人，皆“治经历学，教授州闾，有声张彻，郝氏亦大”[8]。元好问求学于陵川，拜郝天挺门下。在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之下，陵川成为著名的状元之乡亦不是为奇。

(三)西京路

西京路地处山西北部，多苦寒之地，农业不发达，但也有进士家族，这与该地区在金代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唐宋时期政府重视对边远山区的开发，金代时大同地区是抗击蒙古的前沿阵地，政府更加重视。金代科举制规定，在全国文化发达的地区一个路设一个考区，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到邻近考区考试。金代统治疆域内共分十个考区，大同便为其中之一[9]。这一方面可见大同在金代当属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另一方面金代大同地区文化相对发达，为士子参加科考提供了方便，增加入仕机会，亦激发了当地学子读书的积极性。辽代时，应州即有州人邢抱朴所建的龙首书院，刘撝和苏保衡在浑源翠屏山聚众讲学，后创建了翠屏书院。另外，大同地区东接燕齐，西连秦陇，作为燕京与平阳两大经济文化的交接点，文化氛围浓厚，有利于科举制的发展，易形成进士家族。

三、金代山西进士家族的特点

(一)家风、家学

钱穆谈及魏晋南北朝家学关系时曾说，“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10]。并且“家风是家族得以维系的灵魂，而家学是一个家族构建文人群体的前提[11]。家风、家学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家学、家风的传递一方面靠教育，另一方面就是靠著书立说，使家族思想得以丰富并流传。

论金代山西地区家学、家风最具盛名的家族，当属浑源刘氏。元王挥《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中载：“若夫笃志力学，挟艺应选，首破天荒，魁冠多士，父子相继擢第为名士大夫，作良牧守，文行端雅，门第清峻，为金朝第一流者，其惟浑源刘氏乎！”[12]可见浑源刘氏在当时所处地位。金末刘祁《归潜志》载：“余高祖南山翁……金朝初开进士举，中魁甲。继以二子西岩、龙泉同擢第，又继以孙洺州君，又继以孙中奉君、朝列君、曾孙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也。在南京时，中奉君尝求‘八桂堂’于赵闲闲，闲闲曰‘君家岂止八桂而已耶？’为书‘丛桂蟾窟’四字云。”[13]刘氏家族为使家学不辍，特别重视家学、家风的延续，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子孙多由科举入仕。后人评价刘撝为“一代词学宗，雅号成就后进，见其文，辙能断其后中第否，当时名士大夫多出门下，学者至今皆师尊之”[14]。刘撝曾和同为金代进士的云中人苏保衡在浑源翠屏山上创建了翠屏书院，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刘撝家族的带动之下，浑源在金代出了25名进士。

高平李晏家族是唐顺宗第十六子福王绾的后裔[15]。李晏父李森，“年十八，泽州发解第一”[16]，为人正直，多行善事。其家学渊源颇深，文学长盛不衰，金时先后有四人及第。章宗即位，李晏上书十事涉及民生、租税、钱币、处罚政策等，皆被采纳，受皇帝重用，声名大振。官拜礼部尚书兼翰林承旨，后授沁南军节度使。李晏子仲略多有父风，李晏病后由李仲略领沁南军节度使，父子相继，乡人俱引以为荣。陵川武明甫赋质醇厚，聪明过人，方弱冠，即登贞元状元及第。与从子天佑、天和成为著名的陵川“武氏三状元”，皇帝御书的状元第悬于其门上，乡人俱荣之。乐平人杨云翼，曾祖、祖、父都在朝为官，“天资聪颖，初学语辙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17]。他一生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涉及文学、数学等方面。

其他的金代进士家族也都注重家学、家风的传递，多表现在著书立说上。绛州梁襄长于《春秋左氏传》，而且对地理、氏族都十分精通。子梁持胜中泰和六年进士，并且复中宏词科。绛州人孙镇著有《东坡乐府》《历代登科记》，其两个弟弟都是进士。忻州元好问作为金代文学大家，著有《续夷坚志》《壬辰杂编》《中州集》等，辑有《唐诗鼓吹集》《中州乐府》《香雪亭杂咏》。其中，《中州集》收录金朝246位诗人的2 000余首诗，《壬辰杂编》和刘祁的《归潜志》是《金史》的主要材料来源，也是我们现在研究金史的重要材料来源。离石吴氏家族吴永好学广藏书，家室被人称为万卷堂，其子、孙相继考取进士，可见家学传递的力量。

(二)姻亲关系

浑源刘氏家族利用姻亲保证自己家门不辍。刘撝娶的是浑源雷氏雷思的女儿，刘撝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的都是当时著名文人。刘祁《归潜志》载：“长姑及笄，将适人，一时贵显者皆求之，翁皆不许。张御史景仁时在布衣，以所业诣翁，翁嘉之。俄翁为有司取士，张赋甚佳，为邻座者剽之，尽坐而同黜。已而翁之其然，遽以长姑嫁之。家人辈皆愠，翁不恤也。后三年，翁复为有司，御试，张擢别试魁，骤历清华，以文章擅当世，位至翰林学士。”[14]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刘撝颇有识人之才。《金史》载张景仁字寿甫，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进士，为能文之士。世宗对其文采颇为赏识，曾说“自韩昉、张钧后，近日则张景仁、郑子聃”[18]。“次姑适襄阴王元节，亦名进士。能诗，博学尝为密州节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谈翁之事也。”[14]王元节字子元，宏州人，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第进士。《金史》载王元节弟元德，亦第进士，“元节幼颖悟，虽家世显贵，而从学甚谨”[19]，为著名文学家族，其家学、家风亦颇为浓厚。刘从益妹嫁给同为浑源人的魏璠，为唐朝宰相魏知古之后，祖父、父亲皆中朝名士。

浑源雷氏与刘撝家族有姻亲关系，且两家皆与弘州魏、王两族婚姻不断，多与当时名士相交，“诸人气味相投，往来密切，诗歌唱和，吟咏成风。他们周围还环绕着一些当地文人，也相当活跃，共同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圈”[20]。用姻亲关系壮大家族力量，是这些家族能够成为久负盛名的文学家族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家族成分的转变

读书科举入仕是避免家族“三世而衰”“五世而斩”命运的一剂良药，故金代一些家族或由军功、方技，或是寒门等通过科举转型为科宦家族。河中李氏家族先世以武功著名，为武功世家，先祖仕至金吾卫上将军，时号“李金吾家”[19]。后李氏子孙博览群书，“从兄钦止献卿先擢第，继以钦叔，又继以仲兄钦若献诚、从弟钦用献甫，故李氏有四桂堂”[21]。李献甫、李献能兄弟四人相继中进士，又以文学著名，走上科举之路，由一个军功家族成功转化为典型的文学家族。另有临晋人麻秉彝，“唐金吾卫中郎将嗣宗之裔”[16]，亦为著名军功家族，后转而学文，登皇统九年进士第。

太原王璹家族，世代行医。《中州集》载：“家世业医，有阴德。”后王璹与弟王珙、王珦三兄弟相继登科，乡人荣之，被称为“三桂王氏”。另有吉州吉乡人冯延登先世行医。冯延登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中进士第，官至礼、吏二部侍郎，权刑部尚书，与王氏三兄弟都是当时著名的诗人，都是典型的由医药世家转型为科宦家族。

四、结语

金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建国一百二十年，虽短暂，但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朝代。后世多认为金人偏安于一隅，国祚又短，科举方面成就不及宋元，实际上金代文化也经历过辉煌，尤其是其科举制度可谓可圈可点。金人进入中原接触到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后，逐渐接受并加以利用，国家生产方式由奴隶制逐渐转变为封建制生产方式。金代在教育、科举文化中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其重视科举取士，继承辽朝的取士方法，并且在唐宋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加以严密，尤其是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丰富了科举制的内容，也为当时社会建立起浓厚的文化氛围，很多制度为以后明清所继承。

金代山西进士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的进士家族的出现，这些家族几乎分布在山西全境，他们通过良好的家学、学风和姻亲关系保证家门不辍。科举对从事其他行业的家族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出现了刘撝家族、孙九鼎家族、李献甫家族、陵川武氏家族等金代著名的进士家族。参加科举是士子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之一。进士出身官吏相较于律科、经童出身的官员具有绝对优势，多担任高级官吏，而且升迁较快，“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18]。这些家族通过文学进入仕途，扩大了家族的影响，维护了家族利益，反过来也提高了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平，所以这些家族又被称为文化家族。他们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山西境内，而且扩展到其他地方，像元好问、刘祁等都是金朝著名的文人，他们所著书籍对当世及后世都影响很大。金代这些进士家族的出现反映了金代科举的兴盛，同时这些家族对儒学的传播、文化的繁荣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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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金)刘祁.归潜志：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

(编辑：赵树庆)

*收稿日期：2016-04-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项目“中华大典·政治典·辽金元明清政治分典”(A20101636)

作者简介：郭九灵(1972- ),男，山西灵丘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历史地理研究；李林霞(1991- )，女，山西晋城人，山西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宋史、历史地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K2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6)03-0029-05

A Study of the Jinshi Family Clans in Shanxi Area in the Jin Dynasty

GUO Jiu-ling, LI Lin-xia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hanxiUniversity,TaiyuanShanxi030012,China)

Abstract：In the Jin Dynasty, the rulers with minority identity became the owner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eveloped rapidly. With Shanxi scholars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uch Jinshi family clans as Liu Hui and Sun Jiuding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 Many important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se Jinshi family clans including excellent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tradition and mutual support from the affinities. They distributed in the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developed economy and culture, who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They were not only the backbon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Jin Dynas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realiz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Jin Dynasty.

Key words：the Jin Dynasty; Shanxi; Jinshi family cl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