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新时代的时代精神
——评《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

陈 杨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哲学研究】

建构新时代的时代精神
——评《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

陈 杨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基于现代性哲学的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在生态、环境、资源等多方面显示出其本质上的不可持续性，实现文明形态的根本性转变迫在眉睫。新时代呼唤新的时代精神，而生态哲学通过对现代性哲学的反思，结合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能够逐步改变人们的哲学观、自然观、科学观和价值观，从而建构起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走向人与自然的持续和谐发展。

《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生态哲学；时代精神；现代性哲学

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整体水平，以空前的效率生产出丰富的商品；然而另一方面“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深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持续的雾霾笼罩着发展中国家的各大城市，野生物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水资源、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迅速耗竭。面对现代工业文明暴露出的种种危机，越来越多的中外思想家开始认为基于现代性哲学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和全球生态系统若要得以延续和繁荣，整个人类文明形态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政治报告已经指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全新时代，走入这样一个新时代，不仅要求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更要求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任何一个文明形态得以确立，其背后都需要有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作为支撑。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生态文明新时代呼唤新的时代精神，而这一全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必将是一种全新的哲学。

在《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一书中，刘福森、卢风、曹孟勤和谢阳举四位学者提出生态文明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生态哲学。该书于2017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四位学者围绕建构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这一核心议题，就生态哲学的哲学观(或元哲学)、自然观、科学观、价值观、知识论和文化论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全书不但呈现了四位学者对现代性哲学的共同反思、对人类和全球生态系统命运等重大问题的共同关注，也呈现了他们在具体问题和观点上的相互商榷和交锋。

一、对现代性哲学的反思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观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它表现它自身在政治里面以及别的活动里面，把这些方面作为它的不同的成分。”[2]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核心是现代性哲学。现代性哲学持有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即认为哲学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获知一般事物的本质并把握现象世界背后的本体。哲学思考的结果是通向真理。而且本质主义哲学观认为真理是唯一的，对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时代都普遍适用。西方学者又进一步认为，所有民族在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都参与了寻求真理性知识的竞赛，西方则走在了所有竞赛者的前列。因此，本质主义哲学观与欧洲中心主义哲学观合流，共同以近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的模范，要求其他民族的哲学都以这种哲学为标杆。所有不符合“标准哲学”的哲学都被贬斥为有缺陷的哲学。在这种哲学观之下，很自然地就会得出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是所有文明形态发展的必然方向。

刘福森教授采取历史主义的哲学观，认为近代西方哲学所追求的超历史、超时代、去处境化的一般哲学只是一种神话。哲学并非真理性知识，而只是思想和观念。哲学更多的是“从主体出发的对对象的解释和理解。解释是以价值观为前提的。……解释是以人为中心和尺度的对对象的意义的解释。”[3]31刘福森教授认为哲学与科学有着本质区别，科学是无立场的，它提供客观、确定的知识。而哲学的解释一定带有立场，解释并不提供客观的知识。哲学的立场性一方面来源于人类意识活动必然带有的人的视角；另一方面人类个体虽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个人不可能脱离其身处的文化和现实进行思考。文化决定了一个人思考的方法和路径，现实决定了一个人思考的问题和内容，而文化和现实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的。因此，哲学具有时代性，哲学的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

哲学的时代性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任何哲学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是思想对该时代的把握。其次，任何哲学都是在一定时代中产生，并适应于那个时代，这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种哲学会被另一种适应新时代的哲学所取代。最后，不存在超越一切时代的一般哲学，所以对哲学的好与坏、有用与无用的评价尺度在于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3]43。只有认识到哲学的时代性，认识到任何哲学观念都存在的立场非中立性，才能够化解本质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观，也才能打破现代工业文明是所有文明形态发展的必经之路和顶点这一迷梦。

现代性哲学是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一种普遍的哲学，而是带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哲学。因此，现代性哲学是有局限的，其局限性恰恰与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产生密切相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如曹孟勤教授在本书中强调的，是现代性哲学继承了西方哲学采用不平等的主人和奴隶关系建构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传统，由此形成了一种观察和认识自然的特殊观念框架。主奴关系哲学的根源在于西方本体论探究确立起的“本体与末体或本原与现象”的对立。本体被认为是独立的本原性存在，而末体是依附于本体或由本体派生的存在。这种对立恰恰符合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确立的主奴关系理论：独立存在的主体是主人性存在，而依附于主体的末体则是奴隶性存在。受这种主奴关系哲学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被理解为“谁压迫谁，谁主宰谁”的问题：“要么人被自然世界所决定，形成敬畏自然世界的奴隶心态，要么自然世界被人所规约，形成任意宰制自然世界的主人心态。”[4]在古代，当人类的力量被极大地限制时，人只能匍匐在自然面前，对其顶礼膜拜。而当近代科学技术赋予人类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之后，人类就不加节制地使用这种力量，试图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特别是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将人确立为认识的主体，将自然确立为认识的客体，主体通过对客体的认知，就能够获得操控客体的权柄。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为人类转身成为支配自然的主人提供了思想基础。

当今的人类以自然的主人和立法者自居，殊不知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自然中的万物有机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人和所有其他存在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更不存在压迫与被压迫的主奴关系。自然是孕育人类和化生万物的母体，既不是奴役人类的暴君，也不是有待征服的对象。

现代性哲学继承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本质主义哲学观和以主奴关系为核心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发展出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对现代人各种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塑造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卢风教授总结了现代性哲学在当今社会六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认识论(或科学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的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或人生观)[5]。物理主义自然观实际上是站在本质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自然。自然不再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之源，而是一个物理的、机械的、可通过还原论得以认识和把握的客体。这种自然观孕育了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即认为科学通过假设和验证、分析和计算就可以获得关于自然世界的确切知识，科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逼近自然背后的唯一真相。与刘福森教授认为科学能够为人们提供确定的知识并且能够线性进步的观点不同，卢风教授借鉴20世纪以来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成果，认为并没有独立于人的理性和认识活动而存在的真理或客观知识，所有科学知识都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下对自然的把握。科学价值中立和科学进步不断逼近唯一真理的观念都只是幻想，是科学认识的武断自信，他将其称为认识论上的独断理性主义。独断理性主义恰恰是现代性哲学的一个症结。

现代性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个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忽视了个人既不可能摆脱与其所处社会他者的连结，也不可能摆脱其所在生态系统的诸多关系而获得存在。这种忽视反映在人际伦理的层面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即认为个人是评价终极价值的唯一尺度；反映在环境伦理的层面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即认为人类是自然万物价值的最终裁决者。然而，一个独立于文化和社会影响的自由个体，如何可能对价值进行评判？即使个人的价值评判能够实现，如果这种评判不能在社会共同体中达成某种默契，那么共同的伦理生活又如何可能？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仅仅注意到人类主体能够意识到客体的价值，却忽略了主体并非客体的价值之源。自然客体的消失，不但使得“客体的价值”一词失去意义，甚至将危及人类主体自身的存在。身处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之中，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存在方式。人类所有的价值和道德观最终都应与此种存在方式相关。

现代性哲学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精神，它曾在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为现代性危机埋下伏笔。只有通过对这种旧有的时代精神的反思，才能够认清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并最终开辟出新的时代精神。这一新的时代精神就是生态哲学。

二、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学者结合多方面的环境思想资源，创立并发展了以研究人与环境的恰当关系为核心的环境哲学。其中，以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为代表的环境整体主义和以奈斯的“生态智慧”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都将其哲学理论建立在生态科学的基础上，以一种全面的、系统的视角来反思现代社会。这一类援引生态学并强调整体价值的环境哲学被称为生态哲学。作为环境哲学的一个独特流派，生态哲学关注的对象并非个别生命体的权利和福祉，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持存和繁荣。生态哲学的核心议题是重新确立恰当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精神的生态哲学，首先应该提供一套与现代性哲学的自然观完全不同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并阐明与新的自然观相适应的价值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诸多思想观念，同时也要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

卢风教授根据西方哲学中从赫拉克利特到怀特海和柏格森的传统，并结合中国传统关于自然的思想，提出把“超验自然主义”作为生态哲学的根本自然观。虽然自然无所不在我们的经验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自然在一切现实之物中在场着。自然在场于人类劳作和民族命运中，在日月星辰和诸神中，但也在岩石、植物和动物中，也在河流和气候中。”[6]60但是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又是超越于我们经验的：“(自然)决非在现实范围中的某个地方，可以作为某个具体的现实事物而为我们所找到。自然之无所不在也决不是把具体的现实事物聚拢在一起的结果。就连现实事物整体，充其量也无非是无所不在的自然的结果。自然本身不能从现实事物那里得到什么说明。”[6]60

自然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存在之大全和万物之源是超验的，无法成为人类理性认识的对象。同时自然又是生生不息的，包含万物的自然处于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自然背后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意味着独断理性主义认识论所追求的目标，即把握自然现象背后的唯一真理，只是人类的一种虚妄目标。通过科学，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自然运作的规律，但是自然本身仍然隐匿着各种奥秘。人类应该通过理性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借助对自然的有限认识去征服自然、操控自然。人类必需明白，自然“永远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无上力量”[7]。在超验自然主义的自然观下，人类应该敬畏自然。敬畏并非匍匐于自然面前，放弃人类的一切能动性。人类的一切活动始终是在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人不可能不影响自然，自然也不可能不影响人。敬畏自然只是要求人在与自然发生关系时，赞叹自然的无穷奥秘，尊重由自然化生创造的万物，遵循自然的持续和谐之道。

曹孟勤教授在批评了现代性哲学所继承的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传统之后，也认为人应该回复到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重新结合为一个整体，以此消弭主奴的二元对立。但与卢风教授认为人应该敬畏自然不同，曹孟勤教授认为人类地位在自然中的回复是进入黑格尔对立与统一原则意义上的整体。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中，人与自然不但相互作用，而且相互包含着对方的本质，任何一方都无法离开另一方。这种人与自然双方的平等地位，奠定了曹教授对人与自然基本相处模式的看法。他提出，人是自然的看护者。人通过在与自然发生交互作用时，将自然界一定程度地人化，将自然界转化为人的对象性存在，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以此实现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所以人对自然的责任源于人实现自身主体性的责任。“人是存在的看护者，亦即人是自然的看护者；人看护自然，是让万物按照自然之真理充分涌现；万物得以涌现，万物繁荣昌盛，人自身的本真性才会随之得以涌现。”[8]

生态哲学并不仅局限于理论的讨论，而是蕴含着可实践性并要求获得实践。生态哲学希望真正地改变现实世界，引领人类从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也是生态哲学能够成为新的时代精神的重要原因。利奥波德在《土地伦理》一文中提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9]，这一思想可以被看作是生态哲学的行动纲领。

1984年，奈斯(Arne Naess)和塞申斯(George Sessions)进一步提出深层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又被称为奈斯-塞申斯八项纲领，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人类与非人类的福利与繁荣都具有内在价值，无需依赖对人类的有用性；第二，生命形式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有利于上述价值的实现；第三，除非为了满足基本生命需求，人类无权降低这种丰富度和多样性；第四，人口需要适度降低；第五，人类对非人类世界的干扰目前是过度的且在加剧；第六，与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相关的政策变革势在必行；第七，意识形态的改变要朝向平等评价生命的方向；第八，所有赞同上述诸观点的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义务去努力实现必要的变革[10]。在这八项纲领的基础上，奈斯等深层生态学家又发展出涉及生产、消费、生活方式的25条具体行动规范。

生态哲学赋予人类看待自然的全新视角。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繁荣依赖于自然的稳定与和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更不可能征服自然。人只有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约束自己的破坏力、欲望和野心，才能够化解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持存危机，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三、建构当代中国的生态哲学体系

正如刘福森教授指出的，并不存在超越时代、社会和文化的一般哲学。一种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哲学思想，必然有其现实基础，有其适应于当地独特文化性和民族性的源流。同样，作为时代精神引领中国走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哲学，需要有一个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生态哲学必须处理中国人面对的独特问题，帮助中国人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及现代性哲学带来的危机，为中国人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注入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另一方面，起源于西方的生态哲学也要与中国哲学和传统思想资源相结合，在中国语境下协调生态哲学内部存在的理论分歧和研究的多重路径，从而为在中国实现文明形态的变革提供更好的思想基础。

生态哲学必须直面中国国情。当今中国仍处于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其现代化是通过成为世界工厂实现的。在为全世界提供廉价商品的同时，中国消耗了大量资源能源，产生了大量污染，使得国内环境急剧恶化。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中国人也一改过去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融入“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消费主义文化。同时，科学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在面对污染加剧、资源吃紧的现状时，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最终解决问题，很少对造成诸现状的思想根源进行反思和批判。面对这样的国情，卢风教授指出，生态哲学在中国的语境下需要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结合中国发展现状研究环境正义问题、分析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雾霾天气的制度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何种方式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如何破除科技万能论这种现代迷信等。以上问题的解决都可以纳入建构当代中国的生态哲学体系这一纲领之中。具体来说，不仅包括阐明与生态文明相符的思想观念，还包括形塑生态文明的制度、确立生态文明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教育理念和媒体灵魂等方面[11]。

建构当代中国的生态哲学体系，需要吸取中国古代的思想精华。现代工业文明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已经暴露出严重的不可持续性危机。而中华文明是世界延绵历史最长的文明形态之一，这种可持续性是由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传统所支撑的。其中“天人合一”观与西方现代性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古人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处在一个连续的存在序列之中。人和万物、人和自然之间没有截然的主客二分。“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只待出水，方知动不得。”[12]正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观念下，中国古人从来没有妄想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而是不断顺应自然、遵循自然。

谢阳举教授从道家的角度指出老子认为世界万物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多种可能的状态和趋势。老子从“有”“无”两种力量出发，寻找各种存在和变化中的最佳态势。“这个最佳状态是道的规定的实质。与这个最佳状态最接近的，就是具有动态自演化、自组织、自平衡的稳定态，也就是自然常态。”在老子的哲学话语中，自然是指万物“如其合理、健康和稳恒的事态存在着、变化着”[13]。人与万物一样，都应该寻求其最佳状态，即“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追求和捍卫自身与万物在动态平衡中达到的“自然常态”。

在实现生态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除了道家可以通过谢阳举教授所说的“绿色文明的阐释”，形成一种超越性的深层次道德，从而为建立新型的、顺应自然的文明形态提供助力。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汉语佛学都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能有助于生态哲学以适合中国文化社会的方式处理现代工业文明在中国特殊语境下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在人类和全球生态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势必面临着彻底转变。转变的方向是实现人与自然持续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新时代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刘福森、卢风、曹孟勤和谢阳举四位学者，基于对生态哲学多年的潜心研究，就建构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问题展开了深入且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生态哲学本身尚不存在统一的哲学范式，其内部各学派在某些核心观点上持有分歧，其依赖的生态科学也在不断发展更新之中。这一点，从本书著者对现代科学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地位关系、以何种路径利用古代思想资源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上就可见一斑。与此同时，生态哲学还面临着如何保障个体生命的权利、协调个体与系统之间关系等诸多挑战。所以，在建构当代中国生态哲学体系方面，四位学者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重要的贡献，但这种尝试仍然是初步的，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或许，只有在不断反思现代性哲学并借助各文化和民族独特的思想资源，协调生态哲学内部分歧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过程中，才能奠定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建构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最终引领人类走向新时代。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6.

[3] 刘福森.一种新的哲学观[M]∥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 曹孟勤.论主奴关系式哲学的终结——哲学生态学的革命价值[M]∥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6.

[5] 卢风.生态伦理、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M]∥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32-243.

[6]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0.

[7] 卢风.超验自然主义[M]∥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97.

[8] 曹孟勤，王萌.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M]∥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37.

[9]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慧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3.

[10] 谢阳举.奈斯主义：奈斯深生态学运动的哲学方面[M]∥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18.

[11] 卢风.论环境哲学本体化[M]∥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23-225.

[12]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4：43.

[13] 谢阳举.老子“自然”概念的理论和实质[M]∥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52-354.

ConstructionoftheTimesSpiritintheNewAge——CommentonEcologicalPhilosophy:TimesSpiritintheNewCentury

CHEN Ya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modern philosophy, has revealed its non-sustainability in nature concerning ecology,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other aspects, therefore,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realizing civilization form is extremely urgent. The New Age calls for the new times spirit. Through reflections on modern philosophy,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ical resources, ecological philosophy can gradually change people’s philosophical viewpoint, natural outlook, scientific outlook and value outlook, so as to build up the times spirit of the new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finally lead to the continuou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philosophy:timesspiritinthenewcentury； ecological philosophy; times spirit; modern philosophy

B089

A

1001-0300(2017)05-0062-06

2017-05-21

陈杨,男，浙江诸暨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银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