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心理弹性者的日常情绪特征：结合体验采样研究的证据*

2017-02-01 02:28

心理学报 2017年7期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系,上海 200062)

1 引言

心理弹性(resilience)是指曾经或正经历严重压力/逆境的个体,身心功能未受到明显消极影响,甚或发展良好的现象(Masten,2001;Zolkoski &Bullock,2012;席居哲,桑标,左志宏,2008)。学界对“resilience”的中文译法并不一致,除了“心理弹性”(梁宝勇,程诚,2012;史光远,崔丽霞,雷雳,郑日昌,2013;席居哲等,2008;席居哲,桑标,2002),还有译作“心理韧性”(胡月琴,甘怡群,2008;刘丹,石国兴,郑新红,2010)、“复原力”(安媛媛,臧伟伟,伍新春,林崇德,周佶,2011;雷鸣,戴艳,肖宵,曾灿,张庆林,2011)、抗逆力(沈之菲,2010;许静,2010)和“压弹”(刘取芝,吴远,2005)等。这类发展现象挑战了学术界关于“危险因子是消极发展结果之预判”这一传统固存观点,也让缺陷聚焦模型(deficit-focused model)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自此,研究者们持续致力于考察这一发展现象的促进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厘清“缘何一些人被压力或困境击垮而为数不少的另一些人却愈挫弥坚”的核心命题。

尽管压力情境和挫折事件对个体情绪带来的严峻挑战已得到证实,但随着心理弹性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个体在压力情境中不是单一地表现出消极情绪变化,过程中也会产生积极情绪反应,这些积极情绪反应可通过建构个人资源促进应对和适应过程(Fredrickson,2004;Fredrickson,Tugade,Waugh,&Larkin,2003;Ong,Bergeman,Bisconti,&Wallace,2006;崔丽霞,殷乐,雷雳,2012;王永,王振宏,2013)。

积极情绪和心理弹性的关系一直是弹性研究的热点。在积极情绪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Fredrickson(1998,2004)提出的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该理论强调,积极情绪能拓宽个体内部的注意、认知和行为资源,而消极情绪会缩窄个体的认知、行为和注意范围,以迅速动员身体能量应对威胁,并伴随身心资源的损耗。从作用特点上看,消极情绪的适应功能是短暂且损耗的,而积极情绪具有可持续的适应性,它促进个体建构身体、智力、人际、心理的资源。Block和Kremen(1996)指出,积极情绪性(positive emotionality)是心理弹性者的重要特征,他们表现出更乐观的生活态度,更充沛的活力,更大的开放性。已有研究也颇为一致地发现,高心理弹性者的积极情绪水平更高,积极情绪有利于个体在压力/逆境中的有效应对(Tugade &Fredrickson,2004;崔丽霞等,2012;王永,王振宏,2013;席居哲,左志宏,Wu Wei,2013;应湘,白景瑞,2010)。而学界对于消极情绪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却有不一致的结论,如一些研究者认为,不同心理弹性者之间的消极情绪水平没有明显差异(Tugade &Fredrickson,2004;应湘,白景瑞,2010),而 Ong及同事(2006)发现,高心理弹性者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席居哲等人(2013)的研究中,高心理弹性者的消极情绪水平相较更低。

除了情绪体验的效价和唤醒度,情绪复杂性(emotional complexity)是反映情绪主观体验特征的另一重要维度,它看似陌生,却是我们生活中普遍的经历：有的人情绪寡薄,而有的人常悲喜交加,百感交集;有的人能准确地区分并表达情绪,而有的人,夸张些讲,对于电脑死机,赶不上公交,错过航班,甚至失去伴侣,都是同样的感受——心情烂透了。这些都是情绪复杂性的反映,它是对个体情绪感受的丰富性、深刻性及区分程度的反映,并且这其中既有个体间差异(Feldman,1995),也有跨情境差异(Kashdan &Farmer,2014)。就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情绪复杂性研究本身也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学术界对情绪复杂性的界定、结构及测量未达成一致,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也不统一(郭婷婷,崔丽霞,王岩,2011),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对这些棘手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国外学者在系统梳理了以往情绪复杂性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后,对9个最常用的测量指标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情绪复杂性包括情绪多样性(emotional variation)、混合情绪状态(PA-NA covariation)、积极情绪细腻度(posi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和消极情绪细腻度(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这4个相互独立的维度(Grühn,Lumley,Diehl,&Labouvie-Vief,2013)。据此,高情绪复杂性可定义为,在同一情境中拥有多样的情绪体验或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混合体验,能细致区分和准确表达不同的情绪状态。情绪复杂性研究主要采用体验采样法(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ESM),其一般操作是,在一段连续的时间区间内(一般7至30天),以随机或固定的时间间隔,通过便携式远程设备(如手机、手持式计算机等)对个体心理现象进行实时测量(Christensen,Barrett,Bliss-Moreau,Lebo,&Kaschub,2003)。近10年来,ESM在国外情绪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和发展,主要在于其具有传统测量范式所不及的优势：(1)在情绪动态过程中以“点状”密集取样,帮助研究者描绘情绪现象的发展态势和规律;(2)在自然自发的生活情境中进行情绪测量,生态效度更高;(3)对当前情绪现象的限时评定大大降低了社会赞许性和记忆偏误的影响,测量效度更高。

情绪复杂性在本质上反映了个体认知−情绪加工深度和情绪概念系统的发展水平(Labouvie-Vief,Diehl,Jain,&Zhang,2007;Lane,Quinlan,Schwartz,Walker,&Zeitlin,1990),作为情绪觉察的重要基础,情绪复杂性是个体情绪功能的集中体现。情绪复杂性与心理弹性和身心健康有密切关联,许多实证研究发现,情绪复杂性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能更主动而有效地应对,并更快复原(Fredrickson,Mancuso,Branigan,&Tugade,2000;Ong et al.,2006;Tugade&Fredrickson,2004),高情绪复杂性是情绪健康(emotional well-being)的重要标志,并有利于人际适应(Kang &Shaver,2004);研究者还在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中发现了情绪复杂性受损的现象(Demiralp et al.,2012;Kimhy et al.,2014;Zaki,Coifman,Rafaeli,Berenson,&Downey,2013),反证了情绪复杂性对维持心理健康和正常社会功能的重要意义。

情绪调节是情绪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该领域研究中,Gross(1998)提出了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情绪调节同感过程模型(consensual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该模型指出,情绪调节过程中既包括自动化的内部机制,也包含意识控制的调节,其中有两类基本的有意情绪调节过程：原因聚焦调节(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和反应聚焦调节(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前者(以下简称原因调节)发生在系统输入端,是对情绪产生的评价过程的调整或修正,主要有增强评价(重视)和减弱评价(忽视);后者(以下简称反应调节)发生在系统输出端,是对已被激活的情绪成分的调整,主要有(表情)宣泄和抑制。Gross重点研究了表达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和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两种策略的有效性,发现认知重评能有效降低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和主观体验,同时减少行为表达,与积极发展结果相关联,而表达抑制虽降低了外显行为强度,但无法减弱(甚至反增)生理唤醒和主观体验。黄敏儿和郭德俊(2002)进一步研究了忽视、重视、宣泄和抑制四种策略在消极情绪调节过程中引起的生理心理变化,证实了“水压模型(hydraulic model)”的假设：情绪的3个主要成分相当于水压渠道,当调节了其中一个成分,其他成分将遵循总体守恒的动力特点。他们发现,原因调节能更有效地调整消极情绪的主观体验成分,而反应调节虽降低了外部行为强度,却使消极情绪的其他成分出现“压泵式”上升,不利于个体的适应过程。

情绪调节是心理弹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心理弹性不仅与消极情绪的原因调节密切相关,积极情绪的增强和维持调节也能有效促进心理弹性(Tugade&Fredrickson,2007),高心理弹性者在积极情绪调节中更多使用(认知)重视和(表情)宣泄(席居哲等,2013)。情绪调节对心理弹性的作用与情绪复杂性相关。研究发现,高情绪复杂性个体在情绪调节过程中更加主动,使用的调节策略更有效,因而在高压情境中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弹性(Barrett,Gross,Christensen,&Benvenuto,2001);情绪复杂性低者无法准确地觉察和处理情绪信息,而不恰当或错误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容易出现适应不良的行为和症状(Kashdan,Ferssizidis,Collins,&Muraven,2010;Pond et al.,2012;Poor,Duhachek,&Krishnan,2012)。

为明确心理弹性、情绪过程与积极发展结果之间如何作用,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研究。对国内已有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该领域研究尚有不均衡性：多集中于探讨情绪状态、消极情绪自我调节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大多采取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且针对特殊群体的研究居多。首先,作为探讨情绪功能的新视角,情绪复杂性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情绪复杂性的研究还较为匮乏,我们以 CNKI为平台,以“情绪复杂性”为检索词,在题名、关键词或主题等检索条件下查找2015年12月以前的有关文献,仅查到19篇,可见丰富国内情绪复杂性领域研究的迫切性;其次,国内心理弹性研究大多遵循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变量取向割裂了个体的整体性,难以准确描绘心理弹性者的心理−行为特征及规律(李海垒,张文新,2006;席居哲,左志宏,Wu Wei,2012);最后,国内心理弹性研究对象多为高危群体,聚焦正常人群和日常生活情景的弹性研究较少,导致研究结果应用范围局限,缺乏普适性。

基于拓展国内情绪复杂性领域研究的迫切需要和深入解答心理弹性核心命题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拟采取个体取向的研究进路,以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片段作为研究材料,结合问卷法和体验采样法,考察积极消极情绪、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并从情绪体验的多样性(情绪广度)、区分性(积极情绪细腻度和消极情绪细腻度)和包容性(混合情绪)三个方面探讨情绪复杂性与心理弹性的关系,以揭示弹性−非弹性群体在情绪过程的差异态势,深化对(高)心理弹性者日常情绪特征的理解,以期丰富心理弹性与情绪领域的研究成果。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2.1.1 研究对象初选

采取整群取样法,以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大一、大二学生,以及上海大学、东华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所高校的心理学辅修生作为初选研究对象,共计252人,其中男性72人,女性180人。被试年龄分布在17～23岁(

=18.98,

=1.626),91.1%的被试年龄在18至20岁之间。

2.1.2 研究对象甄别工具

(1)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

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课题组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来测量压力/逆境水平(梁宝勇,郝志红,2005)。量表共 85项条目,构成 85个应激事件(源),涵盖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社交、发展、家庭五大领域。对于每一个应激源,要求被试评定：(1)是否经历过;(2)若经历过,从持续时间和强度这两个维度评定应激源的严重(消极)程度。严重(消极)程度采用 5级计分,从 1代表“无或极小”,到5代表“非常大”。计分时将被试对所有亲身经历事件的消极影响程度评分相加,作为应激总分,即压力/逆境指标。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为0.96。

(2)国际大学调查问卷(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y,ICS)

主观幸福感作为稳定反映个体良好生活状态和情绪情感状态的指标,更符合心理弹性中“可持续性发展(sustainability)”的内涵(Bonanno,2005)。本研究采用国际大学调查问卷中的整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来评定适应发展状况,其中SWLS共5题,要求研究对象根据目前的总体情况与题目描述的符合程度进行7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7表示“非常符合”;PA-NA共14题,要求研究对象对过去几周内的情绪体验作7级评定,1表示“根本没有”,7表示“几乎全部时间”,消极情感的题项采用反向计分后,与积极情感的得分加总求和。两个分量表的得分总和作为主观幸福感得分。本研究中,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和整体生活满意度量表的 Cronbach α分别为0.70和0.80。

(3)Connor &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该量表最初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 Connor和Davidson所编制,之后 Campbell-Sills和 Stein(2007)对此进行了修订,修订版共10题,采用5级计分,1代表“从来没有”,5代表“一直如此”。10题得分相加即为心理弹性分数。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为 0.86。

2.1.3 施测过程

在征得任课老师和被试本人同意后,进行团体施测。在主试朗读指导语后,被试根据要求进行填答,问卷由助手当场收回。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224份,有效率为89%。

2.1.4 甄别方法

将所有被试的应激总分按高低排序,总分处于前50%的被试,作为符合心理弹性定义第一要件的“潜在心理弹性者”。经筛选,共有 105人(男生 18人,女 87人)符合该研究条件;之后对 105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将前27%的被试划为高分组,后 27%的被试为低分组,处于中间的46%为中段组。

最后,将应激总分处于前50%并且主观幸福感总分前27%的被试归为高心理弹性组,共32人(男生6人,女生26人);将应激总分处于前50%并且主观幸福感总分后 27%的被试归为低心理弹性组,共22人(男生3人,女生19人);将应激总分同样处于前 50%并且主观幸福感得分在中间 46%的被试归为中等心理弹性组,共51人(男生9人,女生42人)。不同心理弹性水平组的性别分布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χ=0.38,

0.826,加之性别差异不是本研究关注重点,因此后续讨论中不再区分性别。

2.1.5 甄别有效性检验

为检验汇聚操作法的甄别有效性,对高、中、低心理弹性组在心理弹性量表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3组被试在Connor &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97)=6.20,

<0.01,

=0.36,验证了汇聚操作法甄别不同水平心理弹性者的有效性。

2.2 研究工具及程序

2.2.1 研究工具

(1)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邱林、郑雪和王雁飞(2008)对 PANAS进行了本土化修订,修订版量表包括积极情绪情感和消极情绪情感描述词各9项,要求被试根据过去一周的情绪情感状态,分别为18个描述词从1(极弱)～5(极强)选择最符合自己情绪强度的数字。积极(消极)情绪描述词的项目得分加总求和得出积极(消极)情绪情感分数。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体Cronbach α为0.72,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量表的Cronbach α分别为0.92和0.84。

(2)情绪调节方式问卷

该问卷由黄敏儿和郭德俊(2001)编制,测查在日常生活中对具体情绪(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使用认知忽视/重视、表达抑制/宣泄四种调节策略的频率。其中认知忽视和重视属于原因调节,表达抑制和宣泄属于反应调节。问卷共 24题,采用 4级计分,1代表“无或偶尔”,4代表“总是”。问卷总体及其4个维度的Cronbach α为0.55～0.75。

情绪调节方式问卷在体验采样研究开始的第1天上午,由主试统一进行团体施测,问卷当场回收。

2.2.2 体验采样法

本次体验采样程序严格遵照 Christensen等人(2003)编订的《体验采样程序操作指南》。体验采样周期为15天,每日采样区间为10:00至22:00,在区间内随机选取5个时间点进行情绪采样,相邻两次采样的时间间隔不少于90 min,每日的采样时间点都会随机变化。期间,被试会通过手机短信收到主试统一发出的含 PANAS量表链接的指导语,在收到短信的15 min内完成作答,并提交成功,计为一次有效反应。对于每名被试每次提交的数据,后台均会显示提交时间和作答时长,作为数据剔除的依据。为避免重复测量造成的厌烦情绪和练习效应,每次 PANAS题目顺序随机变化,并掺杂两道无关题项。

研究开始前,由主试和一名研究助手向符合研究条件的 105名被试说明体验采样研究的操作流程、时间安排、反应要求、报酬设置等事项,为保证过程的标准化,主试在所有班级使用相同的演示文稿和指导语。最后,103名被试自愿参与体验采样研究,当场签名并提交了知情同意书。

为提高被试的参与积极性,本阶段研究设置了不同等级的报酬,分别对应50%以下、50%～70%、70%以上的有效反应率。此外,为避免研究对象对研究筛选条件的猜测和可能引起的消极暗示,主试在体验采样研究结束后向所有参与初选的被试说明了研究意图。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

为确保数据有效性,在正式数据分析前,对采样数据进行清洗。处理规则如下：(1)前3次采样作为练习,不参与后续数据分析;(2)短信发出后的15 min内未提交数据,此次数据作废;(3)所有题项评分完全相同,此次数据作废;(4)作答时间短于20 s,此次数据作废;(5)同一采样点提交了两次数据,保留较早提交的数据;(6)连续2天没有作出有效反应,该名被试所有数据作废。

在剔除所有不合格数据之后,符合研究要求的被试共 100名,共收集到有效体验采样数据 5469条(每条数据是对 PANAS所有题项的完整作答)。所有被试在 15天的平均有效反应率达到 76%,其中最少的提交了 29次有效数据,有效反应率为41%;最多的提交了69次有效数据,有效反应率达到 99%。3组被试在有效反应率上没有显著差异,

(2,97)=0.13,

=0.878。

我们对清洗后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得出以下6个变量：

(1)情绪强度和情绪频率

具体情绪有两个基本成分：情绪强度(emotion intensity)和情绪频率(emotion frequency),其中情绪强度是个体体验到某种情绪的主观强度,情绪频率是个体在一段时间内体验到某种情绪的频率(Diener,Larsen,Levine,&Emmons,1985;Schimmack&Diener,1997)。遵循Schimmack和Diener的建议,以一名被试在 PANAS中对“欣喜的”评分为例,我们将该名被试所有有效采样中对该描述词大于1的评分加总平均作为被试在该情绪强度的得分,将评分大于1的次数占有效采样数的比例作为该情绪频率得分。

(2)情绪平衡

Bradburn在幸福感的研究中最早提出“情感平衡”(affect balance)的概念,他认为个体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相对水平决定了个体是否产生幸福的主观体验,对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也证明了Bradburn的观点(严标宾,郑雪,邱林,2003)。Carstensen等人(2011)指出,个体在日常情绪状态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相对差异反映了其情绪的总体品质,并将积极情绪评分与消极情绪评分的差值结果称为

积极的情绪体验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我们借鉴了情绪平衡的研究思想和数据处理方法,将每名被试每次有效采样中的 PA得分减去 NA得分,计算出情绪平衡得分,再将所有有效采样中的情绪平衡得分加总平均,作为该名被试的情绪平衡总分。

(3)情绪细腻度

回忆生活中的经历,不难发现有的人能够准确地感受并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有的人却说不清道不明,这就是情绪细腻度,是个体对自身情绪状态表征的细致和精确程度(Barrett et al,2001),即人们是否明确自己此时因何事而体验到何种情绪,并用语言准确表达出来。根据定义,将被试在体验采样期间对每种具体情绪评分间的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作为情绪细腻度的指标,ICC高,说明个体对不同的具体情绪的区分性程度低,情绪细腻度低;反之,ICC低则情绪细腻度高(Barrett,Quigley,Bliss-Moreau,&Aronson,2004)。然而,ICC的计算受到变量变异度的影响,若变异度很小,即使变量间的一致性很高,ICC的值也无法体现出来;若变异度很大,即使一致性很低,ICC的值也会很大(杨建锋,王重鸣,2008)。换言之,ICC受到被试变量变异度的强烈影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ICC的灵敏度可能会降低,甚至失灵。因此,本研究改进了计算方法,先计算每名被试每次有效采样中对所有具体情绪评分的标准差,将所有的标准差加总平均,作为情绪细腻度得分。

(4)情绪广度

我们采用 Ong和 Bergeman(2004)以及 Grühn等人(2013)建议的主成分个数作为情绪广度的数量指标。我们对每名被试在所有有效采样中的情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个数则反映了情绪体验的范围和广度。主成分个数多,表明被试体验到的情绪种类多,说明情绪广度大;主成分个数少,表明体验到的情绪种类单一,情绪广度小。

(5)混合情绪

运用研究者普遍使用的混合情绪公式 MA=PA + NA − |PA − NA|来计算混合情绪得分(Ersner-Hershfield,Mikels,Sullivan,&Carstensen,2008)。

所有数据录入SPSS 19.0进行处理与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日常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方式的总体情况

被试在 18种具体情绪的平均情绪频率和情绪强度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被试在日常生活中报告最多的积极情绪是“精力充沛”、“活跃”和“充满热情”;在消极情绪方面,报告最多的是“战战兢兢”和“紧张”。总体来看,被试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情绪强度较弱,表现出平静而稳定的特点。

表1 18种具体情绪的情绪强度和情绪频率(M ±SD)

接着,计算出每名被试的平均积极情绪得分和消极情绪得分,而后得出所有被试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评分上的频率分布,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评分的频率分布情况

对所有采样数据进行分布检验,积极情绪的偏度系数

=1.15,峰度系数

=1.18;消极情绪的偏度系数

=2.03,峰度系数

=4.65,都呈现正偏态高峰度分布,这说明被试大多数时间处于平静状态,较少出现极度强烈的积极或消极情绪体验,符合研究设计。表2反映了被试对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调节的一般模式。配对样本

检验的结果显示,对消极情绪的调节过程中,被试使用忽视多于抑制,

(99)=3.44,

0.01,

Cohen’s d

=0.49,重视多于宣泄,

(99)=4.58,

0.001,

=0.65;积极情绪调节过程中,使用重视多于宣泄,

(99)=4.03,

0.001,

=0.57,而忽视与抑制的使用频率没有显著差异。另外,消极情绪调节方式中,原因调节多于反应调节,

(99)=18.06,

0.001,

=0.57;减弱型调节多于增强型调节,

(99)=9.55,

<0.001,

=0.36;积极情绪调节方式中,增强型调节多于减弱型调节,

(99)=3.96,

<0.001,

=0.56。

表2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原因−反应调节方式使用频率比较(M ±SD)

3.2 高、中、低心理弹性组大学生情绪体验特征及情绪调节方式比较

3.2.1 积极消极情绪状态比较

根据高、中、低弹性组的PANAS均分绘制了时序趋势图,见图2。能观察到：(1)3组被试每日的平均积极情绪评分都高于消极情绪。我们推测这与研究的时间背景有关,体验采样期间,正值大学里教学周向考试周的过渡,许多公共和选修课程已结束考试/考查,又逢新旧年交替之际,临近“双旦”,因而总体上积极情绪较多;(2)高心理弹性组每日的平均积极情绪评分都高于其他两组;(3)高、中、低三组被试的情绪评分在积极情绪部分的离散性更大,时序趋势图中有明显变化的时间点也集中在积极情绪部分,大致位于12月20日和12月25日,除去12月14日的练习,12月15日至12月20日算作一个情绪周期,而从 12月 21日始为一个新周期,大体上与自然周吻合。我们推测,可能是经历了周末的休整,新一周的积极情绪水平有了不同幅度的上升。

图2 高、中、低心理弹性组15天体验采样时序趋势图

为进一步验证上图所反应的差异态势,我们对不同心理弹性组被试所报告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Leneve方差同质性检验表明,3组被试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均分上的方差齐性,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心理弹性大学生情绪体验特征比较(M ±SD)

高、中、低三组被试在积极情绪均分、积极情绪频率、积极情绪强度上均有显著的组间差异,

(2,97)=5.24,

0.01,

Cohen’s f

=0.33;

(2,97)=7.50,

<0.01,

=0.39;

(2,97)=6.22,

<0.01,

=0.36。事后多重比较发现：(1)高心理弹性组的积极情绪均分显著高于低弹性组(

0.01),中心理弹性组的积极情绪均分高于低弹性组,其差异呈边缘显著(

=0.052)。(2)高心理弹性组的积极情绪频率显著高于中、低弹性组,分别为

0.05和

0.001,中心理弹性组显著高于低弹性组,

0.05。(3)高、中心理弹性组的积极情绪强度显著大于低弹性组,分别为

0.01,

0.05。高心理弹性组积极情绪强度大于中弹性组,差异呈边缘显著(

=0.062)。对不同心理弹性组被试的情绪平衡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3组被试在情绪平衡上的组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2,97)=4.64,

<0.05,

=0.310。多重比较发现,高心理弹性组的情绪平衡得分显著高于中心理弹性组(

0.05)和低弹性组(

0.01)。

3.2.2 情绪复杂性指标比较

对3组被试在积极情绪细腻度和消极情绪细腻度的分析结果见表4。高、中、低心理弹性组在积极情绪细腻度上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

(2,97)=4.26,

<0.05,

=0.30。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高、中心理弹性组与低弹性组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0.01,

0.05)。

表4 高、中、低心理弹性大学生情绪复杂性指标比较(M ±SD)

3.2.3 情绪调节方式比较

分别从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个方面对 3组被试的 4种情绪调节方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3组心理弹性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问卷评分比较(M ±SD)

在积极情绪调节,高、中、低三组在抑制和宣泄调节(以下称作正性抑制和正性宣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2,97)=3.55,

<0.05,

=0.29和

(2,97)=3.69,

0.05,

=0.28。其中低弹性组的正性抑制得分显著高于高、中弹性组,分别为

0.01,

0.05;而高、中弹性组的正性宣泄得分显著高于低弹性组(

0.01,

0.05)。在消极情绪调节,高、中、低三组在重视调节(以下称为负性重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97)=6.41,

0.01,

=0.36,其中高心理弹性组的负性重视得分显著低于中心理弹性组(

0.01)和低弹性组(

0.05)。

4 讨论

4.1 高、中、低心理弹性者的日常情绪特征

15天体验采样研究发现,大学生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里感到精神充沛,表现出活跃、高昂的情绪状态,最频繁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是紧张、战战兢兢,这符合大学(新)生的身心特点。被试中以低年级学生居多,处于青年早期,身体机能的蓬勃发展使大学生有健康的体魄和充足的精力,加之学习兴趣和热情处于整个大学的全盛时期,因此外部表现活泼矫健,富有生气;而对于校园新文化环境的适应,以及竞争意识的增强等,容易使大学新人感到紧张焦虑,呈现出既开放又惶恐的矛盾情绪特点。

分析结果显示,高心理弹性大学生的积极情绪得分更高,这与已有的众多研究结果一致。在此基础上,我们具体分析了不同心理弹性大学生在频率和强度两个情绪成分上的差异,发现高心理弹性者的日常积极情绪体验更频繁,更强烈,深入证实了此前得出的高心理弹性对应高积极情绪这一结论。

然而,我们发现高、中、低心理弹性大学生的消极情绪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已有一些研究结论一致(Tugade &Fredrickson,2004;应湘,白景瑞,2010),也支持了 Masten(2001)关于“心理弹性者并非刀枪不入、所向无敌”的观点。结果显示,高心理弹性者对消极情绪并不是“免疫”的,其消极情绪均分、强度和频率与其他二组并无差异。Fredrickson及同事(2000)也发现,(高)心理弹性者的情绪自评和生理指标都显示他们在被告知 1min后要进行即兴演讲时同样产生了明显的焦虑情绪。

此外,我们发现高心理弹性组在情绪平衡指标的得分显著高于中、低弹性组,这与席居哲等人(2013)对高中生群体的研究结论一致,并补充了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资料。情绪平衡和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子,情绪平衡不仅是维持身心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个体身心适应状况的重要指标。Fredrickson(2004)指出,提高积极情绪在整体情绪情感的比重对于维持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和促进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高心理弹性者的积极情绪在整体情感生活中的比重更大,这反映了其情绪品质更高,适应性更好,而这一结果也印证了Block和Kremen(1996)提出的“高心理弹性者情绪适应性良好”的观点。

4.2 高、中、低心理弹性者的情绪复杂性特征

情绪复杂性是一个多维度、多取向的概念,我们从情绪广度、混合情绪、积极情绪细腻度、消极情绪细腻度比较了 3组被试在情绪复杂性的差异,结果发现,3组被试在混合情绪、情绪广度和消极情绪细腻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而在积极情绪细腻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高、中心理弹性组的积极情绪细腻度显著高于低分组。根据Grühn等人(2013)的发现,情绪复杂性的 4个测量指标之间相互独立,个体在一个变量上的表现并不影响其他变量上的反应,这一结果印证了他们的观点。

我们并未发现3组被试在情绪广度和混合情绪上有显著差异,而以往研究显示,高心理弹性者在压力状态下仍保持丰富的情绪体验,并且更频繁地体验到混合情绪(Ong &Bergeman,2004)。然而,Zautra,Reich,Davis,Potter和Nicolson(2000)发现,压力与情绪复杂性呈负相关,个体在高压情境中容易出现非此即彼的单一情绪体验,情绪反应刻板。基于这些证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心理弹性者在情绪丰富性和包容性的优势可能仅在压力/逆境中显现,以缓冲压力对个体的消极影响。Masten(2001)曾提出一类调节因子,其功能特点像汽车的安全气囊,由危险因子激活,保护个体身心功能免受损害,而一般情况下不发挥作用。我们的情绪样本取自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情景,压力水平较低,总体情绪体验评分的频率分析也显示,被试大多数时间处于平静或消极情绪水平较低的状态,根据Zautra提出的动态情感模型(dynamic affect model),当个体所处的压力水平较低时,其信息加工容量最大,因此能够同时加工和判断客体的不同维度,体验到的情绪也较丰富。因此我们推测,高心理弹性者的情绪广度和混合情绪是安全气囊式的调节因子,仅在高压条件下起缓冲作用。

对 3组被试在积极情绪细腻度的差异比较发现,高、中心理弹性者的积极情绪细腻度显著高于低分者,这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当体验到压力时,积极情绪细腻度高的个体更少使用转移注意的方式来回避应对,相反地,他们在应对过程中更加专注,有意识地付出更多努力,决策时谨慎而全面地思考,避免冲动处置,这让他们在压力面前更具前瞻性和坚韧性(Tugade,Fredrickson,&Barrett,2004)。根据Clore和 Storbeck(2006)提出的情绪信息理论(affect-as-information),情绪具有重要的信息、组织和动机功能,在判断和决策过程中是重要的信息源,情绪的主观体验为个体的认知评估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信息,其中效价提供了关于目前情境威胁程度的信息,唤醒度能反映目标客体/情境对个体的重要性,因此,全面而准确地识别和理解情绪能为个体的知觉、认知和行动提供丰富的信息,这也包括对情绪调节过程的指导。情绪智力理论也提出,对情绪的知觉、评估和表达是情绪智力的基石,人们总是在认知自身情绪的基础上对情绪进行调控(卢家楣,2005)。由此可知,情绪复杂性不仅是情绪体验成分的重要特征,也是情绪觉察和情绪调节的基础,它能够指导个体在环境中实现成功应对和良好适应。

已有研究证实,积极情绪细腻度高的个体有更多的正念状态(mindfulness),他们对自身情绪体验保持好奇、接纳和开放性,能更细致地觉察和理解自身情绪,而对积极情绪的正念又会持续激发出更多的积极体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帮助建构应对资源(Fogarty et al.,2015;Hill &Updegraff,2012)。Kang和Shaver(2004)也发现,高情绪细腻度的个体对内外部环境及其二者间的平衡保持敏感而细致的觉察,追求新体验和新挑战,富于想象和创新,通过不断创造新体验和新经历而逐渐丰富自己的内心,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应对挑战。

我们并没有发现高心理弹性者具有更高的消极情绪细腻度,这看似与以往一些研究结论不符(Barrett et al.,2001;Ong &Bergeman,2004),实则促进了对心理弹性与情绪细腻度关系的深入探讨。根据Barrett等人(2001)的理论,消极情绪细腻度高的个体,在中等或高度压力情境中,大脑会激活丰富的情绪知识,促进对情绪信息的精细加工,提高情绪自我调节效率,帮助快速恢复情绪平衡。其他相关研究也表明,消极情绪细腻度对个体适应的积极作用是通过在压力情境中促进消极情绪调节而实现的(Demiralp et al.,2012;Kashdan &Farmer,2014;Zaki et al.,2013)。相比之下,本研究聚焦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情境,因消极情绪的威胁不明显,消极情绪调节的需要也不迫切,高消极情绪细腻度的优势在此便失去了“用武之地”,未得彰显。

4.3 高、中、低心理弹性者的情绪调节特点

从总体上看,被试在消极情绪调节中使用原因调节多于反应调节,减弱型调节多于增强型调节,在积极情绪调节中使用增强型调节多于减弱型调节,这与黄敏儿和郭德俊(200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通过从情绪的发生端来调整自己的消极情绪,修正对情绪刺激的加工评价,这是维持和增强情绪的重要过程。认知评价能直接调整和改变个体的主观感受,间接调节其他心理过程,这也揭示了原因调节的适应意义。

进一步考察发现,高心理弹性者在面对积极情绪时相对更多地使用宣泄而少用抑制,在消极情绪调节中相对少使用认知重视,席居哲等人(2013)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具体来说,在积极情绪调节中,高心理弹性者在情绪反应端更多地以表情宣泄的方式充分表达积极感受,保持和增强了积极情绪体验,而面对消极情绪,低心理弹性者在情绪输入端更多地使用认知重视,可能导致消极情绪不减反增。

情绪调节方式直接影响情绪成分的变化,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会使主观体验和生理反应产生不同的变化。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当运用认知重视调节消极情绪时,个体的杏仁核激活水平增强(Ochsner et al.,2004)。张萌萌(2012)对愉悦情绪调节方式的 ERP研究也发现,宣泄能增强愉悦体验,同时相对减弱生理激活水平,而抑制的效果恰得其反。黄敏儿和郭德俊(2002)发现,对消极情绪的认知重视会增强消极的主观感受,而对积极情绪的宣泄会增强积极体验,并仅引起较低水平的生理唤醒,此外,对积极情绪的抑制不仅不能降低主观感受,反而增强生理唤起,引起交感神经的持续激活。综上推测,在积极情绪状态下,高心理弹性者因更多地采用宣泄调节而进一步维持和增强了积极情绪,长期积累成为高心理弹性者的内部资源;低心理弹性者更多地使用表情抑制以减弱积极情绪表现,虽有效地掩饰了情绪反应,但并不会减弱主观感受,反而会增强交感神经激活,持续反复可能不利于躯体健康。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运用体验采样法,考察了不同心理弹性大学生在日常情绪生活中的差异,尝试揭示促进心理弹性发展的重要情绪特征。研究发现,高心理弹性大学生(1)具有积极情绪心境化的特点,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情绪体验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2)拥有高质量的情绪情感,情绪平衡能力更好。(3)积极情绪细腻度更高,但未发现与低心理弹性者在情绪广度、混合情绪和消极情绪细腻度有显著差异。我们推测,情绪广度、混合情绪和消极情绪细腻度可能仅在显著压力条件下发挥作用,充当安全气囊式的调节因子,具有在不利处境中缓冲负面影响的功能。(4)在积极情绪调节过程中更多地运用宣泄,而少用抑制;在消极情绪调节中,相比低心理弹性者更少使用认知重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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