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行为的干预：计划行为理论和实施意向的影响*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1)

1 引言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古诗《明日歌》所描绘的拖延行为,现代社会也不少见,不仅常见于学习(楚翘,肖蓉,林倩,2010)和工作领域(Ferrari,Díaz-Morales,O'Callaghan,Díaz,&Argumedo,2007),还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各领域(Klingsieck,2013a)。除了影响任务完成外,拖延还会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如学习效果下降(Kim &Seo,2015)、职业生涯发展受阻(Nguyen,Steel,&Ferrari,2013)和身心健康受损(Stead,Shanahan,&Neufeld,2010)。如何克服拖延行为是研究和实践工作者以及拖延者本身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Owens,Bowman,&Dill,2008)。

新近一项研究尝试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来探讨如何克服拖延行为(林琳,白新文,2014)。该研究发现,较强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和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均能显著降低拖延程度,并且行为意向是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影响拖延的中介机制。这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可以作为统领性框架,为理解和克服拖延行为提供理论指导。但到目前为止,拖延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三点不足。首先,没有达成预设目标的拖延,常常并非因为缺乏行为意向,而是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差距(Sheeran,2002)。事实上,拖延者自己也清醒意识到拖延的负面后果,并有强烈意愿去克服拖延(Ariely &Wertenbroch,2002)。由此可见,仅有意愿并不足够,还要有具体的行动计划。第二,拖延行为的实证研究大多注重寻找其前因后果,而较少关注干预研究。后者对于无论是在理论上确定因果关系,还是在实践上克服拖延,都有着重要意义(Owens et al.,2008)。第三,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各因素如何影响最终目标达成情况——即拖延程度,而较少关注目标达成的动态过程。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实验干预的方法,用日记法全程记录预设目标的达成情况,在计划行为理论这一指导框架基础上,探讨通过实验操纵实施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即围绕目标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能否有效降低拖延程度和加速目标达成。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计划行为理论与拖延行为

拖延指有意延迟开始或延后完成应做或计划要做的事情,其实质是回避执行目标导向行为,即意向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差异(Steel,2007)。这正与计划行为理论相匹配。计划行为理论从意向与行为间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其核心观点是,行为意向是决定行为的直接因素,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则是决定行为意向高低的三个预测因素(Ajzen,1991)。行为意向是启动行为的动机要素,反映了个体为实现目标而付出努力的意愿强度。行为态度是个体对行动目标的评价;主观规范是个体对于是否实施目标导向行为的压力的感知;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对实现目标的可控程度的判断。个体对目标的态度越积极,知觉到的主观规范越强,行为控制感越强,实施目标导向行为的意向就越强烈,从而执行该行为的可能性就更大。换而言之,行为意向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影响实际行为的中介机制。

众多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对个体是否从事诸如体育锻炼、规则遵守、节食、成瘾戒断、冒险等需要自我调控的行为具有良好解释力(Armitage &Conner,2001;McEachan,Conner,Taylor,&Lawton,2011)。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Claessens,van Eerde,Rutte,&Roe,2010;Payne,Jones,&Harris,2010;Pychyl,Lee,Thibodeau,&Blunt,2000;林琳,白新文,2014),本研究也预期,计划行为理论的4个核心变量显著预测拖延程度。元分析结果表明,对所设定目标形成明确的行为意向,可激励个体尽快启动行动,在行动过程中投入程度更高(Webb &Sheeran,2006)。毫无疑问,这有助于降低拖延和最终实现预定目标。此外,众多研究表明(Ajzen,2011;McEachan et al.,2011),对预定目标持积极评价,如喜欢或认可其价值;或对完成目标有信心、有可控感;或因未能如期完成任务而导致很大压力的情况下,个体执行目标导向行为的意向更强。综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91)及新近研究结果(Payne et al.,2010;林琳,白新文,2014),本研究预期,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会通过强化执行目标导向行为的意向间接提高目标达成率,降低拖延程度。

假设 1：行为态度(H1a)、知觉行为控制(H1b)和主观规范(H1c)通过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降低拖延行为的程度。

2.2 实施意向与拖延行为

然而,不少研究也表明,行为意向影响实际行为的效应量中等偏下,仅形成行为意向并不足以完全克服拖延行为(Webb &Sheeran,2006)。行为意向是个体实现目标的动机因素,人们之所以没有完成预定目标,往往并非缺乏动机。恰恰相反,多数拖延者都有强烈的意愿(Ariely &Wertenbroch,2002),只是没有付诸行动或行动出现偏差,最终导致行为意向和结果之间存在差距(Steel,2007)。Gollwitzer和Sheeran(2006)总结了其主要原因：(1)没有在恰当时机和条件下启动行动;(2)行动过程中受额外因素干扰而没有坚持;(3)预定目标不再有效但没有及时调整,而是受沉没成本影响而继续无效投入;(4)当总目标包含一系列子目标或子任务时,对某子任务过度投入影响了其他子任务的执行。因此,个体要实现预定目标,除了有行为意向之外,还需要付诸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实施自我监控。

形成实施意向正是一种有效的自我监控手段(Gollwitzer &Sheeran,2006)。实施意向是指个体关于如何实现预定目标的行动倾向。实施意向强的个体,表现出来,就是制定了实现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即明确了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采取何种行动,并以“如果−那么(if-then)”的结构加以表述(Gollwitzer,1993,1999)。“如果”成分指启动行为的情境线索或条件,“那么”成分指有助于目标实现的行动。实施意向和行为意向都是目标达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两者存在根本区别(Gollwitzer,1999;Sheeran &Orbell,1999)。实施意向是如何完成任务的具体行动倾向(可表述为“当情境A出现时,我就实施行动B”),表现为制定了实现目标的行动计划;而行为意向则是目标达成的动机因素(可表述为“我想实现目标 C”),反映了个体实现目标的意愿的强烈程度(Gollwitzer &Sheeran,2006)。

形成实施意向之所以有助于目标达成,主要有两点原因(Webb &Sheeran,2007,2008)。第一,使得个体对情景线索更加敏感,从而帮助行动者更好识别利于采取行动的恰当时机。第二,增强了情境线索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连结(cue-response linkage),一旦时机出现,个体能更快、更高效地启动目标导向行为。除此之外,行动方案还有助于个体在实施过程中记住目标是什么,并有效抵制额外诱因的诱惑,保证行动不会偏离目标(van Koningsbruggen,Stroebe,Papies,&Aarts,2011)。Owens等(2008)的实验证明,被试形成明确的行动计划时,按原计划完成任务的几率是控制组的8倍。综上,实施意向有助于个体在行动过程中更好自我监控,从而提高目标达成率和减少拖延(Harkin et al.,2016)。由此提出：

假设 2：实施意向降低拖延行为的程度,实施意向越强,拖延行为程度越低。

形成实施意向还可以通过增强行为意向和行为之间的连结(McCrea,Penningroth,&Radakovich,2015;Sheeran &Orbell,1999),从而减少拖延。换而言之,实施意向会正向调节行为意向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当实现目标的行为意向较强时,个体付诸行动的动机水平较高(Ajzen,1991),而制定实施计划可通过如下三个方面将动机转化为实际行动。第一,明确的行动计划让个体对行动时机更加敏感,一旦具备条件,就能快速启动相应的目标导向行为(Gollwitzer &Sheeran,2006)。第二,在相对较长的行动过程中,实施意向帮助个体保持最初的动机状态,从而维持整个过程的投入程度(Sheeran,Webb,&Gollwitzer,2005)。第三,最终目标常常分解为若干子目标并分阶段逐步实现,阶段性目标实现后,所制定的行动计划还帮助个体顺利启动下一阶段行动,从而有助于从行动阶段的顺利过渡(Armitage,2006)。综上,实施意向使得动机的作用贯穿于目标实现全过程,从而增强了行为意向和行动之间的连结。

假设3：实施意向和行为意向的交互作用影响拖延行为,行为意向和实施意向均较强时,拖延行为更少。

2.3 拖延的动态过程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拖延的影响因素及其所导致的后果(Kim &Seo,2015;Steel,2007;van Eerde,2003)。然而,拖延不仅仅是相对稳定的个体特质,也不仅仅体现于时间截止时目标达成的程度高低,拖延同时还表现为随时间以及外界条件变化而动态变化的行为。描绘目标实现的轨迹——即时间与目标达成程度的曲线——是考察拖延动态过程的最佳方法(Dewitte &Schouwenburg,2002)。毫无疑问,这需要开展纵向追踪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有数项纵向研究探讨拖延的变化特征。例如Pychyl等(2000)采用经验采样法连续跟踪45名大学生考试前5天的行为,要求学生每天的随机 8个时间点报告当下正在执行的任务的内容、特征及拖延情况。结果发现,拖延多见于不愉悦、压力大和困难的任务,学生更愿意完成令自己愉悦而非重要的任务。Claessens等(2010)考察了29名研发人员连续10个工作日的当天任务完成情况,结果发现,优先程度高、紧急的任务较少拖延,重要性低而不是高的任务反而较少拖延。此外,个体特征如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时间管理能力高的员工更少拖延。Payne等(2010)连续跟踪42名员工在14个工作日里参加锻炼的情况,发现高工作负荷常常导致锻炼计划无法实现。Moon和 Illingworth(2005)考察了303名选修同一课程的大学生整个学期的学业行为。课程要求学生在整个学期的不同时间点完成5个在线知识测试,每个测试仅开放1周,用测试开放到实际完成测试的时间差来测量拖延程度。结果发现,特质拖延与行为拖延正相关,而尽责性则与行为拖延负相关。

与横断面研究相比,上述几项纵向研究的优势在于能更好探索因果关系、提高变量测量稳定性和控制个体差异。但由于没有分析拖延程度多次测量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均没有真正描绘拖延的动态变化过程。与此不同,Dewitte和 Schouwenburg(2002)跟踪了21名大学生考试前11周里每周投入学习的实际时间长短,并描绘投入程度随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的趋势。结果发现,投入程度和时间呈双曲线关系(hyperbolic curve),即前 9周投入程度均很低,临近考试的最后一周投入程度陡然增加,表现为翘尾现象。Howell,Watson,Powell和Buro(2006)也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是拖到最后时限才会提交课程作业。然而,这些研究仅限于描述拖延行为随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的特征,但并没有探讨动态变化形态受哪些因素影响。

本研究也拟揭示拖延的动态变化过程,并探讨动态过程受哪些因素影响。目标达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自我调控过程(Harkin et al.,2016),要加速这一过程,需要做到两点：尽早启动目标导向行动,并且在行动过程中排除额外因素干扰。尽管尚未有直接的实证研究,基于已有结果可推论,计划行为理论也适用于解释拖延行为的动态过程。例如,对目标所持态度越积极,就越有可能尽早安排实施(Claessens et al.,2010);完成目标的可控性越高,就越有信心排除额外因素干扰(Klassen,Krawchuk,&Rajani,2008);知觉到的行为规范是个体自我调控的外部信息来源,规范越强,尽早采取行动的压力就大(Eggens,van der Werf,&Bosker,2008);行为意向越强烈,尽早行动以及排除无关因素干扰的动机就越强(Gollwitzer &Sheeran,2006)。综合来看,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和行为意向越强,任务完成的速度就更快,由此提出：

假设4：行为态度(H4a)、知觉行为控制(H4b)、主观规范(H4c)和行为意向(H4d)越强,任务完成的速度更快。

研究也表明,实施意向也影响行为启动和维持这两个目标达成的关键阶段。通常人们所设置的并非即时目标,而是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完成。因此,记住所设置的目标是首要第一步。而预期目标未能达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就是人们忘记了初始意图(Einstein,McDaniel,Williford,Pagan,&Dismukes,2003)。Rummel,Einstein和Rampey(2012)的研究表明,形成实施意向能提高个体对预定目标的提取效率。McCrea等(201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表明,制定“如果−那么”计划除了提高对预期目标的记忆效果之外,还能增强情境线索和和行为反应之间的连结强度,当情境线索出现时,个体启动相应行为的速度更快。除了如期启动行动之外,保证在整个过程中不受额外因素干扰,对加速目标达成过程也很关键。Wieber,von Suchodoletz,Heikamp,Trommsdorff和Gollwitzer(2011)的研究表明,制定“如果−那么”计划帮助个体更好屏蔽分心因素对当前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分心物的干扰程度较高时,其效果更明显。综上所述,个体通过制定行动计划,可以更好记住预设目标,在具备适宜条件时更快启动行动,并能在过程中排除其他因素干扰。因而我们预期,实施意向帮助个体更好地自我监控,提高目标达成的速度。

假设5：形成实施意向时,任务完成的速度更快。

3 方法

3.1 研究情境、样本与流程

为捕捉拖延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及计划行为理论和实施意向在其中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实验操纵实施意向,采用日记法进行为期 5天的纵向追踪。以商学院4个专业班共134名大三学生为对象,其中男生 51名(占 38.1%),平均年龄 21.1岁(标准差为0.8)。在春季学期的期中阶段(4月中旬)进行数据收集。学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列举计划在接下来一周内完成的与学习相关的5项任务。其中一人仅列举了3项任务,最终获得了668项有效任务。上述群体和情境保证了被试的自主性,从而更能体现发挥自我监控的作用(Harkin et al.,2016)。具体而言,(1)自主选择任务和设定目标,而非完成有硬性期限的统一任务(如按时提交作业);(2)与其他年级相比,大三学生在学习活动安排上有更大自由度;(3)期中阶段,学生尚未面对期末考试压力,能更自主安排活动。

被试首先填写个人基本情况问卷,一周后的周日晚上,列举 5项任务,然后针对每一项任务进行评价(测量条目见“3.3变量测量”部分)。接下来一周每个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晚上8～12点之间,报告截止到目前所列举每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共 3340个数据点。任务完成情况通过网络问卷收集,为了保证准确性,每天晚上8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网络问卷链接,问卷仅在晚8～12点期间开放,其他时间无法填答。为降低社会称许性的影响,告知学生这是一项关于时间管理的研究,匿名参加,所有资料会严格保密。

3.2 变量操纵

本研究操纵实施意向,分有或无两个水平,以班为单位,随机将某个班分配到其中一个水平,其中有实施意向组2个班78人,无实施意向组2个班56人。形成实施意向就是制定明确的任务执行计划,即明确何时、何地、如何实施行动(Gollwitzer,1999)。我们采用Payne等(2010)的方法指导被试形成实施意向。具体而言,要求有实施意向组的被试在列举一周学习任务并完成任务评价之后,针对每一项任务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包括“预计何时开始”、“预计何时完成”、“预计花费时间”、“打算如何完成”、“可能遇到的困难或干扰”以及“如何解决上述困难或干扰”。Prestwich,Perugini和 Hurling(2009)研究表明,在行动过程中提醒被试关注自己制定的行动计划,能更好发挥实施意向的效果。本研究也借鉴这种方法,每天上午 10点给实施意向操纵组的被试发送手机短信,内容为：“请回想您本周的具体计划并继续执行,需要时可做调整。调查仍在继续,请您按时参与,谢谢！”。无操纵组的被试仅列举 5项任务,但不需要进一步制定实施计划。为控制提醒短信的影响,每天上午10点也给无实施意向组被试发送手机短信,内容为：“调查仍在继续,请您按时参与。谢谢！”

3.3 变量测量

拖延行为

。截至预定期限的任务完成量反映了拖延程度,是拖延行为的常用测量指标(Claessens et al.,2010;Scher &Ferrari,2001)。任务完成量越低,拖延程度越高。本研究也采用这种方法。具体而言,要求被试在每个工作日晚上,针对所列举的每一项任务,报告“与本周初计划相比,请估计到此刻为止,此项任务完成的百分比”(0=尚未开始,1=10%,10=100%,每等级以10%递增)。

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

。正如Ajzen(2002)所指出,由于行为具有高度特异性,并不存在标准或通用的计划行为理论的问卷。研究者需要根据所探讨的具体行为的性质编制测量条目。根据Ajzen(2002)的建议,本研究针对学习任务的特点编制了各变量的测量条目(详见附录),要求被试采用Likert5点量表评价(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态度共7个项目,代表性题目为“完成该项任务是重要的”和“该项任务是我喜欢的”,同质性系数α=0.81。知觉行为控制共 5个条目,代表性题目如“我能够控制这项任务的进展”,α=0.90。主观规范共3个条目,代表性题目如“我的大多数同学很重视此类任务”,α=0.91。行为意向共3个条目,代表性题目如“我想要完成这项任务”,α=0.87。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计划行为理论各变量测量的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测量条目分别负载于各自潜变量,构建假设的四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模型拟合度指数符合要求(χ(127)=613.85,

p

<0.01,χ/

df

=4.59,CFI=0.95,TLI=0.94,RMSEA=0.076,SRMR=0.072);所有测量条目在其相应潜变量的标准化因素负荷在0.67～0.98之间,且极其显著。这表明条目对应于各预定潜变量,结构效度满足要求。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中低程度相关(相关系数在0.08～0.42之间),这表明这些变量相对对立。进一步将 4个因素两两合并,得到一系列备择模型,其拟合都显著变差(χ(130)=1246.6～2888.67,

p

s <0.01,χ/

df

=9.59～22.22,CFI=0.80～0.88,TLI=0.66～0.86,RMSEA=0.113～0.178,SRMR=0.087～0.194),其显著比假设的四因素模型差(Δχ(3)=632.75～2274.82,

p

s <0.01)。这表明区分效度也达到要求。此外,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单因素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很差(χ(135)=6353.72,

p

<0.01,χ/

df

=47.06,CFI=0.35,TLI=0.26,RMSEA=0.269,SRMR=0.194),这表明自我报告所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不大(Podsakoff,MacKenzie,Lee,&Podsakoff,2003)。

控制变量

。拖延特质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个人特质,会影响拖延行为(Howell et al.,2006);男性较之女性拖延更多(Steel,2007);尽责性高、神经质低的人,拖延程度低(黄真浩,白新文,林琳,宋莹,2014)。故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拖延特质采用 Lay(1986)编制、楚翘等(2010)翻译的一般拖延量表,共20个条目,α=0.85,得分越高,拖延特质越突出。采用大五人格简表测量尽责性和神经质(Cheung et al.,2001),α分别为0.76和0.78。

3.4 分析策略

134名被试列举了668项任务,连续5个工作日报告截至当天每项任务的完成量,共 3340个数据点,形成了每天−任务−个体的三层嵌套关系。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来分析数据,三个层次的模型简要说明如下。因变量是任务完成量,三层自变量分别是：第1层是时间;第2层是计划行为理论4个变量;第3层是实施意向、以及个体层面4个控制变量(性别、尽责性、神经质、拖延特质)和第2层4个自变量的组均值。为更清晰说明各个层次的变量关系,以计划行为理论各变量和实施意向操纵如何影响任务完成量和完成速度(即表2的模型6)为例,列出多层线性模型(为简化公式,省略第 3层的控制变量),如下。

4 结果

4.1 变量操纵有效性检验

在最后一次(即周五晚)报告任务完成情况之后,还要求被试回答用于检验实施意向操纵有效性的题目。实施意向的核心是指导被试制定如何完成任务的行动计划,因而要求被试回答在设定本周的学习计划时,是否制定了明确具体的实施方案,是否预料到完成学习任务可能存在的困难或干扰,以及针对可能存在的困难或干扰,是否提前思考了解决办法(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进行协方差分析,纳入性别、尽责性、神经质和拖延特质四个控制变量为协变量,结果显示,实施意向操纵组得分(

M

=3.72)显著高于无操纵组(

M

=3.38),

F

(1,128)=12.70,

p

<0.01,partial η=0.09。因此,实施意向的操纵有效。

4.2 描述统计及初步分析

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到,计划行为理论的4个变量均与每项任务完成量显著正相关(

r

=0.14～0.25),这为验证假设1提供初步支持。实施意向操纵与个人任务完成量显著正相关(

r

=0.28),表明操纵组完成量更高,为假设2的检验提供初步证据。由于以班级为单位随机分配实验条件,为检验班级本身的差异是否影响实验结果,以班级为自变量进行一系列方差分析,结果发现:(1)计划行为理论的4个变量上,班级主效应均不显著(

F

(3,130)=0.05～1.27,

ns

);(2)作为控制变量的三种个人特质,即拖延倾向、尽责性和神经质,班级差异不显著(

F

(3,130)=0.95～2.15,

ns

);(3)分别比较实施意向操纵组和无操纵组内部两个班级的每天任务完成量,发现差异不显著(操纵组：

F

(1,76)=0.02～1.40,

ns

;无操纵组：

F

(1,54)=0.01～1.86,

ns

)。以上结果表明,班级因素不会干扰实验效应。接下来进行正式的假设验证。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4.3 针对拖延程度的假设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存在三个层次的嵌套关系,我们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HLM)来分析,结果见表2。首先构建零模型1以检验任务完成量是否在任务层面和个体层面有足够变异。结果发现,任务完成量在任务层面(

t

=395.82,

p

<0.01,ICC(1)=0.27)和个体层面(

t

=159.17,

p

<0.01,ICC(1)=0.11)的方差成分均显著,其总体变异的 27%和 11%分别由任务特征和个体差异所解释。这说明需要采用多层模型来分析数据,以控制嵌套数据的非完全独立性所导致的误差。由于研究假设涉及到跨层主效应及调节效应,为得到其无偏估计,借鉴Hofmann和Gavin(1998)的建议,对第二层的自变量进行组中心化(即减去个体均值),并将其个体均值加入第三层作为控制变量。假设1预期行为意向中介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对任务完成量的影响,其检验对应于HLM 模型中任务层预测变量对任务完成量的主效应。采用Baron和Kenny(1986)的三步法来检验中介效应。第一步检验三个变量的主效应,模型2表明,控制了个体特质的影响后,态度(

g=

11.48,

t

(664)=4.55,

p

<0.01)、知觉行为控制(

g=

7.99,

t

(664)=3.50,

p

<0.01)和主观规范(

g=

3.17,

t

(664)=1.98,

p

<0.05)均显著预测任务完成量,中介效应的条件1成立。第二步检验三个自变量对中介变量——行为意向的影响。以行为意向作为因变量,HLM的零模型2结果表明,行为意向在个体层面(

t

=0.17,

p

<0.01,ICC(1)=0.46)的变异显著,解释了其46%的总体变异,因而也需要采用多层模型来分析。控制个体层面4个控制变量影响后,将计划行为理论三个自变量加入方程后(模型 8),行为态度(

g

=0.30,

t

(657)=8.79,

p

<0.01)、知觉行为控制(

g

=0.37,

t

(657)=10.93,

p

<0.01)和主观规范(

g

=0.08,

t

(657)=3.30,

p

<0.01)均显著预测行为意向,共同解释了行为意向35%的变异。行为意向起中介作用的条件2成立。

表2 计划行为理论4个变量和实施意向影响拖延行为程度及其过程的HLM分析结果

第三步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模型3结果显示,行为意向(

g=

5.45,

t

(663)=2.04,

p

<0.05)显著预测任务完成量;与模型2相比,行为态度(

g=

9.84,

t

(663)=3.67,

p

<0.01)和知觉行为控制(

g=

5.99,

t

(663)=2.59,

p

<0.01)的系数变小。Sobel检验表明,行为态度(

z

=1.99,

p

<0.05)和知觉行为控制(

z

=2.01,

p

<0.05)经由行为意向影响任务完成量的中介效应显著。虽然模型3主观规范(

g=

2.75,

t

(663)=1.72,

ns

)的系数不再显著,但Sobel检验结果发现,其经由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z

=1.74,

p

=0.08)。综上,假设1a和1b得到验证,而假设1c则没有得到验证。假设2预期,形成明确的实施意向有助于降低拖延程度,任务完成量更高。实施意向是第三层预测变量,该检验对应于HLM模型中第3层预测变量对任务完成量的主效应。模型4结果表明,实施意向显著正向预测任务完成量(

g=

7.16,

t

(124)=2.88,

p

<0.01)。鉴于本研究对实施意向进行实验操纵,纳入 4个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实施意向操纵组的平均任务完成量(

M

=81.28,

SD

=19.59)显著高于无操纵组(

M

=68.46,

SD

=24.15),

F

(1,128)=12.48,

p

<0.01,partial η=0.09。HLM和协方差分析结果一致说明,假设2成立。假设3预测,行为意向和实施意向存在交互作用,形成明确实施意向后,行为意向越强,拖延程度越低。两者分别是第2层和第3层预测变量,在HLM模型中,体现为两者的跨层交互作用。如模型5所示,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g=

7.45,

t

(132)=1.61,

ns

),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

4.4 针对拖延动态过程的假设检验

假设4预测,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和行为意向越强,任务完成速度也越快;假设5则预测,形成明确的实施意向后,任务完成速度更快。在 HLM 建模中,任务完成速度指时间预测任务完成量的斜率,因而检验这两个假设实质上是考察上述因素和时间的跨层交互作用。模型6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的 4个核心变量中,仅知觉行为控制和时间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g=

1.61,

t

(663)=1.96,

p

<0.05);实施意向和时间的交互作用也显著(

g=

1.95,

t

(132)=2.07,

p

<0.05)。为进一步揭示交互作用方向是否与假设相符,采用Preacher,Curran和Bauer(2006)的方法检验简单斜率并绘制示意图(分别见图1及图2)。具体而言,分别检验知觉行为控制高或低于1个标准差情况下,任务完成量随时间变化的简单斜率是否显著。结果发现,两个简单斜率均显著,但知觉行为控制高时,简单斜率更大(

g

=15.62,

t

(663)=24.34,

p

<0.01;

g

=13.85,

t

(663)=21.58,

p

<0.01)。换而言之,知觉行为控制高时,任务完成速度更快,假设4b得到验证。假设4的其他三个子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同样检验有无实施意向操纵的简单斜率,结果发现,简单斜率均显著,但有操纵时,简单斜率更大(

g

=15.55,

t

(132)=25.48,

p

<0.01;

g

=13.60,

t

(132)=22.46,

p

<0.01)。换而言之,形成明确实施意向后,任务完成速度更快,假设5得到验证。

图1 知觉行为控制提高任务完成速度的示意图

图2 实施意向提高任务完成速度的示意图

5 讨论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框架,通过实验操纵实施意向,考察计划行为理论和实施意向如何影响拖延行为的程度及其动态过程。结果发现,积极的态度、较强的行为控制感和社会规范、形成明确实施计划可有效降低行为拖延;行为控制感和明确实施计划还可以提高任务完成的速度。

与已有研究一致(林琳,白新文,2014),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都显著降低拖延程度,而且行为意向中介了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的效应。这表明,计划行为理论是解释拖延行为的有效理论框架。但与前两者不同,主观规范对拖延行为存在直接影响,但通过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个体在规范约束下形成外部动机,而不是自发形成行动意愿(Ryan &Deci,2000)。综合来看,本研究呼应了Katz,Eilot和Nevo(2014)的研究发现,在自主性动机驱动下,个体能更好调动自己的认知资源来克服拖延。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研究并没有发现临阵磨枪的翘尾现象,而是呈线性增长(

g

14.74,

t

=31.18,

p

<0.01,见表2模型1)。这可能与本研究的任务性质有关。翘尾现象一般见于截止时限统一且由外界所设定的任务,如学生参加考试(Dewitte &Schouwenburg,2002)或提交作业(Howell et al.,2006)等。本研究所考察的任务由被试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列举,虽然计划一周内完成,但并不是硬性规定。在没有明确外部约束情况下,个体发挥自主性和主动性的空间更大,行为意向强弱、是否制定实施方案对任务完成情况和速度快慢的影响更强。事实上,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许多任务均属自主设定且截止期限模糊。本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是解释这类拖延行为的良好理论框架,而设定实施计划是自我调控的可行方法。

尽管实施意向和行为意向降低拖延程度的主效应都显著,但两者作用相对独立,其交互作用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与本研究的任务性质有关。长时程、易受意外因素干扰的任务,例如在日常状态下遵守交通规则(Elliott &Armitage,2006)或控制饮食(Prestwich,Ayres,&Lawton,2008),需要全程自我调控。这时实施意向的作用尤为突出,制定行动计划可显著提高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预测力(Prestwich&Kellar,2014)。然而,本研究仅要求被试列举拟一周内完成的任务,尽管有实施意向组的平均完成率显著高于控制组,但实施意向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后续研究可针对长时程任务,比如季度或者学期学习目标,进一步考察实施意向的调节效应。

5.1 理论贡献

本研究对拖延行为领域有如下几点理论贡献。首先,本研究将实施意向整合到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中,为夯实拖延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作出一定贡献(van Eerde,2003)。计划行为理论揭示了个体克服拖延的动机来源,而实施意向则反映了个体的自我调控过程。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计划行为理论各变量的效应后,实施意向操纵仍显著降低拖延程度,提高任务完成的速度。实施意向操纵组的平均任务完成量(

M

=81.28)比无操纵组(

M

=68.46)高19%,任务完成的速度——即时间预测完成量的斜率(分别为15.55和13.60)——则快14%。

通过操纵实施意向来降低拖延行为,需要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实施意向降低拖延程度和提高预定目标完成速度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已有研究表明,实施意向可能通过三种机制影响拖延行为：帮助个体提高对预设目标的记忆(Rummel et al.,2012),保持对情境线索的敏感性从而更快启动相应行动(McCrea et al.,2015;Webb &Sheeran,2007,2008),以及排除额外因素的干扰(van Koningsbruggen et al.,2011;Wieber et al.,2011)。由于没有对潜在的中介变量进行测量,本研究进行辅助分析以尝试探索。每名被试列举拟在未来一周完成的5项学习相关任务,下面三个指标分别对应于三种机制：(1)自始至终都没有启动的任务数量,很有可能是因为忘记了该任务;(2)在初期(如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任务完成量一定程度反映了行动启动的快慢;(3)已启动但却未最终完成的任务数量,反映了受额外因素干扰的程度。针对这三项指标,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见表3),实施意向操纵组未启动任务数和已启动但未最终完成的任务数均比无操纵组少,初期任务完成量则高于无操纵组。这一定程度上对应于上述的三种作用机制。然而,这仅是基于现有数据的探索性分析结果,后续研究应该继续探讨。

表3 实施意向操纵影响拖延行为的辅助分析结果

本研究另一个理论贡献是,不但探讨了拖延程度的影响因素,还考察任务完成的动态过程,并检验各变量如何影响这一动态过程,丰富了拖延行为研究的内容。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拖延行为的前因或后果,少数几项研究描述了拖延行为的动态过程(Dewitte &Schouwenburg,2002;Howell et al.,2006)。本研究则更进一步探讨动态过程受哪些因素会影响。除了实施意向之外,行为控制感也可加速任务完成的动态过程,行为控制感越高,任务完成的速度越快。另一方面,这对采用计划行为理论作为总体框架的研究也有借鉴作用。无一例外,已有几项研究均采用该理论来解释拖延的程度(Claessens et al.,2010;Payne et al.,2010;Pychyl et al.,2000;林琳,白新文,2014)。正如McEachan等(2011)的元分析结果显示,计划行为理论的诸变量对短期内的行为的解释力度更高,对5个星期之后的行为的解释力度大幅下降。但是该元分析无法说明预测力为何以及如何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而探讨这些变量如何影响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是后续研究的可行方向之一。

再次,本研究综合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提高了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大多数仅采用横断面设计的相关法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操纵关键变量,并采用日记法持续跟踪任务完成的整个过程,从而更好地揭示因果关系。

5.2 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如何进行拖延行为的干预也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正如本研究结果所示,明确实施意向,即根据预定目标制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采取何种行动的行动计划,不但能有效降低拖延程度,而且能加速任务完成的速度。鉴于实施意向的操纵简单易行但效果显著,制定行动计划本身简单易行,无论对于通过自助摆脱拖延困扰的拖延者本人,还是指导或协助他人克服拖延的实践工作者而言,实施意向的操纵都是有效的干预策略。

通过制定行动计划来减少拖延行为的关键点是如何制定行动计划。形成实施意向的精髓在于用“如果−那么(if-then)”的形式来表述的行动计划(Gollwitzer,1993,1999)。“如果…”部分就可以是适合启动行为的内外部条件,也可以是可能存在的困难或干扰因素,而“那么…”部分则明确哪些行动有助于目标达成。通过这种方式制定的行动计划,有助于我们保持对情境线索的敏感性,一旦条件具备,能更快地执行相应行动。对潜在困难的预估,也可以降低这些分心因素的干扰。

5.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后续研究可以从这些方面继续拓展。第一,本研究证明实施意向有助于降低拖延程度和提高预定目标完成速度,但没有揭示其作用机制。尽管辅助分析揭示了三种可能的作用机制,但这仅是基于现有数据进行的初步探索性分析,所构建的三种指标是否能对应于每一种作用机制,还需要后续研究继续加以探讨和验证。

第二,由于被试根据自身情况列举任务,无法采用客观标准来衡量完成程度,只能依赖被试自我报告。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尽量减少测量误差,例如在线匿名填答以降低社会称许性的影响,每天晚上及时采集完成率数据以减少回忆偏差。从数据结果看,总样本的平均完成率为 76%,这一定程度说明被试受社会称许性影响而虚报完成率的倾向不明显。尽管如此,后续研究仍需要考虑如何从多个角度来评估拖延程度,力争在同一项研究中能进行交叉验证。

第三,本研究虽然采用纵向追踪设计,但仅持续一周,整个时程较短,后续研究应该在较长时程下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在探讨拖延行为的动态过程和规律时,长时程的研究设计非常必要,能更加充分揭示各变量的影响效应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最后,本研究设计上的几个特点,可能影响结果的可推广性。一方面,被试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列举任务,研究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统一分配任务、明确规定截止时限的情境中去(如学生提交课程作业、科研人员提交研究申请书等)。另一方面,本研究探讨了学生的学业拖延行为,研究结果如果推广到其他群体或情境,比如在职员工群体,或健康与锻炼行为时,需要较为谨慎。事实上,探讨不同领域的拖延行为的异同正是后续重要方向之一(Klingsieck,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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