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及性别差异*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1 前言

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SNS)是基于网络的社交服务平台,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普及率。相关数据显示,青少年占社交网站用户群体的33.8%,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占30.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研究表明社交网站对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建立或维持(Koutamanis,Vossen,&Valkenburg,2015)、归属感的满足(Hristova,Musolesi,&Mascolo,2014)以及社会资本的获取(Steinfield,Ellison,&Lampe,2008)均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作为一个自我呈现、信息分享平台,社交网站为青少年的社会比较提供了信息基础,对青少年的自我评价与心理社会适应具有重要影响(Lee,2014;姚琦,马华维,阎欢,陈琦,2014)。近年来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的消极影响,如抑郁(Jelenchick,Eickhoff,&Moreno,2013),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社交网站使用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Frison &Eggermont,2015,2016),但相关的研究结果(导致抑郁 vs缓解抑郁)并不一致(姚琦等,2014)。针对这一争议,研究者认为具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上行社会比较)及情绪体验(妒忌)是导致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关键因素(Feinstein et al.,2013;Frison &Eggermont,2015;Tandoc,Ferrucci,&Duffy,2015)。此外,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还会受到个体人格特质(反刍思维)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Nesi &Prinstein,2015;Shaw,Timpano,Tran,&Joormann,2015)。且有研究者认为以往研究的不一致也可能是上述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姚琦等,2014)。因此,为了进一步明确上述因素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多因素整合的视角同时考察情绪体验、人格特质以及性别在具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关系中的作用。妒忌是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的重要情绪体验(Krasnova,Wenninger,Widjaja,&Buxmann,2013),反刍思维则是影响抑郁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人格特质(Nolen-Hoeksema,Stice,Wade,&Bohon,2007)。因此,本研究拟在探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具体行为)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妒忌(情绪体验)、反刍思维(人格特质)以及性别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而且对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社交网站为其心理健康发展服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1 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的关系

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是现实上行社会比较在网络中的延伸,主要是指个体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通过浏览其他用户的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表露内容,在能力、成就、外貌特征、受欢迎程度等方面与优秀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Feinstein et al.,2013;Vogel,Rose,Roberts,&Eckles,2014)。个体浏览他人社交网站动态的过程实质是个体接触他人信息的过程,且这些信息多具有积极化偏向,提高了个体与他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频率(Feinstein et al.,2013),因此,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上行社会比较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和自发性。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影响得到了诸多研究的关注(Stronge et al.,2015)。研究者认为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会使个体产生“自己不如他人”等消极的自我认知或感受,从而增加抑郁的风险(Sloman,Gilbert,&Hasey,2003;Feinstein et al.,2013)。抑郁的社会等级理论(Social rank theory)也指出上行社会比较是诱发个体抑郁的关键因素(Sloman et al.,2003)。且有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正相关(Feinstein et al.,2013)。因此,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H1)。

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但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如何影响)及调节机制(何时作用更加显著)有待进一步探讨,如社交网站使用情绪体验(妒忌)的中介作用以及个体人格特质(反刍思维特质)的调节作用等(Lee,2014;姚琦等,2014)。

1.2 妒忌的中介作用

妒忌,又称“他人财富情绪”,是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因意识到别人拥有自己试图拥有但却缺乏的东西时所体验到的一种令人不快的感受,表现为自卑、敌意和怨恨的一种混合情绪(Parrott &Smith,1993;何幸,崔丽莹,2016;吴宝沛,张雷,2012;杨丽娴,张锦坤,2009)。以往研究表明上行社会比较是妒忌情绪产生的基础(Dunn,Ruedy,&Schweitzer,2012)。妒忌的社会比较理论也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优胜劣汰”使人们在自我评价时更加关心自己的相对表现,即社会比较,且更倾向于与优秀他人进行社会比较(即上行社会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妒忌情绪产生的可能性(何幸,崔丽莹,2016;杨丽娴,张锦坤,2009)。研究认为社交网站中其他用户的幸福笑容、愉快旅程、个人成就等信息会诱发个体的妒忌情绪(Lin &Utz,2015),且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Krasnova et al.,2013)。此外,研究还发现妒忌会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如降低主观幸福感水平,并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Milfont &Gouveia,2009;Smith &Kim,2007)。且有研究指出社交网站使用所诱发的妒忌情绪能够在社交网站使用与个体抑郁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Tandoc et al.,2015)。因此,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能够通过妒忌的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抑郁(H2)。

1.3 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

探讨妒忌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能够回答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如何影响”青少年抑郁的问题,但并不能明确其作用在何时更加显著的问题。因此,研究进一步引入“反刍思维”这一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拟对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的关系以及妒忌的中介效应何时更加显著的问题作出回应。

反刍思维是人类在经历消极生活事件后,反复思考消极生活事件及其原因和潜在不良后果,而不思考“改善或解决问题的策略”的现象。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它是消极生活事件导致抑郁的催化剂(Nolen-Hoeksema et al.,2007)——高反刍思维个体更容易在经历消极生活事件(如上行社会比较)后产生抑郁等消极情绪。根据反应风格理论(the response styles theory),高反刍思维个体在面对消极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威胁”时,往往会反复思考“威胁”本身及其原因和潜在不良后果,而不能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以消除这种威胁,这增加了消极生活事件诱发妒忌、抑郁等消极情绪的可能性;而低反刍思维的个体能够采取认知性问题解决的思维方式,正确面对消极生活事件及其不良后果,避免或缓解消极情绪(Conway,Csank,Holm,&Blake,2000)。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会诱发个体对自我现状的不满,并使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受到威胁(Chou &Edge,2012)。因此,经历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后,高反刍思维个体更容易产生抑郁、妒忌等消极情绪。相关研究也表明反刍思维是其他变量(如不确定性容忍度)与个体情绪(如妒忌、抑郁等)之间关系中的重要调节变量(Liao &Wei,2011;Vanhalst,Luyckx,Raes,&Goossens,2012)。因此,反刍思维能够调节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妒忌、抑郁的关系,具体而言,反刍思维能够调节直接路径以及妒忌中介作用的前半段(H3)(见图1)。

图1 妒忌的中介作用及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图

1.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妒忌和抑郁及其关系均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更容易进行上行社会比较(Nesi &Prinstein,2015)。就抑郁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消极的认知模式及认知功能失调,因此女性的抑郁水平更高(曹衍淼,王美萍,曹丛,陈光辉,张文新,2013)。涉及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发现,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更容易诱发女性的抑郁症状(Nesi &Prinstein,2015)。另外,当发现社会比较对象比自己拥有更多的物质及社会资源时,女性更容易产生妒忌情绪(Hill &Buss,2006;杨丽娴,张锦坤,2009),且有研究者指出上行社会比较诱发女性妒忌情绪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不易受个体人格特质(如反刍思维)的影响(Krasnova et al.,2013;Tandoc et al.,2015;吴宝沛,张雷,2012)。因此,有必要同时考察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此外,探讨反刍思维在其他变量对个体影响中的作用(中介或调节)时也应考虑性别因素(Nolen-Hoeksema&Jackson,2001;Nolen-Hoeksema &Harrell,2002)。在本研究中,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主要发生在上行社会比较诱发妒忌及抑郁情绪的过程中,即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可能会因男性和女性在经历上行社会比较后妒忌及抑郁情绪表达过程的不同而存在性别差异。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认为社会对两性的性别角色期望不同,社会期望女性更加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而期望男性更加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感受,以理性解决问题(Tiedens,2001)。在经历上行社会比较后,女性更容易表达、释放自己的妒忌、抑郁等情绪,而不会经历反复思考的过程。因此,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在女生群体中可能不显著。而男性在经历上行社会比较后,更容易压抑、控制自己的妒忌、抑郁等消极情绪,这为反刍思维发挥调节作用创造了机会。因此,高反刍思维水平的男生,容易反复思考“自己不如别人”的原因和潜在不良后果,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抑郁的诱发作用,而反刍思维水平较低的男生则容易采取认知性问题解决的思维方式,改善“自己不如他人”的处境,这会降低妒忌、抑郁等消极情绪产生的可能性。

由于上述性别差异的存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应、妒忌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反刍思维的调节效应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即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应及妒忌的中介效应对女生更显著(H4),而反刍思维对直接路径以及妒忌中介作用前半段的调节作用对男生更显著(H5)。

1.5 小结

综上,基于妒忌的社会比较理论及反应风格理论,本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同时考察社交网站使用的行为因素、情绪体验因素、人格特质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具体来说,本研究拟考察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预测青少年抑郁的中介(妒忌)和调节(反刍思维)机制及其性别差异,以期为明确社交网站使用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社交网站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900名高中生被试的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妒忌、反刍思维及抑郁情况进行团体施测。主试详细讲解指导语后,所有被试约在 45分钟内完成全部问卷,回收整理后得有效问卷 836份(92.89%)。被试平均年龄在15～20岁之间(16.34±1.06),其中男生380人(45.5%),女生456人(54.5%);高一年级255人(30.5%),高二年级276人(33.0%),高三年级305人(36.5%),各年级被试数量均衡,χ(2)=4.524,

p

=0.104。

2.2 工具

2.2.1 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

采用白学军、刘旭和刘志军(2013)翻译Gibbons和 Buunk(1999)编制的爱荷华−荷兰比较倾向量表(INCOM)中的上行比较分量表。为了使测量具有针对性,将原问卷中比较的范围限定为“在社交网站中”,并对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个拟合指标良好：χ/

df

(9)=3.85,RMSEA=0.06,AGFI=0.97,NFI=0.99,GFI=0.99,IFI=0.99,TLI=0.98,CFI=0.99,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63～0.83之间。该问卷共有6个题项,采取1～5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站中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频率越高。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2.2.2 社交网站妒忌

采用 Tandoc等(2015)编制的社交网站妒忌问卷对被试的妒忌情绪体验进行评估。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良好：χ/

df

(20)=3.86,RMSEA=0.06,AGFI=0.96,NFI=0.98,GFI=0.98,IFI=0.99,TLI=0.97,CFI=0.99,表明中文版社交网站妒忌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该问卷共包含8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1～5五级评分,所有项目得分相加求平均即为社交网站妒忌问卷总分,分数越高,表明社交网站使用给个体带来的妒忌情绪越强。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5。

2.2.3 反刍思维

采用我国学者陈功兴(2011)翻译 Treynor,Gonzalez和 Nolen-Hoeksema(2003)修订的反刍思维问卷对被试反刍思维水平进行评估。对该问卷在高中生群体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良好：χ/

df

(34)=3.87,RMSEA=0.06,AGFI=0.95,NFI=0.97,GFI=0.97,IFI=0.98,TLI=0.96,CFI=0.98,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40～0.84之间,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该问卷共包含 10个项目,所有项目得分相加求平均即为反刍思维总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越高。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2.2.4 抑郁

采用 Radloff(1977)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该量表侧重于评估被试的抑郁情感或心境。量表共包含 20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 0～3四级评分,将所有项目得分相加即为被试在该量表上的得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出现的频率也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

2.3 分析思路

所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采用方杰、张敏强和邱皓政(2012)所推荐的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为实现该方法,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8(Model 8假设中介效应的前半段及直接效应受到调节,与本研究理论假设模型一致),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社交网站好友数量以及平均每天使用社交网站频率、时间条件下,通过 5000次样本抽样估计中介及调节效应95%置信区间的方法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检验。此外,为了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分别在男、女被试群体中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然后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所推荐的Mplus程序对男、女被试群体中妒忌的中介效应差异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对部分条目进行反向表述处理,且所有问卷均采用匿名方式填写,在实测程序上对可能存在的共同偏差进行了控制。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采用Amos 21.0,设定所有变量的公因子为1,将所有变量的各个项目作为外显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指数(χ/

df

=51.632,CFI=0.456,NFI=0.453,RMSEA=0.217)不理想,故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1)：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妒忌、抑郁以及反刍思维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3.3 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妒忌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3。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

β

=0.24,

t

=7.30,

p

<0.01),且当放入中介变量妒忌后,该直接作用变得不显著(

β

=0.03,

t

=1.91,

p

>0.05),而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的预测作用显著(

β

=0.34,

t

=9.28,

p

<0.01),妒忌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也显著(

β

=0.27,

t

=15.26,

p

<0.01)。此外,妒忌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0(见表3),表明妒忌能够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抑郁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表2 妒忌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3 妒忌的中介效应

其次,反刍思维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5。将反刍思维放入模型后,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反刍思维的乘积项对妒忌的预测作用显著(

β

=0.07,

t

=2.54,

p

<0.01),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β

=0.02,

t

=1.57,

p

>0.05),说明反刍思维只能够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预测中起调节作用。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Aiken &West,1991)表明(见图2),反刍思维水平较高(

M +

1

SD

)的被试,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

=0.36,

t

=8.10,

p

<0.001;而对于反刍思维水平较低(

M

− 1

SD

)的被试,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虽然也会对妒忌产生正向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较小,

simple slope

=0.27,

t

=6.53,

p

<0.001,表明随着个体反刍思维水平的提高,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增大趋势,且妒忌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也呈上升趋势(见表5)。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5 在反刍思维的不同水平上妒忌的中介效应

图2 反刍思维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妒忌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表6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检验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的性别差异检验

首先,在控制年龄、年级、社交网站好友数量以及平均每天使用社交网站频率、时间条件下,以妒忌为结果变量,以中心化后的社交网站上行比较、性别(哑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为预测变量进行层级回归,结果显示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性别的交互项对妒忌的预测作用显著(

β

=0.15,

t

=3.23,

p

<0.01),即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和性别在对妒忌的预测中存在交互作用。

其次,在发现上述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采用 Hayes(2012)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8,在控制上述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分别在男(380人)、女(456人)被试群体中,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6)显示。

无论在男生还是女生中,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妒忌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也都显著,且妒忌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 0(见表7),表明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妒忌均能够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抑郁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推荐的Mplus程序对妒忌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女生被试中妒忌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男生,其效应量差值为 0.07,其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0(下限：0.02,上限：0.12)。

在男被试群体中,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反刍思维的乘积项对妒忌预测作用显著,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而在女被试群体中,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反刍思维的乘积项对妒忌及抑郁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说明反刍思维只能够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男生妒忌情绪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Aiken &West,1991)表明(见图3),对于反刍思维水平较低(

M

− 1

SD

)的男生,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simple slope

=0.12,

t

=1.84,

p

>0.05;而对于反刍思维水平较高(

M+

1

SD

)的男生,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

=0.29,

t

=4.34,

p

<0.001;表明随着男生反刍思维水平的提高,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妒忌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增大趋势,即随着男生反刍思维水平的提高,妒忌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呈上升趋势(见表7)。

表7 男、女被试群体中,在反刍思维的不同水平上妒忌的中介效应

图3 反刍思维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男生妒忌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在妒忌的社会比较理论、反应风格理论及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明确了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通过什么(妒忌的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抑郁,同时也回答了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在什么条件下(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更大。此外,研究还发现了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妒忌和反刍思维在二者关系中作用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对深化社交网站使用与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社交网站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4.1 妒忌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妒忌能够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表明在社交网站中与其他用户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妒忌的消极情绪体验,从而提高其抑郁症状发生的频率。该结果不仅支持了以往研究结果的观点,即与具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相比,个体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的经历和情绪体验是社交网站使用影响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的近端因素(Tandoc et al.,2015;Verduyn et al.,2015),而且有助于明确具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是如何影响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的问题。

青少年处于自我概念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较强的自我评估及提升的内驱力,由于缺乏客观的自我评价标准,青少年倾向于将优秀他人作为自我评价的尺度,然而在获得相对准确的自我评价的同时,也为妒忌情绪的产生埋下伏笔(Krasnova et al.,2013)。妒忌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当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处于劣势时,个体就会产生妒忌情绪,进而对个体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吴宝沛,张雷,2012)。而社交网站中他人相关信息存在“积极偏差”,这会诱发个体与他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使个体产生沮丧、挫败等妒忌情绪及从属感(Lin &Utz,2015)。另一方面,妒忌的身份相似性假设指出个体与社会比较对象的身份越相似,越容易在上行社会比较后产生妒忌情绪(吴宝沛,张雷,2012)。社交网站中的好友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同学或朋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的双方身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妒忌情绪产生的可能性。Smith,Parrott,Diener,Hoyle和Kim(1999)研究发现妒忌是抑郁的重要预测变量;Tandoc等(2015)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所诱发的妒忌情绪会提高个体抑郁水平。抑郁的社会等级理论也指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上行社会比较所带来的消极自我认知和情绪(如从属感、妒忌等)是导致抑郁症状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Sloman et al.,2003;Tandoc et al.,2015)。因此,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会通过妒忌情绪的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抑郁。

4.2 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对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表明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易受个体反刍思维水平的影响。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Schwartz &Koenig,1996),这可能是因为社交网站中与他人相关的积极信息具有多元性,为个体与他人的上行社会比较提供了多样化的比较元素,如衣着、外貌、旅行、成就、个人才艺、幸福家庭以及“秀恩爱”等(Lee,2014),这使得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所带来的“威胁”渗透到了个体心理的多个方面,如降低自尊及自我概念清晰性(Vogel et al.,2014;牛更枫,孙晓军,周宗奎,孔繁昌,田媛,2016;牛更枫等,2016),导致体像不满(Fardouly &Vartanian,2015;Stronge et al.,2015)等。面对这些“威胁”,低反刍思维个体能够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消除或缓解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网络信息的可存档性(Lapidot-Lefler &Barak,2012),社交网站中信息所带来的“威胁”具有重复性和持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积极应对策略的作用,进而削弱低反刍思维对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消极影响的缓冲作用。此外,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只能通过妒忌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这也可能是反刍思维对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的重要原因。

此外,研究发现与反刍思维水平较低的个体相比,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更容易诱发高反刍思维个体的妒忌情绪,并提高其抑郁水平。该结果表明反刍思维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能够在其他变量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中起调节作用。以往研究发现反刍思维能够通过激活负面联想记忆网络,干扰注意力和可行性行为等方式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Huffziger,Ebner-Priemer,Koudela,Reinhard,&Kuehner,2012)。在经历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后,高反刍思维个体的负面联想记忆网络更容易被激活,这不仅会诱发个体的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自我评价,而且会使个体自我价值受到威胁,进而提高个体产生妒忌情绪的可能性。妒忌情绪产生的自我评价维持模型(Self-evaluation maintenance,SEM)也指出自我评价受到威胁是妒忌情绪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杨丽娴,杨治良,2011)。另一方面,高反刍思维个体在经历消极生活事件(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后,更容易出现注意力涣散、执行功能下降等症状,这会降低个体的社会自我保护动机,降低个体对自我价值“威胁”的积极应对能力,并因此导致妒忌情绪更加持久(杨丽娴,杨治良,2011)。此外,高反刍思维个体对负性情绪的抑制功能缺失(马鑫等,2013),也会提高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诱发妒忌情绪的可能性和持久性。因此,在经历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后,高反刍思维个体更容易产生妒忌等负性情绪,进而提高抑郁水平。

4.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与男生相比,妒忌在女生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情绪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更大,即妒忌作为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与女生抑郁情绪的关系更加紧密。妒忌的进化心理学理论可以对此做出解释(Tooby &Cosmides,2008),该理论认为由于资源有限,人们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得维持自身生存、繁衍后代所需的物质资源,而生物遗传因素使得女性在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女性在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进行评价时更加关心相对资源,而非绝对资源,而且对他人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更加敏感。因此,女性在上行社会比较后更容易产生妒忌情绪(Hill &Buss,2006)。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也更容易通过诱发女生的妒忌情绪,进而提高抑郁情绪产生的可能性。

此外,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对妒忌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即在男生被试群体中,反刍思维能够调节妒忌的中介效应,而在女生被试群体中,反刍思维对妒忌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表明妒忌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和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会受到女生人格特质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妒忌是女性在进化过程中因资源竞争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社会适应功能的保护性情绪,是植根于女性潜意识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吴宝沛,张雷,2012)。因此,上行社会比较对女性妒忌情绪的诱发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无意识性,不易受到后天环境所塑造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角色期待容忍女性表达消极情绪(杨丽娴,杨治良,2011),女生在经历上行社会比较后可以发泄自己的妒忌情绪,而不会沉浸在上行社会比较的消极影响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相反,由于社会对男生表达消极情绪的容忍度较低,男生在经历上行社会比较后,往往会压抑上行社会比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此时较高反刍思维个体会反复思考“自己不如他人”的原因及潜在不利影响,而不容易将注意集中在“问题解决策略”上,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上行社会比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使个体产生较高的妒忌情绪,进而提高其抑郁症状产生的可能性。

4.4 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考察具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通过什么预测青少年抑郁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在什么情况下这种中介效应更强或更弱。有效地将个体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的情绪体验与人格特质整合在一起,深化并拓展了社交网站使用与个体心理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研究结果说明个体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的行为、情绪体验以及个体的人格特质是决定社交网站使用与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且这些因素的作用不是相互独立的,这契合了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Lerner,Lerner,Almerigi,&Theokas,2006)。其次,本研究通过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探讨,有效地整合了妒忌的社会比较理论和反应风格理论,表明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与个体的消极人格特质会在一定程度上叠加,进而放大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消极影响。这一结果在提高模型解释力的同时,对构建更加完善的抑郁产生和发展理论具有推动作用。此外,研究发现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存在性别差异,进一步明确了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不同性别个体抑郁的作用机制。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及其性别差异对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社交网站,弱化社交网站使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具有一定启示：对于女生而言,妒忌是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导致其抑郁的关键因素,反刍思维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广大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应着重引导女生正确看待社交网站中他人的“幸福生活”,避免盲目地与其进行上行社会比较,减少其妒忌情绪体验,进而避免社交网站使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于男生来说,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导致抑郁是妒忌和反刍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高反刍思维是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诱发男生妒忌情绪的催化剂。因此,应该在明确男生的反刍思维水平后,更加有针对性地对反刍思维水平较高的男生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加以引导,以提高工作效率。

4.5 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无法得出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可能会导致中介效应比例的歪曲(Maxwell &Cole,2007)。未来研究应设计巧妙的实验研究或采用纵向研究以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中介作用机制。其次,为了降低社会称许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妒忌问卷不包含敌意成分,而以往研究认为敌意是妒忌情绪的重要组成成分,是妒忌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吴宝沛,张雷,2012)。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应采用内隐实验法,在避免社会称许性影响的情况下,更加全面、客观地对妒忌进行测量,以明确敌意妒忌在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抑郁影响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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