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影响：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杨林川 马红宇 姜 海,3 梁 娟 齐 玲

(1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2三峡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北 宜昌 443002)(3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 430024)

1 问题提出

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大四中全会中指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保持社会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习近平,2014)。而相关的学术讨论历来强调社会和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关键在于系统内部拥有广泛共识——即权威以及社会制度的合法性(Tyler,2006)。Weber(1968)认为,尽管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通过“法治”这一典型的程序公正方式来获得权威合法性在现代社会非常普遍,但这只是社会制度正当化的潜在途径之一。分配公正也是获得权威合法性的一条重要途径(Tyler,1997)。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建国初期社会制度通过一系列土地改革,以“打倒土豪,平分田地”这一分配公正的方式,获得了合法性。而现在为了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求,十八大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期通过程序公正来提升权威合法性。然而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比欧美发达国家更加复杂,如基尼系数偏高、贫富差距较大(Whyte &Im,2014),社会阶层日益分化,那么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来说,我国传统中重视的分配公正与现代社会中普遍重视的程序公正对其权威合法性感知的影响是否一致,怎样高效地推行法治建设使其更好地提高权威合法性,就成为了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1.1 权威合法性

权威通过权力(power)可以控制和影响他人,然而仅仅使用权力往往成本极高且效率不高。一旦处于社会资源匮乏或是在危机和冲突当中,权力的作用就难以发挥(Tyler,2006)。为更加有效地行使权威,当权者必须让每一个人信服其管理和决定都是“理所应当的”(Zelditch &Walker,2003)。心理学家界定权威合法性(legitimacy)就是一种认为权威的决定、规则及社会制度是恰当的(appropriate)、合理的(proper)、公正(just)的信念(Tyler,2006)。权威合法性可以使人们感知到有义务自愿服从“另一方”——权威、机构与社会制度(Hurd,1999)。个体或机构的权威具备合法性时,就拥有了一种引导人们自愿服从决定、规则和社会制度的资源(Tyler,2006),从而节约其他集体资源,使个人或政府权威能更多地鼓励其需要的行为,更好地维持公共秩序。因此,提高权威合法性是政府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关注点之一。

基于权威合法性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心理学家对如何获得合法性进行了大量研究。权威合法性的动力学研究表明,民主的领导风格在权威合法性的建立和维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ewin,1951)。在司法系统中,人们对决策的接受程度,与权威是否执行程序公正有关(Lind &Tyler,1988)。尽管以往许多研究关注了在小团体背景下权威合法性的获得以及合法性在何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但近期学者们才开始关注组织和社会层面中合法性的获得及作用,并探讨合法性对群体间冲突的缓冲作用与其在社会制度中构建规范的作用(Tyler,2006)。例如,一项研究检验了基于传统理论观点的权威合法性测量是否适用于社会层面,并探索了影响权威合法性感知的因素——如程序公正、结果满意度等(Tyler &Jackson,2014)。另一项研究则探讨了社会背景下权威合法性和权力对服从行为的交互作用,不具备合法性的权威在拥有高权力时也能提高民众的服从行为(Hays &Goldstein,2015)。综上,探讨社会背景下如何提高政府与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已成为当前权威合法性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而这个问题与社会公正有着密切关系。

1.2 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

研究者对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有不同的定义。Jost和Kay(2010)将其分为3个维度——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但许多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和元分析等方式证实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存在高相关和概念重合,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作为程序公正的正式和非正式两个维度(Jost &Kay,2010)。本研究采用这一建议,从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维度来探讨社会公正。其中,分配公正偏重于分配的结果,指社会资源结果配置的公正性(Colquitt,Conlon,Wesson,Porter,&Ng,2001)。程序公正偏重于分配的过程,关注对用来决定结果或资源配置的过程的公正性(Lind &Tyler,1988)。

研究证实不同社会层面中的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是权威合法性的前因变量(Tyler,2006)。对东欧民主转型国家的调查发现,经济体制中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都会显著提升政治支持(Kluegel &Mason,2004)。以贪污腐败为形式的程序不公则会降低政治支持(Seligson,2002)。对警察权威合法性的研究发现,如果公众认为警察所做的决定是合理的、公正的,人们有遵守的义务时,可以提高警察执行的有效性(Mazerolle,Antrobus,Bennett,&Tyler,2013;Tankebe,2013)。组织领域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当员工认为权威制定决策或规则所实行的程序是公正时,就会觉得权威是正当的,也会增加组织承诺等一系列合作行为(Hoffmann,2005)。

由于西方文化传统,程序公正在国外研究中受到更多关注。尽管有研究者从资源交换理论出发提出权威合法性的资源模型(resource-based model),指出个体与权威或所在群体进行资源交换时分配公正会提升其权威合法性感知(Tyler,1997),但关于分配公正与权威合法性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然而在中国分配公正的地位长期以来比在西方社会中重要许多(李骏,吴晓刚,2012)。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当今社会,下层民众依然持有平均原则的分配公正观,该公正观对民众判断社会公正有重要影响(孙明,2009)。探讨分配公正的影响对我国学者在公共管理领域开展社会公正研究有着特殊价值(张书维,许志国,徐岩,2014)。另一方面,Whyte和Im(2014)的调查显示我国民众客观上遭遇的经济不平等是较高的,低阶层更多遭遇少得不公,而高阶层则更多遭遇多得不公,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但两者在日常生活中都只会在和周边人群进行比较而体验到较大的相对剥夺时,才会感觉到较多的不公平,即低阶层得到比周边可比较的人群相对更低的报酬或高阶层得到相对高的报酬时(马磊,刘欣,2010)。而目前学界尚缺乏对分配公正与权威合法性的关系的实验研究,无法确认其因果关系。因此,有必要将分配不公正条件分为少得不公和多得不公来展开研究(van den Bos,Lind,Vermunt,&Wilke,1997)。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1：

H1 个体在分配公正条件下比分配不公条件下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更高。

1.3 社会公正和权威合法性的关系及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的交互作用在过去得到了广泛研究,但该交互效应对一系列有关人们的态度与行为的结果变量的影响有不一致的结论。如Chen,Brockner和Greenberg(2003)的研究发现,当被试在组织中的地位与他人完全相同时,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被试的社会交往意愿的交互作用并不存在。针对一系列未能产生交互效应的研究(Dipboye &de Pontbriand,1981;Tyler &Caine,1981),许多研究建议当前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的交互效应的研究重点在于发现其边界条件,如,De Cremer等(2010)证实高地位不确定会使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员工执行权威决策的意愿等系统参照反应的交互作用显著;Bianchi等(2015)则证实了权威信任可以调节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交互效应对后测权威信任的影响。最新证据也表明社会公正中的程序和结果两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社会层面中的权威合法性感知的影响并不一致(van der Toorn,Tyler,&Jost,2011)。这些研究提示,分配公正及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可能是在一定情况下方可凸显,有必要找到其生效的边界条件。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存在着客观社会资源(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等)差异,并感知到由此造成的社会层级差异的群体(胡小勇,李静,芦学璋,郭永玉,2014;Kraus,Piff,&Keltner,2011;Kraus,Piff,Mendoza-Denton,Rheinschmidt,&Keltner,2012)。它包括了客观和主观两个层次,收入高低、受教育程度等指标构成了客观社会阶层(objective social class)的内容;而主体自身怎样感知自己的社会地位,被称为主观社会阶层(subjective social class)(杨沈龙,郭永玉,李静,2013)。

Kraus等(2012)指出处于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人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倾向,进而影响了其感知社会的方式。而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作为一种位于社会层级中的等级(e.g.,Kraus,Tan,&Tannenbaum,2013;Kraus et al.,2012),被认为是将社会权力和社会层级的等级结合而成的概念(Fiske,Dupree,Nicolas,&Swencionis,2016),在实验室中通过启动范式操纵社会阶层的高低伴随着相应高低权力的感知(Dubois,Rucker,&Galinsky,2015)。众多研究者已经从多个方面直接验证了高权力(等级)带来的社会距离伴随着解释水平更高和更抽象的思维(Guinote,2007;Huang,Galinsky,Gruenfeld,&Guillory,2011;Smith &Trope,2006;Stel,van Dijk,Smith,van Dijk,&Djalal,2012)。且有研究直接证实了高社会地位者(社会阶层)由于更加独立会与他人之间存在更远的社会距离(e.g.,Lammers,Galinsky,Gordijn,&Otten,2012;Kraus &Keltner,2009),而更远的心理距离一定伴有高(更抽象的)解释水平(Trope &Liberman,2010)。基于大量的实证和理论基础,Fiske等人(2016)直接指出无论是权力、社会地位,还是社会阶层,都是社会层级中的等级,而无论是长期处于高社会等级还是临时激活高社会等级都会增加个体与他人间的社会距离,当然也伴随着更高的解释水平(更为抽象的水平),也能更为全面地加工事物或刺激的有关信息。同时,有实证研究的结论认为,高解释水平使个体激发理想自我,从而更多地关注程序公正,低解释水平则使个体激发现实自我,从而更多地关注具体的分配公正(Kivetz &Tyler,2007)。所以,本研究认为社会阶层的高低会导致对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不同程度的注重,低阶层者更多地根据分配公正的信息来感知权威合法性,高阶层者更多地根据程序公正来感知权威合法性,从而调节社会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低阶层者来说,无论程序公正条件如何,他们都会关注分配公正与否。根据假设 1可以推测,不同程序公正条件下,低阶层个体在分配公正条件下比分配不公条件下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更高。综上,得到如下假设：

H2 对低阶层而言,分配公正能影响不同程序公正条件下权威合法性的感知。

如上文所言,相对低阶层而言,高阶层者更多地根据程序公正来感知权威合法性,但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指出,更高解释水平(更抽象的水平)意味着更加全面地加工信息,而不是片面地注重某一方面的信息(Trope &Liberman,2010)。所以,高阶层者在更多关注程序公正的同时,应该也不会忽略分配公正信息。实际上,相对于低阶层者,高阶层者会表现的更加自私,比如,在实验中为自己保留更多奖券以兑换更多现金(Piff,Kraus,Côté,Cheng,&Keltner,2010)。有研究证实,高地位者比低地位者更容易在面临结果可能导致自身地位下降时,认为现有程序是不公正的(Burleigh &Meegan,2013)。这也间接证明了高阶层者并不会忽略分配公正的信息。所以我们推断,对高阶层而言,分配公正能够影响程序公正条件下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程序公正能够影响分配公正条件下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也就是说,高阶层者会在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均为公正的条件下,感知到比其他条件下更高的权威合法性。得到如下假设：

H3 对高阶层而言,在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条件均为公正时,个体会感知到比其他条件下更高的权威合法性。

为了验证所提假设,本研究将通过实验室操纵和情境启动两种方法,分别开展3个实验研究。由于传统的社会阶层测量多是以客观尺度作为指标,新近研究则越发强调主观成分(Côté,2011)。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更有力地预测社会不公平感(马磊,刘欣,2010;Whyte &Han,2008;Whyte &Im,2014)。所以实验1和实验2采用经典范式操纵被试主观阶层、分配结果和发言权,以期在实验室任务情境下通过不同被试群体验证假设,注重控制额外变量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在实验1和实验2的基础上,实验3则着眼于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在社会情境下进一步验证假设。由于现实生活中很难操纵民众的社会阶层,所以实验中不再操作被试的社会阶层,而是通过被试的主客观阶层测量结果随机分配到不同实验处理中。Qin,Ren,Zhang和Johnson(2015)认为奖学金的评选过程和结果对中国的大学生非常重要,是一种研究公正的合适情境。因此实验3使用奖学金评选作为情境,并参考van der Toorn等(2011)对大学中权威的定义,将因变量设置为辅导员的权威合法性感知,使本研究能达到推进社会层面的合法性研究的目的。最后,本研究探讨了个体的社会阶层对不同维度的社会公正对权威合法性感知的影响的调节作用。

2 实验1

实验目的是探究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感知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在实验室条件下,改进已有范式后对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进行操作(Brosnan &De Waal,2003;van den Bos,2001),并通过指导语启动被试向上比较或向下比较的方式来操纵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的高低(Kraus,Côté,&Keltner,2010)。最后测量被试的权威合法性感知,以及控制变量被试的客观社会阶层。

2.1 方法

2.1.1 被试

被试为260名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男67名,女193名,平均年龄为21.86岁(

SD

=1.96)。被试是在以“大学生逻辑推理能力研究”的名义下招募并自愿参与实验的。

2.1.2 实验设计与流程

实验采用3(分配公正：少得不公、公平、多得不公)×2(程序公正：无发言权、有发言权)×2(主观社会阶层：低、高)的组间设计。因变量为权威合法性感知。

每个被试随机接受 12个实验条件中的一种。实验程序采用psychopy 2.0编制,被试独自在独立封闭的实验室中在一台计算机上完成所有实验程序。所有的指导语和信息都通过计算机呈现。实验分为4个步骤：

首先,被试被告知与另一位参与研究的被试(实际上并不存在该被试)分配为一组分别完成相同的 15道逻辑推理题,主试会将他的得分和虚假被试的得分进行比较,确定用以兑换报酬的奖券的分配方案。指导语呈现完毕后,通过7道题目检验被试是否理解该规则。如出现错误,则被试需要再次阅读指导语。然后被试完成逻辑推理题。

其次,进行主观阶层的操作。首先给被试呈现一幅 10级阶梯的图示,让被试想象梯子代表了中国人所处的阶层地位,从第1级到第10级,等级越高,表示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越高。之后,让被试接受低(高)主观社会阶层指导语的启动。具体的指导语为：“现在,请将你自己与位于这个梯子最顶(低)端的人进行比较。这些人的生活境况是最优裕(糟糕)的,他们拥有最高(低)的收入、最高(低)的受教育程度、最(不)体面的工作。请结合你自己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思考一下你与这些人有怎样的差别。相对于这些最顶(低)端的人,你会把自己放在梯子的哪一级？” 阅读之后要求被试评定自己在梯子中所处的位置。评定完成后,让被试进一步想象他们自己正在与位于梯子最顶(底)端的一个人进行初次交谈,并思考他们与对方之间的差别会如何影响其谈话的主题,这种交谈可能进行得怎么样,他们可能会对对方说些什么,然后要求被试围绕这些内容写几句话。

第三,进行程序公正操纵。采用有无发言权的方式来操纵程序公正,有发言权程序为程序公正。无发言权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能有对最后的分配决策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但最后却被告知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发言权的被试则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四,进行分配公正的操作。当被试得知与虚假被试的得分相同后进行操作：公平条件下,两人均获得 5张奖券;不公正条件下,两人分别获得 5张奖券和3张奖券,当被试获得3张奖券时为少得不公,获得5张奖券时为多得不公。

第五,操作检验和因变量的测量。所有变量测量采用 7点评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分配公正感、程序公正感分别采用3道题测量其操作有效性(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0.74和0.77)。如：“与他人相比,我所得的报酬是公平的”(eg.,Tyler &Caine,1981);“我在就主试如何为我们分配奖券的时候获得了发言权”(van den Bos,2001)。根据van der Toorn等(2011)的测量方法,采用4个题项对权威合法性的操作性定义进行测量(α=0.85),如：“我会毫无理由地接受主试的该决策。

2.2 结果

2.2.1 操作检验

2.2.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使用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各种实验条件下因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实验1权威合法性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2.2.3 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1 实验 1被试操作为低阶层时,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

图2 实验 1被试操作为高阶层时,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

2.3 小结

实验 1的结果验证了假设 1和假设 3,假设 2则得到了部分验证。对低阶层者来说,无论程序公正与否,相对于分配不公而言分配公正时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更高。在少得不公时,程序公正的主效应不显著;相反,当被试被启动为高阶层时,在少得不公和多得不公情况下,程序公正不能显著影响权威合法性;当分配公正时,程序公正显著提高了高阶层者感知到权威合法性的水平。这些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大多数假设,即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受到个体社会阶层的调节。

但对于低阶层来说,程序公正条件会在分配公正和多得不公时使得权威合法性的水平显著降低,这一新奇的发现与本实验的最初假设并不相同。尽管实验1借鉴大多西方阶层心理学研究,采用大学生作为被试(e.g.,Kraus et al.,2010),但出于生态效度的考虑,实验2采用非在校学生的成人被试来验证实验1的结果。

3 实验2

实验目的是在实验1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感知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所以实验2采用与实验1相同的实验范式,采用随机招募的成人(非全日制在校学生)为被试,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进行操作,并通过指导语启动被试向上比较或向下比较的方式来操纵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的高低,最后测量被试的权威合法性感知,以及控制变量被试的客观社会阶层。

3.1 方法

3.1.1 被试

被试为241名生活在武汉市的成人,男107名,女134名,平均年龄为33.36岁(

SD

=7.68)。被试是在以“职业逻辑推理能力研究”的名义下招募并自愿参与实验的。

3.1.2 实验设计与流程

实验采用3(分配公正：少得不公、公平、多得不公)×2(程序公正：无发言权、有发言权)×2(主观社会阶层：低、高)的组间设计。因变量为权威合法性感知(α=0.87)。

实验设计与实验1基本相同。只是在最后对控制变量进行测量时,采用客观社会阶层量表测量其从事的职业作为其客观社会阶层(陆学艺,2002;胡小勇等,2014)。

3.2 结果

3.2.1 操作检验

3.2.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使用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各种实验条件下因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实验2权威合法性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2.3 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3 实验 2被试操作为低阶层时,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

图4 实验 2被试操作为高阶层时,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

3.3 小结

实验2与实验1结果一致,共同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3,以及假设2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成人样本而言——无论大学生群体还是非在校大学生的成人群体,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均受到个体社会阶层的调节。对低阶层者来说,无论程序公正与否,分配公正显著提高了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在少得不公时,程序公正的主效应不显著;程序公正会在分配公正和多得不公时使得权威合法性的水平显著降低。相反,当被试被启动为高阶层时,在少得不公和多得不公情况下,程序公正不能显著影响权威合法性;当分配公正时,程序公正显著提高了高阶层者感知到权威合法性的水平。

由于实验1与实验2均是在实验室通过操纵变量得到的结论,缺乏外部效度,所以在现实情境中,通过测量被试的主客观阶层来验证前两个实验的结果成为实验3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4 实验3

实验目的是探究奖学金情境下社会阶层对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感知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使用情境启动(scenarios)的方法,改进已有奖学金范式对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进行操作(周浩等,2006)。最后测量被试的权威合法性感知。

4.1 方法

4.1.1 被试

根据主观社会阶层量表(崔淼,林崇德,徐伦,刘力,李艳玲,2011;Adler,Epel,Castellazzo,&Ickovics,2000)和客观社会阶层量表(陆学艺,2002),在武汉、天津的4所高校中筛查出370名被试,其中主客观阶层均低的被试(其父母中客观阶层较高者为工人、农民、失业和半失业人员,且主观阶层得分在3分及以下)184人;主客观阶层均高的被试(其父母中客观阶层较高者为管理者、经理人、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且主观阶层得分在6分及以上)186人。在低阶层被试中男114人,女70人,平均年龄为20.28岁(

SD

=1.70);在高阶层被试中男106人,女80人,平均年龄为20.13岁(

SD

=1.86)。

4.1.2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3(分配公正：少得不公、公正、多得不公)×2(程序公正：无发言权、有发言权)×2(社会阶层：低、高)的组间设计。因变量为权威合法性感知。

每个被试随机接受一种实验刺激,即阅读6种不同的奖学金评选启动材料之一。通过指导语告知被试需仔细阅读材料,并假设他们是故事中的主人公,然后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作答。

首先是对程序公正的操作。“辅导员告知了两人这个消息,并让两人认真思考应如何评定此次奖学金而后书面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辅导员告诉李华,他查看了/未查看两人的意见,仔细考虑了他们的看法后/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了决定”。

然后是对分配公正的操作。分配不公的情境为：“李华获得了奖学金3000/5000元,另一位同学获得了奖学金5000/3000元。”分配公正的情境为：“李华和另一位同学均获得了奖学金5000元。”

反应量表包括分配公正感、程序公正感和权威合法性的测量,均与实验 1和实验 2相同,采用 7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分配公正感、程序公正感分别采用 3道题测量其操作有效性(一致性系数 α均为 0.84)。如：“与同学相比,我所得的评选结果是公正的”;“辅导员做决定的程序是公平的”。采用 4个题项测量权威合法性(α=0.76),如：“我会毫无理由地接受辅导员的决策”。

4.2 结果

4.2.1 操作检验

4.2.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各种实验条件下因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实验3权威合法性的描述统计结果

4.2.3 社会阶层对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5 实验 3被试为低阶层时,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

图6 实验 3被试为高阶层时,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

4.3 小结

实验3的结果进一步在现实情境下验证了假设1,假设2和假设3的一部分。对低阶层被试来说,在少得不公时,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影响边缘显著;与实验 1、实验 2的结果一样,程序公正会在分配公正和多得不公时使得权威合法性的水平显著降低。当被试为高阶层时,分配结果对权威合法性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少得不公时,程序公正相比于程序不公条件提高了权威合法性,且边缘显著;多得不公情况下,程序公正的作用不显著;当分配公正时,程序公正相比于程序不公条件显著提高了高阶层者感知到权威合法性的水平。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受到个体社会阶层的调节。

5 讨论和启示

本研究聚焦当前中国社会中最受关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公正,通过实验室实验和情境实验法探讨了主客观社会阶层在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部分回答了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即分配公正能够显著影响人们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且主客观社会阶层能调节社会公正与权威合法性的关系。低阶层的个体,无论是有发言权条件还是无发言权,在分配结果公正条件下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均显著高于两种分配结果不公正条件下,对于高阶层而言,只有在程序公正的情况下,分配公正才能显著影响权威合法性水平。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原因可能是在对权威合法性判断时,低阶层的解释水平较低,更多地关注分配公正,高阶层个体解释水平较高,且思维更加抽象,能全面的关注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信息。但是,在分配公正和多得不公条件下,程序公正对低阶层者感知权威合法性的作用与高阶层者恰好相反,这一新奇的发现与假设不符,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

5.1 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首次将社会阶层作为边界条件来探讨社会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如前文所述,将权威合法性研究扩展至社会层面是当前相关研究关注热点之一。且诸多研究发现社会公正对后果变量的交互作用需具备相应的边界条件,寻找合适的调节变量已成为当前公正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相应研究依然缺乏。本文根据解释水平理论推导出社会阶层可以作为该交互作用生效的边界条件,并在两种不同实验范式下得到了验证,回应了合法性领域和公正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揭示了在社会层面上高阶层和低阶层被试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受到社会公正的影响并不相同,也证实了分配公正对于中国各阶层人群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低阶层个体常遭遇少得不公,高阶层常遭遇多得不公,而实验3的结果恰好表明程序公正在高低阶层最常经历的分配不公情境时,都能缓解分配不公对权威合法性的负向作用。这是否意味着对高低阶层而言,分配不公的两种条件并不对等呢？未来研究者在对不同阶层开展分配公正研究时,应针对性地进行深入研究。

其次,本研究丰富了高阶层者在社会公正对后果变量的交互作用的研究结论和理论解释。当经历分配公正时,被操纵为高阶层的个体感知到的权威合法性水平受到程序公正的正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认为高阶层具有更高的解释水平,能够全面的考察信息相一致(Fiske et al.,2016)。而当分配不公时,程序公正的作用在实验 1、实验 2中不显著,在实验3中只在少得不公组边缘显著。该结果与过去研究相对地位调节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交互作用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从解释水平理论出发,这可能与实验范式有关。研究证实使用文字会比图片引发更高的解释水平(Amit,Algom,&Trope,2009),从而引发不同解释水平的行为(Amit &Greene,2012)。可知实验 3材料中的信息相对实验 1和实验 2而言,可能使得高阶层的建构水平略高,而高解释水平会使个体相比更加关注程序公正(Kivetz&Tyler,2007),于是产生了不同的实验结果。另外从动机角度也可以解释该结果,Burleigh和Meegan(2013)的研究表明基于自利的动机,高阶层者会在感知到结果不公对自身地位产生威胁时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不满。关于权力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的研究也证实由于高权力个体在实验中感觉到危及自身利益,从而激发了自利动机,会转向关注结果的思维(郑睦凡,赵俊华,2013)。所以高阶层在实验1、实验2中比实验3中感知到结果更直接地危及自身利益,从而对分配公正可能产生更多的关注。

第三,在不同分配公正水平下,程序公正对低阶层者感知权威合法性的作用,是本研究的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对低阶层来说更注重分配结果,所以无论分配公正与否,程序公正不会影响权威合法性的感知。少得不公时,实验结果与此分析相符,甚至在实验3中有提升权威合法性感知的作用,这可能与高阶层因实验范式而提高解释水平的原因一致。然而在程序公正——即有发言权的程序下,低阶层的权威合法性水平受到的影响却与高阶层完全相反。当低社会阶层者在有发言权程序情况下面对少得不公时,并不会关注发言权的作用,与原有认知倾向一致,所以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当权威分配的结果是公正或是多得不公时,低阶层者被分配了其一般不能得到的结果。重视分配公正的低阶层在评价权威合法性时,由于其较低的解释水平(Fiske et al.,2016),很可能会关注分配结果是怎样(how)发生的(Trope &Liberman,2010),此时有发言权的个体会发现不应忽视发言权的信息,从而与低阶层原本重视分配公正的倾向产生认知冲突。为了维持自身认知的稳定性,倾向外部归因的他们会将分配结果的原因归结到权威的能力上(Grossmann &Varnum,2010)。换句话说,低阶层者可能认为不是因为他们行使发言权改变了分配结果,而是由于权威缺少正确的判断能力或者足够的领导力。而权威合法性正是一种自愿服从于权威的信念(Tyler,2006),所以低阶层者也就理所当然的感知到更低的权威合法性水平。同样,在多得不公的情况下,被试也同样会发现不应忽视发言权的信息,从而与低阶层原本重视分配公正的倾向产生认知冲突,经过外部归因后感知到更低的权威合法性水平。尽管该发现中的相关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验证,但该发现已经为低阶层者在社会公正、权威合法性与道德等相关领域中认知与行为方式提供了新的启示。

第四,尝试将解释水平理论应用于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研究,解释社会阶层的认知偏好如何影响社会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尽管社会阶层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前沿热点,但学者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比如,由于社会阶层并不一定意味着像权力一样能控制他人,无法根据社会支配理论确定高阶层者的动机来假设不同社会阶层对道德判断的思维偏好。而我国的阶层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对社会阶层进行了粗略的划分,将高阶层个体称为君子,将低阶层个体称为小人,并对他们的认知偏好进行了经验性的总结——“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摘自《左传》),并总结升华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理念。本文受此启发,结合公正领域中的理论应用热点(Brockner,Wiesenfeld,Siegel,Bobocel,&Liu,2015)——解释水平理论与社会阶层的已有研究,推断并证实解释水平更高的高阶层者相比于低阶层者更加关注程序公正,对如何通过解释水平理论开展社会阶层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尝试验证先人的智慧。然而也必须注意,与解释水平理论相关的社会阶层研究仍需大量的实证支持,如能够结合我国文化开展相关研究,可能对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成就有新的认识。

5.2 实践启示

以往关于我国提升治理能力的研究大多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解释和解读,本研究尝试通过心理学研究视角对此类宏观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从本研究可以发现,提升权威合法性的方法,正如Weber(1968)的观点,并非仅有法治一种途径,而是要结合社会的发展来具体运用。如同本文开篇所述,建国初期我国公民多由工人和贫苦农民等低阶层构成,而政府在建国初期采用的土地改革,更多依靠国家决策的运动式治理,而非制度化的方式,使得低阶层者获得了分配公正,从而大大提升了政府和制度的合法性。而在目前我国经济大幅增长、中产阶层快速增加的背景下,结合本研究的结果可知,中高社会阶层虽然也关心分配公正,但更多地注重在分配过程中的程序公正,当前我国推行的“依法治国”,正是为了满足目前的时代需求、反映程序公正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方案,这一举措将极大提升新兴阶层感知到的政府和制度合法性。

本研究期望对现阶段更有效地推行依法治国建设有一定的启示。在城市中推行法治时,中高社会阶层确实能感知到更高水平的权威合法性,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效率。然而现实社会中,农村甚至城市中依然存在大量低阶层者,他们由于长期处于低阶层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倾向,即使推行程序公正也较难让他们感知到更高的权威合法性,甚至在在特定情境下有负面作用。所以政府应谨慎在此类个体上推行程序公正。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医患关系等多种冲突事件或群体事件中,政府工作人员常常会抱怨给群众做了很多工作,群众却越来越难满足。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低阶层者在某一次冲突中经历分配公平或者多得不公的情境——比如得到了比其他拆迁户更多的补偿金的同时,还获得了程序公正,反而使低阶层者感知到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威合法性降低。于是此类冲突中,低阶层者越来越不容易服从权威、医院或政府等机构的决定,甚至形成了医闹专业户等群体事件专业团队。已有社会学家指出目前被动型群体性事件更多地转变为主动型,是由于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提高了民众的欲望,并加重了其对政府的失望(赵鼎新,2012)。本研究提示在当前社会情境下针对不同社会阶层高效地推行依法治国,可能存在以下途径：政府通过启动的方式,如采取增加相应事件的时间距离或者社会距离等心理距离(Trope &Liberman,2010),使低阶层能够以更高的解释水平加工信息,更多地关注程序公正信息,而不是分配公正信息,从而避免程序公正时,因为低阶层者长期以来形成的认知倾向带来的负面效应;针对高阶层人群,政府也可在分配不公时通过启动增加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影响,使高阶层能够以更高解释水平加工信息,更加关注程序公正的信息。以上途径是否有效有待进一步验证。

5.3 研究不足

本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本文采用解释水平理论推论社会阶层调节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认为解释水平中介了该调节作用,并据此讨论了实验结果,但并未直接对解释水平进行测量并验证其中介效应,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其次,本文采用社会层面合法性研究常见的实验室实验和情境实验的方式,在保证内部效度的同时,力图保证研究的现实效度。但是由于控制的需要,情境实验的外部效度依然不高,有必要在较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推广本研究结论。另外,本文采用的客观阶层测量方式相对较为单一,有必要在以后的研究中采用多种不同的测量方式,如家庭年收入等。

5.4 研究结论

研究基于解释水平理论,探讨了社会阶层如何调节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感知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对低阶层者来说,无论是否程序公正,分配公正能显著提高个体的权威合法性感知;在分配公正和多得不公条件下,程序公正显著降低个体的权威合法性感知。对高阶层者来说,分配公正能显著提高程序公正时的权威合法性感知;程序公正能显著提高分配公正时的权威合法性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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