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
——从红白颜色、左右位置和正斜字体的维度*

2017-02-05 08:41杨继平郭秀梅王兴超
心理学报 2017年7期
关键词:红白隐喻维度

杨继平 郭秀梅 王兴超

(1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太原 030031)(2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太原 030006)(3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

1 引言

隐喻的本质是指人们通常借助熟悉、具体的形象概念去表达陌生、抽象的概念。Lakoff和Johnson(2008)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指出,概念本质上都是基于身体的,同时概念又是建立在隐喻(metaphor)基础上的,这被称作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CMT)。Lakoff和 Johnson(1999)认为,人们对抽象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Barsalou(2008)也指出,高级认知活动与身体的感知觉相互影响。比如,人们在理解“清白”、“邪恶”等抽象道德概念时,常常会借助“正大光明”、“歪门邪道”等基于身体感知觉的具体概念。

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研究也逐渐从离身(disembodied)向具身(embodied)发展。阎书昌(2011)首次引入“具身道德”(embodied morality)这一概念,并指出身体的感知觉经验及其活动方式会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具身道德的研究内容包括了身体厌恶与道德的关系、道德−洁净隐喻、道德−明度隐喻、道德−颜色隐喻、道德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等(陈潇,江琦,侯敏,朱梦音,2014)。与此相一致的是,由彭凯平和喻丰(2012)命名的“道德的心理物理学”,采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假定物理环境变量会通过情绪、认知因素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由于身体的感知觉经验也来自于物理环境变量,故“道德的心理物理学”与“具身道德”是一脉相承的(杨继平,郭秀梅,2016)。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支持道德概念隐喻的具身功能,涉及触觉、视觉、嗅觉等具体的感知觉,比如洁净隐喻、重量隐喻、冷热隐喻、上下隐喻和香臭隐喻等。从触觉来看,在洗澡之后,个体会做出更多的欺骗行为;而在宗教式的洗浴之前,个体会给慈善机构捐赠更多的金钱(Lobel et al.,2015);洁净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口、手)能减轻个体的不道德感,并且清洁的身体会提升自我的道德意象(Zhong &Liljenquist,2006);基于词汇评价法和句子启动法的实验也发现,道德概念与洁净、重量存在自动联结的具身隐喻(刘钊,丁凤琴,2016);在默写助人经历后,被试举哑铃的时间更长;在慈善捐款后,也能更长时间地举着哑铃(Gray,2010)。另有研究表明,握着热饮的人比握着冷饮的人觉得与他人的亲近性更好,表明热比冷使人更加友善,更易做出道德行为(IJzerman &Semin,2009)。从视觉来看,研究还发现,与“道德”有关的词,能够有效地启动被试对“上”的反应,而与“不道德”有关的词会启动个体对“下”的反应,即“道德在上,不道德在下”(Chasteen,Burdzy,&Pratt,2010)。从嗅觉来看,清新气味的嗅觉信息,可增加个体的慈善举动和互惠行为(Liljenquist,Zhong,&Galinsky,2010)。以上道德隐喻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触觉、视觉、嗅觉等具体感知觉会影响道德认知和行为,道德认知和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具体感知觉。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比如,个体对不道德行为所产生的厌恶感,很大程度上与物理化学刺激引发厌恶感的脑区激活皮层相互重叠(Borg,Lieberman,&Kiehl,2008),而且具有眉头紧锁、鼻子皱缩等相同的面部表情,以及呕吐、呼吸变缓等同样的生理激活(Schnall,Haidt,Clore,&Jordan,2008)。生理上的不干净和心理上的不道德行为,会使人产生相同的面部表情、厌恶情绪和退缩的身体姿势,并同时激活前额叶和颞叶脑区(Moll et al.,2002)。

综上所述,以往关于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研究,已经涵盖空间维度、净脏维度、大小维度、香臭维度、冷热维度等,但对红白颜色维度、左右维度和正斜维度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尝试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探索,以期对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作出有益的补充。

1.1 红白颜色与道德隐喻

颜色作为生活中的具体概念,是抽象概念隐喻表征的重要维度。研究发现,颜色可用来表征情绪情感(Song,Vonasch,Meier,&Bargh,2012),也可用来表征抽象道德(Banerjee,Chatteijee,&Sinha,2012)。

黑白颜色可表征抽象的道德概念。Meier,Robinson和 Clore(2004)研究发现,黑白颜色的隐喻表征对道德形容词的加工有影响。当白色汉字、黑色汉字分别对应于积极词、消极词一起呈现时,个体更容易判断二者的匹配正确;而当白色汉字、黑色汉字分别对应于消极词、积极词一起呈现时,个体倾向于判断二者的匹配不正确(Lakens,Semin,&Foroni,2011)。另有研究发现,白色的道德概念、黑色的不道德概念匹配时的反应速度和正确率,都高于白色的不道德概念、黑色的道德概念匹配时的反应速度和正确率(Chiou &Cheng,2013)。殷融和叶浩生(2014)的实验表明,在中国被试身上,道德概念在黑白颜色维度上的隐喻表征是一致的。以上研究表明,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黑白颜色维度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存在心理现实性。

在不同的文化中,红白颜色与情绪情感、道德概念等都具有特定寓意。红色,在自然环境中是血和火焰的颜色,用来表达“血腥”或“危险”等消极含义,使人产生警惕之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常用红色表达“喜庆、吉祥”等寓意,如“红春联”、“红灯笼”等。在中国的历史政治上,红色更是具有独特的含义,代表革命正义、品行过硬,如“红旗”、“又红又专”、“根正苗红”等。不过,汉语中也常用“红杏出墙”、“红眼病”等来形容一个人的道德低下行为。白色,在自然环境中是纯洁、明亮的意思,比如“雪白”、“白昼”。汉语中的白色通常象征高尚、正义,由此形成的隐喻有“清清白白”、“白黑不分”、不白之冤”等。不过,汉语中也常用如“放白鸽”、“死乞白赖”、“瞎说白道”等形容一个人的品行不端行为。在西方英语的表达中,红色有警醒、肮脏的含义,比如,“red alarm”(红色预警)、“red balance”(赤字差额)、“red light district”(红灯区)等。白色,西方人认为是圣洁的颜色。由此可见,在西方语境中,红色的贬义很强(Camgöz,Yener,&Güvenç,2002),而白色主要指积极的寓意(Adams &Osgood,1973);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红色和白色可能兼具积极和消极两种寓意(王婷婷等人,2014;黄芳,2005)。故而本文想要尝试探讨红白颜色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道德隐喻。

综上所述,红白颜色在中西文化中的隐喻意义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还存在着矛盾。因此,本研究将对红白颜色维度的道德概念隐喻表征进行探索,以期澄清我国文化中红白颜色是否与道德概念存在隐喻表征。就目前而言,红白颜色的隐喻研究仅在认知语言学领域有所涉及,而其它学科(如道德心理学)较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近年来,随着实验伦理学的兴起(彭凯平,喻丰,柏阳,2011),运用心理学的实证方法检验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结论成为一种新趋势,故有必要从红白颜色维度检验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尝试提出假设 1:红白颜色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联结具有心理现实性,在词性判断任务中,白红颜色概念分别与道德、不道德概念相联结。

1.2 左右位置与道德隐喻

认知语言学认为,空间域和颜色域都是人类思维中最基本的认知域。空间域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很多抽象概念都需通过空间隐喻来构建(Lakoff &Johnson,2008)。身体存在三种非对称的心理轴:上下、左右和前后(Tversky,2008)。上下与左右都是空间维度,而且它们的用法相似,大都可以互相替代。

汉语中常用“无出其右”等泛指某人的品行端正,才能卓越,无人能及;常用“旁门左道”等泛指不正当的方法、途径。中国传统礼仪通常以右为上、为尊,以左为下、为卑。右通常代表着较高的地位,表示积极、褒义,而左则代表地位低微,表示消极、贬义。时至今日,“座右铭、意见相左”等词语依然显示出尚右屈左的特点。不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在西方英语的表达中,“right”(右)往往也具有聪敏等积极意义,比如,“a right hand man”(得力助手)、“right a wrong”(平反、纠正错误)等;而“left”(左)表示笨拙等消极意义,比如,“two left feet”(笨手笨脚)、“left alone”(不管、放开)、“out in left field”(不合理的)等。这些都表明,左右位置与消极积极的情感效价、道德概念存在稳定联结。

基于左右利手的实证研究显示,在人们的情绪情感效价概念中,个体倾向于将优势手一侧与积极、安全等情感效价相联系,这被称为左右空间情感效价(affective valence)。一方面,左右手两侧的不对称性影响了人类表征信息的方式。Casasanto(2011)实验表明,左右利手者的脑区激活皮层存在差异——右利手者认为右侧是安全的、积极的,而左利手者则认为左侧是积极安全的。研究表明,右利手儿童倾向于将喜好的玩具放在书柜的右侧,把讨厌的玩具放在左侧;而左利手儿童则倾向于将喜好的玩具放在书柜的左侧,把讨厌的玩具放在书柜的右侧(Casasanto &Henetz,2012)。另一方面,利手与左右位置情感效价的关联,还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认知行为。在回忆位置任务中,个体存在记忆的认知偏向,右利手者倾向于把积极事件标记得更偏右,而把消极事件标记得更偏左;左利手者则倾向于把积极事件标记得更偏左,而把消极事件标记得更偏右(Brunyé,Gardony,Mahoney,&Taylor,2012)。

由此可见,不仅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而且有实证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中西方文化中,占人群90%(Jewell &McCourt,2000)的右利手者存在“右好左坏”的现象。也就是说,右利手者通常将聪明、高尚等积极效价概念通常与右侧空间相联结,而将笨拙、低劣等消极效价概念与左侧空间相联结。

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表征已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垂直空间对道德形容词的加工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当道德词汇呈现在屏幕上方而不道德词汇呈现于屏幕下方时,个体的反应时更短;当不道德词汇呈现在屏幕上方而道德词汇呈现在屏幕下方时,个体的反应时更长。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出现在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身上(Meier,Sellbom,&Wygant,2007)。王锃和鲁忠义(2013)的实验表明,在中国被试的意识和无意识水平上,垂直空间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是一致的。这表明了,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均存在心理现实性。

另有研究表明,当屏幕中央呈现与“上帝”有关的词汇(道德词)时,会使个体的注意力向上方和右边的空间视野转移;而呈现与“恶魔”相关的词汇(不道德词),会引起个体的注意力向下方和左边的空间视野转移(Chasteen et al.,2010)。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研究中,垂直(上下)与水平(左右)空间维度的研究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右、上位置与道德相关的词汇相联结,左、下位置与不道德相关的词汇相联结。以往研究表明,垂直(即上下)维度的道德隐喻表征已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Meier et al.,2007;王锃,鲁忠义,2013),不过水平(即左右)维度的道德隐喻表征研究尚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左右位置是否像垂直空间一样存在着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值得研究者关注。

综上所述表明,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了,情绪情感效价概念与左右位置(水平维度)的联结、垂直空间(上下维度)的道德隐喻表征,以及右、上位置与道德词汇的联结,左、下位置与不道德词汇的联结,却较少有学者对左右位置(水平空间)的道德概念隐喻表征进行探究。虽然左右位置与消极积极情感效价的一致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左右位置与道德概念存在隐喻表征的假想;不过这种“空间情感效价”的范式,无法检验左右位置的道德概念隐喻是否存在于无意识层面。因此,本研究尝试采用内隐的研究范式——Stroop实验范式,以右利手者为研究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2:左右位置与道德概念存在隐喻联结。即不道德词在左边呈现、道德词在右边呈现时,个体的反应速度更快;不道德词在右边呈现、道德词在左边呈现时,个体的反应速度更慢。

1.3 正斜字体与道德隐喻

已有英汉语料分析显示,道德的隐喻表征包括净脏、大小、香臭、冷热、空间、颜色、正斜等多种维度(吴念阳,郝静,2006)。其中,道德的正斜维度指的是,道德是正的、直的,不道德是歪的、斜的。“正”和“斜”实际上是以身体躯干为中心的。“斜”是指在参照点的一侧,偏离了中心参照点,表现出一种“歪”的状态,即为“不正”。这种隐喻还牵涉到根深蒂固的身体经验、文化和观念等。

汉语中常用“正义、正直、正大光明、改邪归正”,来形容一个人的道德高尚;用“歪主意、邪门歪道、歪风邪气”来形容一个人的道德低劣。在英语的表达中,习惯用“straight、upright”(直的)表示诚实可靠,比如“go straight”(改邪归正)、“an upright position”(挺直地坐着);用“devious、oblique”,这类本意是“歪的、斜的”的词,表示不正当的人和事,比如,“achieve the goal by devious tool”(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oblique political maneuver”(阴险的政治阴谋)。

基于以上认知语言学的语料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3:正斜维度与道德概念存在隐喻联结,正体字与道德词汇表征一致,斜体字与不道德词汇隐喻表征一致。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往研究对道德概念的红白颜色、左右位置和正斜字体的隐喻表征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因此,本研究欲采用Stroop的实验范式,尝试对这三个维度的隐喻表征进行考察。Stroop范式是当前概念隐喻研究中最常用的范式之一,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概念词汇在特定维度上与意义的一致或矛盾,通过反应时数据显示出易化或干扰效应。实验1尝试探索红白颜色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联结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实验2考察左右位置与道德概念是否存在隐喻表征;实验3探讨正斜字体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联结表征是否一致。

2 实验1

2.1 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1在语词的层面上,探讨道德概念的红白颜色隐喻表征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根据假设,被试会对白色的道德词、红色的不道德词反应时更短;对白色的不道德词、红色的道德词的反应时更长。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实验 1选取 31名山西大学在校大学生,男生11名,女生20名,年龄在19~2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9±2.75岁。所有的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无色觉异常,其中4名是左利手。

2.2.2 实验材料及评定

实验材料包括道德词和不道德词两类词汇。道德词包括廉洁、团结、援助等20个双字词汇,不道德词包括堕落、嘲讽、侮辱等 20个双字词汇。这些都是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筛选出来的,都属于高频使用词汇,所选道德词和不道德词的平均词频基本平衡,分别为:90.41和92.85。

在正式实验前,我们对所选词汇的道德和不道德效价进行了评定。由 30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山西大学在校本科生,按照词汇的道德效价,从“非常坏”到“非常好”进行 9点等级评分。调查结果显示,道德词的得分均值

M

=8.12,标准差

SD

=0.66,显著大于中性词5,

t

(29)=25.92,

p

<0.001;不道德词汇的得分均值

M

=2.08,标准差

SD

=0.6,显著小于5,

t

(29)=−26.57,

p

<0.001。这表明词汇的选择符合实验的要求,合乎人们的认知经验。

2.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采用2×2被试内实验设计。词汇类型为第一个自变量,有两个水平:道德词和不道德词;词汇颜色为第二个自变量,也有两个水平:红色和白色。因变量是做出判断的反应时。

采用心理学 E-Prime 2.0软件编程,实验采用Stroop范式,程序由电脑自动呈现。目标词呈现在50%灰度(设置50%灰的RGB值为,R=128,G=128,B=128)的背景上。每个目标词汇呈现在电脑屏幕的正中央,道德词和不道德词各20个,红色和白色的道德词、不道德词各随机呈现一次,共有80个trial;红色字体的RGB值设置为,R=255,G=0,B=0,白色的RGB值为R=255,G=255,B=255。所有词汇均为宋体,字号大小为48磅,全部处理成550×300像素的图片(统一用Photoshop软件制作)。

开始实验时,要求被试端坐在计算机前,坐在离屏幕约30cm的位置,将两手的食指分别放在F键和J键上。指导语要求被试准确而快速地对词汇的性质作出判断。程序由两个部分组成,先是练习部分,再是正式实验。在正式实验前,要求被试用非实验词(道德词与不道德词各10个)进行练习,电脑自动对被试的正误反应给予反馈。正式实验时,被试根据指导语进行按键操作,词汇顺序由计算机随机呈现,并且不予反馈。对被试的按键反应要求,在被试间进行了平衡(指导语有两个,一个是:如果是不道德词,请按“F”键,如果是道德词,请按“J”键;另一个是:如果是道德词,请按“F”键,如果是不道德词,请按“J”键)。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计时单位为ms。

具体程序为: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呈现红色“+”注视点800ms,接着呈现目标词汇2000ms,要求被试对其词性进行判断并作出按键反应,每个trial之间有500ms的空屏。正式实验前20个试次的练习,目的是使被试熟悉实验任务,练习结束后,按Q键开始正式实验。

2.3 实验结果和分析

参照 Hill和 Lapsley(2009)的标准,对实验的数据进行检核,将正确率低于70%的被试数据进行了剔除。同时为避免奇异效应(outlier effect),将反应时超过 3个标准差的反应时数据也进行了剔除,并剔除所有错误反应的反应时数据。据此共剔除了164个数据,占实验 1总数据的 6.83%。数据录入SPSS 22.0,描述性统计如表1。

表1 实验1词性判断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差(ms)

对因变量反应时进行 2(词汇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2(词汇颜色:红色、白色)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

(1,29)=5.9,

p

<0.05,η=0.66,表明被试对不道德词的判断慢于对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分别为,

M

=669.32ms,

SD

=197.91;

M

=647.68ms,

SD

=190.73);颜色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29)=0.068,

p

>0.05,表明被试对红白颜色的反应无显著差异(反应时分别为,

M

=660.38ms,

SD

=179;

M

=657.28ms,

SD

=208.92);词汇×颜色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29)=0.89,

p

>0.05,表明被试对红白颜色的词汇类型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并没有支持实验1的研究假设。

2.4 讨论

实验 1采用 Stroop范式,要求被试分别对红色、白色的道德词和不道德词作出词性判断。实验结果显示,被试对道德词和不道德词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对不道德词汇的反应时大于对道德词汇的反应时,这与以往结果相同(殷融,叶浩生,2014)。而红白颜色与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意味着具体的红白颜色与抽象的道德概念可能并不存在一致性的隐喻表征。这可能是因为,红白颜色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情感效价,可能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因此,在实验室内要求被试作出判断时难免疑惑。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根据具体现实情境对颜色的具体意义作出判断,在实验室环境下并没有类似这样的线索,因此中国文化中道德概念的颜色词的特异性因子可能还需进一步探索。

3 实验2

3.1 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2在语词层面上,运用Stroop范式考察左右位置与道德概念是否存在一致的心理表征。根据假设,个体在词性判断任务中会出现位置的 Stroop效应。即当不道德词在左边呈现、道德词在右边呈现时,个体的反应时会更短;当不道德词在右边呈现、道德词在左边呈现时,个体的反应时会更长。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实验2选取28名山西大学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剔除了3名错误率超过30%的个体,并删除了1名左利手被试,剩余有效被试均为右利手,一共24名,其中女生18名,男生6名,年龄在17~2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13±2.17岁。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障碍。

3.2.2 实验材料及评定

实验2的词汇材料与实验1相同。

3.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采用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有两个:词汇类型和词汇位置。词汇类型有两个水平,道德词和不道德词;词汇位置也有两个水平,左边和右边。因变量是被试作出判断的反应时。

实验2与实验1程序基本相同,但有两处差异。其一,每个目标词汇的字体颜色均为黑色(RGB值设置为,R=0,G=0,B=0);其二,每个目标词汇在屏幕的1/4(左边)和3/4(右边)处,位于左边和右边的目标词各随机呈现一次。

3.3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与实验1数据处理的方式相同,剔除按键反应的错误率超过30%的被试数据,并删除了1名左利手被试,剩余24名右利手被试。将反应错误、反应时超过3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都视为无效数据,结果一共剔除137个数据,占总体数据的6.7%。将数据录入 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表2 实验2词性判断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差(ms)

以词汇判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以词汇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和词汇位置(左边、右边)为自变量,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汇类型(即道德词、不道德词)的主效应显著,

F

(1,23)=17.79,

p

<0.01,η=0.77,表明被试对道德词的判断快于对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分别为,

M

=658.33ms,

SD

=164.11;

M

=704.39ms,

SD

=187.19);词汇位置(左边、右边)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23)=0.16,

p

>0.05(反应时分别为,

M

=677.04ms,

SD

=181.15;

M

=686.98ms,

SD

=175.51)。更重要的是,词汇×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23)=5.20,

p

<0.05,η=0.24,表明被试对左右位置的目标词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见图1),在不道德词水平上,左右位置的简单效应边缘显著,

t

(23)=3.25,

p

=0.062,

d

=0.3。在道德词水平上,左右位置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t

(23)=1.25,

p

>0.05。实验2基本支持了最初的假设,表明左右位置与道德词、不道德词的隐喻联结具有心理现实性。

图1 道德词、不道德词在左、右位置上反应时的差异比较

3.4 讨论

实验2采用Stroop范式,要求被试对目标词快速作出词性判断。实验结果显示,在整体上,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被试对道德词的判断要快于对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这同以往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殷融,叶浩生,2014),为“对不道德的注意偏向”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实验结果显示词汇类型和左右位置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个体可能依照左右位置来表征道德概念。对不道德词而言,在左右位置上存在边缘显著。也就是说,被试对左边不道德词的判断要快于对右边不道德词的判断。但对于道德词而言,左右位置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本实验中,左右位置属于与实验任务无关的刺激特征,但在词性判断任务中,词汇的左右位置影响了被试的判断反应。不过,从数据结构及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来看,这可能只对道德词汇的“不道德层面”(即不道德词)来说是正确的,即不道德词汇才显示出隐喻的一致性效应,而对道德词汇的“道德层面”(即道德词)没有显示出此效应。这与Meier等人(2007)的结果是类似的,道德概念的垂直维度隐喻表征仅仅适用于“不道德层面”。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看,个体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适宜性的注意分配是符合进化规律的,将注意分配到真正能够甄别出特定危险或机会的刺激特征上,有助于给出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李浩然,杨治良,2009)。由此推断,在道德隐喻的进化上,同样出现了对不道德特质的注意敏感现象。因为特别关注那些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的人和道德败坏的人,更可能保护自己,这在进化上是更具适应性的。

4 实验3

4.1 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3的目的是,检验在中国被试的道德概念表征体系中,是否存在“道德为正、不道德为斜”的认知图式。本实验旨在考察正斜字体与道德概念之间是否存在隐喻联结。本研究假设:正体字与道德词汇表征一致,斜体字与不道德词汇隐喻表征一致。

4.2 实验方法

4.2.1 被试

实验3选取30名山西大学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剔除2名错误率超过30%的被试,剩余28名有效被试,有1名是左利手,其中女生20名,男生8名,年龄在19~2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07±2.25岁。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4.2.2 实验材料及评定

实验材料与实验1、2相同。

4.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3也采用2×2被试内实验设计。词汇类型是第一个自变量,两个水平:道德词和不道德词,词汇字体是第二个自变量,也有两个水平:正体和斜体。因变量是被试作出判断的反应时。

实验3与实验2程序基本相同,但有两处差异。其一,每个目标词汇呈现在电脑屏幕的中央,正体和斜体的道德词、不道德词各随机呈现一次;其二,正体字是90°垂直,斜体字是向左倾斜45°。

4.3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与实验 1、2的数据处理方式相同,将反应错误、反应时超过3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均作删除处理,共剔除188个数据,占实验3总数据的7.12%。数据录入 SPSS 22.0,被试作出词性判断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3。

表3 实验3词性判断的反应时和标准差(ms)

以正确判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以词汇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词汇字体(正体、斜体)为自变量,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汇类型(即道德词、不道德词)的主效应显著,

F

(1,27)=34.17,

p

<0.01,η=0.72,表明被试对不道德词与对道德词的判断存在显著差异(反应时分别为,

M

=620.34ms,

SD

=154.1;

M

=580.68ms,

SD

=132.46);正斜字体的主效应不显著(反应时分别为,

M

=603.13ms,

SD

=134.05;

M

=598.21ms,

SD

=156.05),

F

(1,27)=0.21,

p

>0.05。更为重要的是,词汇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与词汇字体(正体字、斜体字)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27)=5.26,

p

<0.05,η=0.163,表明被试对正斜字体的目标词汇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见图2),在不道德词水平上,正斜字体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t

(27)=1.03,

p

>0.05。在道德词水平上,正斜字体的简单效应呈边缘显著,

t

(27)=3.34,

p

=0.079,

d

=0.4。实验3基本支持了实验的最初假设,表明正斜字体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联结具有心理现实性。

图2 道德词、不道德词在正、斜字体上反应时的差异比较

4.4 讨论

实验3中要求被试分别对正斜字体呈现的道德词、不道德词进行词汇性质的判断。实验结果显示,被试对道德词的反应时少于对不道德词的反应时,这再次为“对不道德的注意偏向”的稳健性提供支持,表明这种注意偏向并不随隐喻表征维度的变化而变化。

实验结果也表明,被试对正体道德词的反应时,少于对正体不道德词的反应时,对斜体不道德词的反应时多于对斜体道德词的反应时,表明正斜字体的视觉线索对道德概念的判断具有干扰作用。正斜字体的道德词、不道德词的交互作用显著,这表明人们还可能通过正斜维度来表征道德概念。

另外,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正斜字体在不道德词水平上不显著,在道德词水平上呈边缘显著。因此,正斜字体的隐喻一致性效应,只适用于词汇的“道德层面”(即道德词),而对词汇的“不道德层面”(即不道德词)则不适用。这可能是因为,不管是道德词还是不道德词,正体字更符合人们通常的阅读习惯。而当由斜体字呈现时,比起不道德词与斜体的一致来讲,由斜体呈现的道德词,更会消耗人们的认知资源。

5 综合讨论

通过3项实验,采用Stroop范式,从红白颜色、左右位置和正斜字体三个维度,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实验1要求被试准确又快速地判断目标词汇的性质。结果显示,被试对道德词和不道德词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对不道德词汇的反应时大于对道德词汇的反应时,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样,个体存在对不道德的注意偏向。而红白颜色与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的结果表明,红白颜色与道德概念可能并不存在隐喻表征,并没有支持实验1的最初假设。这可能是由于红白颜色的特定隐喻仅存在于认知语言学中,而在人们的隐喻表征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重合与冲突。因此,中国文化背景下道德隐喻的颜色维度,还需未来研究作进一步探讨。

实验2结果显示,个体对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相对较长,这同以往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词汇类型和左右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对不道德词而言,在左右位置上存在边缘显著。也就是说,被试对左边不道德词的判断要快于对右边不道德词的判断。不过,对于道德词而言,左右位置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简单效应检验呈现边缘显著,这基本支持了最初的实验假设,进一步支持了“左右位置情感效价”理论,佐证了具身道德的主张,扩展了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研究。

实验2结果还显示,隐喻表征的一致性效应可能只对道德词汇的“不道德层面”来讲是正确的。这同 Meier等人(2007)的结果是保持一致的,表明在具体维度内道德概念的隐喻效应是有其局限性的。新近有 EEG研究结果显示,垂直空间道德隐喻表征存在局限性,这种不对称性反映在两极概念表征的时间轴上,“道德在上”与 N1和 P2的振幅相关,是一种早期效应,然而,“不道德在下”仅仅诱发了后期的正向振幅(Wang,Lu,&Lu,2016)。因此,可以推论,左右位置和道德词汇的不对称性与垂直空间可能是相类似的,当然这还需未来使用认知神经技术作进一步探讨。

实验3结果显示,被试对正体道德词的判断快于对正体不道德词的判断,对斜体不道德词的反应时少于对斜体道德词的反应时。也就是说,在本实验中,正斜字体的道德词、不道德词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检验呈边缘显著,也就是说,人们可能还在正斜字体上表征道德概念,这基本支持了最初的假设。

3项实验表明:道德概念在左右位置和正斜字体维度上,是存在隐喻表征一致性的,但可能不适用于红白颜色维度。这可能是由于语言、文化、生活等都创造了一个左右位置、正斜维度与道德概念密切相关的环境。从认知语言学的语料分析结果来看,道德隐喻的红白颜色、左右位置和正斜字体都是存在的,以上实证研究结果仅支持了左右位置和正斜字体的道德隐喻表征。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通过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对道德隐喻的其它维度进行检验。

当前的这3个实证研究,主要是Stroop的实验范式,在词性判断任务中都采用文本呈现的方式,个体从左往右的阅读习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实验结果有所影响。未来研究还可采用并结合其它实验范式,比如 IAT、引导范式等都可设计实验程序。从实验技术看,还可采用先进的认知神经技术进行探讨。

6 研究展望

本研究作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探索了差异性的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身体感知觉,如何共同塑造了人们的文化习俗、认知语言与隐喻表征,一定程度上为概念隐喻和具身道德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有益补充。

6.1 文化因素对道德隐喻的影响

文化差异的确会影响人们的道德隐喻观念。Lee,Tang,Wan,Mai和Liu(2015)研究表明,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脸部洁净(不是手部洁净)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个体的罪恶感和悔意,使得个体从内疚驱动的亲社会行为中解放出来。而且,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面部清洁产品。由此看来,中国特有的“面子文化”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虽然本文的实验1并没有探测到中国文化中道德概念隐喻表征颜色的特异维度,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不存在道德概念隐喻表征的文化特异性因素。

另外,尽管在大部分文化中,个体会将左右空间分别赋予消极和积极情感效价。但在另外一些文化中,左右位置所反映的抽象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在英美文化中,左右空间还反映智慧和能力的高低;而在俄罗斯文化中,左右位置反映的是运势祸福的好坏,等等。这表明具身效应也具有跨文化的特性。因此,左右位置的道德隐喻表征的推广似乎也受文化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作进一步的跨文化探讨。

6.2 不同维度道德隐喻的应用性问题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尝试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指导实践。随着左右位置与道德概念隐喻表征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可得到相应的扩展。比如,在消费心理学领域,占绝大多数的右利手消费者,对右手边的商品更易觉察和方便取放。因此,建议商家最好把畅销商品摆在右手边,可以更好地促进消费行为。再如,某些针对左利手开发的商品,陈列商品的角度也应符合左利手的操作习惯。另外,其它维度的道德隐喻研究成果也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比如,颜色维度的道德隐喻研究具有很广阔的市场应用空间,它们在家装设计、产品包装等需要颜色选择和颜色搭配的广告领域都可大有作为。这些应用性研究的发展,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多种维度的道德隐喻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本研究从多重隐喻的角度支持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道德概念在左右位置和正斜字体维度上的隐喻表征。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当前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框架,拓展其它维度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并探索其跨文化效度,以及对道德认知的影响等方面,也可将研究成果积极应用于指导社会实践。

7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道德概念在红白颜色、左右位置、正斜字体上的隐喻表征问题,通过3个行为实验得到以下结论:

(1)道德概念在红白颜色维度上的隐喻联结可能并不存在心理现实性。

(2)左右位置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存在心理现实性,左边位置与不道德词汇表征一致,右边位置与道德词汇隐喻表征一致。

(3)正斜字体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存在心理现实性,正体字与道德词汇表征一致,斜体字与不道德词汇隐喻表征一致。

(4)个体对不道德词汇的判断反应时大于对道德词汇的判别反应时,表明个体存在对不道德的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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