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剖析”范式的价值与意义

董诗顶，盛翠菊

（1.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江苏徐州 221116；2.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1）

“社会剖析”范式的价值与意义

董诗顶1，盛翠菊2

（1.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江苏徐州 221116；2.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1）

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中重要的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所创造的“社会剖析”范式，是用文学的载体和方法把中国问题的本质——乡土问题纳入到文学创作中，参与到中国发展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之中的。这种范式对作家和载体的较高要求使其具有了史诗性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具有了超出文学门类苑囿，在时代变幻中，依然具有规约作家、指导创作的当下意义。

茅盾；社会剖析派；范式；史诗性

重新理解以茅盾为代表，包括吴组缃、沙汀和稍后的艾芜在内的“社会剖析派”，是在基于把“社会剖析派”所采用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范式”的意义上而展开的。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把建立在本身生活、学习、思考的经验收获，特别是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观、文学观，与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作出科学的剖析，对这种形态下的劳动的性质和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想象性的文学描述和表现，在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解决的众多竞争性话语之中，以鲜活的面对现实、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力发挥出自己的文学力量。这种范式对作家，对文学载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具有了跨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一、“社会剖析”范式对作家的要求

20世纪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并解决发展壮大的道路问题，是包括文学在内所有时代话语的中心话题，即使历史推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依然是中心问题。回顾历史，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抛弃了农民和农村，而和资本家的快速结合可以理解为对中国革命根本的偏离，并导致了其政权的快速倒塌。而正是被国民党剔除出队伍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众的结合，才接上了孙中山革命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所形成的社会平等主义作风，所进行的土地改革，连同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实，都是“社会剖析”范式产生的真实历史条件。只有在正确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正确认识这种现实，才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而指导思考和创作。在“社会剖析”范式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从茅盾等“社会剖析派”诸作家到周立波、丁玲，再到柳青等人，不管后来都经过怎么样的去政治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作为作家，以他们的作品连续展开了对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劳动和劳动者的客观描写，对新的国家，或者是新的政治审美理想的不断想象和确认，也很大程度上主动契合了中国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

例如茅盾，他首先应该是个战士，其次才是个文学家，并且在以文学作为手段开展政治审美化的文学创作的同时，游走于社会现实中，努力于社会理想的实现。他耳熟能详的革命历程，甚至不逊色于职业的革命者。而革命者把小我融入大我的奉献精神也在其创作中得到审美化的体现。他力图在对积贫积弱现实的痛楚中，通过作品寻求个人乃至国家民族的生存意义。在一片迷茫和幻灭后，找到了意义的存在，并表达在自己的作品中，这就是茅盾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的诉求。《子夜》发展了现实主义艺术手法，通过文学这种媒介提出了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何去何从的问题，具有独到、深邃和尖锐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是那个时代条件的产物，也会在类似的时代条件下发挥影响和作用。相比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沉沦和迷茫，和类似条件下的缺场，他的诉求当更有意义。

特别是他们所采用的“社会剖析”范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具有面对现实、发现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鲜活的生命力——这应该是文学发挥力量的较好范例。但他们的作品具有确定的历史时间和历史语境，而时代和问题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这就使作品的阐释和时代变化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误差。那么，这就出现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一个作家，处在社会化的社会里，主动或者被动地处在一种社会变化的环境和条件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会有各种身份。秉承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作家们的信仰表明他们自认为是革命者，或者是革命的同路人。在他们依靠创作表达首肯并且为其正义性作出证明和确认的时候，他们又是运用专业技艺进行表达的作家个人。这一点，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作品命运得以存活并寄希望稍传后世的资本，这是他们作为社会人身份所确定的个人命运。同样，也是当下作家思考的出路。特别是在新的世纪，社会还处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存在对问题的疑问和解决出路的探讨——如何正确认识这个现实，并明确未来理想的方向，如何在自己专业范围内处理和表现好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也同样是文学所要思考的重大课题。

二、“社会剖析”范式对载体的把握

“社会剖析派”诸作家把对乡土社会文化社会内涵的理解、把握和表现，通过对具体社会经济形态下人的命运的描写和分析，集中投射到中国乡土社会这个载体上，为中国乡土小说增添了解读的内涵深度。那就是，把乡土问题与中国问题、中国发展道路的结合，是“社会剖析”范式发挥作用产生并继续产生影响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未来考虑这种结合的时候，重点思考的地方。

中国乡土文学，特别是乡土小说，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侧重，或者说不同的路数。一是侧重于乡土“风景”的发现，极力展示几千年中国乡土社会积淀下来的自然风物和人情世故，描绘出老中国儿女怡然自得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这以周作人、沈从文、废名为代表，并延续到汪曾祺在20世纪末大放异彩，并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作了延续意义上的接通；一是被称为“鲁迅传统”的另一条路径，那就是带着启蒙视角深入到传统文化层次，对传统文化、国民性进行针砭批判，也一直是各种话语争夺的阐释资源。但是，在相关研究中，由于“社会剖析派”诸作家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政治批判色彩，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乡土文学的研究往往对他们进行压缩之后的解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社会剖析派”恰恰是在文化的深层次上继承了鲁迅传统，更是由于其关涉到国家社会问题上的追求，又在更高的层次上锻造出中国乡土社会发展变化的史诗。

孟繁华基本同意这两种路数，并且认为，由于作家的乡土经验记忆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对乡村中国的叙述成为百年的文学主流，并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乡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鲁迅的路子和沈从文的路子这两种乡村想象之间的矛盾，直到共产党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动员发动农民才得以解决。那就是对农民的重视和对农民文化赞扬的乡村整体叙事，并具有反映农村巨大变化的“史诗性”。这也成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乃至之后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旗谱》《艳阳天》《金光大道》《黄河东流去》等作品叙述乡村中国变迁模式的最终追求。于是，从“五四”而来的乡土文学，是一个充满启蒙理想的发挥领域，也是一个以乡村中国为书写对象的矛盾的文学叙事，发展到以追求“史诗性”为目的，就创造出和社会历史密切结合的“乡村叙述整体性”。这种叙述整体性，终结了上述矛盾的但却实际存在的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而当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之交，这种史诗性的追求被认为是虚幻的乌托邦，因无力为继而被放弃的时候，乡土题材文学让位给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新乡土文学”，仅仅在武侠小说中留下潜在的也是顽固的暴力欣赏趣味。[1](p94-100)陈继会也作了类似的考察，他认为，周作人和鲁迅大体上是类似的见解。茅盾1936年发表《关于乡土文学》对作者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强调，说白了就是态度，进而可以说是立场，也就是茅盾本人念念不忘的“为人生”，更可以看作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比孟更为直接的是，陈把“社会剖析派”的乡土题材文学定性为“反映论”、“工具论。”[2](p90-95)丁帆从把乡土小说作为一种“载体”的总的视角出发，来观察乡土题材创作的。认为茅盾因为其融合了“人生相”和“自然相”、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强调，而使表现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为主要责任的乡土小说改变了方向。其乡土小说和蒋光慈相比，已经进行了“恰当的调整”，其作品中引人注意的象征隐喻等手法“变成一种中介以缓冲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减少两者之间在作品中的‘摩擦系数’，从而架起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桥梁。”[3](p7-80)应该说，丁帆对茅盾在乡土题材文学中的重视、发现茅盾的转变和发掘出的茅盾对作家意识的强调和作品在与革命文学的对比中的进步，开阔了乡土小说研究的视野，为我们继续追索这条线索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进入新世纪，当乡土问题又一次成为时代话题的热点之后，乡土文学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带着深入历史、针砭当下的眼光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话题。杨位俭等人就从乡土文学观念的历史形成入手，梳理出目前存在的三条研究思路。[4](p102-112)在观念的梳理上，更加注意到茅盾的变化。认为这些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先声，也是多种竞争性话语之一，显示出乡土文学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元生存价值。这既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也是时代生产了这样的文学。

三、“社会剖析”范式的史诗性追求

时代在发展，文学在变化。当时代和文学之间互相生产的纽带断裂已久，互相在对方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纽带的回归也在历史的辩证法启动的当口成为必须。就曾经勇敢面对时代现实、发现现实问题并力图用鲜活的力量解决问题的“社会剖析”范式而言，最大的价值是不被岁月侵蚀的史诗性，因为这是符合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实际历史的真实和逻辑，是时代和文学纽带牢固的缔造者和见证者，也应该是回顾和前瞻的立足点。

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史诗的特性产生于史诗时代。在希腊人的世界里，生活的基础就是卢卡奇所谓的“总体性”。在这样的史诗年代，一切遗留下来的言语，都是在先验的层面上表达内在的总体性，展示其本来的面目，是不言自喻的存在意义。这类似于老子所描绘的混沌世界，是一个天道不言的世界。在这里，无须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为意义就存在其中；无须去区分行而上和行而下，因为物皆“混成”。而随着人们对人生悲剧的觉悟，这种混沌被打破，出现了智者的哲学追问，史诗时代就一去不回了。人们越来越感到生存的焦虑，越来越想寻求存在的意义，但是，现实生活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艺术就出现了。而小说作为“被上帝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在经验层面上重新寻找或者是塑造总体性，寻找其生存的意义。被无数失去神性的艺术家苦苦追求着去“把异质的离散成分佯谬地熔铸成一个一再被废止的有机整体”。[5](p5-61)现代以来，人作为个体的失落，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人生意义受到空前严峻的质问。但是，对史诗性的不断诉求，恰恰说明起码部分作家是还在孜孜地追寻着精神的乌托邦。不管这种追寻多么的无助，但毕竟能让人在一塌糊涂里看见些微光，给人以一丝生活存在的理由和希望。处庙堂之高，勤力于国事；处江湖之远，修身以待，依然通过忧己而表达忧国忧民之思。而作为和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的左翼、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作家，茅盾诸人更是跳出个人情感自怨自艾的小圈子，从最广大和最草根的生活空间里关注生存状况和生存者的意义，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期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哪怕是一管忧国忧民之见，这就是“社会剖析”范式和“社会剖析派”的既把握整体又挖掘深度的史诗性追求。

有论者说：“史诗缘自于一个完满的统一世界，而小说则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现代工业社会中，继续史诗的功能”。[6](p73-79)特别在当下以市场经济、全球化为基本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劳动和劳动者的本质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把这种变化还原到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想象中，现代化消灭乡土文化内核的方向，不仅带来物质和精神之间的阵痛和纠结，而且在乡土和乡土文化大变迁的社会变革中，影响到了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的选择和进行。关于农村问题的中央文件，频频以天字一号的名目出现，一方面说明政治层面上的无比重视，也在另一方面，说明改变乡土和乡土文化、进行工业化积累和发展中的艰难和无奈。而这种纠结的发展和在矛盾中的社会前行，正是中国已经进行、正在进行也必然走向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条发展道路和方向，具有的史诗性，正是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应该承担起来的使命。

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物质利益、精神家园等都成为令人焦躁而切身的问题，需要具备思想深度和洞见的智者站出来，为大到国家民族，小到群体个人的生存意义着想，去针对实然的现实种种，怀着理想的应该追求，去讲一个充满意义的启迪故事，以启发懵懂芸芸，让星空不仅照见工具知识的天空，也为脚下的路折透一丝前行的微光，即使这个故事可能是“无奈”的小说。但只要文学的想象是勇敢面对现实的、是明晰发现问题的，是孜孜于问题解决的，最根本的是具有史诗性的追求，并具有鲜活的活力的，这样的讲述和“无奈”就有了力量，自身也有了希望。“社会剖析派”小说讲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所以才具有了史诗的意义。在这种范式以后的发展中，无不有这样的讲述。如果说《人生》还是站在对乡土文化温馨欣赏的一面，鞭挞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侵蚀上。但高加林作为一个爱学习、求上进的农村青年，浸染着路遥对千千万万有理想的农村青年深深的同情。这种同情就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方向的赞同，即使这种发展付出了失去以刘巧珍为代表的乡土文化优秀基因的代价。如果说《人生》中的隐约同情还是掩盖在对城市文化的谴责中，那么，到了《平凡的世界》，孙家兄弟一个在乡土发展工业，一个勇敢地走上从身体和精神离开乡土的道路，就是明确地宣布：即使乡土有着迷人的温馨和巨大的吸引力，但，乡土中新人的方向必然是摆脱乡土生产关系，从新塑造发展生产力，进而为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示范性努力。虽然，乡土上集体主义的日渐淡薄，义利之间的纠结那么突出和无奈。

今天对茅盾为首的“社会剖析派”史诗性写作的重新理解，对史诗性追求的再呼唤，也是希望会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毕竟，“社会剖析”范式的价值和“社会剖析派”的创作实绩及其影响已经证明：历史对文学史诗性的必然要求，已经在历史实际中得到过实现，也必将在当下或者未来可以实现。

当然，当下中国的发展，早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甚至路遥的时代也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知识考古的时代。但社会发展的过程，虽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但发展的牺牲和获取，欣喜和痛楚，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进入新的世纪，城镇化的暴风骤雨，以更猛烈的势头冲击着残存的乡土和乡土文化。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痛楚，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先辈们减少。文学所表现的徒然自强的“涂自强”，身处泥淖吧失纯真的“推拿”人，从接受的表面看，充满着对人命运的同情和唏嘘。但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上看，这种同情和唏嘘价值几何？当下的文学并没有，或者说，并没有深刻地表现这种矛盾。如果从文学观照社会发展的大脉络上入手，则“社会剖析”范式对作家和载体的要求，对史诗性的追求，也许能够更深刻地再现这个时代的真实全貌，进而表现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理解和把握。

[1]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9，（02）.

[2]陈继会.概念嬗变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20世纪乡土文学研究历史的学术考察[J].中州学刊，1996，（02）.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4]杨位俭，许斌，王光东.乡土文学观念和研究思路的思考[J].当代作家评论，2011，（01）.

[5]卢卡奇.小说理论[M].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王璞.讲故事的人:编年史、小说[J].文艺理论研究，2003，（02）.

责任编辑 邓年

I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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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7）01-0136-04

董诗顶（1967—），男，文学博士，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教授；盛翠菊（1970—），女，文学硕士，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项目“触摸历史深处的真实——社会剖析派文学作品价值新探”（90250886701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