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视域下网络舆论危机的本质与危机鉴别

晋艺菡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传媒研究

生态视域下网络舆论危机的本质与危机鉴别

晋艺菡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我国舆论的主战场，良好的网络舆论能够实现舆论功能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与进步，网络舆论危机却给社会带来挑战。从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网络舆论生态系统能够带来便捷信息的流通，以促进话语的多元性，帮助缩小知识鸿沟；实现舆论监督，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相反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网络舆论危机，对公众科学素养、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政策法律等方方面面带来挑战。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网络舆论危机；危机本质；危机鉴别

当前，随着网络舆论的频发，尤其是针对生存危机、公共安全、分配差距、腐败现象、市政、法制[1]的虚假或负面网络舆论，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且对国家安全本身来说至关重要,“已逐步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2]。因而，网络舆论引导、网络舆论危机应对与控制的议题，一直是政府、学者等各界着重关注的问题。

然而，传统的研究对于网络舆论危机的认知没有一个统一定论，存在片面性、夸张性等问题。学者们基本将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异的，或对特定客体进行否定、产生不利影响的舆论笼统地视为舆论危机，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舆论的特殊性，且缺乏舆论问题的“公共性”考虑与系统化的宏观性思考。

从生态视阈的角度看，现有被学者们所诟病的诸多“危害性舆论”，有一部分实际上仅是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会自然生成的，未必会破坏系统和危害社会的良好运转。如同细菌，一些细菌会危害人类身体健康，但是否危及生命体征，如何危及以及量的评估有待进一步分析；另一些细菌并不作用于人体，作用于生态环境中的其他生命体；还有部分细菌是人体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组成，甚至有益健康。因此，在生态视阈下，对这部分舆论的发展无需刻意控制。这与现有研究的诸多观点有所差异。然而，这种差异确是对网络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缺乏系统的舆论危机解析容易导致职能部门将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微观问题上，使控制行为顾此失彼，无法织就足以规避危害的全面性防护网络。本文将在生态视域下讨论网络舆论生态体，在解析前人研究的弊病的基础上，系统阐释网络舆论危机的本质与鉴别方式。

一、生态视阈下的网络舆论

（一）网络舆论的概念。

我国现代舆论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国内外学者虽对舆论主体存在争议，却基本认同“舆论是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3]。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媒介的持续发展，网络“大众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的社交工具”的地位不断形成和巩固，“网络舆论”由此形成，并不断作用于社会生活，甚至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特殊国情的背景下，成为引发甚至激化社会矛盾的隐形“达摩克利斯之剑”。由此，不少学者对网络舆论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网络舆论与其他形态的舆论有截然不同的特征，是舆论在互联网场域中的特别形态，不能简单等同于舆论在网络上的表现。一方面网络热点信息具有“数量增长的快速性、持续时间的相对短暂性”[4]，因而影响力是衡量网络舆论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网络舆论的主体具有复杂性，客体具有分散性，本身具有双重性，舆论往往被烙印了舆论主体的倾向性，因而学者在总结网络舆论的特征的基础上，大都持有这一类似观点：“网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5](p188-190)

（二）网络舆论生态系统。

20世纪90年代，就有网络激进主义者（John Perry Barlow，1995）提出网络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观点。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我国学者田征宇（1998）正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出“网络生态”[6](p130-131)的概念，为学者的研究拓展了视野和思路，大众传播学学者们开始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概念，如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物质交换等，发展出网络信息生态学（Brian Detlor,1999）。由于舆论也是一种信息，网络舆论的本质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网络舆论研究往往被纳入到网络信息生态学研究中，通过分类信息计量，如点击、转发、评论等量化指标研究网络舆论的风险问题（黄永林，2014）。随后，学者们意识到网络舆论存在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韩青芹，2014），网络传播环境的复杂性等其他分析维度，信息不再是舆论研究的唯一主角。于是，在网络生态结构中作为子系统存在的网络舆论，因其表现出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吸引了李勇，彭鹏（2010），王秋菊（2010）等学者的关注，开始被视为独立的生态子系统进行研究。但不少研究只是借用生态学之名，分析仍从媒介变化、舆论现象、舆论主体入手，缺乏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进行全面的阐释。

“网络舆论生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7]，因而，对网络舆论生态的深入认知需要从生态视域对网络舆论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侧面展开双重思考，审视网络舆论生态的形成及其运行原理。对网络舆论生态进行解读，首先仍需回归对自然生态的认识。空气、水、光照等资源，植物、动物、人等生物与其他环境要素共同作为自然的内部要素，同时，要素间紧密联系与竞争且在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共同构筑了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运行，网络舆论生态亦是如此。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1.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形成条件是什么？从生态学视角来看，环境要素即生存环境，主要包含无机环境和社会环境。按照这个逻辑，互联网普及率提升、网络媒介壮大，为意见、态度的表达提供了平台，是该系统的无机环境。网络媒介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培养了公众通过网络对事件或现象进行关注、形成态度的习惯，加之促使舆论本体形成与存在的现实社会因素，如社会道德、法律制度等，是该系统的社会环境。共同为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形成提供了基本环境。

2.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如何发展的？如同任何自然生态系统一样，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在最初只由简单生命体组成，后逐渐发展为一个成分多样的复杂系统。买方市场的驱动与网络技术的提升增强了互联网的互动性特征，为公众分享与表达观点提供途径与注入动力。同时，个人与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不断进驻，网络平台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意见通过融合、统一成为舆论。近几年重大舆论事件，如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等皆诞生于互联网并波及线下，因而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我国舆论的“主战场”。

3.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是什么？论其本质，网络舆论是公众意见在互联网平台的复刻与重构，是在公众中进行信息传播、互动、聚集的活动。王佳（2012）较早在生态学的范式下进行研究，认为“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信息资源为核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信息主体因素与环境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由‘信息资源’、‘信息主体因素’和‘信息环境因素’三部分构成”[8](p42-46)。这不仅对网络舆论构成进行深入探讨，也较好地将关键要素做出划分，为运行机制的深化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信息的流动为整个系统提供了物质循环，作为信息的意见是整个系统得以形成与运行的核心，流动中的信息成为舆论生态系统中各生态体的联线；各信息主体是缔造整个生态系统网络的立体节点；信息环境通过对上述要素的推拉，将作为节点的信息主体布局于立体空间中的特定位置；信息主体（点）、信息资源（线）以及信息环境（面）共同组成一个立体的生态空间，并在动态衍化中形成不同的三维生态系统图景。

与其他生态系统相比，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打破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应该引起重视，原因在于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一个非稳定型生态体。非稳定型生态体一般有较大的扩张性内动力，运行发展速度较快，失衡现象较频繁，运行周期比较短。（1）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扩张性体现在可以通过一个微小的生物体发声（网络媒介赋予网民平等的“话语权”），不断延展影响至更大的生态体。（2）网络舆论运行发展速度之快是在以往任何大众媒介中不曾有过的，相关利益群体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迅速的聚集，使意见在快速的交换融合中得到统一，形成舆论。（3）客观舆论缺乏主导性、压倒性，如政府部门、法律部门等在现实社会中代表公平正义的角色的影响力被削弱，其他作为网络舆论主体的种群可以通过其力量的大小来控制舆论导向引起失衡。（4）网民的关注点较为分散且持续时间相对短暂，因而舆论热点容易被新的信息点取代，舆论从生成至分解的周期短。

二、生态视域下网络舆论危机的本质

（一）传统研究视野下的网络舆论危机。

传统的舆论研究对舆论危机研究的思想分散在不同视角的学术研究中，有着相似的逻辑起点。研究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经验性的总结上，以阐释舆论危机的基本原理。表现为：1.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征问题的识别、解析与治理上，网络暴力（杨玉兰，2013）、网络谣言（孙燕，2012）等现象成为舆论危机研究的重点。2.对于网络舆论危机的特性研究也比较充分，基于网络的媒介特性，学者认为网络舆论危机具有“不确定性、普遍性、扩散性、隐蔽性和突发性[9](p74-76)”等特征。3.注重研究不同信息内容引发网络舆论危机的信息传播过程与形成机制，如公共安全（连淑卿，2007）、环境（李承霖，2016）、自然灾害（张洁，勇素华，2014）以及其他社会事件。4.从不同的舆论客体所牵连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出发，研究政府（谢金林，2008）、公安机关（孟卧杰，朱晋，2010）、高校（胡杨，徐建军，2015）、企业（叶盛世，汪青云，2011）、其他社会组织（张惺，2010）的舆论危机应对与防护。部分学者综合上述研究，对网络舆论危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观点主要分为两种：第一，出于对舆论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危机词源意义的双重思考，将与突发事件真实情况存在差异的舆论笼统地视为舆论危机（向加茂，2013），衡量的是舆论主体的利益。第二，衡量舆论客体利益的逻辑也存在，认为否定或不利的意见、态度、情绪的总和是网络舆论危机的本质（刘晓亮，包烨怡，2012）。

整体来看，学者们对网络舆论危机内涵外延的解析处于初级阶段，表现为如下问题：1.存在将“危机”与“风险”两个概念混淆并用的状况。无论是分布在研究中的零散观点还是直接的概念界定，学者们研究重点的实质在于描述危机的形成与成因，但“危机”一词的实意却是“已经发生的损失”（王敏，2011）。2.实质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进行的微观探索。这些解析起始于衡量舆论主体与客体利益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在判别网络舆论对舆论主、客体的意义和价值，回答的是网络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问题。但是，网络舆论对主、客体的价值是否可以代表危机事实？

从现实情况来看，将舆论主、客体对舆论的价值衡量作为危机的鉴别标准是存在缺陷的。1.主、客体间存在价值矛盾。不可否认，网络舆论对主、客体有重大影响，不实、否定性的舆论有可能会破坏其权利实现的稳定轨道。然而，一个舆论的事件双方往往存在竞争关系，对客体的利益损害，有时也意味着对主体利益的保护。如同“王宝强离婚”的舆论事件，如果单从主、客体利益来衡量，该舆论对王宝强是有益的，却损害了其妻子的利益。一个舆论不可能既是危机又不是危机，这种判别标准没有办法解释随之而来的利益冲突。（2）不能反应网络舆论危机特性。网络舆论具有风险阈值和风险权重，危机是由网络舆论带来的风险因素的累积到实质性破坏的过程结果，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因而，不是所有的不实、负面舆论都会带来危机，部分危害性舆论的存在不会破坏网络舆论在整个中国社会生态中结构功能的发挥。价值判断关注的是利益受损，是一个非是即否的绝对判断，可以在舆论形成后立刻判别。不存在损害形成前“度”的衡量，不能很好地对应舆论的形成特性。

综上所述，将网络舆论对舆论主、客体的负面价值视为网络舆论危机的实用主义认知没有办法揭示的网络危机的本质，使得危机的主体不明，危机的内涵不清，因而无法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因此，危机的界定需要在“事实”和价值之间进行剥离。

价值与事实的剥离的关键在于，危机的主体到底是谁？前人解析隐含着“政府网络舆论危机”、“企业网络舆论危机”的逻辑，但舆论问题从发展之初就带有“公共性”，具有社会性（李普曼，1922）的舆论是人民权利的象征。如果对舆论危机问题缺乏“公共性”的思考和系统化的宏观思考，将会造成危机误判。如部分对政府、企业工作失误进行批判的言论其实可以实现舆论监督，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反则有可能损害公众“知情权”，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危机的主体应该是社会，价值的主体是舆论主、客体，不能代表舆论本身。基于舆论的“公共性”，危机对应的主体是社会系统，因而网络舆论危机的事实是危害社会系统的稳定运行与良性发展。系统论认为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结构、一方面是功能。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不可带着自然主义的思想，认为人是完全服从于客观的系统运作规律来发挥功能，不可违反；或是着眼于系统的结构，结构中的人和物不受价值评判，这又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事物的运行存在客观规律，但是也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指导实践中，既强调人对结构的改造，也强调要尊重规律。就好比工程师可以改造升级机器，但也必须尊重机械知识、机器运作规律。

不解决上述问题，会导致危机风险防范与治理研究与实践的方向与着力点出现偏差，也会引起一系列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连锁反应。如“舆论场”的草木皆兵，给不合理的舆论控制创造了生存空间。实现舆论控制的技术手段与策划能力只掌握在少数社会组织与个人手中，过“紧”的风险防范措施甚至会导致公众话语权的全面紧缩。所以，应该找到一种能将经验与理性中和的研究路径。

（二）网络舆论生态危机的本质。

生态学既有宏观性的系统考虑，又承认人类主观能动性对系统的修正。因而，以生态学的知识与原理来研究网络舆论危机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

1.生态学中存在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考虑，尊重上级生态体结构之于子生态的约束，同时，也明确子生态体之于上级生态体的结构性功能。对子系统与上级系统关系的考虑可以很好地对应舆论的“公共性”。即反应网络舆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宏观性的关照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2.生态学也考虑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对人的需要与上层建筑等因素的介入进行了衡量，生态控制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生态系统构成、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与健康性……保障人类活动空间与生态空间之间在构成、结构或功能上的自调节活力、自组织能力以及动态生态平衡。”[10](p151)，两个目标共同存在，使作为一个人造生态系统的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可以得到更好的阐释。3.生态学的研究不仅限于功能本身，也存在功能评判和考察功能实现的阈值。这是因为在生态系统中存在合理范围内的能量流动不平衡与生物种群竞争。也就是说，生态系统的非平衡性并非一定产生系统危机，被鉴别出的非平衡性表现有可能会转化为良性的、有益的；未被排除的危机，也不代表不是隐患，也会在其他要素的作用下，转换为危机。如生物的生老病死是系统功能之一，但物种灭绝就不一定是正常的系统功能。可以适应网络舆论危机存在系统风险累积转化的状况，考虑风险阈值和风险权重的生成特征。

具体来看，生态学中认为，生态系统内部存在长期适应的结果，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所谓稳定而良性发展的生态是指生态体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稳定而通畅，可将之称为生态体平衡。具体表现为：能量与物质的输入、输出基本平衡，生物群落的种类和数量相对稳定，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组成完整的营养结构，具有食物链和金字塔形营养级，生物个体数、生物量、生产力维持恒定。出现的违背生命运动特征、打破生态平衡的现象则出现生态风险，经积累与转化形成危机。生态危机通常是通过环境危机所表现（景庆虹，2012）。即生态系统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被切断，难以承受压力与实现系统自我恢复，造成其稳定性的破坏。因而生态危机的一个标志是环境危机，而非生态系统内部破坏的具体细节，如草原生态系统危机的标志是其对更大的区域生态系统的改变，甚至造成区域沙漠化问题，而不是草原内部某种生物的灭绝。按照这一逻辑，生态视阈下的网络危机与传统研究视野下的舆论危机有明显的区隔。

由于网络舆论生态在本质上隶属于社会生态系统（谢金林，2013），作为一个子生态系统，网络舆论要与外界发生联系，依赖于外部环境的生态资源，如社会法律制度、社会道德伦理等，也受制于社会生态体的运行规律。在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下，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部也存在长期适应的结果，“信息资源”、“信息主体”、“信息环境”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结构是实现其对社会生态功能的基础，功能的发挥也是由三个要素特定的系统结构所决定，两者相互依存。换言之，当网络舆论生态系统造成社会生态体平衡性的破坏，反向可以察觉出系统内部表现出结构性破坏与功能紊乱，难以维持社会生态系统良好运转，表现为信息交换障碍、信息主体角色冲突、信息环境突变等系统的非平衡性。除了特定类别的舆论，如危害国家安全的舆论等，一般舆论要在非平衡性的累积下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才会产生舆论危机。因而，非平衡性是结果的表现，却并不一定造成社会生态危机，也不是危机本身。

因此，我国的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危机的实质是其作为子生态体对母生态体（中国社会生态）产生的生态平衡性的破坏，可以得出结论，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舆论危机，是指网络舆论在社会生态中结构性功能的部分消解或完全丧失。

三、网络舆论生态危机的鉴别

（一）网络舆论生态危机的直接鉴别。

传统舆论研究中，大多学者认同将舆论的社会功能总结为信息功能、指导功能、沟通功能、监督功能（吕文凯，2008），这种功能的总结尚待评判，但网络舆论对各项功能起到放大作用（王敏，2011），只增不减。基于对网络舆论危机本质的界定，鉴别网络舆论危机的直接标准是网络舆论带来的损失与后果，即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状况是否存在结构性功能的丧失与是否给母生态体带来结构性损伤。在该鉴别标准下，前文中学者们所关注的不实、负面信息的传播所塑造的网络舆论，即便对系统中个体带来损害，从表层看具有危机意味，却并不一定会造成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危机，也不是危机的标志，因而划分并不准确。负面信息的传播也是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可能实现部分舆论功能。在一定范围内，损害个别社会组织与个人的舆论也符合自然生态环境中“物竞天择”的生态规律。群体间虽进行生存要素竞争，也在特定条件下合作，在竞争中协同发展，一同进化。传统网络舆论危机研究产生识别偏差的原因在于，研究内容分别对应的是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部能量（信息资源）交换出现阻碍，系统要素（信息主体）不相协调，系统内部环境出现变动。这些因素往往只会增加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部失调、系统的崩溃的可能性，增加网络舆论风险，即网络舆论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只有在影响质的因素出现或其他因素量的积累下，产生影响母生态体（中国社会生态）运行的现象，给母生态体带来结构和功能性的损伤时，危机才形成。

然而，这种鉴别方式存在一定弊端。1.各种功能发挥的好坏无法通过网络舆论本身来判断，这是因为“网络舆论的功能是指其内在作用，网络舆论的社会效应则是其内在作用的外在表现——作用发挥后所产生的实际社会影响。”[11](p72)只有在评判中结合功能发挥的外在表现，才有好坏之分。2.由于网络舆论主体的匿名性和分散性，网络舆论客体（信息资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网络本体的非理性（卢毅刚，2012），各种功能的表现形式与传统舆论存在差异。因此，此处给出的四个网络舆论功能，其发挥与丧失是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危机鉴别的基本指标，网络舆论与之对应的表达尚待进一步解析。3.该鉴别方式涉及大量主观性思考而容易受到不同判别主体差异的影响。

（二）网络舆论生态危机的间接鉴别。

在明确网络舆论生态的结构功能后，要提升危机鉴别的客观性与操作的规范性，对网络舆论生态中各种非平衡现象危害性的“度”的考查显得更加重要。通过对危机产生后的各项系统表现概念化，建立网络舆论风险评价指标，确定指标的权重与风险阈值，以直观数据进行鉴别是网络舆论生态危机的间接途径。除非网络舆论生态系统遭受了内部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从而直接消解了舆论在互联网端的生存环境、存在条件，或者存在其他对危机形成有“质”的影响的要素出现，即便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一个非稳定性的生态系统，破坏现象也并非一定造成危机。一般情况下，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发生的信息传递不通畅、主体角色有冲突、与环境等各种不协调的现象，只有在单一现象达到一定影响数量级，或者在多种现象共同作用下，才会造成网络舆论危机。即只有当生态系统所受干扰超过限度或内部机制失去效能时，才会生成危机。

间接鉴别的思路在于危机的形成条件，网络舆论生态内部不平衡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度量范围内形成危机，原因在于网络舆论是一个生态系统，这就意味着它同其他生态系统一样具有自净和恢复能力，这种保护自身稳定性的能力被称为自我调节能力。对各种失衡现象危害性的数值化考虑，实际就是将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纳入风险评估体系中。生态系统调节能力的强弱受到多方因素影响，一般而言，生态成分多样、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生态途径复杂的系统自我调节的能力更为强大，如热带雨林与海洋等生态系统，基于其复杂程度，稳定性强，除非是人为破坏，其自我修复与调节的能力极强。同样，网络舆论系统的构成成分多样，生态途径多样，信息流动方式不一，为系统的稳定性提供了一定条件。更加重要的是，人类行为对于普通生态系统的调节是外界刺激因素。对于网络舆论生态系统而言，人类恰是系统重要的构成要素，对系统运行起决定作用。因而，我国的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强。

但该种鉴别方式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却与普通生态系统不同：调节与修复的主要动力相对单一，是群体的利益博弈。因为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环境是一个人工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存在差异。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种。人工环境是“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形成的环境要素，是人类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而创造的环境，包括由人工形成的物质、能量和精神产品，以及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层建筑）等等。”[12](p22)任何变动、破坏与调节都是由人的需求而创造，给系统的自我调节增加了弹性巨大的影响变量。

四、结论

综上所述，网络舆论是一个人工而不稳定的生态系统，信息资源数量巨大、真伪难辨、传播模式复杂；信息主体素质不齐、角色多变；信息环境成因复杂、动态变化。在保证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信息流动的平衡和通畅，信息主体正常的行使权利与表达结构功能的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确实能够带来便捷信息的流通，以促进话语的多元性，帮助缩小知识鸿沟；实现舆论监督，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相反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网络舆论危机，对公众科学素养、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政策法律等方方面面带来挑战。

后续研究可分为三个连贯的议题：第一，深化网络舆论生态之于社会生态中的结构与功能，同时明晰系统内部各要素对网络舆论生态功能发挥的作用机制。这是进行网络舆论危机研究最重要且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加强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非平衡性“量”与“度”的评估研究，即非平衡性触发危机形成的适用边界。有了定量的规范，才能合理预知网络舆论危机和应用方式策略来降低网络舆论风险，避免出现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破坏。第三，透视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不平衡性与危机的转化过程与机制，根据转化机理制定引导策略，才能真正实现趋利避害，这是网络舆论危机研究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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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郁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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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7）01-0189-06

晋艺菡（1990—），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