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达恩顿书史理论中的文学研究

罗蓉蓉

(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重庆，40133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关注大量文学现象，认为文学研究应关注文学史上的“中间人”如出版商、印刷商、书商，注重读者阅读行为研究与跨学科研究。达恩顿的书籍史理论与方法对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为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提供了“中间人”的视角，为文学史书写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新的研究维度。同时，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也存在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片面理解“中间人”形象的局限性，文学研究应以辩证的态度借鉴书史理论。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ton)是西方书籍史研究领域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表现出对文学极大的兴趣，其文化史研究著作《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等书中均有大量对文学生产和流通现象的考察，本文将从跨学科视角梳理达恩顿书史研究中论及的文学研究方法及案例，探析书史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兼论其理论限度。

一、书史理论中的文学研究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一书可视为达恩顿关于书史理论思考和探寻的观点集合，其间既有关于书籍史研究的宏观理论，也有关于文学书籍生产和流通的个案分析。《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审查官的作用：政府如何塑造文学》等著作涉及文学书籍生产和流通的个案研究。就整体而言，达恩顿认为应关注文学书籍传播过程中的“中间人”，注重研究读者阅读行为，加强文学与史学跨学科的视野融合。

1. 媒介：重视“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早在1982年发表的《书籍史话》论文中，达恩顿提出著名的“交流圈”模式，认为书籍的诞生与使命的完成历经从作者到出版人、印刷人，再到运输者、卖书人，最后到读者的线路。尽管此模式遭到英国目录学家托马斯·亚当斯和尼克拉斯·巴克的挑战，认为其方法“过于重视阐释交流的过程”，“偏离书籍作为物品的特性”[1]，但此模式已标记出书籍传播环节中的重要媒介，开创书籍研究新范式。1986年，达恩顿在《文学史上被遗忘了的中间人》一文中再次重申“中间人”重要性，指出正统文学史过于关注经典名家名作，遮蔽了文学书籍出版和发行中的诸多中介要素，从而呼吁学者关注“被遗忘了的中间人”。具体而言，作者提及的“中间人”包含出版商、印刷商、书商、推销员、图书审查官员等。

作者以一位图书推销员杨·弗兰科伊斯·法瓦格的推销案例说明介于出版商与书商之间的推销员对于图书推广意义重大，推销员的实地调研能理顺书籍的供求关系，从而保证书籍的销售与流通。基于对18世纪的法国禁书流通复杂环境的考量，作者赋予书商至高的地位，认为书商因其“处在供求关系接口的环节上”，是“最重要的中间人”[2]。达恩顿对于图书审查员这一特殊的中介角色的评价独辟蹊径。他并未简单地视图书审查员为书籍流通的阻碍，而是肯定了审查员的积极作用：“我们往往从宗教迫害和启蒙运动的角度把审查官们跟压制政治异己和扼杀文学艺术作品的革命色彩联系起来。其实他们也有另一个功能。那就是，当他们把同意放行的王室大印印在书稿上时，他们的认可也就对读者的阅读起到了一个导向作用。”[3]后来,在2014年出版的《审查官的作用：国家如何塑造文学》一书中，作者以18世纪的法国、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的印度、东德的共产主义为考察对象，更详细地探讨政府审查的功用。审查并非如同大众媒介所描述的那样，是艺术家和自由思想者对压迫体制的斗争，审查更像是创造和压迫之间的竞争[4]。在作者的笔下，审查官和作者一样归属于创作者的行列。书中谈到出版商和作者对图书的自我审查“尽可能加快图书出版进程”。作者和审查者之间的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是合作关系，审查官有时会帮助作者改写内容以通过审查[5]。

文学史“中间人”视角的研究思路在作者的诸多著作中一以贯之。1979年出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认为《百科全书》一书在启蒙运动时代成功运作得益于作者、出版商、印刷商、书商的合力作用。1982年出版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探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出版商、书商制作传播非法文学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商业运作对文学消费的影响。1996年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第一部分探讨书商如何促使当时的违禁文学作品“哲学书”在市场上的流通。

2. 阅读：以读者为中心的考察

达恩顿认为，从读者阅读的角度去研究书籍有很多切入的路径，比如读者信件、出版社和图书馆的档案、订书单、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私人藏书楼等。纵观达恩顿的书史研究，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馆藏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文件是达恩顿书籍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资料。除此之外，《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还参照了巴黎警察局、巴士底狱和印刷书商协会的档案。

作者对读者的阅读目的、阅读场地、阅读效果也有所探讨。关于阅读对受众的影响，在《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一书中作者以18世纪法国读者杨·兰森在1774年至1785年之间写下的信件为史料，窥见卢梭作品《新爱洛伊丝》对读者的影响。以杨·兰森痴迷于卢梭的著作并在生活中处处模仿的案例为基础，作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早期，人们的阅读经验和实际人生经验、理解文本和理解生活的关系远比今天紧密”[6]。达恩顿认为可根据文学作品中关于阅读细节的描绘来推断当时人们的阅读行为和方式。关于读者的阅读目的，作者认为各人的阅读目的存在差异性，“有人读书是为了赎救灵魂，有人为了学些社交礼节，有人为了修理机器，有人为了讨好意中人，有人为了了解时事或自我消遣”[7]。可见，读者的阅读既有满足精神需求的审美倾向，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利性取向。论及阅读方式，旧时代的阅读常表现为群体社会行为，阅读活动常在篝火旁、读书俱乐部、小咖啡馆、旅店酒馆、库房等场所展开。

《旧制度时代的地下文学》一书专列“阅读、写作与出版”一章，由“谁生产书籍？谁阅读”等问题为主导，探讨18世纪法国地下文学的出版及阅读情况。“外省的地下书商”一章以穆维兰的故事来揭示地下文学营运中的真实境况，通过穆维兰的订书单考证读者群体，得出以下结论：毁谤作品书籍最为畅销，读者对理论作品几无兴趣，启蒙哲学家的元典著作并不畅销，但普及启蒙运动的通俗读物“小册子”畅销。

3. 视域融合：文学与史学互动

在书籍史的整体理论框架中，作者强调此学科的独立性与合法性从而认定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汇聚了“史学家、文学研究专家、社会学家、图书学家或任何对书籍在历史上的作用感兴趣的人”[8]。达恩顿还探讨了历史与知识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关联。在论及研究阅读行为的方法中，作者提到要“熟悉文学理论”，在文学与图书史之间建立互动。文学评论家借鉴历史视角可以“避免脱离历史背景的错误”，历史学家懂得修辞等文学知识将更有助于理解阅读现象。作者还提出一种“双重策略”，即将“文本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将“作家想象中的读者”和“历史现实中实际的读者”进行比较，“读者对文本的反应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历史性的考察”[9]。

二、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在西方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向的史学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书籍史研究，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征，所论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文学研究颇具启示意义。它为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提供了“中间人”的视角，为自下而上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维度和理论支撑。

1. 发掘书商、推销员等潜在媒介

关于达恩顿所论及的“读者”要素，文学研究界早已有所关注。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传统》一书中就提出“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的文学活动四要素[10]，此理论关照到文学发展中的“读者”这一重要维度。20世纪，接受美学更提倡以读者为中心，重视读者对作品的反应、接受，尤其是读者在文本意义形成中的再创造。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尔皮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将图书发行和读者消费纳入考察视野，认为“一切文学现象都是以作家、图书和读者”为前提的[11]。关于达恩顿论及的“中间人”理念，随着传播学的影响与日俱增，文学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媒介的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学者在“四要素”之上加入“媒介”，努力构建文学活动的“五要素”，即文本、世界、作家、媒介、读者[12]。

以出版者、读者为中心的研究使得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和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相契合，书籍传播中媒介的重要性在史学领域再次得到体现。西方书籍史研究以书籍传播的经济动因为导向，使得“中间人”中的运输商、书商、推销员在文学发展中作用大增。在过去文学传媒研究中，这些“中间人”常常被文学研究者所忽视。西方书籍史研究为文学传媒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运输商、书商、推销员的视角研究文学书籍的流通或许是一条可行的独特路径。尤其是研究当代文化产业背景中的文学生存和发展，书商视野的关照将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地。

2. 为文学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具有反精英、反传统的特点，是以“自下而上”[13]的方式展开的。他关注落寞文人、禁书传播、出版商的经济行为，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真实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多年来，文学史研究方法与范式更新、如何书写真实的文学史、探讨文学史书写的多样性一直是中国文学界探讨的热点论题。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学史书写存在史学观念陈旧的问题，“在近百年来史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主流史学界仍然固守着西方百年前的史学定规”[14]。因此，打破学科壁垒，借鉴新史学观建构文学史是一条可行路径。借鉴书史理论中的研究方法，将为多元化的文学史书写注入新的活力。从文学编辑与出版的角度研究文学，提供了理解文学的又一种可能性。2013年，钱理群先生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以报刊中的文学广告为切入点，反映与广告相关的“稿费问题、盗版问题、营销问题”，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15]，有别于审美范式的文学史书写，凸显回到文学历史现场的编撰特色。从部分章节题目的拟写，如“大东书局、世界书局：192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的大本营”、“新文学初期的禁书”、“《万象》主编的变动与改版”、“‘主动’编辑家赵家璧与‘晨光文学丛书’”可以看出，此书重视考察出版商、编辑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其编辑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书籍史理论相契合。

三、书籍史研究的局限性

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将笔力集中在禁书、畅销书等领域，增加了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因消解历史的宏大叙事、解构整体的历史观而颇受争议。书史理论与实践中的文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亦不可忽视。

1. 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的考量

达恩顿将笔力过于集中在出版商、书商等中间媒介，过于注重考察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书籍生产，忽略了书籍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在作者的论述中，出版商将文学仅仅看作“买卖”，把“卖得动”看作好书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百科全书》的诞生源于“一桩投机生意”，有“生意就是生意，无关启蒙运动”[16]的简单论断。作者将图书、禁书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利益的因素。然而，书籍是文化产品，既具有经济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文学书籍更承载着文化传承、启蒙教育的重要作用。经济角度可视为切入文学生产和流通研究的一个切口，但不是唯一、至上角度。

2. 建构“中间人”形象的片面性

尽管达恩顿认为审查官在图书流通中发挥创造性的积极作用，但其历史叙事所建构的文学“中间人”形象多呈现出奸诈、狡猾、唯利是图的面貌。作者用“文学海盗”[17]一词来描绘“中间人”群像，其笔下有书商用阴谋骗取出版商信任，印刷厂工人携款潜逃，出版商和政府审查官相互勾结。作者的史料选择囿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文件，未能在宏大的视野中对文学传播中“中间人”形象给予全面、客观、公正的阐释，未能反映当时文学出版的整体历史图景。

总 结

综上所述，罗伯特·达恩顿书史研究引领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对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使得文学生产中常被遮蔽的印刷商、供应商、书商等媒介显现出来。在当前文学史书写的多元化格局中，文学研究既要借鉴新史学视角、开拓文学史书写新思路，也要反思其研究中的不足。

注释：

[1][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3页。

[2][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3][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4]John Rodzvilla，“Robert Darnton：Censors at Work：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PublishingResearchQuarterly，2016，32(3), pp.272～274.

[5]Jonathan Yardley，CensorsatWork：HowStatesShapedLiterature,by Robert Darnton，The Washington Post,2014.

[6][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7][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8][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5～86页。

[9][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10][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页。

[11][法]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页。

[12]单小曦：《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7页。

[13]庞冠群：《自下而上：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93～100页。

[14]鲁枢元：《历史学 文学 文学史—— 关于文学史书写的点滴感悟》，《东吴学术》2010年第2期，第58～62页。

[15]钱理群：《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16][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7页。

[17][美]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