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的出版背景对比分析

姚爱华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十八世纪，世界上产生了两部重量级的著作，一部是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 另一部是中国出版的《四库全书》。两部巨著的问世对各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百科全书》传播了启蒙思想，使法国封建制度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得以建立，整个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四库全书》的出版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巩固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社会更加衰落。两部著作虽诞生于同一时代，但它们出版的背景是不同的。

法国《百科全书》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它自命为“有关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理性词典”。几乎与法国出版《百科全书》同时，中国清朝乾隆年间也在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事业：由乾隆皇帝主导的《四库全书》的编辑与出版。虽处在同一个时代，但是两部巨著的出版背景有着较大差异。

一、出版的政治背景对比

1751年，法国《百科全书》第一卷问世，1772年，中国清朝乾隆皇帝启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两部历史巨著的编纂出版，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

十八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封建领主和天主教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控制着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宫廷贵族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农村满目疮痍，天主教会与专制王权疯狂残害不同信仰者和有进步思想的人。与此同时，一支新兴的进步力量逐渐壮大，他们强烈要求冲破旧制度的束缚，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英国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想在法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产生了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猛烈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大力宣扬资产阶级学说，提倡唯物主义，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封建启蒙运动迅速展开。此时，法国资产阶级在社会活动和政治舞台上的力量逐渐扩大，他们迫切需要启蒙思想来武装头脑，这使《百科全书》的大规模出版成为可能。

十八世纪的中国处于清朝统治时期，清朝虽然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但是封建势力仍然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清朝建立后，封建政治和经济稳定发展，创造了被称为“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的稳定，为大规模从事封建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清政府建立后，延续了明朝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了加强封建统治，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和禁书活动，实行高压文化政策，扼杀民主和民族思想，严格控制出版物的生产和传播。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止，仅浙江一省就收缴禁书24次，计538种，13 862部；据《禁书总目》的综合数字，全国计全毁书2 453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1]。虽然中国资本主义在明朝中叶已经萌芽，但是在强大的封建体制下还非常弱小，发展缓慢，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政治力量。乾隆皇帝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是封建君主为了炫耀文治、统一思想、排除异己、巩固政权。

二、出版的思想文化背景对比

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掀起了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反教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文化运动，这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启蒙运动覆盖了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领域，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启蒙运动兴起于英国，但是随着运动的推进，法国后来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法国启蒙运动产生了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杰出人物，他们主张天赋人权、自由和平等，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罪行，主张信仰自由和信仰上帝、反对专制制度。这些启蒙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著作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畅销书。一方面，启蒙思想通过书籍得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启蒙书籍的畅销使得出版商找到了出版的原材料，更多有关启蒙思想的书籍得到出版。出版商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编写《百科全书》并陆续出版问世的。以出版商为主导的《百科全书》出版事业，邀请的第一个主编就是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启蒙思想家直接参与《百科全书》编纂出版工作，使得他们有机会融入启蒙思想，尽管出版过程中受到统治势力阻碍，压力重重，但是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各种困难和问题最终都得以解决，《百科全书》得以出版上市。所以，《百科全书》对十八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清朝建立后，学术风气由明末的浮夸转变为实用，“把学术研究范围扩大到自然、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举凡天文、地理、经史、典制、文物、吏治、财富、河漕、兵工、民俗，乃至文字、音韵，无不精研深究，形成了经世学风的全新风貌”[2]。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三大思想家。其中，黄宗羲批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顾炎武崇尚实学，经世致用；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他一生建立了宏博的学术体系，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这些启蒙思想与法国启蒙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当时他们的著作主要通过坊刻出版，并没有大规模出版发行，所以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这些启蒙思想并未流行。清政府一贯实行“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试图以儒教思想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并逐步加大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大量知识分子被关押和杀害。加上清政府大兴文字狱，与朝廷不符的思想都将被压制，这类书籍也被认定为禁书。

《四库全书》出版之前，广大民众思想禁锢，在强大的统治势力面前，知识分子只能保持沉默。所以，《四库全书》的主要内容是在皇帝的主导下对中国清朝以前的历史、政治、民族、社会、宗教、文艺、哲学等方面的全面总结，将新的生产工艺、科学技术、启蒙思想都排斥在外。更有甚者，清政府以编书的名义在民间收书，大量文献书籍被认定为禁书而被销毁，使得清政府的封建政权得到巩固。而《百科全书》不仅总结历史成果，还包括了最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对后世的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法国不久就发生大革命，资产阶级政权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

三、出版的技术条件对比

书籍的出版从一开始就是在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发展起来的。从书籍的演进历史可以看出，技术在书籍出版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而不能忽视技术对出版的影响。与出版相关的主要技术是造纸术和印刷术。

据考证，中国造纸术发明于公元前，公元一世纪初纸已被用于书写，二世纪时就采用新的原料和高超的技术开始大量生产纸，三世纪时在中国已广泛使用纸。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在十世纪传到欧洲，从十二世纪开始欧洲才能生产纸。纸的发明，为世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更便捷的物质载体，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经历了由手抄到雕版印刷再到活字印刷的过程。到隋唐之际，发明了较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术，这在印刷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七世纪，中国民间就已经流行雕版印刷，但是直到十世纪初，雕版才得到政府重视，雕版印刷的合法地位才得到承认。所以，始于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到唐朝末年才得到广泛推广，到五代之后达到兴盛。据史料记载，毕昇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古登堡印刷术早了四百年。因为当时雕版印刷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朝廷对活字印刷并没有多大兴趣，所以一直未得到有效的传播和推广，仅仅在民间流传。从技术上来说，中国古代出版业无论是用雕版还是使用活字，都是采用手工印刷，没有解决机械化印刷的问题[3]。这是中国出版业后来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西方，十五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并系统地、有规格地制造活字，这一技术推动世界出版业进入第二次革命浪潮。古登堡发明的不仅仅是金属活字，铸字、油墨、印刷机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工艺经过他的改造加工后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实现了印刷品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机械化印刷技术与造纸技术以及编辑专业化技术以势不可当的力量推动了以手工操作为技术特征的古代出版进入以机械制造为技术特征的近代出版阶段：出版者开始从印刷商和书商中剥离出来，并正规化、专业化，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出版公司开始崛起，出版者、印刷者、书商之间的分工逐渐明确，三者成为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的个体[4]。

十八世纪，欧洲已经发展起了较为成熟的现代印刷出版技术。技术的进步使商人看到了商机。所以，百科全书的出版，从一开始就采用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加上商业化的运行和规模化的生产，保证了出版物的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出版商的利润。通过出版商降低书的成本和广泛推销，使书的发行量遍及整个欧洲地区，这是《百科全书》得以大量出版的直接原因。

而中国的《四库全书》，正用手抄的方式进行，尽管中国有成熟的雕版印刷术，也有活字印刷术，但是《四库全书》却没有采用，编辑过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最后只完成7套。所以，一般人根本没有机会阅读，它更像是一个政绩工程。

四、出版的体制对比

在《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一书中，作者罗伯特·达恩顿描绘了1770年书商利高德销售伏尔泰的《哲学问题》一书的情况：利高德看都没看就从出版商那里预定了该书，因为他觉得该书肯定会卖得很好，其实他非常讨厌伏尔泰，因为伏尔泰背着出版人与盗版商沆瀣一气，在完成的著作上擅自增删。虽然伏尔泰弄得书商们很狼狈，但是他的书却卖得很好[5]。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出版业已经形成了由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销售商、读者等构成的整体，整个书籍的出版已经完全市场化和商业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产业。

自十五世纪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以来，跟出版相关的一切技术都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出版业的进步必须依赖于整体技术的进步，但是技术并不是出版业得以发展和繁荣的唯一因素，出版商、印刷商、销售商、读者等各个环节与整个出版都息息相关，罗伯特·达恩顿的“传播循环”模型描述了他们的关系。自十六世纪初开始，大量资本进入印刷业，整个图书出版行业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大量图书被生产出来，出版者与印刷商、书商之间是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的关系，出版链的中心也从印刷商转到出版商。

书商们为了赚钱，必然会在书籍出版的各个环节上下很大功夫，把握好图书出版的各个环节和细节，力求做到精致完美。让图书成功地销售出去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

著名的欧洲文化史教授罗伯特·达恩顿通过追踪被视作启蒙运动象征的《百科全书》的出版、修订及销售过程，出版了一本研究书的书——《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他以完全不同的视角来书写《百科全书》的出版史，其核心人物并非《百科全书》的著名主编狄德罗，而是以十八世纪法国的传媒大王庞库克为代表的书商、印刷商、撰稿人，把视线转向关注编辑、出版、修订、销售以及传播等具象化的历史过程。不仅如此，甚至作者认为，“拾破烂的人、收集栗子的人、金融家和哲人都在生产一部著作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对庞库克和杜普兰来说，出版《百科全书》仅仅是一桩堆积着金钱利益的投机生意，并非怀着对真理的追求或对传播自由思想的渴望。本质上说，他们更想赚钱而不是传播知识。巨大的商业利益，使得庞库克看到了《百科全书》的商机，在这个充满阴谋的商战中，《百科全书》才有了更多廉价的版本，并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大规模地传播。

与庞库克不同的是，杜普兰在《百科全书》出版中是个典型的奸商形象，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钱。为了钱，他可以做到不择手段，可以违背与他人的同盟，可以做盗版、做假账……但同时，仅从出版图书的角度来看，杜普兰保持着敏锐的感知力和执行力，他为了赚钱，排除万难去营销《百科全书》，因此他对读者非常负责，无论是在印刷质量还是用纸上都很认真。也正因为如此，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自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百科全书》的出版完全由出版商庞库克等主导，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无论是编辑、印刷、出版还是发行完全由出版人和企业根据市场情况来确定。政府虽也参与管理(发放特许证)，但是不起主导作用。为了市场利益，庞库克可以与奸商杜普兰合作，与政府官员合作寻求庇护。部分官员为了商业利益，也偷偷地参与书籍的出版。出版商们在生意中使用了各种手段：行贿、敲诈、造假账、窃取订购者名录、相互刺探以及充满了背叛和密谋的联盟等。

正是庞库克和杜普兰等书商们的商业交易，促成他们制造了围绕着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庞大利益链条；另一方面，他们又促进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力，成为这项运动的重要推力。“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6]可见，《百科全书》的出版起初就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这是当时法国出版体制的真实写照。

与法国相比，《四库全书》出版前的中国出版体制相对简单。清代的出版活动仍以官刻为主，即内府、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刊刻书籍为主，家刻、坊刻为辅。坊刻即为唯一的商业性出版模式，在当时也有所发展。清初时期，坊刻所出版的书籍品种、印数已超过官刻和家刻，其出版形式以手工印刷的雕版印刷为主。中国封建经济保守，政府重视儒学、轻科技和工商业，造成地区隔阂、交通不便、工商业和科技不发达，一直没能解决活字材料和机械印刷问题。封建制度阻止了图书的流通，使中国出版也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7]。从出版体制来看，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

在出版主导者方面，《四库全书》从一开始就是由皇上主导，乾隆皇帝下旨成立以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四百余人的编辑队伍。从内容的编辑、出版到发行，皇帝都起着主导作用，整个资金有政府保障，没有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体系。

书籍出版的兴盛，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有读者。达恩顿认为读者是影响出版发展的关键要素。书籍的出版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反过来，读者的阅读反馈又促成出版的发展。据统计，法国在1750年的人口达2 400万，比1700年增加了500万。人口基数的增长使读者人数随之增长，特别是在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加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在民间开展扫盲运动，使得民众知识水平得到提高，能阅读的群体越来越多。十八世纪，法国涌现了大量的图书机构和实践活动，为公众阅读提供方便。

清政府建立后，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建立书院。书院发展到鼎盛时期，就数量而言，新建的就达三千七百余所，加上修复和重建的前代书院六百多所，清代书院的数目为之前历史上书院总和的两倍，除新疆、西藏等个别地区外，书院在全国普及[8]。讲学之风盛行，学术思想活跃，许多名师被邀请到书院讲学，发表学术观点。清朝还广推科举制度，使得读书人数增加，大量书院成为帮助士子准备考试的机构，并以中试作为书院的重大成就。随着清朝思想统治的加强，“一些书院还承担了宣传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义务，书院已由原来的自由讲学机构逐渐沦为各级封建地方政府兴办的政治院校了，发挥着用封建思想教化人民的作用”[9]。

比较两种不同的出版体制，就不难理解《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的出版差异了。就出版数量而言，《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其传播广度和影响方面更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出版《百科全书》这桩“启蒙运动的生意”成就了出版史上伟大的事业，从利益获得来衡量，出版商、销售商是启蒙运动中最大的赢家，但是他们无意间成为传播启蒙思想过程中最活跃的分子，推动了人类思想史的发展。

《四库全书》是推进封建教化，实现思想禁锢、文化独裁的官定教科书，编纂此书仍然是为清朝统治者炫耀文治、统一思想、巩固政权服务的。《四库全书》编纂时从民间集书，很多被认为与朝廷观念不符的书籍遭禁或被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部分思想的传播。

事实上，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也正是从十五世纪以后开始的，而十五世纪恰恰是活字印刷在西方得到发展并迅速普及推广的时期。据西方学者赫伯尔·贾尔斯(Herber Giles)等人研究，在1500年以前，中国著作出版的数量比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还多。但到了16世纪末，西方的图书产量已开始后来居上，而世界科技文明的中心，也逐渐从中国转移到西方[10]。

注释：

[1]肖东发，于文：《中外出版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3页。

[2]李治亭：《清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8页。

[3]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4]孙海芳：《出版变迁与技术变革互动发展规律初探》，《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页。

[5][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6][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顾杭，叶桐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7]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8]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9]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10]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