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计生危机的特点及演化机理分析

严利华 喻发胜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在卫生计生领域内，危机呈现出了突发性、多样化与复杂性、不确定性及严重危害性、高频化与国际互动性等多种特点。本文结合相关理论，在遵循危机发生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探讨其演化机理，对我们认知和理解危机的发生特性、原因、程度、生成演化、要素关联性及危机治理的实践意义重大。

风险无处不在，危机无时不有。人在生命长河中都会面临着疾病、意外伤害，甚至危及生命的种种风险和危机，难以预料和管控。卫生计生在战胜疾病中发展，在抗击风险、应对危机中壮大。为公众提供优质、安全、有效的卫生计生服务，需要我们理性地认知卫生计生危机特点，科学地认知和把握卫生计生危机演化机理。

一、卫生计生危机的特点

(一) 突发性

与其他的公共危机一样，突发性是卫生计生危机的首要特征，主要是指危机发生的偶然性，往往是没有征兆或者在征兆不明显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不易被人觉察。比如因灾出现的重大伤亡、传染病等疫情的突然暴发、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流行、重大的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医疗并发症、突发的医疗纠纷、重大的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卫生计生领域的危机状况等，这些状况的发生非常突然，始料不及，出乎人的意料。

(二) 多样化和复杂性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自然及社会因素繁多，危机所涉及的主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加之事件的产生原因、涉及利益关系等具有复杂性，这使得我国的卫生计生危机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性的特征。各种卫生计生领域危机数不胜数，如由自然灾害导致的重大伤亡救治，细菌、病毒等导致的传染性疾病，医疗机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医疗事故、医疗意外、医疗并发症及医疗纠纷，严重的食物中毒，急性职业中毒，生物、化学灾害带来的健康危机等。这些危机的形成是多个因素作用的结果, 受到人为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危机所涉及的因素和主体多且相互关联，一旦一个事件或状况发生，就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演化传播，会再次加剧这类危机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三) 不确定性和严重危害性

卫生计生危机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危机发生的时空边界和发展演化趋势的不确定，包括影响无法量化，事件演变及后果不确定。不管是传染性疾病的暴发、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流行，还是重大的医疗事故或纠纷，我们都很难预料推测其发生的时空范围和发展演化趋势。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对危机的发生区域、影响范围、演化趋势等作出精准的判断。因此，这类危机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一方面，会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还可能在很长时间内给人们造成心理阴影、引发恐慌；另一方面，一些卫生计生危机事件若与敏感性社会问题关联，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冲突、造成社会混乱，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四) 高频化与国际互动性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卫生计生危机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了高频化和国际互动性的特征。人类活动的频繁和对生态保护的忽视使得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如病原体变异带来的多种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的增加，人畜共患疾病的频繁发生，医疗技术革新造成的医疗事故，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医患冲突，卫生计生机构面临的信用危机等，越来越多的危机在卫生计生领域内不断发生。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人员、物资的大量流通和国际交往的频繁，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的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卫生计生危机状况也呈现出了远程传播和跨越国界的特征，使危机传播具有国际交互性。除此之外，随着国际合作的加强和国际救援的完善，对重大危机的应对也越来越具有国际交互性特征。

二、卫生计生危机的演化机理

(一) 危机发生的突兀性和发展的“非线性”

英国学者埃里克·克里斯托弗·齐曼提出的“突变理论”指出，突变就是由于系统对光滑变化的外部条件的突如其来的反应而产生的突发的变化[1]。实际上，突变现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过程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它也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在卫生计生领域，这种突变现象经常发生。如传染性疾病的暴发，往往并不是发生在环境恶化之时，而是发生在环境治理过后、控制因素尚未有新的变动之时，由环境因素而引起意料之外的突然暴发。传染病疫情的突然暴发和流行往往非常突然，始料不及，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

有专家认为“突变”即是“非线性”，并指出：“非线性科学不仅在认识论上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在求解时有重大科学意义，而且在研究生态平衡、医疗诊断、经济发展、科学决策等许多问题时，都有重要应用价值。”[2]可见，突变理论揭示出危机演化往往呈现“非线性”的跃变态势，而且当事态处于临界点时，即使外部控制因素停止变动，危机也可能因内部因素自身引起。如面对相同的疾病，不同的人因抵御能力差异，其疾病发生的时间、状态等很难进行准确的预测，发展具有极强的“非线性”特征。当年“非典”的发生亦是如此，让人始料未及，其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意料，具有非常明显的突兀性和“非线性”特征。

(二) 危机原因上“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提了“混沌系统”，即指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的内在变化的系统，并指出，“混沌”是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貌似无规则的有序运动，系统的非线性使进入吸引子内部的轨线不断互相排斥，反复分离和折叠，使系统的局部不稳定[3]。这种局部不稳定即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只要系统初始值出现小的偏差，便会引起轨道按指数分离，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的形象描述是：“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4]中国古代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说法，与“蝴蝶效应”异曲同工。“蝴蝶效应”形象地揭示出危机的生成、演化往往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依赖性。换言之，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可能会引发巨大风险。

卫生计生机构中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和问题，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都有可能引发大的冲突。比如原本患者病情很轻的疾病在实施很简单的医疗处理后，由于患者特殊的体质，却发生了复杂的后果，甚至引发巨大的公共危机。湖南孕妇羊水栓塞就是例证，原本是正常的产妇分娩，由于并发了羊水栓塞，孕妇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医院医生与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不够充分，导致患者家属的不满和质疑，以至于最终演变成一场备受关注的医疗纠纷和群体性事件。

(三) 危机程度上的迅猛性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牛文元运用社会物理学原理创立了“社会燃烧理论”[5]。他指出：“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既有物理过程，也有化学过程。燃烧所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即燃烧材料、助燃剂和点火温度，缺乏其中之一，燃烧都不可能发生。社会物理学应用该项原理，将社会的无序、失稳及动乱，与燃烧现象进行了合理的类比：(1)引起社会无序的基本动因，即随时随地发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和‘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可以视为提供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2)一些媒体的误导、过分地夸大、无中生有地挑动、谣言的传播、小道消息的流行、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非理性地推断、刻意追逐片面利益、社会心理的随意放大等，相当于社会动乱中的‘助燃剂’；(3)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突发性事件，通常可以作为社会动乱中的导火线或称‘点火温度’。由以上三个基本条件的合理类比，可以将社会稳定状况纳入一个严格的理论体系和统计体系之中，由此研制出‘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燃烧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充分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完全和谐时，整个社会处于‘理论意义’上绝对稳定的极限状态。只要发生任何背离上述两大关系的平衡与和谐，都会给社会稳定状态以不同程度的‘负贡献’(即形成社会动乱的‘燃烧物质’)，当此类‘负贡献的量与质’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在错误的舆论导向煽动下(即相当于增加社会动乱的‘助燃剂’)，将会形成一定的人口数量密度和地理空间规模，此时，在某一‘突发导火线’(即出现了社会动乱的‘点火温度’)的激励下，即可发生‘社会失衡(不稳)、社会失序(动乱)或社会失控(暴乱)直至社会崩溃’。”[6]

卫生计生领域关乎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与系统外部的其他系统又密切关联，本领域一旦发生危机，可能迅速波及整个社会系统，通过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叠加，致使卫生计生危机变本加厉，以更加凶猛的势头发展，难以控制。2003年的“非典”危机，仅短短四五个月的时间，国内就经历了从第一个病例出现到板蓝根脱销再到全国范围内的人人自危的全过程。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核泄漏后，国内出现抢盐风波。

(四) 危机生成演化的多样性、复杂性

约翰·霍兰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霍兰看来，系统中的个体能与其他主体及环境进行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并根据学到的经验来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从而达到适应环境变化的目的。系统的复杂性正是由于这种适应性导致的，即“适应性造就复杂性”[7]。他提出了诸如“适应性主体”、“交互性”、“竞争与合作”、“多中心与复杂化”、“创新与突现”、“抑制与退化”等一系列创新的概念，并在这些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作出了有价值的理论判断，从而构建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体系[8]。

在霍兰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体系中，系统中的个体是具有能动性、智能性和自适应性的适应性主体。“任何特定的适应性主体所处环境的主要部分，都由其他适应性主体组成，所以任何主体在适应上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去适应别的适应性主体。”[9]适应性主体要根据环境和接收到的信息来调整自身的状态和行为，从而影响着系统的运行和演化方向，这一过程使整个系统的演变和进化出现多样、复杂的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霍兰指出，在复杂系统中，适应性主体的信息具有局限性，主体难以知晓其他所有主体的状态和行为，每个主体只可能从较小的个体集合中获得信息，并就局部有限的信息进行处理作出决策。从而使得主体的行为变得“相对低等”，需要在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协作的过程中向更高层次、更加复杂、更加协调的有序系统发展。这就决定了系统在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加明显的复杂性，其个体的主动性和主动程度又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复杂程度。

约翰·霍兰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我们认识危机的生成、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使我们在总体上对变幻莫测的各种危机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传染性疾病及疫情的频发，正是卫生计生领域内主要的危机之一。科学应对这类危机的前提是认识其危机演化特征，探寻演化机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危机生成、演化的重要特征。卫生计生领域作为开放的系统，存在向更高层次、更加复杂路径演化的可能，如何进行预警、监测和应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2006年的广安幼童误服农药中毒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原本单纯的幼童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却引发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和打砸抢行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及恶劣社会影响。可见，分析探寻事件危机演化机理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尤其是在网络传播新技术的作用下，卫生计生领域危机的发展演化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其网络舆情风险可能引发更大的现实危机。

(五) 危机认识上可能性与必然性相关联、危机与隐患相关联

美国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提出的“墨菲定理”认为，面对任何一件事情，若客观存在一种错误做法，或存在着发生某种事故的可能性，不管发生的概率多小，当我们重复做时，事故总会发生[10]。也就意味着，只要有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不管多小，事故迟早会发生。

例如，在手术前后，需要对手术器械和敷料等进行认真清点，发生遗漏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但不能杜绝这种差错的发生。“墨菲定律”表明，危机生成演化中的“可能”转化为“必然”，与人为因素有着密切关系。长期的安全管理实践，证明了“墨菲定律”的正确性。

德国人帕布斯·海恩根据自己在航空界关于飞行安全的实践，认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及1 000起事故隐患，即1∶29∶300∶1000。这就是“海恩法则”，也可以归纳为“事故背后有征兆，征兆背后有隐患”。“海恩法则”强调两点：一是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可见，当一件事故发生后，我们在处理事故本身的同时，还要及时地对同类问题的“事故征兆”和“事故苗头”进行排查处理，以此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及时解决再次发生事故的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海恩法则”向人们昭示：危机的生成、演化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事出有因”，正是因为大量的风险隐患进行量的积累，才最终酿成灾难。“海恩法则”不仅适用于航空管理，对于卫生计生领域危机的生成、演化也具有普遍性。医疗风险无处不在，因此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无处不在[11]。卫生计生领域相关人员如医生、管理者在进行医疗救治和服务管理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风险隐患、事故苗头与危机征兆，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使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

(六) 危机治理中的协同性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协同学”，研究系统如何通过内部协同作用，自发产生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试图揭示合作效应引起的系统的自组织作用[12]。协同理论认为，在整个环境中，千差万别属性不同的各个系统之间既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13]。

从公共危机管理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一个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开放和复杂的系统，自然界及生态系统包含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相互影响，社会自身更是有着多个交错复杂的组织系统。在社会系统内，存在交往、合作、竞争、支配以及大量不确定的非线性活动。公共危机可能由自然系统的因素导致，也可能是人为作用的结果。一旦公共危机发生，社会系统就从常态变为非常态，从有序变为无序，就需要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和修复，使社会系统从失序到有序。

事实上，无论是社会系统的恶化还是社会系统的修复，都是多个子系统及多种力量相互作用和协同的结果。不同的系统和不同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同作用直接决定着社会系统的状态及发展方向。在卫生计生危机中，事件的生成演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能从众多因素中找到起决定作用的序参量，就能把握整个事件及舆情危机演化的方向和管理的重点。

对于卫生计生领域危机的治理而言，相关部门、机构的管理和人员的职业素养是起决定作用的序参量，对危机的修复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卫生计生领域危机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危机治理，其公众关注度高，不确定性明显，要求相关部门机构在发挥主导力量的同时，还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控制系统外部参量和加强内部协同，要充分发挥相关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等相关力量，将这些力量进行整合并有效协调，使不同部门机构、组织和公众在共同协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产生协同效应。就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联防联控机制、区域协同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便是对协同治理的实践。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基于突发事件数据库的应急联动研究”(CCNU17A06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法]雷内·托姆：《结构稳定性与形态发生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2]田宝国,谷可，姜璐：《从线性到非线性——科学发展的历程》，《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62～67页。

[3][美]E.N.洛伦兹：《混沌的本质》，刘式达，等译，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年，第3～19页。

[4]党生翠：《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研究 从“微内容”到舆论风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5]牛文元：《社会物理学派在交叉科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社会燃烧理论和国家稳定水平态势》，李喜先：《21世纪100交叉科学难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55～759页。

[6]牛文元：《社会物理学与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中国科学院院报》2001年第1期，第15～20页。

[7][美]约翰·H.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周晓牧，韩晖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页。

[8][美]约翰·H.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周晓牧，韩晖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页。

[9][美]约翰·H.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周晓牧，韩晖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0][美]阿瑟·布洛赫：《墨菲定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11]崔娟莲,王亚平：《医疗安全之“墨菲定律”和“海恩法则”》，《医学与哲学》2012年第(33-12B)期，第1～6页。

[12][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13][德]赫尔曼·哈肯：《高等协同学》，郭治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