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家世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2017-03-10 16:36游庆超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7年9期
关键词:家世司马司马迁

游庆超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语言与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论司马迁的家世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游庆超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语言与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司马迁的家世在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记载,综观整部《史记》会发现司马迁体现的思想与其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从司马迁伟大的史德史识、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以及其超越时代的经济思想三个方面,来论述司马迁的家世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史记》;家世

一、司马迁的家世与其伟大的史德史识

据《太史公自序》整理的司马迁家世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火]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1](P739)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祖先从颛顼时代的重黎氏就为史官,休甫在周朝时为史官。家学渊源培养了司马迁对史学的热爱,也促使他用史家的眼光认识世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继承了其父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特殊的人生遭遇使司马迁认识到统治者的冷酷刻薄,所以司马迁写史书不依附于任何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司马迁总结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现统治者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好,甚至有的很坏,司马迁大胆揭露了历代统治者的残忍本性,如对残暴的搜刮民脂民膏的夏桀、商纣、周厉王、周幽王、秦始皇等,都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否定。

司马迁不仅敢于批判以前的统治者,还敢于批判当代的统治者。对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在肯定他功业的同时,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他写出了刘邦的流氓无赖本性,在政治权谋中的阴险狡诈,在亲情方面的冷酷、自私等,这在当朝统治者来看,无异于出祖宗的丑,但司马迁却坚持按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写出来。对当朝统治者汉武帝,司马迁也毫不客气,他在《汲黯列传》中借汲黯之口批评汉武帝的儒术是假儒术;在《平准书》中批评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开边战争是滥用民力;在《酷吏列传》中批评汉武帝重用酷吏,滥施淫威,使法律成为体现皇帝个人意志的工具;在《封禅书》中揭露汉武帝的荒诞迷信、愚昧可笑等。一般来说,当朝人不写当朝的事,因为统治者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又希望史书中写自己美好的一面,史学家就很难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当朝历史。但司马迁却不惧皇权,写出了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那一面,给后人留下了史学家所应该写出的历史,这是司马迁作为正直史学家的史德和气魄。

司马迁能写出这样一部伟大的反映中国三千年历史的著作,里面大量的史识得益于他父亲对他的培养。其父司马谈一直都特别注重对司马迁的培养,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鼓励儿子“行万里路”。司马迁20岁时,就做了一次为期两年的全国性漫游,这其实就是司马迁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此次漫游的途中,他访问故老,游历文化遗迹,考察风土人情,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司马迁25岁时,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1](P741)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前,其父司马谈及其祖上留下了大量家藏史书,后来司马迁有机会阅读了国家图书馆中的大量史书,这些为他写作《史记》准备了丰厚的文献资料。

二、司马迁的家世与其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

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战国中后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祖父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这些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记载:“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1](P739)

从司马迁的家世可以看出他的祖上有重黎氏、休甫那样的史官;有司马错、司马靳那样的军事人才;有司马昌、司马无泽那样的管理手工业和商业的人才。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里,也使司马迁拥有开阔的眼界和宽广的心胸,这从他的民族观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司马迁在《史记》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大一统的民族观。司马迁把远古传说中的五帝归入同一世系,认为他们都是同一祖先,如《殷本纪》中说契是帝喾次妃所生;《周本纪》中说后稷及帝喾元妃所生;《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越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匈奴列传》又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等等。如此,各民族之间就没有了区别,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各民族之间则是兄弟关系。这种说法摒弃了各民族间的偏见,为大一统的汉代帝国找到了存在的宗法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汉人包容四海、天下一家的坦荡胸怀和大家气度,既不自卑又不蔑视他人,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平等、和善、友好相处,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

除了司马迁先祖对司马迁博大的胸怀有影响,对他的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其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是融汇天文星历、阴阳吉凶、清静无为于一身的人。他虽然身为卑微的太史令,但却有明确的政治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写过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这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司马谈对六家的评论,显示了他兼容并包的胸怀及取诸百家之长用来为大一统服务的思想。这种自觉综合先秦诸子的学术精神,亦成为司马迁修撰通史、包容百家并为先秦诸子立传的先导,也可谓是对父亲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继承和拓展。

三、司马迁的家世与其超越时代的经济思想

汉代初期,由于过去长期战争,生产受到破坏,特别是粮食生产落后,米价昂贵,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西汉文学家贾谊和晁错分别写了《论积贮疏》和《论贵粟疏》上书皇帝,提出“重本抑末”,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后来甚至以粟为赏罚,这些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阻碍了我国工商业的发展进程。在举国上下重本轻末的氛围中,司马迁却不随流俗,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应该全面发展,应该工业、农业、商业、采矿四者并重。他还专门在“列传”中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他在文中指出:“《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2](P105)也就是说,这四个方面都可能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那当然也就不应该贵此贱彼,重此抑彼了。他主张“用贫求富,家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这其实是在宣传商业的重要,这与统治者所提倡的重本抑末的思想格格不入。司马迁并不像贾谊和晁错等人对工商之民极其不满,极力贬低,他对工商业者的聪明才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了传播他们的聪明才智,还替他们总结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都值得珍视的经商理论,如经商要有预见性,要加快货币周转,要掌握物价的变化规律等。

在今天看来,司马迁能够在史书中给经济一席之地,已属独创,而且他的远见卓识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司马迁独特的经济思想也得益于他的家族中有司马昌、司马无泽这样的管理手工业和商业的人才。

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铁器生产是古代的重工业,关系国计民生,至为重要,政府对生产、销售的管理都十分严密。在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到了战国中期,铁器工具得到大规模的推广。铁工具的普遍推广使用,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煮盐、冶铁、铸钱是当时的三大手工业支柱。冶铁、煮盐,在深山大泽之中进行,需要较大的投资,以及一定数量劳动力,除了政府经营外,则“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司马昌“为秦主铁官”,既是京师咸阳的铁官,同时又是全国的最高铁官,职同西汉大司农的盐铁丞。随着秦并六国,司马昌的职掌范围,也推向全国。

曾祖司马无泽为长安市长,管理长安九市的经济,征调全国物资,保证京师消费,洞察全国市场信息,集散输往中原内地与西北、巴蜀的各色商品,无疑积累起来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以及商品流通与价值规律的实际经验。作为长安市长的司马无泽,毫无疑义是当时的经济学权威。司马昌和司马无泽父子两代,在秦汉之际,分别为新旧王朝首都的经济官,这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形成的家学渊源,这些也促使他总结经济发展规律,首创了经济史传。

前人及以往的学者在研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外因时往往会从其生平来谈,但对一个人的一生起着深刻影响的还是其家世。司马迁的家世在他的人生经历和作品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价值观。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郭兴良.中国古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 庆

The Influence of Sima Qian’s Family Background 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YOU Qing-chao

(Xin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Xinyang 464000,China)

Sima Qian’s family background is introduced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Prologue”. A comprehensive and whole view on this book,it can be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close relation between his ideas and his family. The influence i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his knowledge and moral,broad-mindedness,and the economic sense that goes beyond his time.

Sima Qian;“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family background

1004—5856(2017)09—0071—03

2016-10-24

游庆超(1981-),女,河南信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I207.5;K825.8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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