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

丰俊超，郑 伟

(1.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2.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苏珊·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

丰俊超1，郑 伟2

(1.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2.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苏珊·桑塔格是美学思想界的先锋人物，她的美学思想从审美激进逐渐转向政治激进，从现代主义审美到与历史维度的审美观结合，完成了从形式主义到意识形态的美学思想嬗变。随着社会文化风向的转向，桑塔格提出了著名的“反对阐释”理论用以批判西方理性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相继提出了沉默美学、新感受力、病态美、死亡美、现实主义美等一系列反对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对立的美学主张。随后，桑塔格的美学思想又转向与历史维度相结合的审美观。桑塔格从不同的“美学”视角诠释现实世界中的“美”，表明出其明确的人文关怀与正义观。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沉默美学；新感受力；现代主义

美国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是一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导演和社会活动家，因善于将文学研究与大众文化背景相融合，所以备受中西方文学界研究者们的关注。桑塔格善于运用深厚的美学理论指导作品，拥有丰富的创作成果，并在其作品中展现出极富魅力的个性和出色的文学批评品味。桑塔格的美学思想从早期的形式美学到晚期的历史维度审美观的嬗变，不仅阐释了狭义的文学艺术问题，而且还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反思，对现代性内部两种思想——科学与审美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把作品与意识形态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其具有重要的美学思想史意义。

桑塔格的所有作品几乎都会引起批评界的热切关注和激烈论战。她的名字常与“反对阐释”“新感受力”“坎普美学”等批评术语联系在一起。具有独特立场和见解的桑塔格像“自由的鱼”，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自由行走，游刃有余。她曾获美国“全国图书批评界奖”(199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1年)等一系列重要奖项。桑塔格能获得如此多的殊荣，除了她生性聪颖，具有文学创作的“灵性”以外，无疑归功于她的美学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和文学批评创作，桑塔格的美学观念一直随着时代变迁而与时俱进。本文以桑塔格美学思想的时间发展脉络为线索，着重探讨其各个思想发展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一、叛逆与先锋的美学思想

最初，桑塔格作品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叛逆与先锋的姿态。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激进的先锋艺术思想冲击了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继而美国的先锋艺术家们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先锋实验。他们在戏剧或电影的创作中力求表现出激进的欧洲思想，以牺牲内容为代价进行形式实验来试图突破被阐释的困境。同样，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激进意识的风格》《恩主》《死亡之匣》以及她导演的先锋电影《食人者二重奏》和《卡尔兄弟》等作品在这种思想的冲击下，传递出反对阐释、新感受力、沉默美学等美学思想。与此同时，新的社会和文化景观在这种氛围下也构成了桑塔格写作与思考的文化语境。桑塔格通过《反对阐释》将先锋派思想引入美国思想界，用其直指现实主义只注重文本内部所谓的科学性，而无视创作文本的主体及接受文本读者的反应。桑塔格顺应先锋艺术的潮流对其追求与探索，进而成为了美国先锋艺术思想的代言人。

桑塔格的美学思想力主以牺牲艺术内容为代价而诉求艺术形式的本体。桑塔格关心时代的前沿思想，她在《反对阐释》中提出了“反对阐释”“矫饰风格”“沉默美学”“法西斯美学”“新感受力”等与流行文化有关的概念。其中，影响深远的“沉默美学”在后现代性语境下颠覆和消解了文本意义。桑塔格主张人在欣赏艺术时就像观赏风景，不必深究其意义，并期望艺术家以精英式的沉默先锋艺术形式俯瞰并影响普罗众生。[1]桑塔格编导的影片《卡尔兄弟》和《食人者二重奏》不同程度上触及到了多种解读的主题，如统治、疯狂、利用和心理残酷，甚至还有女权主义，但其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则是对“沉默美学”的注脚。[2]它们是在这种摆脱了语言的历史意识的情景下展开和演绎的，直到终结，并对20世纪60年代针对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们的麻木状态起到了一定的警醒和启迪作用。[3]桑塔格认为：“语言是艺术创作中充当中介表达的具有特权的隐喻，一方面，言语(speech)既是非物质性的媒体(与图像相比)，也是在突破单一性和偶然性，实现超越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人类活动；另一方面，语言又是艺术创造的所有材料中最不纯净、污染最厉害、消耗最严重的。”[4]桑塔格认识到语言的双重性使艺术家在自我表达时难以适从，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把“沉默”拔高，选择成为“严肃的艺术家”，在语言表达上以匮乏代替充盈，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和回旋余地。[5]桑塔格通过长篇小说《恩主》《死亡之匣》和创作的电影，来实践“反语言”及“彻底经验”的理论，并且把“沉默”美学运用到对世界的思考中，让她的美学魅力在失言的世界自由散发。桑塔格认为，“沉默，只允许两种有价值的发展。它或者是艺术的全然的自我否定，或者是以勇敢和巧妙的矛盾形式呈现”。[5]

同时，桑塔格的“新感受力”为20世纪60年代新兴的各种艺术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先锋艺术的美学思想在“新感受力”的影响下能深究艺术本质，给人们的感官带来震撼。“新感受力”在于能更大量地、更自然地吸纳科学和技术的因素作为其核心思想。它忽略其他道德说教，吸收大量的科学和技术的因素，关注形式和风格的快感，把艺术理解为对生活的一种拓展。因为当代的艺术更加注重对感觉的分析和拓展，所以道德的评价力变得不那么严厉。“新感受力”消融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不再刻意区分所谓的“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桑塔格认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种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感觉、情感、感受力的抽象形式与风格，全都具有价值。”[6]当今的艺术更以科学精神为引领，提倡以精确性和具有“探索”和“问题”的意识指导创作和批判，其艺术作品展现出强烈的冷静基调。桑塔格认为在审美过程中，“新感受力”之“新”肯定了人对世界认知的多元性，强调了感性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价值，尤其对以往内容阐释的旧感受力和文化新现象做出了“新”的回应。同时，“新感受力”被看作是人的审美之旅中的必要条件，以此应对了后现代的泛文化现象。

二、疾病与死亡传递出的美学思想

疾病与死亡呈现出的“病态美”和“死亡美”是贯穿桑塔格一生的主题。因为桑塔格独特的个人经历，父亲死于肺结核，随后桑塔格疾病缠身，这让桑塔格很早就接触到了疾病和死亡。因此从1972-1989年，桑塔格的美学思想主要呈现出病态美、现实主义美和死亡美。她的作品描写了一系列病态的人物以及体现西方文化传统中倾向于死亡的主题，代表论著有《疾病的隐喻》《在土星的标志下》和《艾滋病的隐喻》。同时，受到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家艾伦·坡和托马斯·曼等的影响，桑塔格在他们的小说中悟出死亡的真谛，促使她的病态美和死亡美思想的形成。艾伦·坡小说中的忧郁、对病态的恐惧引起了桑塔格的共鸣；托马斯·曼的《魔山》对疾病的描写使桑塔格找到了亲切感，因为他们都被疾病和死亡的感觉所围绕。此外，桑塔格还受到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艺观、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和本雅明的“忧郁”气息的深刻影响，使她的作品也蕴含着某种“忧郁”的气息，为其“死亡美”蒙上了荒诞的色彩。桑塔格通过对病态人物的描写来表达荒诞的世界，这些病态人物让她的作品更具有寓意。

1977年，桑塔格罹患乳腺癌，她根据亲身体验和感受，创作了《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的隐喻》。她在疾病中亲身体验了社会文化施加给患者的精神负担，并深深地感到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加可怕的痛苦——关于疾病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因此，在两部作品中，桑塔格分别从理论和创作的角度对疾病和艾滋病的现象进行了详细而透彻的剖析。在《疾病的隐喻》里，桑塔格表现出对把人的身体等级化、疾病隐喻化的一种政治关心，通过对结核病和癌症这两种疾病隐喻的历史及危害的反思，她的美学思想从审美激进走向了政治激进，她从政治中看到社会问题，又从经济等社会问题上关注政治问题。

《艾滋病的隐喻》与《疾病的隐喻》在主题和处理方式上基本相同，思考疾病如何从身体上的疾病被进一步隐喻化，进而转化为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桑塔格从这个棘手的、并会引发一系列综合性社会问题的医学难题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再现。因此，桑塔格在《艾滋病的隐喻》中，把艾滋病这个社会现实问题加入到文学批评的视野中进行审视与剖析，给世界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参照物。[7]美国学者莱斯利·鲁伯斯说，《艾滋病的隐喻》“把伴随着一种无法预见、无法治愈的疾病所产生的抗拒和恐惧融合起来，形成一幅生动的时代写照图。”[8]人们认为艾滋病往往是性生活堕落与放荡的结果，这给患者带来耻辱感和受人鄙夷的身份。和古典瘟疫一样，艾滋病的隐喻也是带有文化的焦虑和一种惩罚。桑塔格从艾滋病的命名入手，认为这个病名不能作为一个隐喻，只是一个医疗的名字而已，以此试图揭示艾滋病中的各种惩罚性与绝望性隐喻。她还从伦理角度对艾滋病进行了道德反思，开启了疾病隐喻的先河，认为隐藏在艾滋病隐喻里的文化政治内涵是西方霸权者拥有西方的文化优越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偏见观念，各种疾病都是来自其他地方，而自己只是这种疾病的受害者。同时桑塔格通过对艾滋病隐喻的犀利审视和深刻质疑，[7]剖析在后工业社会中性放纵与同性恋是社会消费逻辑的产物。在这种病态政治、社会、文化影响下，人们注重消费和生产、强调自由和平等、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全然不顾后果。[9]当人的“自由”达到顶点时，便成了艾滋病流行的导火索之一。她破译疾病的各种隐喻目的是使人们走出文化所设定的误区，使人们不再过分放纵自己，让人们懂得洁身自好。

三、现代主义美学思想向历史维度审美观的转折

桑塔格因求学经历、患病体验以及所受的思想和政治影响，后期的作品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美学思想。桑塔格的《在土星的标志下》是她美学思想发生变化的分界点。通过解读戏剧大师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理论，桑塔格探讨了附加在阿尔托写作身上的精神痛苦，即“突然中断话语，让情感走向极端，依傍道德宗旨之纯洁，讲述其精神生活极其痛苦的本性放纵，最后凭借他为了使用语言而去真正地、高贵地忍受磨难。”[10]桑塔格发现阿尔托所表达的主题是人经历了苦难便获得了话语权。[10]因此，桑塔格反思寄于现代主义中思想深度的宏大叙事及追求审美意识极致中的思想资源，以此来阻止流行文化的先锋性从乌托邦的救赎功能沦为物化的命运，从此实现了批评思想的转型。在这部作品中，她的美学思想与前两部文集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如以往作品那么激进，而是充满了“土星式”的忧郁色彩。《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的作者罗利森说：“桑塔格在其波兰之行前后接受的访谈反映出她思想上的一个巨变，使她认识到有必要将其批评中的美学和道德之争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11]因此，在更广泛的历史角度下看待桑塔格批评中的美学和道德辩论是必要的。

桑塔格思想的转变是精英式的，不断地进行精神追问与道德诉求。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中彰显精英主义，提到的人物都是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她也从这些代表人物身上找到了与自我形象相似的地方。桑塔格的身上不仅有现代主义的影响，还有处于精英文化受到大众及消费文化猛烈冲击的后工业社会的影响，她在欣赏消费文化的大胆、新颖、重感官直觉的审美形式体验的同时，又流连于现代派文学的思想深度和在宏大叙事下对人类折射出的终极关怀。[12]桑塔格希望通过以现代主义的思想性和文学性抵制资本和消费主义对先锋艺术品质的宰制、操控，并将其复制为消费产品。桑塔格逐渐从对艺术作品的批评转向对其背后社会道德内涵的探索，即认清作品的美学特征以外，还必须认清它有害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去探索艺术的思想倾向。桑塔格将自己的目标放在不仅关注新历史主义和社会，还更加广泛地关注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希望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进而更好地体现出人文关怀。

四、历史维度的美学思想

桑塔格的文艺美学观随着文化诗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开始转向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形式。从《火山情人》开始，她全身心投入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她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融入到小说的创作，重新思索与定位历史、历史运动规律、历史客体与作家主体等问题，使其作品承载着新历史主义的文化内涵。随后，桑塔格在舞台剧本《床上的艾丽丝》中将妇女劳动阶级推入中心位置，重新解读19世纪女性遭受压迫的边缘化命运。[13]这部话剧叙事方式能突出人物心理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每一个时空都是对现实时空的影射或深化。[14]同时，她以全新的话语审视历史、挖掘历史语境中的女性意识，在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精神，从而达到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在《死亡之匣》出版的二十五年后，桑塔格在美国文化和政治历史都发生了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火山情人》，不难想象，其艺术和美学观点也在经历着蜕变。在《火山情人》中，桑塔格真切表达了作家对20世纪末西方文化主体的关注，以新历史主义的视野重构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欧洲历史。同时，她保持着鲜明的主体意识，处处显示出“自我”的声音与价值，[15]也反映出消费主义阶段市场意识对她的影响。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桑塔格以历史再现小说，再从小说中透视历史，将历史与审美契合处独特的艺术魅力刻画得淋漓尽致。在《火山情人》中，桑塔格在主人公卡瓦里尔身上倾注了大量的篇幅、热情和美学思想，她使形式和形式美在艺术上的价值扩展到生活的作用中。卡瓦里尔是一位英国派驻那不勒斯的外交官，尽管处在动荡不安的法国大革命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之争的背景中，然而外部的激荡似乎并不影响他对艺术的审美热忱。《火山情人》表现的就是生活在审美主义原则下的演绎方式，卡瓦里尔对艺术和收藏近于疯狂的酷爱正是桑塔格自身美学思想的写照。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人物，桑塔格的矛盾性和思想中的多元特征在其作品中充分展示。桑塔格向后瞻望到现代性的废墟，向前则一只脚已经迈进了以碎片式和消费性为特征的雅俗趣味捆绑在一起的泛文化大潮之中。[16]这使得桑塔格认识到文化的先锋性已失去了它往昔的权威。她通过自身的觉知与觉悟，在最大程度上感知生命在本真状态下的演绎，并开始以历史维度来写小说，描写在大的历史环境中人的生存和行为。她开始修正自己前期的美学思想，通过戏剧性的情感故事演绎出对现代性的审美鉴赏力和忧郁气质的认同，小说中充满迷蒙和异国情调的形式美，进而在此基础上打造道德之美。桑塔格的美学思想启示人们面对当代“拜金”物化大环境，面对消费主义已成主流的后现代社会时，需要以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消费主义带给人们日常生活所笼罩的“光晕”。桑塔格后期的美学思想放弃了先前自己的“感受力”，回到精神价值的诉求上，为大势已去的现代主义唱出了一首动听、凄楚的挽歌。她认为正是这种审美的泛滥化、严肃性的边缘化导致人们的感觉日渐麻痹，再次警醒人们伫立在废墟断代层上需要不断地以反思的态度面对“超现实”的日常生活。[17]

桑塔格转向历史审美观的另一部作品是《床上的艾丽丝》，这是一部关于女人的悲痛及女人自我认识与觉醒的作品。桑塔格以真实历史人物艾丽丝·詹姆斯为原型，以文化诗学与女性主义的双重视野打量艾丽丝的传奇人生，使一部单纯的女性戏剧获得了历史的穿透性。桑塔格通过艾丽丝的卧床、精彩茶会、自由畅想等引出了女性意识觉醒、阶级平等、两性和谐等一系列话题，[18]表现了年届花甲之年的自己对人世沧桑和生死问题有着更为成熟的体验和认知。同时，桑塔格在作品中力图砸碎沉重的历史枷锁，冲出女性深陷已久的精神困境，体现出她“向死而生”的豁达与从容的人生态度，更加体会到了生活是向死而生的一种表现，超越了生死的局限。这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深刻的辩证的反思。

《床上的艾丽丝》展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博弈，即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两股力量的较量。由阶级、国家、民族和历史等社会文化因素综合造成的性别冲突，强大的男权主义力图掌握固有的强权地位，而被禁锢于这种强权下的女权主义极欲冲破这种禁锢来表达其个人野心、精力和欲望。正是在这样思想力量的交锋下，桑塔格试图让这两种冲突力量汇合在一起，以此来颠覆那个仅以男性为主宰的男权社会。剧中的艾丽丝喜欢冒险，富于想象，渴望了解世界，虽然她的身体被禁锢在床上，但其心灵却是自由的，艾丽丝敢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社会宣战。因此，全剧的高潮便是分属不同阶级、身份、物质、精神生活的艾丽丝与小偷托米的正面相对，桑塔格表面表达出阶级差距与不平等，实则表达出资产阶级与下层穷人之间是可以凭借善良的本性进行交流与沟通。桑塔格的作品徜徉于历史与想象之中，展现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控诉，把孤立的历史人物在女性主义的视野里串联起来，并且扩展到对阶级的压迫与不平等的指控，使原本支离破碎、不完整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故事。桑塔格历史维度的审美观正是她对社会各阶层平等互助的美好期望。

五、结语

综上所述，桑塔格在不同时期敢于正视自己思想的不足，特别是敢于修正自己的思想。桑塔格的美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承上启下的，她的美学思想在其作品中贯穿始终，并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从审美激进逐渐转向政治激进，从现代主义审美再到与历史维度的审美观结合，完美地呈现出其美学思想的嬗变。桑塔格认为世界本身一直与权力、欲望和道德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当解决了一个问题时，另外一个问题将接踵而至。面对这种情形，她将作品与意识形态完美地结合起来，力图找出解释这个世界的方法。她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不同的“美”的视角去诠释“美”，对这个世界进行权力的解构。正是在这种探索中，桑塔格从最初的对形式的追求到后来的读者的审美参与和再创造，贯穿其中的是对人生意义和艺术作品本质的思考，因此其作品中表现出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美学特征引人入胜。[19]

通过研究桑塔格美学思想，我们能够发现桑塔格对权力解构的影子。桑塔格不仅关注重大的社会政治议题，还表现出她明确的人文关怀和正义观，展示和抚慰了当前人类对于生存状态的崇高美感，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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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袁晓玲.桑塔格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及美学特征[J].理论月刊，2009，(1).

责任编辑：张 庆

The Study of Sontag’s Aesthetic Theory

FENG Jun-chao1，ZHENG Wei2

(1.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80，China；2. Kaili University，Kaili 556011，China)

Susan Sontag is a pioneer of American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thought. Her aesthetic theory was aesthetic radicalism and then changed to political radicalism or from modernism aesthetics to its combination with historical dimension. It is a change from formalism to ideology. With the shift of social culture，Sontag proposed “against interpretation” theory to criticize the western rationalism，based on which she proposed the aesthetics of silence，new sensibility，morbid，realism and other theories that are against the idea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sense and sensibility，and content and form. She later changed her theories to the direction of combination with historical dimension. Sontag interpreted “beauty” from various aesthetic perspectives，which shows her attitude to humanistic care and justice.

Susan Sontag；a theory against interpretation；aesthetics of silence；aesthetics of new sensibility；realism

1004—5856(2017)09—0084—05

2016-09-30

丰俊超(1982-)，女，哈尔滨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评论研究；郑 伟(1980-),男，安徽淮北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I01；I0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9.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