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绽放信仰之花
——论许地山作品中的苦难书写

宁 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苦难中绽放信仰之花
——论许地山作品中的苦难书写

宁 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他是文学研究会“问题小说”派的重要作家，他集聚儒、道、佛、基督教以及民间妈祖文化等多重文化于一身，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他的创作中，弥漫着一种“生本不乐”的悲伤情绪，这缘于他浑厚的宗教文化情结和对人生苦难的深刻察觉。然而许地山书写苦难，却未陷入苦难，他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品格，直面现实，怀抱信仰，追求理想，成就了独特的生命哲学和文学风格。

书写；苦难；信仰；许地山

许地山(1894-1941)，台湾省台南府人，名赞堃，号地山，乳名叔丑，笔名落华生，他是学者、宗教家、民俗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将道教、佛教、基督教思想相互融合，将哲理、宗教、文学融会贯通，达成了一种卓尔不群的文学造诣，他挣脱了具有时代气息的中心主流话语，作为一种异质性文学形态而存在，闪耀着独特的人生体悟与思想光辉。纵观许地山创作的一系列具有宗教色彩的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笔者发现，其对人生苦难现实的展示和反思，对自己“为人生”的信仰和理想的阐发，是最为显著的创作特征。在作品中，他始终关注苦难现实的生成，不断升华苦难历程的建构，超然追寻战胜苦难的理想与信仰。

一、苦难书写的生成视角

所谓苦难，笔者以为，“苦”多为精神的感受，“难”则为现实之遭逢。上升到哲学和宗教的高度，苦难就是存在于人的本质困境和无止境的痛苦遭遇，往往由现实层面开始，最终体现在精神层面。古往今来，无论是在芸芸众生的朴素观念里，还是在那些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的思想中，苦难既是人之宿命，也是生命之花开得更为艳丽的肥沃土壤。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人生在整个根性上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20.可以说，人类苦难的感受，多以现实为诱因，最终在精神层面生成苦果，现实的困境，必然转为精神之苦楚，“难”不得解而“苦”。这些苦果历代作家都喜欢放在自己文学的篮子里，不断地尝，不断地品，或加入各种试剂，运用各种手法，产生各种反应，进行所谓的抽象和审美，在反复的品尝、试验和凝练中，认识并深化了苦的意义，甚至产生了一种“悲剧性的快感”，曹文轩在《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说：“人存在着，其本质必然是悲剧性的，人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己，都不可避免的陷入困境，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困境，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就是在这样无静止的痛苦中，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悲剧性快感。”*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20.

(一)借自然景物的描写折射人生的苦难

许地山特别喜欢通过对自然界动物、植物现象的描写，渗透人生的苦难。看似平常的写景状物，其实是以物写人，以自然喻人生，自有深意在其中。这在他的散文作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散文《蝉》中写到急雨之后的蝉，蝉翼被打湿，已不得飞，可怜地在地面慢慢爬，好不容易爬到松根上面，却又被从千丈高处脱下来的雨珠滴砸蝉翼。“嘶了一声，又从树底露根摔到地上了。”在这里，作者无奈地问“雨珠，你和它开玩笑末？你看，蚂蚁来了！野鸟也快要看见它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恐惧和无奈，就像有一只无形的邪恶之手，玩弄人们的命运于掌股之中，八面来风，四面受敌，处处险境。如果这真是“玩笑”，那也是罪恶的玩笑。在这里，蝉的遭遇和处境，正是当时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命运写照，整日哀鸣的蝉，正是整日劳苦、挣扎着的人们，正是“屡遭变难”、整日思考人生路向，而不得解的许地山。

散文《梨花》中，“你看，花儿都倦得要睡了”“待我摇醒它们”花儿被细雨穿入，慵慵懒懒，昏昏欲睡， 偏又被闲情之人人为摇落，“花儿的泪都滴在我身上”，而人们却觉得那是“银片满地”的美景，觉得“好玩”，落下的花瓣，有些被踩在泥里，有的被粘身上，有的浮在池面，被鱼衔走，最终的命运就是离开枝丫化作春泥。在许地山的笔下，梨花承天地之灵，自顾自地开放与凋谢，不伤人伤物，令人赏心悦目，可谓自然界的美好之物，但它依然要承受生之苦难，这种苦难也许是自然界的风雨，也许是人类的游戏。人类的苦难遭遇与梨花何尝有异，不以表征之美丑、德行之优劣、境界之高低而被区别对待，不是所谓的修炼修为就可以避免的，苦难无法选择。

在《山响》中，那山峰的覆盖物——“它的衣服”，从灰白，变成青绿，变成珊瑚色和黄金色，耗尽了它们的一生，在它们已经无力为山峰“挣体面” 的时候，它们发出了“铙了我们吧，让我们歇歇吧”的哀求，这山峰就如同当时的统治者，他们榨干了劳苦大众最后一滴血，成全着自己腐烂、病态、无所作为的生活，面对被榨干的人们，他们也会发出如山峰一样的声音“不穿你们也算不得什么。横竖不久我们又有新的穿。”黑暗的社会，民众没有起而反抗，给了他们这种肮脏的自信和无耻的优越感，他们知道，一茬茬一代代，总有人以生命来滋养和装饰他们。不过，山峰还能给“衣服”以给养，而当时的统治者呢，他们能给人民的只是灾难和愚弄。

《光底死》中写道：“光离开他底母亲去到无量无边一切生命的世界上。因为他走的时候脸上常常带着很忧郁的容貌，所以一切能思维、能造作的灵体也和他表同情；一见他，都低着头容他走过去，甚至带着泪避开他。光因此更烦闷了。他走得越远，力量越不足；最后，他躺下的地方，正在这块大地。”*方锡德.许地山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75.作者把海边日落的情景描写为光的死去，把一个开阔、光明世界的逐渐暗淡，看成是光的奄奄一息，最终投入大地的躯体，完成了生命的轮回。同时，文中写到“几位聪明的天文学家”对光的诅咒，他们拒绝光明，如同封建社会拒绝理想的光芒。整篇文字充满了悲伤、阴郁、压抑，烘托出光的绝望，也流露出作者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绝望，这是挣扎的绝望，也是顺从的绝望。

今年的感恩节是在2018年11月22日，它是美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到底它是个什么样的节日呢？让我们通过简单的复习来了解它并学习一些相关的词汇吧！

(二)直抒现实生活逼仄中的人生苦难

对苦难的表述是文学对生活本质的一种呈现，但是文学中对苦难的表述从来不是单纯的，而是带有复杂的对创作背景和时代特征的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里的苦难书写，一定是以现实为脚本的。

许地山的处女作，新文学第一篇充满“异域情调”的小说《命命鸟》，书写了爱情婚姻不得自由之苦。主人公敏明和加陵真挚的爱情，遭遇到了封建时代，必将以一种悲剧收场，二人的父亲因为生肖相克而反对她们的结合，敏明的父亲甚至想动用巫术离间他们的感情。阴魂不散的封建礼教压抑人性，人们的行为和精神倍受束缚和折磨。这些有形或无形的封建刽子手，毫无理由地把“爱不得”的苦施加于如敏明和加陵一样美好而无辜的年轻人身上，无论他们如何反抗，想换取恋爱婚姻的自由，但旧道德的余孽顽强地逼迫他们，年轻的他们看不到爱的希望，也灭了生的希望，“他们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徐明旭.许地山选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18.。在生无希望中，他们坦然地走向死亡，也走向未知的希望。

《街头巷尾之伦理》展示了社会的欺凌冷漠之苦。作品描写了一副灰色世界的街头景象，跳跃而鲜活。从一辆骡车写起，反讽地写到“法律”“道德”“这城底人对于牲口好像还没有想到有什么道德的关系，没有待遇牲口的法律，也没有保护牲口的会社。骡子正一步一步使劲拉那重载的煤车，不提防踩了一蹄柿子皮，把它滑倒，车夫不问情由挥起长鞭，没头没脸地乱鞭，嘴里不断地骂他底娘，它底姊妹……”*徐明旭.许地山选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170.连人都没有享受到道德的温良和法律保护，何谈一头牲畜。紧接着出场的是一个瞎乞丐，哆哆嗦嗦、踉踉跄跄，被突如其来的汽车吓得撞到了巡警，乞丐忙着往胡同口躲，又被胡同口里冲出来的一大群狗撵咬，然后碰到作为族长的叔叔，被叔叔恶毒地打骂。此时，巡警大骂、叔叔大骂、狗大吠，真是一首无情的交响曲，而此时的市民只是默默地站一旁看热闹，这与鲁迅先生笔下那“伸长了脖子”看同胞被日本人砍头的鸭子群的情景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制度、看不到法律、看不到道德、看不到亲情、看不到同情。文章通过对警察、军人、市民、流氓等人物形象的描写，清晰而无情地刻画了当时灰暗的兽性社会，欺负贫弱，以人为畜，人性冷漠，道德沦丧，批判了缺乏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伦理关系和恶风陋俗。

小说《海世间》书写了社会民众心灵无法安放的漂泊之苦。船渐渐远离陆地， “一切远山疏树尽化行云，割不断的轻烟，屡屡丝丝从烟筒里舒放出来，慢慢地往后延展，故国里，想是有人把这烟揪住吧，不然就是我们之中有些人底离情凝结了，乘着轻烟家去”。在那样的年代，船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和中介。各种各样的船、各个国别的船，把中国人，尤其是沿海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载到海外、留在海外、抛在海外，就这样他们成了所谓的华侨，以至于到死都留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南洋，在那样的千岛之国，人的生存、夫妻儿女间的联系，都依赖于这些船只。其实正是由于旧中国的苦难深重，才造就了一代代民众被迫流亡，同时这些流亡的人们又被载着停靠在整个华侨社会的埠口，不得不在别族中间靠自力求生。这种船与岸、家与国、故与乡不仅是现实意义的孤舟陋船，更是一艘心灵意义的孤舟陋船。

许地山的最后一篇小说，被郁达夫认为是“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的《铁鱼底鳃》，书写了知识分子理想无法实现之苦。主人公雷先生是一位70多岁的老科学家，正直不阿，富有爱国心。他为使祖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忍受着被歧视的痛苦到外国海军船坞去做工，偷偷观察潜艇的构造，发明了一种新式鱼型潜艇。他置个人极端困难的生活不顾，将研究成果献给国家，为抗战效力，但是政府根本不重视、不屑于他的作为，他空有精湛的技术和一腔爱国热情，在战乱中四处辗转，历经艰辛。在后来的一次逃难中，他的模型和图纸不幸掉进大海，雷先生也悲愤投身入海，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捐躯。通过对雷先生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揭示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自身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是黑暗现实的牺牲品，他以为他的学识、他的付出、他的热情，可以建功立业，服务国家，其实换来的不过是更大的不被理解、不被肯定、不被接受的痛苦。

二、苦难书写的建构历程

作为文学研究会“问题小说”派的重要作家, 许地山对苦难的“生成视角”与“阅历体验”，无不带着自己对个人经历、对家乡祖国的痛苦记忆与信念理想的追逐。

(一)苦难书写的诱因

对许地山来说，苦难的书写是有诱因的。其诱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孩提即开始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和不得不面对的死亡与苦痛。两岁时，四叔与堂叔相继过世；五岁时，大伯父离世；1895年，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许父镇守台南败落，举家迁回大陆，寄宿广东汕头；1918年，其父病故；1920年，许的第一任妻子林月森客死上海。正如他在《空山灵雨弁言》开篇写道：“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方锡德.许地山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36.接二连三的生死离别使得许地山短暂的人生始终未从悲痛中清醒，使他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二是宗教对许地山一生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些宗教义理给许地山提供了丰富的书写苦难的给养，佛教的“一切皆苦”，道教的“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基督教的受苦受难才是救赎的途径。例如他通过《债》中的老夫人之口说出“你多念一点书就知道生命即是缺陷的苗圃，是烦恼的秧田；若要补修缺陷，拔除烦恼，除弃绝生命外，没有别条道路。”许地山通过宗教的义理告诉人们，活着就注定了缺陷和烦恼，苦难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生存的基本状态，是无法逃离的，是命运的给予，是自我的救赎。三是许地山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社会激烈变动的年代，多灾多难。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同盟会成立、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南昌起义、“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了他从出生到逝世的全部生活背景。新旧交锋中，如许地山一样觉醒的知识青年，似乎看到了希望的光亮，但这微弱的光又时时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遮挡，用鲁迅在20年代的评价就是“是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地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所以，许地山的“为人生”必须要写出当时人的人生之苦，书写个人悲观之苦，社会现实之苦。正如他在《序〈野鸽的话〉》中说道：“人类底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我所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方锡德.许地山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82.

苦难叙述往往会使作家把他个人的人文关怀与对苦难的深度思考联系起来，为作品镀上一层深深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的指向几乎最终都是对于社会、民族乃至人性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理想的一种追寻。书写苦难，并不只是把伤口撕开了给人看，而前文曹文轩所说的“悲剧性快感”，更多的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就像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一书中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以‘苦难’作为历史、现实本质而构成文学艺术表达的核心情感。现代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精神向导，拯救国民灵魂，医治心灵创伤则是其根本任务。”*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07.同时，笔者认为，许地山在作品中反思苦难、从苦难中觉醒，其实是受到了父亲高贵品格的浸润和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感召。

父亲许南英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对许地山的影响颇深。许南英是晚清进士，近代台湾著名诗人，他常常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处世哲学运用到子女教育之中。他曾以“落花生”作比，要求子女们为人做事要脚踏实地，不求虚荣，这给子女们留下了深刻烙印。许南英又是位爱国人士，疾恶如仇，思想进步，充满爱国热情，常常以“生无建树死嫌迟”来警示、鞭策子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带领着台湾军民死守孤城台南，甚至卖掉自己的家产以充当军饷，坚决抵抗日寇入侵。他在沉痛中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记台湾，那里是他们的故乡。辛亥革命后，日本为维护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改变了士绅政策，承诺只要许南英回台湾，便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许南英愤然拒绝，写下了“他生或去来观化，今生不愿做遗民”的爱国诗作。父亲许南英的高尚品格、道德操守、爱国情怀对许地山为人原则与治世目标有着最早、最深刻的影响。

我国新文化运动蓬勃时期，正值许地山关键的求学生涯之初——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期间，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封建主义所造成的愚昧落后和旧的伦理道德，宣传新思想，宣扬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进化论等思想。许地山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热潮，1919年5月4日，他被选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走在游行示威的行列之中。1921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12人联合发起和成立了“全国性”的、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连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唤起许地山的良知和责任感，郑振铎的《许地山选集》序言中认为正是由于许地山“找到了抗日救国的正确的光明的大道”，所以，他自“五四”以来创作的作品不论从风格还是从选材而言，都“变得尖锐得多，现实得多”。

三、苦难书写的现实跨越

作为作家，许地山以他满腔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通过作品来引领民众，他在文学创作中，特别突出“为人生”的创作理念，“创作者底生活和经验既是人间的，所以他底作品需含人生的元素”，他强调“人间生活不能离开道德的形式”，指出“即使他是一位神秘派、象征派，或唯美派底作家，他也需将所描写那些虚无缥缈的，或超越人间生活的事情化为人间的、使之和现实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相表里”*高巍.许地山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804.。所以，许地山在他的写作中，通过反映当时社会人们所关心的恋爱、婚姻自由问题、妇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社会底层人的生存等，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力求寻找人生的意义，阐述人生的哲理，表现人的精神力量，追求人生的理想。与其说许地山在书写苦难，不如说这是一个在苦难的书写中对人生困境求解的过程。

(一)前期超越：朴素的人生信条

有学者认为许地山“承认社会及人生有弱点，却不肯追究弱点的根源，而把它们视为自然的无组织无规律的存在，认为基本上对之无可为”*杨刚.许地山选集[M].北京：开明书店,1951：2.。笔者以为，受宗教思想的影响、自身认识所限，特别是许地山所处的时代“社会内在矛盾虽然已经很深刻，可是解决这矛盾的新势力还没有现在那么坚强，一般知识分子望来望去没有路，就要怀疑悲观了”*周俟松，杜汝淼.许地山研究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86-193.。确实，许地山早期的斗争精神不够坚决，理想表达不够清晰，许地山作品中的一些苦难形象，在生活中主动挣扎或被动向前，但始终摆脱不了命运和现实的双重摆布，许地山借助宗教思想或一种朴素的“人生多苦，苦而向前”的信条，来诠释、接受苦难，许地山在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中，还有许多不够彻底、不够痛快淋漓，对理想的抒写也相对隐忍和节制。总是把消极解脱的宗教情绪和积极进取的探索、反抗精神杂揉在一起。这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如敏明、和鸾、惜官、尚洁一系列遭受着由社会现实所带来的苦难的女性形象，都无一例外地在生活中挣扎，甚至也企图斗争，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摆脱不了苦难遭遇，所以许地山只能借助宗教思想来对她们的人生做出一种合理的解读，来缓冲这种苦难，大大削弱了对现实的斗争性。

许地山常常表达这样一种思想：无论人生有多么痛苦、无助，我们只能也必须直面它，坚定的人生信仰可以让人们获得一种与苦难的和解。

《商人妇》描写了一位具有坎坷经历的闽南农村妇女惜官，她风尘仆仆来到新加坡，找寻多年未归的丈夫，却被发了财又成了家的丈夫卖到了印度，给一个印度商人做了小妾，经历了丧夫、逃亡等各种苦难，惜官一直没有丧失求生的勇气。这篇作品在揭露社会黑暗势力对妇女迫害的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宿命论”的思想，“人间的一切事情本来没有苦乐底分别”“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徐明旭.许地山选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19.。在不满中蕴含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消极情绪。

《缀网劳蛛》是现实斗争与宗教解脱结合最典型的作品。主人翁尚洁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容貌美丽，心地善良。她的丈夫长孙可望嗜好多、脾气坏，周围很多人认为长孙可望配不上尚洁，尚洁救一个男盗贼时，被长孙撞见，误会她与别人有奸情，怒气之下拔刀刺向尚洁的手臂，并要与其离婚。尚洁没有抵抗，不做辩解，淡然接受，独自出外谋生，从未对生活失去勇气和信心。长孙可望后来在宗教的感召下，向尚洁忏悔，把她接回家，尚洁依然不惊不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从前的生活。许地山通过尚洁这个人物告诉人们，人的命运就如同蜘蛛织网一样，网总有破的时候，人生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苦和磨难，因此，只能顺其自然，一步一步，慢慢补缀。这种人生哲学，既反映了佛教所秉持的人生多苦的观念，也渗透着基督教提倡忍耐、顺从的精神。但同时，作者也鼓励人们要像蜘蛛那样，即使命运之网常被扯破，也不要中止自己的劳作，应不断地缀网，挣扎着生活，这尽管是挣不脱的宿命，但在这宿命中也应该有所作为。尤为可喜的是，作品对封建宗法社会和夫权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抨击。

(二)后期升华：“为人生”的坚定信仰

如果说，在许地山前期的作品中，他对理想的表达还常借宗教之名，那么随着对社会洞察的不断深刻，他的战士形象则越发高大挺立。杨刚认为“地山先生和许多诚实朴质的知识分子一样，正在奋不顾身的开始来了解并希望接受这一真理”，这一真理便是“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抗战，真心服务人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许地山的先进性。杨刚认为“他打算走这条路的决心，从抗战初期他在香港两年多不断地努力中，是看得见的”。许地山后期的作品反映在思想上，呈现出阶段性转变的特征，是他平民主义、人道主义向深处发展的具体体现。这种转变与闻一多有较多相似之处，杨刚曾给予许地山高度的评价，他坚决的指明了许地山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个正直的有血性的儿子”，肯定了许地山及其作品的价值。

《黄昏后》，描写了一位失去妻子的老者。当两位女儿看到父亲如此思念亡妻，而又因其年迈需要人照顾时，提出了“我们有一个后娘倒好”，而父亲却郑重说“什么，一个人能跟禽兽一样，只有生前的恩爱，没有死后的情愫吗”，“一个女人再醮，若是人家要轻看她；一个男子续娶，难道就不应该受轻视吗。”*徐明旭.许地山选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59.父亲的回答在当时无疑是领先于时代的。在当时社会，封建的传统分工与礼仪纲常要求女性三从四德，以顺从为要义，听命于男性的支配，这种依附性的人身关系造就了女性的依赖性人格。但女性顺从、听命的依赖性人格并没有得到社会文明的认同，他们反过来责备传统女性的软弱无能，进一步把女性打入地狱。许地山借老者之口表达了男女应在人格、社会、权力、机会等方面平等的观念。他甚至坚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夫权思想一定会衰微、缩小以至最终弥合男女差距。

《春桃》是书写苦难人物追求自我和理想的典型作品。春桃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东北、华北，土匪横行，军阀混战。春桃本是财主的女儿，新婚第二天，丈夫李茂被土匪劫走，随后她便开始逃难。为了生活，她做过保姆、当过听差，最后来到黑暗浓重的古都北平，选择了“捡烂纸换取火柴的职业”。虽说穷苦，但她也有自己的情爱与幸福，逃难时，结识了一个叫刘向高的失业青年，她邀刘向高一起做捡烂纸的营生，患难之交最终发展为爱情。然而，命运之神向来喜欢以捉弄者的身份出现，一日，春桃意外看到李茂已双腿残疾沦为乞丐，她自作主张带李茂回家。家里出现了两男一女的尴尬局面，矛盾纠葛与世俗非议就此产生。两个男子心中极度不安，但春桃却坦然淡定，自有主张，她不想正式嫁给刘向高，因为她不愿、也不忍撇下李茂，在她的人生价值观中 “她自己就是自己”。这部小说是许地山后期的代表作，也是30年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篇作品，许地山不仅深刻揭露了军阀混战给民众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还热情歌颂了下层人民在危难中互救互助求生的意志，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大胆按照自己方式生活，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表现了许地山对下层人命运的关切，对妇女命运的思考，特别是许地山通过刻画春桃泼辣、乐观、善良、自信的形象，表达了进步的妇女观、人生观，他希望新时代的妇女不应该再是男人的附属品，要不畏苦难，积极生活，敢于向世俗礼法挑战，争取人格的独立。茅盾认为春桃已经不是许地山早期作品中那些受命运拨弄的妇女了，她“简直是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命运’了”*周俟松，杜汝淼.许地山研究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3.。

在《东野梦鹿》中，许地山笔下塑造了一位脾气古怪、正直无私的人道主义者。东野梦鹿拥有坚定而平实的理想，今生唯一的理想，就是当个小学教员，从事着因理启悟、去非归是的工作。他生活简朴，常常穿一身蓝布大褂，以至于在香港接妻子归来时，旅店的茶房竟以为他是仆人；他不爱钱财，校长见他“办事认真，教导有方”，要给他增加薪水，他却认为只是做了自己的本分，而且用金钱奖励人是最下等的做法；他言而有信，一次借了学生的伞忘记还，竟请人调课，急急忙忙赶回家去拿；他乐于助人，在街上遇到一个小商贩刚死了妻子，生活困难，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特别是他同情革命，抚养了一位黄花岗革命烈士的遗孤，并千方百计地寻找孩子的亲人，还为惨遭反动当局枪杀的一群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掩盖尸体。后来，他那留学法国、侨居英国、俄国归来的妻子也被他的精神所感化，领会到在世上还有比私爱更重要而广博的大爱，那便是同情。这篇小说是一首人道主义的赞歌，读来温暖人心，净化灵魂。许地山在东野梦鹿的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忱，不仅写出这个人物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而且写出了这种同情中所包含的进步的革命因素。虽然我们不能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画上等号，但不可否认，许地山与东野梦鹿有很多相似之处，或者说，在东野梦鹿的身上处处可见许地山的影子，映照出许地山的理想。

许地山在20余年的创作中，为自己描绘了清晰的文学自画像，他的一生，是知识分子从彷徨、苦闷走向坚定积极的一种典型。从出世到入世，从“生本不乐”到“助人为乐”，他坚守苦难题材，直视现实与历史，为民众、社会的诉求发出声音，完成了从“小景物”“小人物”的艰难叙事到“大背景”“大社会”的现实多角度审视的转变，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也完成了从现实主义到反思现实主义的转变。他时而以宗教的温情脉脉，平和从容地面对苦难，时而以对社会对人生的理想，积极主动地寻找光明，他的心中始终沸腾着向真、向善、向上、向美的坚定情愫。

〔责任编辑：都媛〕

Afaithflowerinthesufferingreality——The suffering writing in Xu Dishan’s works

Ning Fang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81 ，China)

Xu Dishan,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is known by his “Problem Novels”, who advocates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Christianity and Mazu culture and makes great achievements. Buddhist thought of “inborn unhappiness” in Xu Dishan’ works roots in his views on religious culture and bitter life. Despite Xu’s description about hardship, he is not lost in it but faces reality, cherishes belief and pursues his dream, which produces unique lif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style in his romantic and realistic works.

writing; suffering; belief; Xu Dishan

10.16216/j.cnki.lsxbwk.201706097

2016-03-30

宁 芳(1976- ),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I247

A

1000-1751(2017)06-00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