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意识错乱的误区
——兼谈传统文化经典在教材中的强化

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教材与课程开发应该“增强文化意识，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学习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语文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语文教材作为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目前存在传统经典篇目不足，以及对传统文化意蕴理解混乱、挖掘不深等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做一检讨，以便更理性、更深入地认识传统文化，从而强化教材的民族文化特征。

19世纪、20世纪的历史经验，像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笼罩在近代中国人的心头。坚船利炮的震荡，割地赔款的屈辱，亡国灭种的忧愤，在多少中国人的心里铸下了难以改变的思维定式。一提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便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种心理上的情结，往往变成一个人观察和判断一切事物的出发点。这体现在教材编写上，就是压缩删减传统经典篇目，减少经典古文的积累，弱化传统原典的辨识与弘扬，用大量不成熟的现代文取代经典文本。因此，我们极有必要端正对待传统的态度。

反思传统文化，首先要反思对待文化的态度与意识。走进传统正是迈向未来的起点。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游离在传统之外，或者尽是庸人自扰的把戏，那将大大损害我们民族的尊严，破坏中国文化固有的美感，也将严重危害我们现代化的进程。

德国文化大师狄尔泰曾说：“人类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我们说的传统，正是某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它具备五种基本的性格因素：民族性、历史性、社会性、实践性、秩序性。其中民族性与历史性是根本。日本学者青木顺二在《民族意识与传统》中说：“传统一定包含民族，民族也一定包含传统。”艾略特在《神异的探求》一书中也说：“传统意味着住在同一空间的同一人种的血肉联系。”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传统意识的觉醒。传统也一定要在历史的时间流中才能产生、形成。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天赋》中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一定也是与传统连在一起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含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美好事物。

借用人类学的观点和语言来说，人是万物中唯一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动物。人类的文化创造行为，是一种超越于本能的、有创造意识的和世代传承积累而形成的一种历史传统的行为，一方面变外在世界的原始自然环境为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也开拓和凝聚人类内在的心灵世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他的文化和历史都活着，这个民族和国家才活着。

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始终是与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分不开的，一个缺乏历史智慧与正确历史意识的民族，是既不能走进经典传统文化，也不能融通外族智慧的。我们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谈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离开了这几点就只能成为虚妄的幻想与痴人说梦。然而，考察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流变，我们发现情形错综复杂，固有的社会结构受到质疑批判可能是必须的，但是传统审美的价值理念也纷纷受到挑战，诗性智慧遭到否定，中文经典表达形式被弱化等就是极大的悖谬。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日炽：“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在这种背景下汉字从神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可耻的文化泥沼中。汉字文化走入“言意之辩”中无视“象”的存在、语音中心主义以及拼音化的误区就毫不奇怪了。

凄风苦雨，洪流滔滔。中华民族虽屡次遭受外来势力的劫掠，可贵的是那些有志节的中国文人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和价值，却从未失落过信心。“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崖。天地寂寥山雨歇，几身修得到梅花？”多难兴邦，生于忧患，总有一些坚韧不拔的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一个民族若对本身文化丧失信心，惑于一时的时代环境或意识形态，产生历史的偏见与错觉，以至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及其内在精神，不能再有完整的、不偏不倚的认识，就更容易造成历史意识的错乱。而历史意识却又正是影响每一代人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力量。因此，错乱的历史意识，往往会带来思想上和行为上的狂风骤雨，把一个文化体系摧残得花果飘零、惨不忍睹。

瑞士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布克哈特曾指出：在近代历史上，由于各种狂热的社会运动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影响，一些人思想上犯的最严重错误，便是认为一个新社会的创造，就要毁灭过去的文化传统，在历史文化的废墟里去重建未来。这种激进狂热的心态，实在是对一个文化社会成长发展规律的愚昧无知。人类社会，从蛮荒到高度文明，是无数代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政治制度的演进变革、思想情操的拓展凝结、科学工艺的发明制作、艺术文学的创造表现等无不如此。牛顿特别声称在科学的成就上，他只不过是站在前代巨人们肩头上的一个矮人而已。其深刻之处在于：文化的成长发展，一方面需要前代的创新，另一方面需要代际的累积与传承。所以，布克哈特认为，对文化传统的背弃无异于走向野蛮。

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在《鼠疫》中写道：鼠疫发生了，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人类社会文化领域，由于某种变态的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将整个社会推进恐慌、斗争的旋涡，这难道不也是鼠疫吗？我国台湾著名作家、学者白先勇先生在讨论中国近代小说时曾说：“环顾世界各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此仇视憎恨，摧毁得如此彻底的。”

“百年中文内忧外患。”余光中先生批评朱自清的散文“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已经不是中文了，中文的常态应该是“杨柳弯弯，倩影疏疏”。一个时代对传统的自我省察和批判，原是一种健康和进步的征兆。然而，对一个文化传统抱持着仇视和憎恶的情绪，以至于希望全然背离和摧毁这一个传统，则是一种极其少见的现象。这不仅仅是不正常的历史态度，更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真正规律相悖谬。

我们不能简单地或情绪化地对待传统文化，而要建立一种文化教育的大格局。教材立意一定要高远深邃，不能背弃传统与文化的民族性与历史性。中华民族最原始的文化经典《山海经》《周易》《老子》《墨子》等到现在仍然没有进入高中课本，这能说不是一大遗憾吗？

中华民族历经了重重劫难后的今天，应该到了我们健康理性地重新审视、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