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对外开放水平下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

纪玉俊 张莉健

不同对外开放水平下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

纪玉俊 张莉健

对外开放水平会对产业集聚、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影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有很大提高，但各地差异仍较大，由此而产生的影响结果也不同。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利用我国的省份面板数据，以对外开放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分析了我国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对外开放水平下，当服务业集聚能够更好地利用对外开放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时，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反之则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经济欠发达地区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增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发达地区则应更好地“消化吸收”高对外开放水平所带来的正外部影响，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服务业集聚； 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 门槛回归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人均GDP由1980年的468元增加到2015年的50251元。近年来，受外部环境影响，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的新常态时期，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各个领域研究关注的热点。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有诸多原因，其中对外开放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不可忽视。一方面，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引入以及出口的拉动作用都使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20世纪后半叶以来，服务业逐渐取代传统制造业的地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集聚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谷永芬和洪娟(2013)[1]运用长三角地区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测度服务业集聚程度，分析发现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杨孟禹和张可云(2016)[2]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服务业集聚与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路径依赖特征，即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效应是存在边界的。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由此，国家出台了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相关政策措施。

“开放”是“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兰宜生(2002)[3]通过衡量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度，分析发现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罗忠洲(2007)[4]研究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条件下能促进经济增长，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政策；谢红等(2015)[5]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省份的发展状况发现，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程度不足，进、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因此要加大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力度。潘文卿(2003)[6]、刘年康等(2013)[7]、周雪敏和董乃斌(2015)[8]从出口或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作用，发现出口能促进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也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部分地区存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上述文献在衡量对外开放时虽然方法各异，但都得到了对外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关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对外开放会对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影响，同时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各地对外开放水平逐渐提高而且差异较大，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对比更为明显。鉴于此，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服务业集聚因素，结合其存在的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服务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框架。同时，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对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分析不同对外开放水平下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二 不同对外开放水平下服务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问题。要素的差别化是外部性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要素的流动导致各地区竞争优势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市场规模。例如，当劳动要素自由流动时，劳动力一般会流向大的经济体，优质人力资本要素也将在那里聚集，致使资本内生累积速度加快，从而增强竞争优势。同时，为了缓解要素短缺问题，经济活动同样会有方向性的聚集，形成空间集聚。本文研究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时，首先引入空间外部性对地区工资收入的影响机制。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引入规模报酬递增和“冰山”运输成本后，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CP理论)。在CP理论分析过程中，建立如下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具体推导过程参见：Fujita， M., Krugman, P., Venables, A.. 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99.：

(1)

式(1)是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经典工资方程，它表明市场均衡条件下，一个地区的产品进入其他地区市场及边际生产成本与该地区劳动力价格成函数关系。新经济地理学派的研究结论认为，当存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时，市场潜能较大的地区由于被企业选择用于生产，就容易形成产业集聚。该学派强调了规模经济和运费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及由某些不可移动生产要素带来的分散力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王淑莉，2006)[9]。

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替代弹性较大，不易形成产业集聚。吉昱华等(2004)[10]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部门没有明显的集聚现象，而二、三产业加总时集聚效应才显著。相比较而言，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其市场份额对服务创新特别敏感，而且消费替代弹性较小，因此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王秀明和李非(2013)[11]通过对广东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也得到了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区域特征并不明显，服务业影响较为显著的结论。相较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更容易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因此集聚现象可能更加明显，所以本文主要研究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情况。

已有研究表明，规模报酬递增是要素集聚的前提条件，但是它不会永远存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之前的阶段，服务业集聚加速了经济的增长，把它看成是规模效应阶段。但是之后的阶段又会因为拥挤效应(分散力)产生抑制作用，或是会形成产业的扩散。规模经济是集聚的基础，国内外关于规模效应与企业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颇多。范剑勇(2006)[12]通过考察劳动生产率与集聚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效率较高的地区经济活动密度都比较大；汪彩君和唐根年(2011)[13]在研究长三角地区六大制造业2007年产业集聚情况时，证实这些产业存在要素过度集聚的现象；周圣强和朱卫平(2013)[14]证明目前我国产业集聚已进入拥挤时期。总的来说，服务业集聚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对经济增长既有规模效应又有拥挤效应，具体影响机理见图1。

图1 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机理

程中华和于斌斌(2014)[15]研究表示产业集聚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城市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减少边际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过度集聚所带来的拥挤效应又会使得土地、劳动、房价等生产成本上升，产业集聚水平与边际生产成本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由于服务业集聚也存在着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本文沿用这一方法，假设i地区边际生产成本ci是服务业集聚程度lqi的非线性函数，即：

ci=k(lqi)θ

(2)

其中θ为服务业集聚水平对边际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k决定了地区边际生产成本的大小，k和θ的符号不确定，取决于服务业集聚的规模效应或拥挤效应的强弱。将式(2)代入式(1)得式(3)：

(3)

在式(3)中引入一个地区的服务业集聚程度后，市场潜能和服务业集聚程度对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就有了重要意义。用人均收入水平Yi替代式(3)中的工资水平且两边取对数，即可以得到一个反映市场潜能和服务业集聚程度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情况的方程式(4)：

(4)

根据上文的分析提出假说1：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服务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有关，当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时，其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而当拥挤效应占主导地位时，其对地区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引入的另一个要素是“冰山”运输成本，随着开放度的提高，运输成本费用降低，服务业集聚强度增大。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服务业集聚于资本比较充裕的地区。一般认为，高对外开放水平能够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资金等要素，易于服务业集聚，而且引入先进知识与技术同样使得服务业集聚的地区溢出效应更为有利。宋华盛等(2010)[16]在二重开放即对内开放及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分析发现较低或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都有利于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提高对内开放水平使得地区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更有利于扩大产业集聚的初始规模。因此，对外开放程度能够促进服务业集聚及地区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对外贸易能够深化专业分工、降低交易成本。赵婷(2011)[17]表示贸易成本是决定向心力与离心力强弱变化的核心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证明产业集聚已逐渐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驱动力，集聚度高的地区更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蒋伟和赖明勇(2009)[18]、赵果庆和罗宏翔(2012)[19]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性影响着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且当服务业集聚与对外开放水平匹配适度时，其影响作用才会更好地发挥出来。

三 服务业集聚、对外开放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构建

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本文构建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lnYit=ρ+αlnmpit+βlnlqit+γlnXit+μit

(5)

Yit表示i地区t年的人均GDP，mpit表示i地区t年的市场潜能，lqit表示i地区t年的服务业集聚程度，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μ为误差项。

那么，可将对外开放水平引入式(5)，从而分析经济增长、服务业集聚与对外开放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Hansen(1999)[20]的门槛回归方法，以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验证上文提出的假设是否合理。当存在单一门槛值时，式(5)计量模型经修正后变为：

lnYit=ρ+αlnmpit+β1lnlqit(opit≤η)+β2lnlqit(opit>η)+γlnXit+μit

(6)

其中，opit表示地区i第t年的对外开放水平，η为门槛值，I(·)为试性函数，当opit≤η时，I=1，否则I=0。在双门槛情况下，式(5)修正为：

lnYit=ρ+αlnmpit+β13lnlqit(opit≤η1)+β14lnlqit(η1η2)+γlnXit+μit

(7)

若存在双门槛，需对第一个门槛值回检，如果回检结果不同于第一阶段结果，表明只存在单一门槛，否则至少有两个门槛值，为确定最终门槛个数就需要以相同方法继续搜寻其他门槛值并进行回检。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y)。借鉴潘文卿(2012)[21]的研究，用人均GDP表示。

2.核心解释变量：服务业集聚指数(lq)。王子龙等(2006)[22]详尽地介绍了产业集聚水平的具体测度方法。由于用雇员人数法计算的区位熵可以避免地区间因规模差异而产生误差，此处采用与陈迅和陈军(2011)[23]相同的方法，选取区位熵指数来衡量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具体而言，产业j在地区i的区位熵表示为：

3.门槛变量：对外开放水平(op)。借鉴陈立泰和张祖妞(2010)[24]研究中对外开放水平的衡量方法，采用各地区当年外国直接投资额与GDP的比重，即op=FDIit/GDPit，其中外资金额按照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该指标值越大，表示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越高。

4.控制变量

(1)市场潜能(mp)：地区j对地区i的产品需求总和构成了地区i的市场潜能。本文采用Harris(1954)[25]提出的方法计算市场潜能，其表达式为：

其中，GDPjt表示第t年地区j的GDP，dji表示地区i与地区j的省会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在统计数据时，剔除港、澳、台地区的样本。

(2)人均固定资本投资(k)：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地区经济增长受实物资本投入的影响，本文用各地区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3)劳动力(l)：表示劳动要素投入，衡量外部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周小柯等(2015)[26]用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来衡量地区劳动力投入，本文结合研究需要及数据可得性，用各地区单位从业人员数量表示。

(4)人力资本(hr)：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张国强，2011)[27]，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衡量人力资本水平，采用魏下海和李树培(2009)[28]的计算方法，根据学历、受教育年限以及相对应的人口比例进行综合计算。

(5)信息化水平(in)：服务业的大部分产品是无形产品，其发展依赖于信息技术的运用。陈建军等(2009)[29]用人均移动电话指标度量了信息化水平，本文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电话普及率(phone)和互联网普及率(it)这两个变量代表地区的信息化水平。

本文研究采用的数据中，经济、人口类数据源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2013》，鉴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予以剔除；各省会城市间的距离数据从1：400万中国地形数据库整理获得。

(三)模型估计

1.门槛效应检验

以对外开放水平op为门槛变量时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1，门槛估计值见表2。后文数据结果均用Stata12软件计算得到。

表1 对外开放水平op的门槛效应检验

注：P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bootstrap法反复抽样1000次得到的结果；*、**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2 op门槛估计值结果

由上表的结果可知，模型存在双重门槛，相应的门槛值依次为0.0043和0.0268，则门槛区间将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划分为三个不同部分，即(0，0.0043]、(0.0043，0.0268]及(0.0268，1]。

2.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1)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既有规模效应也存在拥挤效应已被众多学者证实(谢品等，2013[30]；张云飞，2014[31]；陈晓峰，2015[32])。2001年以后，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谢长青和范剑勇，2012[33]；韩帅等，2012[34])。特别是在样本数据期间，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处于技术提升需求较高的新兴发展阶段，服务业集聚形成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加速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的要素需求扩大；另一方面，服务业集聚发展引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存在一定的供给缺口，必然产生拥挤效应。由表3可知，在不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时，服务业集聚指数(lq)系数为负，验证了假说1，说明现阶段我国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存在拥挤效应。低层次服务业集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导致拥挤效应更容易发挥作用。消费性服务业近年来快速发展，特别是房地产服务业，对具有一定门槛的劳动力需求急剧增加(杨仁发，2015)[35]，人力资本供小于求的现象加剧了拥挤效应的出现。

表3 普通个体固定效应结果

注：t值是基于稳健标准差计算所得。

控制变量中，除劳动力与经济增长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外，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市场潜能(mp)参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各地区之间互为市场形成了不同的空间规模经济，而空间规模经济的实现能够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进而提升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人均固定资本投资(k)、人力资本(hr)系数估计结果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研究结论相同。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更利于该地区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信息化水平(it)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劳动力(l)估计结果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力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阶段我国各地区总体劳动力素质还较低、专业知识水平不高，未能体现其对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该结果也与人力资本对服务业集聚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应。

(2)不同对外开放水平下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受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是在市场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展开的，不同地区之间开放水平差异很大。考虑对外开放水平存在差异下，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根据上文确定的门槛值和门槛区间，得到表4的门槛回归结果。

表4 对外开放水平op门槛变量回归的参数估计结果

注：t值是基于稳健标准差计算所得。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比不考虑门槛效应时，地区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较低的区间内，虽然结果不太显著，但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负向效应变为了正向作用，系数由不考虑对外开放时的-0.2078变为了0.0488；在开放程度较高时，系数由不考虑对外开放时的-0.2078变为了-0.5827，也就是服务业集聚更大程度地减弱了经济增长。因此，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体现为先减缓了经济增长拥挤效应的出现，然后再加剧了拥挤效应。从控制变量来看，各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变化不大，除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负向作用，其余各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仍存在着正向作用。

在较低对外开放水平区间内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原因可能是，正如顾乃华(2011)[36]的研究结果，服务业集聚的技术溢出及空间经济效应会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一般来说，开放促进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的作用发挥，从而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其中当然包括了服务业集聚这一要素。而且适度的开放下，技术外溢性可以减少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生产中的使用，从而减小拥挤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因此一个地区适度的对外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在较高区间内，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当地经济并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高对外开放水平带来的管理、技术、人力资本等技术溢出效应的“外部冲击”，虽然可能使得服务业集聚，但会加剧我国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综合上述两种效应结果来看，不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时，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拥挤效应为主，即在样本研究期间，服务业集聚显示出抑制经济增长的现象；在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时，适度的开放水平减缓了拥挤效应，而过度开放又会加剧拥挤效应的出现，具体作用效应可以表示为图2。

图2 不同对外开放水平op下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注：图中opi表示上文门槛估计得到的三个区间，即(0，0.0043]、(0.0043，0.0268]及(0.0268，1]。

在图2中，BA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表示不考虑对外开放时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由于拥挤效应的存在，此时服务业集聚抑制了经济增长。就曲线BE而言：BC表示在门槛区间(0,0.0043]内，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此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CD阶段表示在门槛区间(0.0043,0.0268]内，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此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开始抑制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加快了拥挤效应的出现；DE阶段表示在门槛区间(0.0268,1]内，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拥挤效应，此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只会加剧拥挤效应，抑制经济增长。

合适的对外开放形成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空间经济效应能够使服务业集聚发挥其经济增长效应，也就是不同地区在 “消化吸收”对外开放带来的正外部性情况下，促进了经济增长；不同地区适应对外开放带来的“外部性冲击”的能力不同，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不能适应的地区其服务业集聚的拥挤效应加剧，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普通个体固定效应分析中，已证明服务业集聚拥挤效应的存在，根据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如果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较高，飞速发展的服务业会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存在更大的“外部性冲击”，若不能“消化吸收”，势必会出现更严重的拥挤效应。因此，地区“消化吸收”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须相匹配才能够促进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这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2。

3.稳健性检验

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从两个不同方面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前者主要是通过FDI来进行衡量，而后者则主要通过贸易额特别是出口贸易额来进行衡量。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国家的贸易发展战略，潘黎霞(2011)[37]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额以指数形式增长，这得益于“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及具体实施。上文使用FDI来衡量门槛变量对外开放水平，此处则采用出口贸易额来衡量。具体而言，用各地区当年出口贸易总额与该地区人口总数的比重，即人均出口贸易总额(ex)，替代原来的门槛变量op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对外开放水平ex作为门槛变量时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门槛估计值见表6。

表5 对外开放水平ex的门槛效应检验

表6 ex门槛估计值结果

由表6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无门槛的原假设，第一个可能的门槛值为η1=0.0351；继续检验得到η2=0.2416，在10%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存在单一门槛值的原假设，但是本研究考虑5%的显著性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接受存在单一门槛值的原假设。因此，采用门槛值为0.0351的单一门槛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据此可以将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划分为两个区间。

根据确定的门槛值和门槛区间，得到表7的门槛回归结果。

表7 ex门槛变量回归的参数估计结果

注：t值是基于稳健标准差计算所得。

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外开放水平ex的门槛效应与对外开放水平op的门槛效应对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作用相似，这表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具体来说，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ex较低的区间内，虽然结果不太显著，但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负向效应变为了正向作用，系数由不考虑对外开放时的-0.2078变为了0.2747；在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区间内，系数由不考虑对外开放时的-0.2078变为了-0.3407，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更大。从控制变量来看，各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变化不大，除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不太显著外，其他各变量对经济增长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对外开放背景下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门槛回归结果，发现现阶段受拥挤效应的影响，服务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对外开放程度不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作用也不一样。

从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来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应在自身能够“消化吸收”开放带来的外部效应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从而通过潜在的溢出效应促进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但是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增长落后，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较强的地方保护，要素的不流动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在长时间内很容易形成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拥挤效应，所以应结合地区实际，逐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而经济发展较快，服务业飞速发展的地区，由于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需求加大，拥挤效应已然出现。因此，在这些地区则应利用自身优势，在“消化吸收”对外开放带来的外部性效应的同时，提高吸引高质量资本、人力资本、管理技术等的能力，以此与对外开放水平相匹配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对外开放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资金不足、享受外部性效应上，而应更注重本身“消化吸收”以及承受“外部性冲击”的能力，通过对外开放减少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从而提高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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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筱婷]

The Difference of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JI Yu-jun ZHANG Li-jian

The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an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f the level of opening is different, the effect will also be different.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hen the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an make better use of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rom th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can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etter; but if not, it will restra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should increase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better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of the external influence derived from high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so tha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conomic growth;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model of threshold regression

10.14007/j.cnki.cjpl.2017.02.002

2016-11-14

2015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服务业集聚、对外开放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批准号：15-ZX-LT-09，项目负责人：纪玉俊)。

纪玉俊，博士，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集聚；张莉健，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集聚。

F719

A

1674-8298(2017)02-0034-12

[引用方式]陈菲, 周钰玲, 刘艳敏.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J]. 产经评论, 2017, 8(2): 2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