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备竞赛：共识、策略与行动
——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

王向阳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婚备竞赛：共识、策略与行动
——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

王向阳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基于华北多地农村的驻村调研，本文旨在梳理近年来华北农村婚姻支付成本不断上涨的拉升机制，并在村庄整体经验基础上，试图勾勒出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本体性价值和村庄面子竞争的社会性价值，共同形塑了华北父母的人生任务内容，使得为儿子完婚成为一件具有强文化规定性的基本共识；面对性别比失衡下男多女少的人口压力和打工经济背景下女性资源外流的现实，婚姻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集全家之力打造婚姻市场中的比较优势便成为最大多数家庭的应对策略；在以半耕半工为主的家计模式下，房子、车子、彩礼、酒席和仪式成为村民争相追求的竞争标的物，婚备竞赛由此诞生。伴随而来的是高额彩礼、建房潮、代际剥削、闪婚闪离等衍生品。

婚备竞赛 人生任务 婚姻市场 竞争标的物 高额彩礼

一、问题提出

近些年，笔者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却十分沉重的现象：相比华南宗族性村庄和中部原子化村庄，近几年华北农村以房子、车子和彩礼为基本内容的支付成本上涨数额之高、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因此华北父母面对的代际压力尤其巨大，典型话语如“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生男生女不一样，生儿将来没对象”、“两个儿子，父母该死”、“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只有娶不到媳妇儿的男人”等，生动形象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华北乡村婚恋图景。笔者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近几年华北农村彩礼会一路攀升？为什么华北农村男性婚恋压力会越来越大？以彩礼为核心载体的婚恋压力是如何在村庄内部生成的？

纵观既有研究，学界对由于男孩偏好和计生政策共同作用下的人口性别比失衡①李树茁、姜全保、伊莎贝尔·阿塔尼：《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4期。和打工经济兴起后婚姻市场中女性资源的外流可能引发的地方性婚姻市场竞争加剧①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4期。 陈文琼、刘建平：《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6期。已有共识。在这一大背景下，彩礼——作为婚姻支付成本中的核心内容，也由古时的“纳征”②李霞：《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之礼走向现代的货币化表达，③王德福、徐嘉鸿：《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年第2期。 宋丽娜：《重返光棍与农村婚姻市场的再变革》，《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1期。且在部分地区甚至成为代际剥削的一种手段④陈锋：《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陈文琼，刘建平：《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6期。而不断抬升。总体而言，学界对彩礼的性质定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以婚姻偿付理论⑤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4期。为代表，在其看来，彩礼是作为男方家庭或家族向女方家庭或家族支付的女儿抚育成本，以此换来女儿的让渡，并实现家庭间的平衡，相当于家际间财产转移；二是以婚姻资助理论⑥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互惠原则和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为代表，主张彩礼和嫁妆是相互联系的，由男女双方原生家庭共同向新婚小家庭支付新生活的物质基础，相当于家庭财产的代际转移，在这一视角下，极有可能转化为代际剥削；⑦吉国秀：《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谋划——辽东Q镇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三是以市场要价理论⑧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为代表，与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不同的是，在桂华、余练等人看来，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当下的通婚地域实践，早已从静态而稳定的婚姻圈走向了动态而复杂的婚姻市场，在女性资源外流和从夫居的婚姻传统下，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男性剩余，而反映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女性主导者市场要价就此诞生，男性不得不支付不断上涨的婚姻成本。⑨栗志强：《农村男方婚姻支付：性别比失衡背景下的农民婚姻策略》，上海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以上观点，为理解不同时期婚姻家庭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本文也正是在市场要价理论这一框架下展开论述。

关于婚恋成本上涨，在既有研究中，性别比失衡、⑩郭志刚、邓国胜：《婚姻市场理论研究──兼论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婚姻市场》，《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女性资源外流、偏僻贫困、①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4期。 陈文琼、刘建平：《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6期。村庄面子竞争、人生任务驱动②李霞：《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等是常见的归因分析，视角丰富而全面，但存在两大缺憾：一是以上变量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婚姻成本在村庄内部是如何一步步上涨的，在学界既有研究中，宏观归因分析较多，中观机制分析有限，尤其是建立在地方性村庄经验基础上的中观分析就更为少见，对婚姻成本是如何在村庄内部不断拉升的这一问题始终缺少令人信服的解释；二是在地方婚姻实践中，彩礼，只是作为婚姻支付体系的一环而存在的，要想完整理解地方婚姻实践，便不得不考察由房子、车子、彩礼、酒席、人情、仪式等所组成的婚姻支付体系。同时，婚姻分层③王德福、徐嘉鸿：《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年第2期。 宋丽娜：《重返光棍与农村婚姻市场的再变革》，《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1期。概念的提出、农业剩余与婚姻市场影响下的光棍扎堆分布④陈锋：《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陈文琼，刘建平：《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6期。以及彩礼价格上涨中的陷阱、传染、示范三阶段论，⑤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4期。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有益启发。

基于此，本文在梳理近些年华北村庄经验基础上，旨在提炼出近年来华北农村婚姻支付成本不断上涨的拉升机制，并在村庄整体经验基础上，试图勾勒出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本文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近些年返乡时所作的回乡观察，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方法，访谈对象主要为适婚青年男女、待婚或已婚子女父母、村庄邻里等。之所以把婚恋问题作为返乡观察的重点，主要是自打工经济兴起后，在以代际分工或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春节成为村庄生活最完整的时刻，且适婚男女相亲也多集中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村民对彩礼价格、面子竞争、人生任务等也异常敏感，婚恋现象异常丰富，因此可以作为探究婚恋问题的第一窗口。本文行文框架如下：首先，结合时代背景和地方特征，勾勒出婚姻市场竞争环境——人口性别比失衡下男多女少、村庄边界开放下女性资源外流和半耕半工为主的家计模式下村庄中度分化，进一步激化竞争态势；其次，在梳理村庄经验基础上展现华北农村父母的人生价值体系，并指出为儿子完婚一事，兹事体大，结婚生子的强文化规定性这一特征使得婚姻市场中华北父母及其子女主观上具有不可退出性，也就意味着华北父母及其适婚子女是一定要参与婚姻市场竞争的；再次，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和完成人生任务的代际压力，集全家之力树立比较优势和追求房子、车子、彩礼等竞争标的物便成为应有的策略与行动，由此，婚备竞赛诞生；最后，对婚备竞赛中产生的建房潮、高额彩礼、代际剥削、闪婚闪离等衍生品做出说明。

二、背景素描与特征呈现

笔者家乡位于豫南上蔡县L村，全村现有农户72户，人口256人，土地280亩左右，村内无集体经营事项，属于典型的中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和邻村D村、Q村仅一沟之隔，相互之间影响较大，因此，当地存在明确的婚姻市场行情。村庄当中，村民大都选择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因此，村庄分化并不明显。从2009年开始，村庄新一轮建房潮开始，凡结婚者，莫不在村建二层楼房或进城买房。婚姻市场基本特征如下：

（一）性别比轻度失衡

与宗族性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不同，华北当地人口性别比属于轻度失衡。在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下，按照常理，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必然结果，当下适婚青年群体，以90年代出生人口为主，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我国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为严格的一个时期。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对于农村村民而言，如果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二胎，否则要接受计生罚款；如果头胎是女孩的，时隔四年之后，允许生二胎，即“一胎半”政策。但绝对不允许生第三胎，否则同样面临高额计生罚款。在这一政策规定下，华北当地村民的理想生育模式是儿女双全，加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超声波技术为婴儿性别鉴定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在当地农村生育实践中，不论头胎是男孩或女孩，当地村民均选择再生一胎，假设头胎是男孩，这就出现了以下三种可能性：一是二胎是女孩，符合儿女双全的理想生育模式，结束生育行为；二是二胎是男孩，介于当时生养成本较低，且多子多福观念深厚，部分家庭想要女孩就选择再生一胎，部分家庭选择结束生育行为；三是二胎是女孩，鉴于生儿子在村庄生活和个体生命中的价值定位，多数家庭为生儿子会选择再生一胎，除非被强迫结扎无法生育。

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看，L村人口性别结构分布情况，当前村庄70多户家庭中，子女在90年代出生的家庭有32户，其中，一个儿子以上的多子家庭5户，纯女家庭有1户，其余26户为儿女双全户。其他村情况也大抵如此。因此，笔者认为，当地村庄在人口性别比轻度失衡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对地方性婚姻市场影响是基础性的。

（二）女性资源外流

从全国来看，打工经济兴起后，村庄边界打开，各地青年男女纷纷外出务工，区域性通婚圈被打破，逐步面向全国性婚姻市场，但各个区域婚姻资源配置格局差异显著。川渝等地的原子化村庄中，代际支持有限，代际责任低度关联，同时代际要求也少，多依靠子女自己解决婚姻问题，因此这一地区青年男女婚恋自由，婚恋资源流动性强，这也是我们在其他区域看到外来媳妇以四川、贵州居多的重要原因；福建、广东、广西、江西等华南宗族性村庄和河南、山西、山东等华北小亲族村庄中，父母代际责任强，代际要求也多，基于生活习惯、社会习俗、文化模式等考虑，更强调和偏爱本地通婚。一般而言，跨地区尤其是跨省婚姻是不被父母支持的。简言之，在原子化村庄中，代际支持有限，婚姻市场中主要是子女在操心自己的婚事，在打工经济背景下，择偶圈聚焦在打工地点，而反观华北和华南村庄，儿女婚姻大事，作为父母的人生任务，多是父母在操心，择偶圈就一定是父母熟悉的本地生活圈，因此，打工经济兴起后，本地通婚依旧是华北当地的主流婚恋选择。

以L村为例，打工经济兴起后，本村外嫁的女儿有三位，且主要集中在近五年内，一位是大学毕业后嫁到了外地，一位是嫁给了在郑州做生意后安家的本地人，另一位是打工期间跟着一个安徽小伙子私奔。除此之外，华北父母一旦发现子女有婚嫁外地的迹象，尤其是在外打工的女孩子，父母会千方百计进行阻挠，以杜绝女儿外嫁的可能性。据了解，L村中一女孩，初中毕业后到无锡打工，期间认识了同厂一位来自安徽的男孩，两人关系暧昧，大有“失控”的可能，后经同行女孩的电话提醒，其父母便专程从另一打工地点赶到无锡，立即将女孩带回家中，同时要求女孩结婚之前不必外出打工，以绝后患。在这样的逻辑下，当地村庄女性资源外流相对有限，但打工经济的确放大了婚恋市场的竞争性。

（三）村庄社会中度分化

婚姻分层是村庄社会分层在婚姻市场中的再现。华北当地，古有自耕农为主体的村庄结构，存在一个较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加之当地门子、户族等小亲族结构，村庄社会竞争性历来很强，攀比竞胜之风尤甚。打工经济兴起以来，当地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家庭无外乎工农两份收入。农业方面，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以粮食作物为主，家际之间差别不大；务工方面，当地劳动力又面向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相差不大，因此，当地家庭收入大体相当，区别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上，也就是一个家庭当中，进城务工劳动力数量多少和务工类型，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收入状况。从这个角度看，华北当地村庄中，在以半耕半工为主的家计模式安排下，村民家庭分化并不严重，作为村庄一个较为庞大的中层，有心也有能力参与村庄层面的各项婚姻竞争——盖房子、买车子、娶媳妇、生孩子等。以L村为例，全村72户中，只有不到10户进城经商，年收入10万以上，可谓村庄上层，其中有5、6户已经在郑州、新疆等地定居；有4户老弱病残懒户，可谓村庄下层；其余均为半耕半工户或纯农户，尤其是子女在适婚年龄的家庭，均为半耕半工户，家庭经济条件差别有限。简言之，中度分化的村庄社会，为村庄层面的竞争，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经济基础，是下一步婚恋市场竞争的重要砝码。

三、结婚生子：华北农民生活的基本共识

结婚生子，既是华北农民的本体性价值追求，又是村庄社会竞争性价值驱动，可谓生命周期中最为关键的人生节点。在当地村民看来，一生中有三件大事，建房子、结婚和生儿子，其中，建房子多是为结婚而准备的，而结婚后又千方百计生个儿子，唯有如此，人生才是圆满无缺的，否则就会在村庄生活中说不起话、办不起事、抬不起头，而这一切的前提，就在于结婚生子。

近年来，当地婚姻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婚姻支付体系不断丰富且成本一路攀升，其逻辑起点，正在于结婚生子一事在华北地方社会中的价值定位，其主要内涵有三点：其一，传宗接代，作为中国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以结婚生子为前提，否则人生便失去了“奔头”。用当地村民的话说就是，“人活一辈子，不结婚、不生个儿子，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因此，即使在计划生育政策异常严格的1990年代，当地仍流传有“小草房，随便扒，不生男孩不结扎”的俗语。时至今日，生养成本如此高涨的背景下，依然不能消解华北农民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追求。其二，子女婚配，不仅事关传宗接代，而且和村庄面子竞争息息相关，是相对明确的人生节点。在地方性共识中，对不同人生节点中的具体内容、标准等都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一旦越轨或延迟，都将遭到村庄社会的嘲笑和议论，近些年频频见诸报端的家长催婚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压力，莫不与此有关。其三，在传宗接代的价值指引下，为子完婚，便成为当地农民生命完满的关键性实现路径。而在这一实践路径中，没有房子、彩礼等符合当地市场行情的婚姻筹备，就没有对象；没有对象，就没有生育；没有生育，就没有传宗接代。因此，当地村民对婚备情况异常重视，甚至不惜自我剥削，根源正在于婚姻市场竞争的不可退出性。

简而言之，对华北农民而言，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关键性节点，既来源于当地人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追求，又受村庄社会面子竞争等社会性价值的驱动，同时在地方性共识中对人生任务节点有着较为清晰的定位。以上因素，共同形塑了结婚生子这一人生任务的强文化规定性，也就意味着华北农民及其适婚子女在婚姻市场竞争中主观上的不可退出性，这是当地村庄社会生活的基本共识。

四、比较优势：华北农民家庭策略与行动

所谓比较优势，主要是指在地方性婚姻市场中，华北农民为了完成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面对日趋激烈的婚姻市场竞争，集全家之力来打造相对于村庄社会其他竞争对象的优势条件。体现在房子、车子、房屋装修以及相亲、订亲、送大礼、结婚酒席及仪式等一系列相关环节中。

（一）家庭策略

人口性别结构轻度失衡、女性资源外流有限，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性婚姻市场婚恋资源配置格局相对均衡，但现实又告诉我们近些年华北当地的婚姻支付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家庭婚恋压力又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呢？其婚姻市场内部具体是如何配置的以及如何达成中意的婚配结果，则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重点，而这一切的起点正在于婚姻市场中的家庭策略。

从笔者观察来看，集全家之力，树立当事人家庭在婚恋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则是华北当地家庭在参与婚姻市场竞争时的基本策略。主要内涵有两点：一是不能比其他竞争对象差。一旦比较优势丧失，不仅意味着在村庄生活中没面子，子女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关键是增加了子女此后的婚恋难度。二是最好比其他竞争对象好。如此，不仅可以顺利找到中意的婚配对象，而且可以顺利完成人生任务且在村庄社会中很有面子。基于此，立足家庭，着眼于人生价值实现，华北农民生发出了一系列颇具智慧的家庭策略。这一家庭策略，体现在农民建房、买车、彩礼、人情往来、酒席、仪式等一系列与婚姻市场竞争相关的环节中。欲进一步考察其家庭策略内涵，我们便不得不把眼光转向其家庭策略指向下的具体行动。

（二）具体行动

婚恋市场中比较优势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当地建房子、买车子、送彩礼、走亲戚、办酒席等一系列具体行动中，而这一切，又指向了婚姻市场中的竞争标的物。对华北村庄而言，村庄社会中度分化，村民竞争比较激烈，主要体现在房子、车子、彩礼等主要竞争标的物上，且存在明确的市场行情，同时，在流动性增强的村庄社会，这一市场行情，不断地水涨船高。（具体见表1）接下来，我们一一梳理。

1.建房

建二层楼房或进城买房，已经成为当地婚配的刚性标准。据了解，从2009年起，当地新一轮建房潮兴起，凡适婚男性家庭，莫不选择建房或买房，基于当地独特的城乡关系，从城市一方来看，产业结构单一，无法提供充分而有保障的就业岗位，加之县城生活成本较高，因此，当地村民生活较为理性，进城买房者非常有限；从乡村一方来看，当下乡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尤其是在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下，中青年人多在外地打工，在村生活同样非常方便，这种情况下，当地村民多选择在村建房。按照目前的建房行情，一般是二层楼房或独体小洋楼，一层10万左右，两层20万元，加上装修，一套新房成本至少在20万元。如果进城买房，当地县城房产价格每平方在2400元到3000元之间，婚房一般要求120平方及以上，花费近30万元，花钱多且面积小，关键是生活成本高，对于务实而理性的小农家庭而言，选择在村建房，便成为最实际的生活选择。据悉，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如果没有一套像样的房子，男孩找对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房子既是婚后幸福生活的保障，又是男方家庭综合实力的象征，同时又关乎面子。

表1 豫南地区婚姻市场竞争标的物

2.买车

如果说男方在村建房或进城买房是华北农村婚嫁的“规定动作”，那么买车也逐渐由“自选动作”演变为当地的“创新动作”乃至刚性标准。家中有车，是家庭综合实力的象征，将奠定适婚男性在婚恋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据观察，当地男孩一到结婚年龄，条件尚可的家庭，一般会选择提前买车，相亲时开车前往，如此便可大大增加相亲时的成功概率。以L村郎姓村民为例，两口子今年50多岁，在城里和人搭伙做装修工作，一年下来可收入四五万元。其子今年18岁，在北京做氩弧焊技工，收入尚可。按照地方行情，马上进入订亲阶段的他，在正式参加相亲之前，家庭条件中等的郎叔，便为儿子买了一辆10万左右的吉利帝豪小车，问及原因，郎叔坦言相告：“现在都兴小车了，没有小车，有些小女孩看都不看你！”由此可见，来自婚恋市场的竞争，也是近些年乡村小车盛行的重要推手！

3.订亲

订亲，是华北当地结婚前的必经程序之一，一般是在男女双方见面之后，双方家庭达成了一致共识，认为可以结亲，在稍后的几天，便会找个合适的日子进行订亲。订亲时，男方及其重要家庭成员，便会驱车前往女方家里，携带大量烟、酒、糕点、饮料等礼品和订亲钱，同女方及其家庭重要成员商量，正式把这门亲事确定下来。至于结婚标准、婚期等，将会在接下来双方互动中议定。按照当地标准，目前L村存在明确的市场行情，一般而言，烟酒、糕点、饮料等礼品，不得低于28件，每件均价至少50元，外加订亲钱3.6万元或3.9万元，合计4万元左右。其中，上涨最快的当属订亲钱，据村民介绍，这一费用，在2015年时，还是1.8万元，也就是说，短短两年时间，订亲费用上涨了一倍有余。这三四万块钱看起来不多，但一旦将其放置到整个婚姻支付体系中，对以半耕半工为主的中西部农村家庭而言，汲取力度难以忽略。

4.彩礼

“彩礼”，在西周六礼中为纳征，征通证或成，意味着两家之好正式结成，稍后便会议定一个合适的日子举行完婚仪式。目前，当地彩礼标准是六万六千元起跳，但如果是两个儿子，起步价就是八万八千或九万元。原因很简单，一个儿子的家庭，其财产都是小家庭的；可两个儿子的家庭，意味着需要承担兄弟两个人的人生任务，在对有限的家庭资源分配时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对于一个从外面嫁进来的“理性”的媳妇而言，尽可能多要彩礼，便成为小家庭利益最大化策略。因此，在这里，两个儿子的父母经济压力很大，当地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相比陇东、鲁西南地区的天价彩礼，六万到九万元的彩礼价格，算不得天价，但就当地家庭收入而言，也可谓是高额彩礼，且近些年有不断上涨的趋势。为了不在婚姻市场落后，当地家庭会选择千方百计跟上形势，唯恐子女因彩礼欠丰而在婚姻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5.酒席和仪式

酒席和仪式，是结婚当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当地酒席规模在20桌左右，酒席标准300-500元，凉菜包括八荤四素一喜果，外加热菜十二个，一桌坐8-10人。邻里之间人情费为100元或200元，叔伯姑舅等至亲人情费在1000-2000元。因此，酒席、人情两相抵。一般而言，主人家大都不赚不亏。在当地，酒席和仪式也有一些基本标准，那就是饭菜质量不能太差，口味要适中，量也不能少，否则会让人笑话。此外，在结婚仪式方面，近些年当地流行花轿接亲，也就是花钱专门雇人抬花轿来迎娶新娘，最开始是一层轿，现在一般是两层轿，共需10人左右轮换着抬，每人每天100元。对当地家庭而言，只要天气允许、距离适中，用二层花轿来迎娶新娘，已成为地方性结婚标准。

在走向婚姻的道路上，男女双方及其家庭，需要经过建房、买车、订亲、送大礼、办酒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对应有地方性市场标准，每一个家庭，至少要符合一般标准，否则，便会在婚恋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影响子代婚姻质量、父代人生价值实现和家庭声誉，因此，当地家庭对结婚一事格外重视。可问题在于，对于以半耕半工为主的小农家庭而言，包括建房、买车、订亲、彩礼等在内的婚姻支付成本，是如何在村庄内部一步一步抬升起来的呢？

（三）婚备竞赛：婚姻支付成本拉升机制

婚姻分层，是社会分层在婚恋市场中的具体反映。华北社会，历来以自耕农为主体，时至今日，发展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模式，村庄内部存在一个庞大的中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半耕半工户，年收入三五万元，占80%左右；一小部分家庭进城经商，年收入七、八、十来万元，算是村庄经济上层，占到10%左右；余下10%因为天灾、疾病、家庭生命周期等致使劳动力结构残缺，收入有限，年收入几千上万元不等，成为村庄下层。面对具有统一行情的婚姻市场和硬性支出的婚姻成本，村庄内部各阶层当如何应对呢？

1.上层示范

华北社会是一个竞争性社会价值异常发达的社会，面子文化在地方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无处不在。为了在婚恋市场中树立比较优势以优先获取优质女性资源，上层家庭将率先在建房、买车、订亲、彩礼、酒席、仪式等各个领域打破原有地方标准，以高标准、新花样、大价钱来标新立异，一来为自己家庭迎娶一位好媳妇，二来在村庄社会内部风光一把、获取充分的面子享受。以彩礼为例，据悉，2015年当地彩礼仅为三四万元，仅隔两年，已经涨到了六万六千元或六万八千元，本已较高的婚姻支出成本，为什么上涨这么快呢？原来其示范效应应源自村中一位在郑州开废品收购站的进城经商户，在2016年春节其儿子订亲后，为了图个吉利，于是在年中送大礼时，他一下子拿出了六万六千元，随后在村庄赚足了面子，并成为了各个适婚家庭竞相追逐的标杆。

2.中层跟进

在以半耕半工户为主体的村庄社会，村民经济分化并不严重，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村民有心竞争，便有足够的家庭条件来参与到婚恋市场竞争中。包括房子、彩礼等在内的婚姻支出成本在30万元以上，看起来数目惊人，但大部分家庭仍有能力支付，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相比打工经济之初，近些年进城打工相对容易，工资水平也上来了，基本稳定在每月两三千元或三四千元。因此，只要家庭劳动力结构完整，均可达到村庄中等收入水平，这也是当地村庄中层占绝对多数的重要原因。二是村社内部，每一个家庭，都有亲戚朋友圈，每逢结婚、建房等人生周期大事，村社内部互助成为生活惯例，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婚恋竞争所带来的支出压力。三是高昂的婚姻成本，并非一次性支付的，而是按照家庭生命周期多次偿付的，“分期付款”的婚姻成本支出方式，使得村庄80%以上的家庭，可以消化这相对高昂的婚姻成本。正基于此，笔者在当地观察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村庄内部，一旦有家庭率先示范建房、买车、送大礼、安装太阳能、净水器等，其余大部分家庭便会根据家庭需要迅速跟进。反映在婚姻市场中，为了竞争到较优质的女性资源，同时不落后于其他家庭，多数子女处于适婚阶段的中层家庭便会形成竞争之态，从而使得上层标杆成为适用于大多数家庭的一般标准。

3.下层挤压

上层示范形成婚备标杆，中层跟进将之进一步转化为一般标准，下层只能被迫跟随，否则就可能被挤压到女性资源配置的边缘地位，甚至被甩出婚姻市场成为光棍，而下层跟随的结果一定是在先天竞争能力不足的窘境下进一步遭受挤压。因此，传统社会的门当户对，演化至今，既是一种婚配原则，又是阶层竞争的自然分化。而下层在勉强跟进一般标准时，又会进一步强化由庞大的中层竞争所树立起来的地方社会的一般标准，并万分惊恐地被迫等待着下一轮婚备竞赛的开始。那么下层究竟是哪些群体呢？在婚姻市场中，遭受挤压的下层主要是两类家庭：一类是因老弱病残懒等因素导致的经济困难户，经济条件差，婚恋市场竞争力弱；二是多子家庭，一般是两个儿子，这就意味着两份婚姻成本支出，除非家庭条件特别好，否则，“儿子娶媳妇，父母脱层皮”便成为当地最真实的写照。下层家庭勉强跟进婚恋市场行情，却不得不承受阶层挤压的代价；放弃跟随，便很可能面临着被甩出婚姻市场的结果，最终只能“傻子配癫子，疯婆配瘸子”。人生任务落空，则是对下层更大的打击。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角色，在日趋开放的村庄社会中，女性资源是流动的，但流动方向是由内至外、自下而上，因此，下层永远是被挤压的弱势群体。

综上，在半耕半工户占主体的婚姻市场中，形成了上层示范、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婚恋竞争格局，并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逐步拉升了婚姻支付成本，并在此过程中，随着女性地位的上升和女性资源的稀缺，进一步催化了竞争态势，婚备竞赛就此诞生。

五、意外后果

在高昂的婚姻支付成本面前，婚备竞赛，这场由村庄上层开启、中层跟进的婚恋市场竞争，没有赢家，且最终的恶果却多由底层负担。同时，婚备竞赛，对村庄既有格局和秩序、家庭消费和发展、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等，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以建房潮和高额彩礼为核心内容的婚姻支付成本不断上涨。目前，一套新房，不论在村新建还是进城购买，成本都在20万元以上，彩礼至少6万元，也就是说，整个婚姻支付体系计算下来，成本至少在30万元左右，这对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小农家庭而言，是一笔巨大的家庭开支，必将大大压缩家庭在教育、发展性消费、投资等方面的投入，缺乏可持续性发展而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和阶层传递。

二是以代际剥削和闪婚闪离为突出表现的不良社会现象日益浮现。婚姻支付成本不断上涨，实际的负担者并不是年轻的子代，而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父母。在强烈的人生任务观的指引下，尤其是华北农村地区的父母，与子代进行着沉重的代际资源交换。这也就意味着，婚姻支付成本越高，代际资源交换越多，父母代际压力越大，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越严重，进而使得步入老年的父母易出现养老困境。在打工经济大背景下，适婚青年男女，只得利用有限的春节在家时间进行相亲，在情感基础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匆匆结合，利用货币化的彩礼作婚姻保障，而失去了家庭生活的情感基础，从而导致矛盾多发。由此可见，高额彩礼也难以确保生活的质量，反而有可能造成闪婚闪离现象日渐增多。

三是进一步瓦解村社既有秩序，消费主义、贱农主义甚嚣尘上。随着婚备竞赛的进一步深入，婚姻支付成本上涨是必然的，代际剥削和闪婚闪离等现象也将逐渐显现，以家庭为基础的村社秩序，将迎来巨大变迁——从结构到价值，从行为到观念，从居住格局到乡风民俗，而其中，关键性节点正在于为子完婚这一人生大事，只要华北农村地区的父母人生任务不变、村民家计模式不变、女性资源配置格局不变，婚备竞赛的态势就将持续下去。村庄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过程中，面子装扮的空间就越大，当面子和里子不再统一，伪面子就越多。反映在婚姻竞争中，男女人品、父母为人处世、家风和传统等软的一面，就越来越成为退而求其次的考量指标，房子、车子、彩礼等可以简化为货币表达的硬标准便会凸显出来，此时，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层农民、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作为“脏乱差”代表的农村，因为无法满足婚姻消费的需求，便会成为众人嫌弃的对象。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华北农村的驻村调研，梳理了近年来华北农村婚姻支付成本不断上涨的拉升机制，并在村庄整体经验基础上，试图勾勒出理解华北农村家庭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首先，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本体性价值和村庄面子竞争的社会性价值，共同形塑了华北父母的人生任务内容，使得为子女完婚成为一件具有强文化规定性的基本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婚恋市场的竞争具有必然性和主观上的不可退出性；其次，面对性别比失衡下男多女少的人口压力和打工经济背景下女性资源外流的现实，婚姻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集全家之力打造婚姻市场中的比较优势便成为最大多数家庭的应对策略；最后，在以半耕半工为主的家计模式下，房子、车子、彩礼、酒席和仪式成为村民争相追求的竞争标的物，并形成了上层示范、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竞争格局，在此过程中，村庄底层成为被挤压的一层，并惊恐万分地等待着下一轮竞争的开始，婚备竞赛由此诞生。这场由村庄上层开启、中层跟进的婚恋市场竞争，在高昂的婚姻支付成本面前，没有赢家，且伴随而来的是高额彩礼、建房潮、代际剥削、闪婚闪离等衍生品。

当彩礼由一项正常的民间风俗逐步沦为沉重的家庭负担，尤其是成为因婚返贫、代际剥削、光棍生产及再生产等不良社会现象的生成路径时，对其适时引导、加以规范，便成为最基本的民心所向。同时，改弦易辙易，移风易俗难，因此更需要政府引导、社会合力、村民参与、综合施策。农村青年男女的婚恋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Marriage Competition：Consensus，Strategy and Action

WANG Xiangy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rural areas in North China，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rising mechanism of the increasing cost of marriage payment in rural areas in North China in recent years，and try to outline the middle view of rural depression in North China mechanism.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child’s anti-aging and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village face competition，the shape of the life tasks of the North China parents，making the son of marriage as a strong cultural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consensus；the face of gender imbalance.In the home of the family model，house，car，bride price，banquet and ritual became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villagers，and the marriage competition was born.

marriage competition；life mission；marriage market；mompetition subject matter；high bride price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及其风险应对机制构建研究”（宋丽娜主持，项目编号为14CSH029）的阶段性成果。

王向阳（1990-），男，河南上蔡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农村社会学。

C913.13

A

1008-7672（2017）05-0020-09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