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何休的《诗经》学研究

张华林



论东汉何休的《诗经》学研究

张华林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东汉后期何休的《诗经》学并非陈乔枞所言之《齐诗》学或王先谦等所言之《鲁诗》学，而是兼通今古文《诗经》学，尤其重视《毛诗》和《韩诗》。何休所用《韩诗》包括《韩诗内传》《韩诗外传》和《韩诗序》，用以阐发其公羊学大义与礼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今文经学大师的何休反复称引《毛传》和“古毛诗说”以诠释其公羊学所涉之礼制与文字，而此事发生于郑玄笺《毛诗》之前，这表明《毛诗》不仅在古文经学界流布，还为东汉今文经学家所接受。

何休；《诗经》学；礼制；微言大义

东汉何休的《诗经》学研究，清人已有论及。如臧庸《拜经日记》认为何休只通今文《诗》学；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自序》认为“治《公羊春秋》者，其于《诗》皆称《齐》”，即以公羊学大师何休为《齐诗》学；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认为何休为《鲁诗》学。那么何休之《诗》学是否如清儒所说为《鲁诗》或《齐诗》呢？其具体的《诗》学论述、学派归属、《诗》学特征等皆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目前学界还未关注这些问题。本文通过对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涉《诗》文献的勾稽考察，以讨论上述何休《诗经》学研究所涉诸问题。

一、何休与《鲁诗》

《鲁诗》在西汉较兴盛，后因《鲁诗》学者多反对王莽新政，遭受重创。进入东汉，《鲁诗》学受到朝廷的重视，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虽同属今文经学，但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引《鲁诗》文献仅有一例。

《公羊传》鲁隐公五年：“六羽者何？舞也。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何休《解诂》云：“凡人之从上教也皆始于音，音正则行正。……礼乐接于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观其色而民不敢争。故礼乐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须臾离也。……是以古者天子、诸侯雅乐钟磬未曾离于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离于前，所以养仁义而除淫辟也。《鲁诗传》曰：‘天子食日举乐，诸侯不释县，大夫、士日琴瑟。’”[1]50此言鲁隐公五年九月在仲子庙落成祭礼上初献六羽之舞，《公羊传》以此为僭越之行，故书以讥之。何休则于传文基础上讨论了音乐的功能，认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应接受音乐的熏染、教化，以使其心性端正，言行合礼，才不会出现违礼之举；并引《鲁诗传》以进一步阐明之。

此《鲁诗传》部分内容又见于《白虎通》卷三《礼乐》：“天子八佾，诸侯四佾，所以别尊卑。……故《春秋公羊传》曰：‘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诗传》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专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2]105此处《诗传》之内容，与何休所引《鲁诗传》之言同；再结合《白虎通》此段文字上下文，可知何休注文与《白虎通·礼乐》有关。故陈立曰：“所引《诗传》，《鲁诗传》语。”[2]105但此处《白虎通》引《鲁诗传》的目的是对前面《公羊传》言及的天子、诸公、诸侯的礼乐制度作补充叙述，以形成从天子到大夫士各阶层礼乐制度的系统性；何休则是用《鲁诗》文献对其公羊学所提及的礼乐制度、仁义精神作进一步的诠释论证，并使其《春秋》学与《鲁诗传》处于互相论证、诠释的状态。

此《鲁诗传》，《汉书·艺文志》无明确记载。但《汉书·楚元王传》云：“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3]1922《艺文类聚》卷四十六引《鲁国先贤传》云：“汉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申公为《诗传》，号为《鲁诗》。”[4]831此申公所为之《诗传》，或即《白虎通》所言之《诗传》，也即何休所引之《鲁诗传》。

二、何休与《韩诗》

《韩诗》为汉初韩婴所传，西汉时不如《鲁诗》《齐诗》兴盛；东汉则极兴盛[5]240，研习《韩诗》者众多。何休在诠释《春秋公羊传》时称引《韩诗》8次，于此可见其《韩诗》学之概貌。

《春秋公羊传》桓公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解诂》曰：“雩，旱请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荣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徐彦疏曰：“‘君亲’至‘责曰’……皆《韩诗传》文。”[1]84

《春秋公羊传》鲁僖公三十一年：“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河海润于千里。”何休《解诂》曰：“亦能通气致雨，润泽及于千里。《韩诗传》曰‘汤时大旱，使人祷于山川’是也。”[1]269

第一条材料中，何休诠释了雩祭之名，并引《韩诗传》以言具体祭祀之仪式；第二条材料中，何休第一句诠释了“河海润于千里”的原因，再引《韩诗传》所载商汤因旱灾而祷于山川之事以总体诠释“祭泰山河海”之传意。这两条《韩诗传》材料，应该是出于《韩诗传》一书中同一条文献。此文献部分内容又见载于《荀子·大略》：“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6]1071言商汤因大旱而祷告事，但与《诗》无关联。《说苑·君道》也载此事：“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诗云：‘上下奠瘗，靡神不宗。’言疾旱也。”[7]20其文较荀子所言更详细，也更具仪式性，而且将商汤祭天之事作为具体个案来说明《大雅·云汉》中的雩祭仪式，从而具有了《诗》学性质。

上述何休所称引《韩诗传》的两条材料，应与《说苑》之说同源。从行文体例看，此《韩诗传》可能是《韩诗外传》，乃诠释《大雅·云汉》诗文。遗憾的是此《韩诗传》文献不见于今《韩诗外传》，当是此书之佚文。而且何休与《说苑》不同的是，他指出了荀子和《说苑》皆没有言及的雩祭地点：南郊；他用“君”取代了商汤，从而使作为历史个案的商汤的祷告行为被诠释为更具普遍性的天子因干旱灾异而雩祭之具体仪式通则；而且商汤祷告的、充满疑问的内容也被何休转变为人君自我戒惧的内容，进而上升为人君鉴戒之对象、行为之法则。通过何休如此诠释，此条《韩诗传》材料便具有了《春秋》经法之意义。

在何休的第二条材料中，《公羊传》仅言望祭泰山河海，并解释了祭祀泰山的原因。何休则诠释了祭祀河、海的缘由，并引《韩诗传》文献以说明祭祀山川之礼早在商汤之时便已出现，现在只是对此一天子雩祭仪式之延续，从而为天子雩祭仪式建立一礼制的历史序列与仪式传统。他如此诠释，也可以和第一条材料形成呼应。

又，《春秋公羊传》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宰渠伯纠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宰渠伯纠何？下大夫也。”何休《解诂》曰：“上敬老则民益孝，上尊齿则民益弟……礼，君于臣而不名者有五：诸父兄不名，经曰‘王札子’是也，《诗》曰‘王谓叔父’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纠是也。”[1]81何休通过对《公羊传》“宰渠伯纠”之称谓的诠释而引出天子不直呼臣子之名的礼制，并引经为证。其“王札子”事见《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其“王谓叔父”则出自《鲁颂·閟宫》；今《毛诗》“谓”作“曰”[8]1412；郑玄《礼记·明堂位》注引《鲁颂》也作“王谓叔父”[9]1263。孔颖达云：“郑先通《韩诗》。”[10]406郑玄亦曾云：“注《记》时，就卢君，后得《毛传》，乃改之。”[11]1962即郑玄注《礼记》时未得《毛诗》，当时所习乃《韩诗》[12]1207。故他在《礼记·孔子闲居》注所引之“王谓叔父”乃出于《韩诗》。故何休此乃引《韩诗》以释《公羊传》中蕴含之礼制，而不是王先谦所说的《鲁诗》[13]1107。

还需注意的是，何休此段内容与《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篇》略似，但《白虎通》引《鲁颂·閟宫》文作“王曰叔父”[2]326，与今《毛诗》同，与何休异。可见何休对《白虎通》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

又，《春秋公羊传》鲁定公十二年：“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诂》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徐彦《疏》：“‘八尺曰板’者。解云：《韩诗内传》文。”[1]579类似说法又见于许慎《五经异义》所引《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为堵，五堵为雉。”[14]51此《韩诗说》当即《韩诗内传》。故何休之说乃出于《韩诗内传》，而且他对版制的理解明显与《小雅·鸿雁》之《毛传》以“一丈为版”[8]662之说不同。我们还可在何休之言中发现他是以五版为一堵进行计算的，而“五版为堵”之制则为《公羊传》定公十二年“五板为堵，五堵为雉”之说。即《韩诗内传》采《公羊传》以解《韩诗》，而何休又用此《韩诗内传》以诠释《公羊传》。于此也可见汉代《春秋》学与《诗经》学的互动。

又，《春秋公羊传》鲁成公二年：“逢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何休注：“礼，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顷公有负晋、鲁之心，故特选丑父备急，欲以自代。”徐彦疏曰：“‘礼，皮弁以征’……《韩诗传》亦有此文。”[1]372此以《韩诗传》诠释王者服饰礼制。

又，《春秋公羊传》鲁庄公四年：“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何休《解诂》曰：“百世，大言之尔。犹《诗》云‘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君子万年’。”[1]122此处何休引《诗》以言《公羊传》的语言特征——大言，对此陈立曰：“大言之者，极言之耳。嵩高不必果峻极于天，君子不必果万年也。”[15]458“嵩高维岳，峻极于天”语出《大雅·嵩高》；“君子万年”语出《小雅·瞻彼洛矣》。而“嵩”，《毛诗》作“崧”；“峻”，《毛诗》作“骏”[8]1206。《韩诗外传》卷五引《嵩高》诗文也与何休同[16]191-192；《礼记·孔子闲居》引《嵩高》以及郑玄注文皆与此同[11]1397，而郑玄注《礼》用《韩诗》。故何休所引《嵩高》当为《韩诗》。

又，《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七年：“郑瞻者何？郑之微者也。此郑之微者，何言乎齐人执之？书甚佞也。”何休《解诂》曰：“为甚佞，故书恶之，所以轻坐执人也。然不得为伯讨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罪未成者，伯当远之而已。”[1]154按，《白虎通·诛罚篇》云：“佞人当诛何?为其乱善行，倾覆国政。《韩诗内传》曰：‘孔子为鲁司寇，先诛少正卯，谓佞道已行，乱国政也。佞道未行章明，远之而已。’《论语》曰：‘放郑声，远佞人。’”[2]217对勘二文，可知何休此段注文乃用《白虎通》与《韩诗内传》文以诠释《公羊传》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又，《公羊传》鲁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何休《解诂》曰：“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1]360-361何休本来是论井田制的情况，认为此制可得民之称颂，可使民情通过诗歌的形式直达天听。但他在论述中涉及到诗歌的产生缘由（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与收集传递方式，这便涉及一个关于《诗经》作品来源的重要的问题——“采诗”说。

“采诗”说关涉《诗经》的作品的来源，在何休之前已有论述。班固《汉书·食货志》云：“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3]1123班固此处也论井田制，并言及诗歌的产生与朝廷采集、整理、进献天子的完整过程。将班固与何休之言相比较，可见两者语境、内容大体相同。由此可以确信何休之说源于班固。就“采诗”说具体内容而言，何休将班固之“行人”具体化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但简化了班固提出的太师整理诗歌的过程。

此外，何休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取代班固“各言其伤”之说，其说可能与《韩诗》学有关。《太平御览》卷五七三引《古乐志》云：“《韩诗》曰：‘饥者歌食，劳者歌事。’”[17]524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韩诗序》曰：“劳者歌其事。”[18]700《文选·谢叔源·游西池》李善注引《韩诗》亦云：“《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18]1034故何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说当出于《韩诗序》。在此基础上，何休结合班固《汉书·食货志》的“采诗”说提出了新的“采诗”说。他认为《诗经》作品多属心含怨诽之男女，有感而作①，并提出了具体的采诗者（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所采集诗歌作品的进献渠道与功能等。这些内容皆是何休对汉代《诗经》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由上所述内容可知，何休所用《韩诗》主要有《韩诗外传》《韩诗内传》和《韩诗序》。他用《韩诗》文献主要是诠释其《春秋》学所涉及之礼制和《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在具体引用上，有直接延续《韩诗》文献之处，有时也对所引《韩诗》学文献作新的诠释。

三、何休与《毛诗》

历来学者多从今古文之争的视域下审视何休经学。作为古文经学的《毛诗》自然被排除在何休学术研究者的视域之外，《诗经》学者也将何休视为《公羊》学者，而无视其《诗经》学。但通过本文的清理，我们发现何休常引《毛诗》以诠释其公羊学。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对此“乘马”之制，何休《解诂》曰：“此道周制也。……乘马者，谓大夫以上备四也。礼，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马，所以通四方也。”徐彦疏引许慎《五经异义》曰：“古《毛诗》说云：‘天子至大夫同驾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驾二也。’”[1]19《左传》哀公十七年孔颖达《正义》也引此言[14]1695。此外，孔颖达《毛诗正义》引许慎《五经异义》曰：“天子驾数，《易孟京》、《春秋公羊》说天子驾六，《毛诗》说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8]210可知何休对“乘马”制度的诠释来自“古毛诗”之说。

《公羊传》庄公八年：“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何休《解诂》曰：“言与祠兵礼如一。……祠兵，壮者在前，难在前；振旅，壮者在后，复长幼，且卫后也。”[1]135祠兵即治兵[19]453。何休论及治兵、振旅之礼的具体行为与意义。他认为“祠兵，壮者在前，难在前；振旅，壮者在后，复长幼，且卫后也”。何休之言部分内容又见于《毛传》。《诗经·小雅·采芑》：“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毛传》曰：“入曰振旅，复长幼也。”[8]644此以“复长幼”释“振旅”的伦理意义——“尊老在前”[8]645。于此可见，何休用《毛传》以诠释《公羊传》所涉及的礼制，但在诠释时对《毛传》的内容作了适当的阐述。

《公羊传》昭公二十四年：“且夫牛马维娄，委己者也，而柔焉。”何休《解诂》曰：“系马曰维。”[1]524《说文解字》云：“维，车盖维也。”而《毛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毛传》：“维，系也。”[8]673即系马也。故何休以“系”释“维”，与《说文解字》不同，乃用《毛传》之说。故徐彦曰：“‘系马曰维’者。即《诗》云‘皎皎白驹，絷之维之’是。”[1]525

《公羊传》定公八年曰：“盗者孰谓？谓阳虎也。……宝者何？璋判白、弓绣质、龟青纯。”何休《解诂》曰：“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诸侯，鲁得郊天，故锡以白。……传独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诗》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1]572何休诠释了璋的形式特征以及祭天之功能，并引《大雅·棫朴》诗文以证之。检索汉代文献，《说文解字》认为“半圭为璋”。而《大雅·棫朴》云：“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毛传》曰：“半圭曰璋。”[8]998《小雅·斯干》：“载弄之璋。”《毛传》曰：“半圭曰璋。”[8]689从行文内容与句式看，《毛传》与何休对璋的诠释完全相同，两者应该有关系。

由上述可知，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也通《毛诗》，并用古《毛诗》说与《毛传》诠释其公羊学所涉及之礼制与字词，这与卢植所说古文经学“近于为实”[12]2116的特征是一致的。

四、《诗》学派属不明类

除上述可以确定何休所用《诗》学派属的例子外，还有几条无法确定其学派归属的例子。

如《春秋》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解诂》曰：“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诗》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1]39何休据其三统说，认为宋为二王之后，其国君当称客而朝，不以为臣也，并以《周颂·有客》为证。即何休认为《周颂·有客》之“客”乃二王之后，《有客》乃言二王之后的宋君朝周之事。何休如此诠释《周颂·有客》，乃渊源有自。《白虎通》卷八《三正》：“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谨敬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礼乐，永事先祖。《论语》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春秋传》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服其正色，行其礼乐。’……《周颂》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此微子朝周也。”[2]367《白虎通》此段文字与何休之言同，可见两者之渊源。但《白虎通》用《诗》情况复杂，除明确标明《诗经》学派归属者外，它并不像清代学者所认为的全是《鲁诗》。因《白虎通》此条材料中的《诗经》学派属不明，这也使得我们对何休关于《有客》的诠释派属无法确定。但其论《诗》特征却是清楚的，即用公羊学的观点诠释《诗经》。

又、《春秋公羊传》鲁僖公四年：“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何休《解诂》曰：“此道黜陟之时也。《诗》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1]214何休引《豳风·破斧》所言周公之事以诠释《公羊传》所言之史。但如此诠释并非何休之创见，而是借鉴了《白虎通》的观点。《白虎通·巡狩》：“《传》曰：‘周公入为三公，出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诗》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言东征述职，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2]291但《白虎通》此处所用《诗》学派属则无法确定。故此处何休之《诗》学派属亦无法确定。

《公羊传》宣公三年：“于稷者，唯具是视。郊则曷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何休《解诂》曰：“祖谓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屦大人迹所生。”[1]325此乃何休用《大雅·生民》所言姜嫄生后稷事以诠释《公羊传》所涉及之郊祀礼制。此处也无法辨明其《诗经》学派归属。类似案例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还有，兹不赘述。

五、结 语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对何休《诗经》学有如下认识：

第一，何休并不是臧庸《拜经日记》所说的只通今文《诗》学，也不是陈乔枞、王先谦等所说何休为《鲁诗》学或《齐诗》学，而是兼通《鲁诗》《韩诗》和《毛诗》。但目前所见何休用《鲁诗》的材料只有一条，用《韩诗》和《毛诗》材料则较多。同时我们没有发现何休使用与《公羊》学思想更接近的《齐诗》文献。尤其重要的是何休反复使用《毛诗》文献诠释其《春秋》学，一方面说明他不仅“精研六经”，而且兼通数家《诗经》学。这与东汉儒者多兼通数家《诗》的情况一致②。另一方面则表明他作为今文经学大师对作为古文经学的《毛诗》的经典地位的认可，这在《毛诗》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据《后汉书·何休传》载：“蕃败，休坐废痼，乃作《春秋公羊解诂》。”[12]2583即何休的《公羊解诂》作于党禁中，而郑玄笺《毛诗》则在党锢事解之后[20]7，这说明何休在郑玄笺《诗》之前便已接受了《毛诗》。虽然何休《毛诗》学的来源无法确考③，但这也能反映出东汉中后期《毛诗》在经学界的部分流布情况。

第二，何休用《诗》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诠释其公羊学大义；二是诠释公羊学中的相关礼制；三是作字词名物训诂。

在何休称《诗》以诠释其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方面。我们发现何休在以《诗》诠释《春秋》的同时，也以其《春秋》学诠释《诗》学，从而形成《春秋》学与《诗经》学的互动阐释。何休这一解经方式，反映出汉代《诗经》学与《春秋》学间的互动关系，而且这一关系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何休对公羊学礼制进行诠释的《诗》学材料包括两类：一是《诗经》文献本身；而更多的则是汉人的《诗》学文献，如《鲁诗传》《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等。除此以外，何休还存在以汉代《诗》学文献训诂《公羊传》字词的情况。

第三，何休《诗经》学与《白虎通》之《诗》学关系密切，但他在继承其说的同时，又常结合自己的需要对所引《诗》学文献作出新的阐释。

[1]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立.白虎通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俞艳庭.两汉三家诗学史纲[M].济南：齐鲁书社，2009.

[6]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0]贾公彦.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陈立.公羊义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6]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李昉.太平御览·第5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18]萧统.文选[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0]邢昺.孝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滕新才）

① 此说与《白虎通》言《诗经》乃“歌谣怨诽”（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5页）之说有一致之处。

②徐兴无指出：“兼综古今实为东汉经学常态。”“赵岐解《诗》，大都与《毛诗》同，与《郑笺》合，但也有与毛、郑相异之处，除个别不知所本之外，皆出自三家诗说。”（《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第357、287页，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刘立志《汉代诗经学史论》认为许慎、张衡、马融皆兼通今古文《诗经》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5、144、145页）。李秀华《高诱的群经之学》认为“高诱研习《诗经》，以《毛诗》为本，同时兼用鲁、韩、齐三家”（《诸子学刊》第五辑）。王硕民《论王符诗观念与实践》认为王符所用《诗》义多宗《鲁诗》，兼采《齐诗》《韩诗》和《毛诗》（《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四辑，第255-256页）。吴从祥《王充与汉代<诗经>学》认为“王充以《鲁诗》为主，同时兼采《韩诗》、《毛诗》以及《逸诗》等”（《诗经研究丛刊》第十九辑，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③在治学方面，何休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之学，而李育“颇涉猎古学”，即何休《公羊》学学统中有兼习古文经学的传统，这或许是他兼习《毛诗》的原因。

TheStudies aboutof He Xiu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ZHANG Hual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cholar He Xiu’s Studies aboutwere not the “Qi poetry” or “Lu poetry” studies of Chen Qiaozong, Wang Xianqian and so on, but both proficient in this and ancient prose, h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Mao poetry” and “Han Poetry”，He Xiu used “Han Poetry Nei Zhuan”, “Han Poetry Wai Zhuan” and “Han Poetry Preface” to elucidate righteousness and ritual system of Gongyang Study. I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at as a master of classics, He Xiu repeatedly called “Mao Zhuan” and “the ancient Mao poems said” to interpret its ritual system and text which Gongyang study involved, which occurred before “Mao poetry”of Zheng Xuan Jian, this shows that “Mao poetry” not only spread in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d Confucian classics, but also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the text scholar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e Xiu；Studies about；ritual system；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

I206.2

A

1009-8135（2017）06-0068-07

2017-07-12

张华林（1977—），男，重庆合川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三峡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董仲舒与汉代“以《诗》为法”研究”（15SKG147）；重庆三峡学院教改项目“传统绘画与《中国文学史》课程互动教学研究”（JG17092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