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初步探索

杨 卓 华

提 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著作之一。他运用矛盾学说研究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国家治理主题、理念和方针，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视野，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家治理的正确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把国家治理推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看法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治理国家的实践十分短暂，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苏联进行了探索，积累一些经验，也犯了严重错误，未能解决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前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成果。此文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针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开拓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视野

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涵盖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从何入手？毛泽东以其宏阔视阈和高远视界，运用矛盾学说研究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矛盾新问题，提出国家治理主题和基本方略，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视野，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认识新矛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前提。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的过程。他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以往的社会里表现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剧烈的阶级斗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们之间表现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适应的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因而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提供了遵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基本矛盾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表现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人民与敌人如何区分？他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对于敌我矛盾，要采取正确的政策让其转化，使反革命不反革命；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实现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向敌我矛盾转化。这是国家治理的着力点所在。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②《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3、627页。。 这就是国家治理面临新课题，需要着力处理的新矛盾。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为开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新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聚焦新主题：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国家治理的“总题目”。首先是两类矛盾转化的结果。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少部分矛盾属于对抗性的，对抗性矛盾由主要矛盾转变成次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从量上看，多了起来，层出不穷，“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③《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3、627页。，“我看将来问题还多”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这些矛盾的处理，占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其次，人民内部矛盾涵盖面广，且十分复杂。它涵盖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不仅反应在人际关系上，而且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上面。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包括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的矛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等。再次，它是国家治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国际上看，匈牙利、波兰由于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从国内来看，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和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前提，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进行国家治理，我们党才能准确反映和忠实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调整和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日益巩固；才能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三）探索新路径：用民主方式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的是要找到过河所需要的“船”或“桥”，这在当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党员和干部在建设时期大量出现新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思想准备、理论准备都不足。有的往往用老眼光办事，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按敌我矛盾处理，这就造成矛盾激化。毛泽东说，这些党员干部“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①《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8页。。也有一些干部对建设时期新出现的矛盾束手无策，完全是没有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4、71页。他提出用民主的方式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去治理国家。这是贯穿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条红线，也是毛泽东国家治理的总原则和总方针。他说，人民内部的关系是一种民主关系，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民主的方法，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尤其是思想认识问题只能用批评、讨论、说理等民主的方法解决。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毛泽东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4、71页。用民主的方式治理人民内部矛盾、治理国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则。”④《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毛泽东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总原则、总方法出发，具体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过，他也看到了人民内部矛盾不仅纷繁，而且复杂，坦承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我们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该好好研究”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4、71页。。

二、提出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与治理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不仅提出了国家治理的主题和治理的总原则，而且提出的国家治理的理念、基本方针和目标，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治理国家。在国家治理中，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依靠人民群众治理国家。他要求各级干部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人民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要坚持不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他要求全党同志坚决走群众路线，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国家工作人员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要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反对把什么事都由政府包下来的做法，认为：“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09、237、228、228页。对人民群众中存在着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应成为党经常性、长久性的工作。他认为，只要我们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与政府的行政命令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他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09、237、228、228页。，对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④《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09、237、228、228页。。

（二）用统筹兼顾的方针处理各种利益矛盾。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如包括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等。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大课题，考验着执政党治理国家能力和水平。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不可只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顾其他人的利益，更不可不顾多数人的利益，要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他要求“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09、237、228、228页。。同时，要认真考虑和对待各方面的意见，正确反映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要求，以形成广泛共识。处理利益矛盾“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09、237、228、228页。。这是长期坚持的“一条战略方针”⑦《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9页。。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就能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我们要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把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和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关系统筹好、协调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事业服务；我们要正确处理中心与全面、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主次配合，协调推进，使各方面工作有重点、有秩序地向前发展。

（三）用相互监督方针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政党关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国家治理采取何种政党制度？当时有人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毛泽东指出，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有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主张搞一党制。对此，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有其特定的联系对象，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民主党派不但要继续存在，还要继续发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从历史上看，这些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278、89页。。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这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用简单的行政命令行事。所以，我们特地请几个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并且跟我们长期共存”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由此可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项方针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做出的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中，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因而民主党派不是反对派、反对党。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民主党派要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当反对派，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实践中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样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就能长期共存。共产党要发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要同他们讲真心话。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

（四）用“双百”方针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矛盾。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属于人们精神世界的矛盾，它因人们对客观事物不同的看法而引起，不能用行政的力量、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毛泽东提出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矛盾。“双百”方针的要义在于，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从治理方式说，“双百”方针是民主的治理方法，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方针。他说，有两种不同的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意见，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278、89页。“收”会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只有“放”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实行“双百”方针要有政治上的自信，敌视我们的只是极少数人，实行“双百”方针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不会把人民政府搞倒。同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五）用强大而可亲的治理目标引领社会主义建设。“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这是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寄托着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理想和希望。我们的目标是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278、89页。。他提出：“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⑥《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8页。为此，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强大的，还应该是“可亲的”。所谓可亲就是“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①《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页。。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和谐的、可亲的局面，也是毛泽东希望达到的国家治理目标。这些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理论篇章，是党在建国初期探索符合国情的国家治理道路的重要成果，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全新视角，探索国家治理的问题，在继承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家治理的正确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动国家治理的探索进入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

（一）坚持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在中国要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首先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涉及国家治理体系选择的大问题。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本的西方化，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国家治理中，我们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统筹各方面工作、协调各种利益、理顺重大关系，防止出现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才能保证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要通过制度设计优化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变革。国家治理要靠制度，制度建设要在实践中探索、完善。毛泽东在《正处》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奠定了改革基础。他提出，要改革国家管理体制，不改革就不能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指出：“前进的动力要在改革中寻找，要从创新中挖掘。”⑤杨晔：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变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首先，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定位。其次，在改革中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改革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关键要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再次，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履职能力与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更是一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只有确保完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才能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激发强大动力。

（三）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系国家纲纪、秩序、理念所在，法治涵盖国家治理的所有领域，是治国理政最基本的方式，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居于核心和基石的位置。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没有一个国家能走法治以外的道路实现繁荣稳定。在国家治理中法治是我们的短板。从历史看，长期的封建统治注重的是人治并非法治，强调仁君之治、明君之治，没有形成法治的传统。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法制建设提上了日程，“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包公、海瑞还是注重亲自问案，进行调查研究的”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由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积累经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法治建设重视不够。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规范和约束公权力，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弘扬法治精神，使之渗透到国家和社会治理中，让社会成员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以法治引导文明、表达文明、保障文明成果，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四）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善治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维护和实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创新治理体制，着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完善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和机制，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服务群众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要创新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改变政府独立运作的供给模式，大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要创新社会矛盾预防和调处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信息化手段，构建涵盖矛盾风险产生、发展全过程的矛盾排查机制、调解机制、利益受损者救济救助机制，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化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问题。要创新公众参与机制，重大公共决策要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加强公众参与平台建设。要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深入到群众中去解决实际问题，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为出发点，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以群众的满意度来衡量和检验社会治理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