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

王 文 鸾

提 要：新中国成立前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主要集中在领袖著作、媒体时评、当事人回忆、资料选编和学术专著等文本中；解释本身既有抽象与具体、宏观与微观、政论与学理的相得益彰，也有历史计量、古今中外、生产方式、经济战略互动等方法的多种呈现；当然也应看到，这个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尽管在某些理论上达到了一个迄今都难以超越的高度，但在实践上却也存在一些需要解释而没有解释的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一般而言是从抗战结束的1945年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满打满算也就4年的时间，这在中国共产党97年的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也更多地集中在解放战争上，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全面展开。因此，我们根据现有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解释文本，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梳理。

一、解放战争何以爆发的经济解释

解放战争何以爆发？毛泽东认为，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这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周恩来也断言：“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要进行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不可能的。”①《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至于具体援助数量，1946年11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已达四十万万美金”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卷），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而新华社陕北1948年3月15日电公布的材料统计，自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帝为鼓励蒋介石进行内战，所给予他的贷款及物资援助已达四十六亿四千多万美元。抗日战争时期援助则为十五亿六千多万美元，此项援助被蒋保留作抗战后发动内战的资本。两项合计则为六十二亿多美元。事实上，正如马歇尔所说，“军事援助较一般所了解的多得多”。以上解释中的美援尽管没有十分确切统一的数字，但美援是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因素却是相当肯定的。

那么，美国为什么不惜血本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呢？当时的中共中央发言人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匪帮的每次援助，都是以蒋介石对中国主权的出卖为代价的。此次五亿七千万美元的代价，就包括向美国开放中国的内河航行权、美国对华南的监督权以及给美国商人以种种便利等。反过来，蒋介石之所以把国家主权送给美国，原因在于美国能给予蒋介石所谓经济援助、剩余物资和救济物资等实质上的军事援助。”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卷），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1页。

当然，美援只是外因，而内因却在于蒋介石想打内战，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过去打过整整十年内战；抗战期间又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抗战胜利后，还想照样来干。可以说，“独裁、内战和卖国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1158页。。既然打内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那为什么他还主动三次电邀毛泽东共商“国家大计”呢？毛泽东认为：“这是由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三方面因素决定的。蒋介石要实现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1158页。因为国民党军队距离日本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很远，正如杜鲁门总统所言：“蒋介石的权利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④[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页。他需要缓兵之计。

可见，蒋介石确实具备了发动内战的主客观条件，那么中国共产党被动内战的合法性又是什么呢？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阶级关系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等方面深刻论证了这场自卫战争的进步性。他指出，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大约只占乡村人数10%，而所占有的土地，则达全部可耕土地的70%至80%之多。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人数更少，但是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却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占有的财富价值即达100亿至200亿美元之多。另外，蒋介石政府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势力。这就是说，在中国一场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在所难免。之所以如此，毛泽东又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角度进一步作了政治经济学解释。他指出，全国一切生产力，除了已经获得解放的地区以外，均被这些反动阶级所控制的反动的退步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日趋衰败，不能发展。而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但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人们如果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人们就或早或迟地要推翻旧的国家权力，而推翻反动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所从事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正是为着这个目的。⑤《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2页。

上述解释回答了内战何以爆发，美国何以援蒋，中共何以应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可以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若没有战后国民党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美国对国民党的巨大军事援助，蒋介石为消灭共产党而发动战争的野心就不会急剧膨胀。同样，若没有解放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和人民群众的真诚支持以及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深层矛盾的日益激化，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理由来回应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

二、解放战争中共何以取胜的经济解释

毛泽东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1347页。。结果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究竟依靠什么迅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呢？

首先，土地改革的胜利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页。事实上，到1949年6月，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和华东五个解放区中，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1.5亿人口，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3，其中农业人口约1.25亿，从地主和旧式富农手中获得约3.7亿亩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当中，90%左右是贫农和雇农。部分少地的中农也分到了土地，其户数约占得地户的10%。这就使封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据当时的《参军运动简报》记载：1947年初，在山东、河南交界的12个县中，5万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军旗之下。1948年10月，毛泽东宣布：“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1347页。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也曾深情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解放区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给淮海前线输送了十万优秀子弟，在后方组织了130多个民兵团，动员了五百多万人和成千上万的车辆、船只、牲畜，把9.6亿斤粮食和1460多万斤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证了战役的持续进行和巨大消耗，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总之，正如周恩来所言：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人民就拥护我们，仗就打得好。全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其中得到土改利益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大的力量，能不打胜仗吗？”④《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468页。

其次，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周恩来指出：“财政经济的中心问题是生产，没有生产就不能支持战争。”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468页。事实上，土地改革和政府贷款等各种支持，直接刺激了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比如东北解放区，194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187万余吨，比1947年增长12%，1949年则达1320万吨；晋绥解放区，1948年获得了10年未有的好收成；晋西北，1948年增加水浇地24万亩，增产粮食4万石。同时，农村手工业与家庭副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华北解放区统计，农民副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1/5至1/3。农民还以剩余劳力组织运输合作社，据平顺县统计，全县至1947年全区合作社总资金即达9亿元。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据哈尔滨1948年2月的私营工商业统计，在12092家工业企业中，1年来盈利的占62%，在9276家商店中，盈利的占70%。当然，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如1949年的东北解放区就担负了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的军费，折合粮食170万吨，并向关内提供了302万多吨物资，其中包括上缴中央的80万吨粮食、150万立方木材和20万吨钢铁。可见，战争实质上是经济的较量，而经济较量的结果又往往由生产来决定。解放战争的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这条铁律。

另外，在敌我力量仍有较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果断作出“由内线转到外线”的战略决策也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所谓内线转到外线，就是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区域。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消灭了112万敌人，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并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在于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仅晋冀鲁豫边区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就有四十多万人，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①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123页。实践证明，正是这个正确而适时的战略选择使中国共产党由被动变主动，从而加速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进程。

三、解放战争国民党何以败北的经济解释

日本投降时曾经是蒋介石财政的黄金时代，他有大量的新税收和历年投机所得的大量现金，以及大量美援和敌伪物资，并拥有430万人的兵力。国民党军队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半美械装备起来的，又接收了侵华日军100万人的武器，还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人民解放军也只有127万并且武器装备落后。在这种明显的比较优势面前，蒋介石曾口出狂言，说在一年内，半年内，甚至三个月内，就可以消灭解放区的人民军队。然而事与愿违，他发动的内战不仅没有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相反他领导的国军却每况愈下，直至败退台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经济上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国统区日益缩小，蒋介石面临扩兵、粮食、棉花、军费等一系列困难。他发动的内战很快将接收的巨额敌伪物资消耗殆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1947年度财政赤字77万亿元， 1948年上半年财政赤字就高达300万亿元。之所以如此，在于军费支出经常占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另外，由于他们占领的棉花产地、粮食产地越来越少，军队穿衣、扩兵和粮食问题便无法解决。蒋介石向美国提出的四亿美元借款中有七千万美金是用来买粮食的。据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国民党将领彭杰如回忆，粮食问题对卫立煌固守沈阳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他曾指示沈阳地区的部队扩大占领范围，发动过抢夺小麦之战。但因粮食欠收，所获粮食仍极有限，卫立煌不得不向关内乞援。打仗需要人、财、物，而蒋介石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二是蒋介石靠借款也挽救不了军事上的大败、政治上的破产和经济上的崩溃。周恩来指出：“过去美国援助了40亿美金，其中包括日本投降后转让的24亿美元剩余物资，但都用光了。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援华1800万元，马歇尔又主张援华3亿元，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美金又不能当饭吃！问题在于没有生产就不能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虽然政府强制规定，物价不许涨，可是货物匮乏，物价怎能不涨？”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蒋介石在1947年2月颁发了“紧急措施方案”后到4月为止，大体平均各地物价上涨了一倍，黄金美钞则在两倍以上。与此同时，物价上涨也引发了社会动荡。由此可见，蒋管区不仅工农劳苦大众没法生活，就是小资产阶级、公务员也没法生活，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

三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导致的工商业破产和农村凋敝情况的日益严重。毛泽东指出：“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以上海为例，民营国营合计原有4055家，已倒闭3160家，占78%。工厂的大量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上海失业和无业的人口亦超过40%。这给生产和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到1947年，“百分之五十八的纺织业，百分之九十的机械和轻金属工业，百分之七十的煤、电力、钢铁业的生产力都丧失了”②《中美关系资料》（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799页。。至于农业生产的情况，1947年据国民党粮食部长俞飞鹏供称：稻谷收获量较战前减少34%，小麦减少40%，茶叶和其他农作物减少得更多，农业生产总量只等于战前的60%，牲畜也减少了40%。这样，就使得大批的农民陷于饥饿和死亡。

蒋介石也认为经济崩溃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 经历了八年抗战， 中国“农村凋敝”，“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 ”，“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

尽管蒋介石的解释和毛泽东的有所不同，一个归咎于“政府改革币制”政策的打破，一个归咎于“中美商约”的卖国政策，但分别造成的 “经济崩溃的狂澜”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结果却是一样的。正如储安平所说：“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③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显然，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恰恰与中共取胜的原因相反，在于经济的崩溃，人民的唾弃。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的特点与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不仅主要集中在领袖著作、媒体时评、当事人回忆、资料选编和学术专著等文本中，而且呈现出抽象与具体、宏观与微观、政论与学理相互补充的特点。比如，许涤新在论证中国为什么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时指出，无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还是欧美旧式的民主主义社会中，一般平民只有失业、破产、穷困和死亡。而新民主主义经济既照顾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利益，又照顾了国家资本的经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尽量提高它们的生产力与生产量。④许涤新：《中国经济的道路》，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18-119页。这就既宏观又微观地解释了新民主主义是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的一条最好的道路。

当然，报刊时评、当事人回忆、政策解读往往以抽象、具体见长，比如任弼时对划分阶级成分标准的解释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他指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占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劳动的就是地主；自己参加主要劳动的就是富农；占有土地自己劳动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占有少量土地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不占有土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就是雇农。尤其对中农要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将中农有轻微剥削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15%的上限，提高到25%。因为如果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①《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418页。这就不仅对1933年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作了补充和完善，而且将其上升到了生产资料关系的理论层面和战争胜败的高度。可见抽象与具体、宏观与微观、政论与学理在经济解释中，往往并不截然分开，只是有所偏重而已。

至于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的具体方法，至少可归纳出以下四种。

第一，历史计量解释法。所谓历史计量解释法，就是通过数量关系去认识和解释历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方法。新中国成立前解放战争的历史计量解释，主要呈现的是数字叙述和数字列表两种形式。以上对解放战争何以爆发、中共何以取胜、国民党何以败北的历史计量解释，就属于第一种形式。至于第二种形式，如陈翰苼在《现代中国土地问题》一书中就用三横五纵的统计表更加直观地明示了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68%的土地，其中地主不过4%，所占土地却达50%；而占人口70%的贫雇农仅占17%的土地，进而说明土地改革的不可避免。

事实上，这种历史计量解释法，在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中是最为常见最为基本的方法，只不过相对以往而言，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中这种方法运用的比较突出罢了。

第二，古今中外解释法。所谓古今中外法，根据毛泽东的解释，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

董必武就用这种方法解释了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的道理。若就“古今”而言，他认为从王莽实行的王田制，到北魏的均田制，再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这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在我国历史上都试验过，但都没有成功。即便是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也犯了若干错误，红军一走，土地并没有留在农民手上。所以“这次解决土地问题，是我们共产党要解决这历史上二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一定会胜利。”若就“中外”而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观客观方面的条件是再好没有了”。因为“农民本身对于土地问题要求的强烈，我党领导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是空前的。”国际上来看，“现在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些东欧国家及东亚朝鲜北部，都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因此，目前我们解决这个历史上久已成为问题的土地问题是最适当不过的，是最适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的”②《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130页。。至此，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古今中外法”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第三，生产方式解释法。所谓生产方式就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而用这个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就是历史的生产方式解释。

中共党史的生产方式解释应该说是比较广泛的，比如用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必然导致根本变革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兴起；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的原理，来判断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而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等，都是运用了这一方法。至于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中，这种方法除了体现在上文提到的毛泽东对自卫战争的合法性论证之外，还体现在土地改革的合法性论证上。比如孟南在其《中国土地改革问题》一书中，就从封建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生产关系未能构成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反而成为它的莫大障碍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封建半封建的土地生产关系，因其排斥一切进步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使地主资本决不走民族工商业的道路，而是与官僚、买办、及高利贷商人结合一致，从而产生地主商业资本和地主官僚资本，然后向帝国主义者投靠，便产生了一种高级的买办资本，处处打击民族工商业，进而加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腐蚀与掠夺，并维持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基础。当然，土地改革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根绝封建制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于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基本基础和先决条件。因为农民束缚于落后的土地关系上为牛为马，购买力与生产力急速降低，使农村走上繁荣之路所必备的资本却无有积蓄，城市工业亦无法建立，更谈不到发展。相反，只有农民分得土地，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得到解放，封建势力便失其依靠，中国的民主政治与经济建设，才有灿烂的前途。①孟南著：《中国土地改革问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第18-31页。这就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理，论证了为什么要土地改革的问题。

第四，经济与战略选择的互动解释法。这是一种从经济战略互动的角度来解释战争胜败的方法。邓小平最早运用这种方法，解释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解放战争由内线转到外线的原因。他说：“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要是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②《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至于在敌我力量仍有较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为何果断作出由内线转到外线的战略决策，他的解释是，“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显然，这些解释的基本思想就是，外线作战的战略选择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而经济发展上的可持续又会导致战争的最终胜利，反之，就会导致战争的失败。这种经济与战略选择的互动解释是以往不曾有过的，可以说既是一种新的视角又是一种新的方法。

当然也应看到，这个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尽管取得了多方面成就，甚至在中共被动内战的合法性解释上达到了一种迄今都难以超越的理论高度，但在实践上却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释而没有解释的问题。比如，周恩来只是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也给了中国人民以伟大援助。”③《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但究竟援助什么，援助了多少的问题，当时可能出于某种考虑他并未作任何说明。即便现在基于某些档案资料的解释也并不尽如人意，因而有关史料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