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的方法论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经济发展回顾

殷 荣 林

提 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从此，中国走上了强国富民的发展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改革开放，浙江在不断挺进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中获得新动能，实现高增长，呈现了“浙江模式”，其内核在于改革、开放与创新。坚持创新引领，坚持生态优先，推进转型升级，助推草根创新创业是“浙江模式”的方法论。由“浙江模式”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解放思想是区域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源，顶层改革是体制基础，草根精神是造血因子，创新驱动是加速器。

引 论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①《习近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央视网，2016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今历时近70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并取得了伟大成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重大进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断突破。进入新世纪新时代，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现象”和“中国模式”，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样本”，为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发展进行分段，循着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等线索，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新中国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细分为1979-1991年的初试探索、1992-2002年的市场化探索、2003年至今的科学发展这三个阶段。①参见周鑫晨：《反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特区经济》，2013年第5期。

1979-1991年，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出现了明显的萧条迹象。时代呼唤改革。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4年开始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利改税”改革和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探索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并逐步开放沿海城市。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朝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型，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六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效最显著的五年计划；1992—2002年，中国处于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大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统一了党内关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认识，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掀开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中国经济加速发展。②参见武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改革三十年的阶段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名不断赶超，增速基本处于世界最前列，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2.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全方位的体现。

浙江作为沿海省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处于经济发展前沿阵地和第一方阵，探索实践过程中呈现了许多新现象、新事物。省域经济虽然经历了螺旋式发展过程，而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发展与工业化一直是浙江经济运行轨迹的主线。从开始改革开放到今天的四十年间，积极借势改革红利，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紧紧抓住时代机遇，以增强市场活力为导向，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了从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的华丽转身，形成了经营机制灵活、产业特色鲜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空间布局合理的省域经济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符合浙江实际的浙江道路，形成了“浙江模式”。“浙江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本质上是市场体制、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形成过程的浙江特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进代表”。

一、浙江经济发展的历程综述

（一） 1978-1991年，农村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引领下，浙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清算经济发展“左”的错误，基于浙江现实省情实际，依托沿海区位条件，凭借新中国建立后原始积累的基础工业，借势“轻、小、活”的产业特点、较为活跃的市场潜力，积极调整发展思路和方向，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掀起了浙江工业化进程的新篇章。浙江紧抓机遇，以紧缺性消费需求为导向，将物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轻纺工业倾斜性分配和转移，积极发展传统轻纺工业，浙江工业经济开始逐步复兴。1979-198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6%，比全国平均高出9.5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首位，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高峰。1983-1989年，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产业战略，立足于省内省外两个市场，培养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在80年代末初步确立。在经历了1982年的短暂低谷之后，1985年形成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从1983年起，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工业经济占比持续稳定在40%以上，第二产业开始已成为浙江经济的主力，标志着浙江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①参见徐璐：《近十年浙江工业结构调整的特点、问题及建议》，《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4年第6期。这一阶段，伴随着浙江农村改革的推开，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全国工业尚未回升的状况下，浙江工业先声夺人，工业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5位迅速提升到90年代初的第6位。

（二）1991-2001年，全面工业化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思想观念层面的解放和体制上条条框框的破除，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浙江抓住机遇，率先作为，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改革面的浙江经济被推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规模、质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八五”中后期实现跳跃式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不断推进对外开放，各地开始出现招商引资的外资利用，外资企业成倍增加，私营企业快速增长，浙江再次掀起一波工业化高潮。1991-1994年3年间，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1年的48.3%快速提高到1994年的63.5%，农村工业化高涨促进了浙江省工业跳跃式增长。“九五”时期，在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严峻的形势下负重运行，浙江主动调结构，积极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背景下，浙江积极应对挑战，转危为机，保持工业经济持续增长。1999-2001年企稳回升，工业继续稳定发展，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继续位居全国前列。②参见刘圣香：《浙江省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经营与管理》，2015年第2期。在这一阶段，浙江工业化进程主要表现在四个特征：一是工业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产生较大转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二是工业经济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进一步创新，企业技术进步稳步推进；三是经济外向度明显提升。出口和利用外资成为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强推动力；四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进入新世纪初，浙江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2001年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6%、5.8%和38.6%，这标志着浙江工业化进程已处于中期阶段。

（三）2001-2008年，新型工业化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抓发展机遇，以更开放的政策、更务实的举措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浙江工业化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2002年以来的短短几年间，浙江工业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积极成效。浙江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着力推进结构调整，构筑产业新高地”的目标，提出建设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顺势提升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为浙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了基本框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后，浙江顺势作为，结合省情实际，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创新，使浙江工业逐步走上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齐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经济发展呈现又好又快局面，这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品牌经济取得新突破；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新进展，一二三产比例趋向合理化；突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经济生态化有进展。2003-2007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4%，规上企业利润、利税年均增长分别为22.9%和21.1%，成为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能。

（四）2008-2018年，工业生态化阶段。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更是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浙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生态问题与生态危机，2005年，浙江几乎同时发生了三起涉生态环境的突发公共事件，即：长兴“天能事件”，新昌“京新事件”，东阳“画水事件”，在其他一些县市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问题，浦江县因为水晶产业的失控性发展一度让人“谈浦色变”。在此背景下，浙江借势科学发展的机遇，积极推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在全省推进了轰轰烈烈的转型升级战，对省内出现的环保恶性事件进行重拳治理，在一些县市推动了以环境整治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一些县市通过招商引资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转型升级，一些县市则是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两化融合推进转型升级。转型升级成效明显，浙江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优化。以“三大缸”（染缸、酒缸、酱缸）闻名的绍兴，传统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接近七成，通过倒逼升级、集聚入园，传统产业得到了有效改造。浙江长兴县原是一个生态环境戴帽整治县，近几年通过产业治理与产业改造，长兴县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优化，新能源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天能、超威两大新能源企业在主板成功上市，均获评国家级技术中心，着力关键瓶颈技术研究研发，长兴县先后获得“国家绿色动力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中国绿色动力能源中心”等称号，蓄电池行业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产业治理以后产能明显放大，税收明显增加。粉体、矿山产业也是如此，长兴县对该行业重拳治理，关闭落后产能343家粉体企业，重组成9家大型科技型企业，育成了新动能。

二、“浙江模式”的方法论

（一）激发先试先行、敢试敢行的首创精神推进改革开放。综观浙江经济发展的历程，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先试先行，敢试敢行。浙江长兴的狄家垛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几个农民抱团在浙江率先开始搞起联产承包责任制，狄家垛村被媒体称为浙江的“小岗村”，先行先试的闯劲十足，农村改革的思想解放之火由此被点燃。二十世纪80年代初，温州大胆提出“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义乌提出“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的“四个允许”，义乌“鸡毛换糖”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和思想解放境界，是典型浙江精神和浙江风格的体现，形成了“义乌现象”，从此打开了浙江改革开放的潘多拉之盒。40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浙江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暴露了一些问题，在金融支持、政策突破、生态保护等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和障碍，但浙江人没有畏缩，始终以敢行敢试的精神进行改革创新，对于存在的障碍逐个攻关。如，2012年温州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中国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的探路者和先行者，温州金融改革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后又启动进一步深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2.0版，在重点领域探索新的改革举措，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借鉴。在改革试验区建设方面，浙江积极打造中东欧“16+1”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宁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民营企业“走出去”服务创新区等“四大开放试验平台”，推进投资贸易便利、金融保险创新、“走出去”服务创新等领域改革试验。自贸试验区建设则形成了“1+3+7”“雁行阵”的区块链模式，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验区有序形成。因此，先行先试、敢行敢试一直是浙江精神的内核。

（二）高举科学发展、生态优先的发展战略打造“绿色浙江”。浙江经济的发展一直秉承科学发展的底线，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2003年浙江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中提到进一步发挥浙江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坚持打造“绿色浙江”。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考察安吉余村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重要理论。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期间到淳安调研20多次，反复告诫淳安干部：“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生态建设的领导不是好领导；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保护好千岛湖，也是淳安最重要的政绩。”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绿色篇) 》，浙江在线，2017年10月8日。他始终强调，要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来解决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深入实施“811”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坚持生态立省方略，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积极建设生态文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为浙江其后发展指明了方向，定了调。②参见郭祥才：《科学发展：浙江人民的不懈追求》，《浙江日报》2012年10月22日。从此，浙江先后开启了“五水共治”、“四边三化”、剿灭劣V类水的专项行动，为浙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硬环境，“美丽浙江”逐渐生成。

（三）坚持招引外资与转型升级双轮驱动培育浙江新经济。浙江经济发展实践中有两条典型路径：一是通过县内民资与域外引资的双轮驱动来实现的。尤其在2000年前后，浙江大地上招商引资遍地生花，各地开启了招引外资的竞赛，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再到招商引智，在招商理念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项目、大项目、高科技项目不断注入浙江大地，浙江平湖、萧山等县市成为外资的摇篮，为助推省域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推动外贸和外资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请进来”的同时加快“走出去”，积极推动与长三角地区交流合作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发展；其二，浙江省积极推动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2008年浙江省政府推出《关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把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作为省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工作。2009年浙江省政府又推出《关于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加快块状经济的现代化集群。③参见李肖钢：《浙江省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研究综述》，《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2014年开始，浙江对工业经济升级改造通过信息化来推进，全面推动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两化融合”在浙江大地上不断开花结果。进入新时代，浙江提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系统地推进实施“凤凰行动”计划，推进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凤凰行动”计划本质上是龙头企业的培育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省上市公司累计并购1000起，交易金额0.5万亿元以上。“凤凰行动”将为浙江龙头企业铺垫“百年企业”的制度基础，形成以上市公司为骨干、为龙头的产业体系，实现做深价值链、做强产业链、提高竞争力的产业发展目标。④参见吴江怀：《聚焦实体经济发展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衢州日报》2015年7月22日。

（四）秉承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哺育实体经济。浙江提升发展质量的动力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在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积极探索系统性创新举措助推实体经济：一是以“第一个吃螃蟹”的改革精神，不断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给市场活力，给政府限权，推进“放管服”改革，积极推进强镇扩权、扩权强县等多项改革力度，为实体经济发展培育良好生态；二是以创新的精神、开放的理念，积极推进产业改造，创新推出“数据强省”战略，推动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助力更多企业运用大数据进行运营优化、市场洞察、管理升级。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积极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规划建设省级产业集聚区，制定推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规划，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实体经济发展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以世界眼光、战略性理念，着力打造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省科研机构基地等创新平台，为实体经济发展储备高精尖人才。同时，浙江积极引导浙商创业创新闯天下，促进“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互融式发展，形成浙江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大循环。①中共浙江省委：《以创业创新为动力 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求是》，2012年第11期。

（五）适时发挥“有形的手”的行政调控功能引导创新创业。一是浙江围绕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近年来围绕深化政府自身改革这一战略目标，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抓手，持续推进简政放权，运行成效明显，给社会带来极大便利、特别是大幅度降低了创业创新的门槛。②参见唐学兵：《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路线图》，《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3期。“最多跑一次”改革带动了服务、制度、环境等多领域改革，努力为浙商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二是制定出台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引导创新创业。陆续出台一些政策文件，推动民间资本、科技人员和团队、创业资本相结合的“三创业”。营造创业成本低、创业氛围浓、创业资金对接更充分的环境，全球高端要素不断向浙江聚集；三是政府部门发挥“有形的手”积极作用，提升浙江区域优势和激发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创造能力。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公共财政与社会资本“公私合营”等多种模式激活资本活力，为浙江民间创业创新提供高端要素保障。这些举措，高度接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做法，为浙江经济的持续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三、基于“浙江模式”方法论的启示

启示一：解放思想与开放改革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从此中国走上了强国富民的发展新时期。中国的发展源于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浙江也是如此。浙江经验的内核就在于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浙江经济发展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解放思想，开放改革，新动能注入，从而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浙江高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浙江就提出了“发展经济首先要解放思想”的口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浙江从上到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浙江省长兴县原是一个落后县，因为思想大解放，放开手脚干，才有了后来的“长兴速度”，思想解放让长兴驶上了快速发展的超车道。十年后，长兴进入了百强县，二十年后，长兴成为了全国生态县，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近十年来均名列湖州市县区第一。因此，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迈开改革发展的脚步，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启示二：效率化的顶层改革是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体制创新是浙江发展的活力之源。适时“有所为”，政府保持与市场机制的互动，有效弥补完全由市场主导带来系统失灵的负外部性问题，是保障浙江经济发展和创业创新活力迸发的路径方法。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八八战略”构架，浙江沿着这条道路，一张蓝图绘到底，为浙江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战略性贡献。③参见夏宝龙：《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 引领新常态下平稳发展创新发展》，《政策瞭望》，2015年第1期。进入新时代，浙江继续落实国家战略，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从深层次保障了创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④参见王国锋：《把创业成本降得更低 让创业氛围变得更浓》，《杭州日报》2015年5月21日。在体制上进行革新，如在全国率先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部门不断加快打造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以制度供给之“鞋”套接新型草根创业创新之“脚”，为浙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故此，打破条条框框的体制束碍，从顶层进行开放式的改革，自上而下进行体制上的革命，纵向横向打通各个环节，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基础。

启示三：“以市场为中心”的草根精神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造血细胞。以市场为主导的“草根精神”，顺应和引领时代新潮流，是浙江经济增长和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根本动力。草根精神是浙江精神的“魂”，浙江民营经济的发达是浙江体制机制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以传统“四千精神”为代表的浙江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是典型的“草根精神”，具有反应快、启动快、灵活度高等特征。处于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浙江民企的创业创新同样闪烁着“草根精神”的特征，整个省域从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和特色小镇创建，全省各地无不涌现出欣欣向荣的创新创业新活力。经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全球学习和内部积累，浙江新一代创业者更具首创精神、全球视野和高技术型特征，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新元素和新动力。因此可以说，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系统的体制机制优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草根民资“以市场为中心”的反应能力与创业活力，这是浙江民营企业和“蚂蚁经济”高度发达的源代码。

启示四：创新驱动与市场发动融合是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生动力。浙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其动能来源不是基于自然资源，而是依靠创业精神和创新驱动的引领支撑。创新型经济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和把握市场商机。浙江省是资源小省，“零资源现象”是浙江区域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没有羊的桐乡是中国羊毛衫之乡，没有牛的海宁是中国皮革之都，没有林的南浔是木地板之都，没有金属矿也没有金属冶炼厂的永康，成为中国五金之都。严格地说，“零资源现象”缺的只是自然资源，浙江的成功在于创新驱动和市场优先理念。以“四千精神”为代表的浙商创业创新，把握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以“无中生有”“借鸡生蛋”的市场思维，积极发展私营工业，快速推动了区块经济的发展，从某个角度讲，浙江模式是“被逼出来的”。“浙江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市场理念和创新精神任何时候比自然资源更为重要，在当今开放和追求创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依赖工业化与信息化、市场发动与创新驱动的融合驱动。

余 论

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发展之路径，浙江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历程的实践表明：只有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这“两只手”同时伸展，各自发挥自身角色功能，依靠市场发动与创新驱动，持续激发域内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发展质量，区域经济才能保持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因此，浙江经济、中国经济在新时代的未来发展，“两只手”应继续同时出力，政府做该做的事，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效率的环境；企业与企业家要有世界眼光，强化科技创新意识，进一步发扬草根精神，为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浙江是经济强省，与广东、江苏比，浙江经济也存在一些弱势和短板，如浙江的产业集聚区投入产出效率不高，对外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不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步入“高端产业价值链低端化”陷阱等等。因此，在新经济时代，浙江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推进顶层改革，继续创新创优体制机制，政府与市场互补助力，充分尊重市场自身规律，充分挖掘浙江优势，利用好“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加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为中国全域化发展作出浙江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