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基本”的发展逻辑及当代意义＊

张青卫 王丹阳

提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不同的时代课题提出了六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方略”。原来的“五个基本”到党的十九大发展为了“三个基本”。这一演进逻辑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决定的，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处于总的量变中的部分质变阶段，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本质的体现。把“五个基本”凝练为“三个基本”，一方面倡导了一种“短、实、新”的优良文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共产党人强烈的问题意识，同时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26页。这“三个基本”作为新时代我们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是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演进而来，“基本方略”的提出离不开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其发展过程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把“五个基本”凝练为“三个基本”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六个基本”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关注现实世界的科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其实践性的体现。只有扎根于实践，科学地回答不同时代的课题，才能赢得自身更好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发展的不同时代特点分别提出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正确地指导了中国社会发展，党的十九大又创新地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这些都是回答不同时代课题的理论结晶，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一）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了“文革”的教训，我们党认识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在当时的中国，怎样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怎样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温饱是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基于这样的时代课题，党的十三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并总结了十二个理论观点，标志着基本理论的初步形成，大会还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要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有符合中国国情的一套理论支撑，要实现温饱就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遵循，基本理论是旗帜、是方向、是骨架，基本路线是保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旗帜不能倒，骨架不能散，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不动摇。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②《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89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有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还是不够的，邓小平曾指出：“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5页。这就为“基本纲领”的提出留下了逻辑空间。

（二）基本纲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行动纲领

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特殊矛盾，也就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的解决办法，需要制定不同的策略。在进入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五大召开了，大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我国当时的发展一定要围绕着初级阶段这个实际，任何超越阶段的发展都将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这一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只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还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发展，那么怎样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课题。对此，我们党在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基本纲领指出，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还要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健全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民。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④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基本纲领回答了在我国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怎样从各个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是依据具体国情提出的具体行动纲领。

（三）基本经验是新世纪发展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

在基本纲领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跨入新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正在向“第三步”迈进，人民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已经逐步从温饱迈向了小康，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在新世纪实现更好地发展？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在这一关键时刻，党的十六大召开了，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的奋斗历程，得出十条“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植根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践创造的智慧结晶。”①《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889页。十条“基本经验”的提出说明我们党加深了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回答了紧迫的时代课题，其内容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阐释，报告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②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十三年来的经验总结是我们在新世纪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怎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样的历史课题。归结成一点，就是我们的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发展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基本要求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具体要求

经过建党近百年、建国近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艰苦奋斗，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到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关键时期。但我们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是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深化改革任务艰巨，实现科学发展障碍重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时代课题。为了解决这一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基本要求”，紧紧围绕新世纪新阶段怎样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个主题，从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党的领导这八个方面做出了更具体深入的部署。八项“基本要求”是全国各民族对社会发展的共同信念，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阐释，是指导我们在新时期实现怎样发展的科学指南。

（五）基本方略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五年，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8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战略，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我国未来发展要立足的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已经到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大转变时期。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创新能力不足，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和问题叠加等等。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面临的主要课题。面对变化了的新情况，我们不能固守旧的解决方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从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新发展理念、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家总体安全观、党对军队的领导、祖国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十四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它是新时代我们党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结晶。

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和基本方略都是我们党基于不同时代问题提出的策略方案，其中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方向，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在坚持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代需要而不断演进发展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方略”对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不断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也体现了我们党战略思维的进一步提高。基本方略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顺应时代发展演进的产物，指导着新时代党和人民承担新作为，国家面貌呈现出新气象。

二、“五个基本”演变为“三个基本”的理论依据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由以往的“五个基本”演变而来的，这一演变不是简单的减法，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时代逻辑和理论逻辑，需要我们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五个基本”变为“三个基本”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意识领域内的一切变化都要从社会存在中找原因。“五个基本”演变为“三个基本”是社会意识领域内的变化，其原因是植根于变化了的社会存在的。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他指出，真正的理论是产生于此岸世界的理论，是关注人所生存的社会和人本身的。“五个基本”向“三个基本”的演进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源于具体的客观实际。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提出的任何理论都要依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在新时代，我国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已经站在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新方位，这简单几个字的变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得来的，是根据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列宁曾说过：“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②《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 8页。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强起来”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引起的社会变化，这一社会现实的变化要求我们提出符合新阶段的发展战略，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在世界上受到瞩目，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越来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和曲折发展，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且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世界上崛起成为现实，让世界人民日益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在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在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社会有序健康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在逐步实现，证明了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进行新的科学实践，用符合新的实际的理论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

最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希望加快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参考方案。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也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57页。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世界发展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在这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中国要想取得更好的发展，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重要贡献，就必须制定新的发展方略。

我国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五个基本”演进为“三个基本”是由变化了的社会存在现状决定的，这一演进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二）“五个基本”变为“三个基本”体现了总的量变中的部分质变

事物的性质是由其根本矛盾决定的，在根本矛盾没有发生变革之前，事物的根本性质保持不变。但是，被根本矛盾所规定和影响下的各种具体矛盾体系会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运动中，这就使得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发生部分质变，也就是说，事物在其根本性质改变之前，在量变过程中会发生阶段性或局部性质变。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我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最高纲领还没有成为现实，这就决定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还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在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的质变，这主要体现在：

从世情方面来看，当今世界总体上处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上升，我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行了很多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会议，我国在世界上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和中国智慧，也越来越显示出大国风范。但是，世界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因素还在不断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大国威胁论等等都在制约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新时代如何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我们要思考的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从国情方面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新进展，虽然我国现在总体来看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在这个总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总体发展起来以后，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一阶段性质变导致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面出现了许多阶段性特征。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党带领人民克服了很多以前克服不了的难题，也面临着很多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挑战；很多旧问题解决了，但又出现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一定满足，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迫切。因此，之前提出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已不能更好地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从党情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敢地面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和重大风险考验，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使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党内还有很多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党内还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挑战。所以在新时代，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党的建设，更加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推动建设伟大工程。“基本方略”以坚持党的领导开头，以全面从严治党收尾就体现了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是阶段性变化的新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都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是总的量变中的部分质变，需要有新的应对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就是应时代而生的理论创新和策略革新。

（三）“五个基本”变为“三个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本质，列宁曾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①《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发展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好不同时代的课题。习近平同志要求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五个基本”演进为“三个基本”就是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上的理论创新，是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和典型范例。

首先，基本方略的提出是对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概括与升华。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和基本方略是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根据不同时代特点的具体展开。基本方略是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是对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又一次创新，这十四个坚持包含了“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军队建设、国家安全、一国两制、对外战略等各个具体方面，它既包含了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具体内容，又是对它们的凝练与创新。

其次，这一演进体现了我们对“三大规律”的新认识。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必须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随着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党的政治生态面临严重挑战，在新时代必须把党的领导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必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治国理政取得新成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我们始终将中国发展置于全球的视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等等都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和平力量，在新时代，世界更需要中国有创新的方案和智慧，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最后，这一演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次理论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还没有过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方略就是在长期实践中孕育形成的创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纲领。

“五个基本”演进为“三个基本”不是凭空产生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同时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三、提出“三个基本”的现实意义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五个基本”演进为“三个基本”是立足新时代需求的科学理论总结，这一演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更加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地位，也倡导了一种“短、实、新”的文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也正是促使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勇于提出问题、从不回避问题、努力解决问题的政党。正是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我们党才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并在改革开放后依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提出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这“五个基本”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走向新时代。在新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问题绝不会比过去少，而只能是越来越复杂。面对复杂的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曾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关键一环就是善于不断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常面临着很多以前不熟悉的事物和新问题，所以需要有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关键要有瞬间洞悉事物发展大势的战略思维，要有瞬间整合复杂信息的能力，掌握学习本领”④张青卫、王丹阳：《把学习作为新时代党政干部的第一本领》，《云梦学刊》，2018年第3期。。十四条“基本方略”正是我们党依据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是经过深刻思考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得出的智慧结晶，是对我国正在面临的和将会遇到的问题所作的系统回答。而之前提出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内容已不能有效地回答新时代提出的课题，所以时代需要有新的发展方略来作为指导。“五个基本”演进为“三个基本”是时代问题发展变化的需要，这一演进体现了我们党强烈的问题意识，也体现了我们党具有能够抓住时代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而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的本领和能力。

（二）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地位

“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它“既在总体框架上又在具体条文上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和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①张深溪：《深入领会新时代对党的历史使命的深远影响》，《学习论坛》，2018年第1期。。十四条“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实践中各个具体方面的展开，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行动纲领，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路径。可以说，十四条“基本方略”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因为我国发展遇到了老办法、老思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做出新部署和新战略，这些理论如果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就会使中国发展的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就是为了更好地绘制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图景，十四条“基本方略”的提出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制定了具体的实践方案，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个基本”演进为“三个基本”既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又是依据时代特点作出的重大创新，这一演进更加突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和战略地位。它表明我国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需要新的行动纲领。

（三）倡导了“短、实、新”的文风

文风是一个政党与群众联系密不密切的重要衡量标志，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文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政党和社会的风气。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②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求是》，2010年第10期。假、大、空的文风是群众最不想看到的，如果写文章总是不能让群众看懂，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影响党的形象。“三个基本”的提出和使用倡导了习近平同志惯用的“短、实、新”的文风。

首先，用“三个基本”取代“六个基本”的表达，不仅形式上变短了，在内容上也变精炼了，短小精悍一直都是我们党对文风的要求。《庄子》里有一则典故：“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③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讲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页。这说明写文章并不是越长越好，要抛弃假话、空话，做到言简意赅。坚持短而精的文风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的碑文只有114字，但却表达了对烈士强烈的敬仰之情；邓小平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替周恩来起草的工作报告只有5000字，但内容十分丰富深刻；习近平同志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短而精的文风特点，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写下的短评，每一篇都只有四五百字，但都意味深长、一针见血。

其次，“五个基本”演进为“三个基本”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关注现实生活的文风。“三个基本”中的“十四个坚持”在语言表述上十分朴实、接地气，如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样朴实而接地气的话来表达全面坚持党的领导，普通民众特别愿意接受。而它们在内容上也十分务实，触及生活实际，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等这些表述都实实在在，没有大话空话套话，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而提出的。真正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在坚持的务实文风。

最后，“五个基本”演进为“三个基本”富有新意，体现了清新的文风。文风代表一个政党的精神面貌，如果文风虚华则反映出其背后的奢靡之风，清新的文风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基本方略”把我国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要求都浓缩在了十四条中，包含了国家未来发展重大战略，条理清晰，目标明确，话语深入浅出，广大人民易于接受。有很多关键的内容几个字就表述清楚了，例如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几个字就涵盖了我们党在工作中要提高的能力，但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包含着深刻的内容。从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演进到基本方略，就是一种清新文风的体现，这一演进体现了我们党对未来发展方案的精准凝练，而不是洋洋洒洒反复赘述。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①《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3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就是新时代革命和科学的理论，它将会成为我们党和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强大理论支撑，必将转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力量。